七 “滑稽史诗”和传记

还有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菲尔丁把自己的小说称为“滑稽史诗”，但是他的《弃儿汤姆·琼斯传》按题目就是传记。一方面他要自别于传奇（romance）的作者，就自称史家（historian），把作品称为真史（true history）；同时他又要自别于历史家，就自称传记家（biographer）。其实他所谓真史，也就是传记的意思。但是传记和史诗并不是一样东西。是传记就不是史诗，是史诗就不是传记，因为史诗有完整紧凑的布局，传记只凭一个人的一生作为贯穿若干事件的线索。亚里斯多德说：“同一主角的事，并不造成统一的故事；一人生平的事迹可有千种百样，不能归纳成一个故事”；他推崇荷马，以为荷马能看到这一点，所以《奥德赛》并不包括主角一生的经历，它跟《伊利亚特》一样都拿一桩事做中心。史诗既有统一的布局，叙事也极勾连紧密，不像传记那样叙事松懈，可增可省。贺拉斯指出荷马史诗劈头从故事中心叙起（in medias res）。《伊利亚特》故事开头时，特洛亚城被围已近十年，荷马立刻就讲到阿基琉斯和主将吵架，至于战事的开端到后面才有补笔。《奥德赛》也不先讲主角如何动身回乡，却从他漂流十年后将要到家时叙起。这两部史诗，都不是“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从头闲叙起的。菲尔丁常常称引贺拉斯，却一次也没引“故事当从半中间叙起”的话，这点是很有趣的。

在菲尔丁那时候，“历史”（history）就是“传记”（biography）。“历史的”（historic）就和“浪漫的”（romantic）相对，传记或“真史”也就是传奇的对称，法国十七世纪后半叶写作小说的倾向是反对满纸荒唐的传奇，而要使读者读来仿佛有读历史那样的真实感，因此小说往往挂个“真史”或“真传”的招牌。一来掮了历史的牌子可以冒充真实，二来可以抬高小说的声价，因为小说向来只供人消遣，而历史供人借鉴，有教育意义。有的小说从历史取材，借个背景或借几个人名。拉斐德夫人（Mme de la Fayette）的《克莱芙公主》（La Princesse de Cleves）是一例。有的小说捏造历史，说是从新发现的历史材料中得来。彭迪（Pontis）《达大安传》（Mémoires de M. d′Artagnan）——大仲马《侠隐记》的蓝本——就是一例。这类传记在十八世纪的英国非常风行，英国小说家笛福（Defoe）也学到诀窍，他的《鲁滨孙漂流记》、《摩尔·弗兰德斯传》、《罗克莎娜夫人传》等都是这类捏造的历史。所以斯狄尔在《闲谈者》（Tatler）上嘲笑法国传记说：“我以后要通知一切书店和翻译家：法国人所谓传记（memoir），只是小说（novel）的别称。”十八世纪以来，小说“野史”的声价继续增高，到十九世纪，大仲马就可以说拉马丁（Lamartine）的《吉隆登党历史》（Histoire des Girondins）“把历史抬高到小说的水平”。把斯狄尔的话和大仲马的话对着看，我们可以了解这两百年里对文学各种体裁的看法的变化。

“历史”“传记”的招牌并不能使故事显得真实，反而使人对真正的历史和传记都怀疑起来，以为也是捏造的东西。十八世纪初期勒萨日的现实主义小说《吉尔·布拉斯》不冒称历史，从此小说才不向历史依草附木，而另开门户；普雷奥（Prévost）、马里沃（Marivaux）等继起直追。菲尔丁把《吉尔·布拉斯》称为“真史”，把塞万提斯、勒萨日、马里沃、斯加隆（Scarron），连他自己并称为“我们传记家”。他所举的“传记家”，除了塞万提斯和他自己，都是法国现实主义小说作家。勒萨日和马里沃的作品还可算传记，斯加隆的《滑稽故事》（Roman Comique）就绝不能算传记。显然菲尔丁所谓传记只是指那种不是传奇而写现实的小说。其实最早把亚里斯多德《诗学》的理论应用在小说上的，文学史家承认是法国十七世纪小说家于尔菲（Honoré d' Urfé）。他那部风行的小说《阿斯特瑞》（Astrée）的布局和人物等等都按照亚里斯多德论史诗的规则。法国十七世纪前期和中期的传奇作家都攀附史诗，自高身份。菲尔丁可能也因为一般小说受人轻视，要抬小说的声价，所以把自己的小说比做史诗。反正传奇或小说都不登大雅之堂，都要借史诗的招牌来装门面。传奇向来和史诗渊源很深，文艺复兴时代大批评家斯卡利杰（Julius Caesar Scaliger）就指出希腊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us）的传奇小说《埃塞俄比亚人》（Aethiopica）模仿史诗，故事也劈头从半中间说起。菲尔丁以为传奇小说不合人生真相，没有教育意义，所以算不得史诗。我们从他自称传记家这一点，想见他着重的是反映现实，不写实的小说便不是他所谓史诗。

以上从菲尔丁的作品里摘取了他的小说理论，也许可供借鉴之用。

一九五七年

（原刊于《文学评论》一九五七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