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种植园主 1792—1794年
人们常说，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们是在马上，而不是在摇篮里长大的。他们会为了一英里的骑行，跑五英里的路去抓一匹马。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一个没有大型聚居地，且种植园之间相距甚远的地区，骑马不是偶尔的消遣活动，而是日常必要事项，拥有良好的马术对于绅士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必须精通挑选、喂养、训练和照料马匹这些事务。
从学会骑马的那一天起，梅里韦瑟就是一个优秀且无畏的骑手。同时他对马匹还有着出色的鉴赏力，并熟悉如何照料它们。杰斐逊一直认为，依赖驯服的马匹会导致人的身体退化，因而他敦促年轻的梅里韦瑟步行以锻炼身体。梅里韦瑟听从了他的建议，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徒步者，他的双脚和臀肌一样结实有力。在少年和青年时期，依照弗吉尼亚的习俗，梅里韦瑟赤足而行。杰斐逊的孙子声称，他在十岁之前没穿过鞋子。杰斐逊称，年轻的梅里韦瑟曾赤足在雪地里打猎。
与骑行和健行一样，优秀的舞蹈水平也是理所当然的。确实，会跳舞对社交来说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弗吉尼亚人真是充满活力，”一位旅行者说，“他们不跳舞就无法生活。”如同杰斐逊一样，刘易斯在莫里牧师的学校里学会了小步舞、里尔舞和乡村舞。一位日记作者在刘易斯出生那年写道：“任何一名游历于殖民地区的年轻绅士……都应该熟悉舞蹈、拳击，会拉小提琴，会用佩剑，会玩牌。”没有证据表明梅里韦瑟学过小提琴，但日记里提到的其他东西他都会。
当然，绝非所有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或他们的儿子们都是道德楷模。桌边那些高尚的、富于学识的政治谈话是真实的，理想主义和献身于公共利益的剖白也是存在的，但同时也有一些诱惑是富有且健康的年轻男人们所难以抗拒的。
杰斐逊的父亲在杰斐逊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去世了。数十年后，在杰斐逊写给他孙子的一封信中，有如下一段著名的内容：
我回忆起14岁那年，当时我只能自己关心自己、独立决定自己的方向，没有一个亲戚或朋友有足够的资历给我建议或指导。回忆起在人生不同阶段与之厮混的坏朋友们时，我深感惊诧，我竟然没有变成他们那样，没有变成对社会毫无用途的人……
在所处的环境里，我常常会和赛马的人、玩牌的人、猎狐的人、有科学背景的职业人士和有派头的人相处。在目睹猎获一头狐狸时，在目睹自己喜爱的马赢得胜利时，在酒吧里或在大议会里为某一个话题争辩时，我常常不止一次地扪心自问，我究竟想成为哪一类人，获得哪一种声誉呢？是成为一名骑手？还是一名猎狐者？还是一名演说家？还是祖国权利的维护者？
非常有可能的是，如同在给孙子的信中那样，杰斐逊也曾用这种波洛尼厄斯式的方式与刘易斯交谈过。刘易斯当然有着和杰斐逊类似的想法。在31岁生日的时候，刘易斯写过如下一段著名的话：“今天我已经年满31岁了……回想往昔的时候，我发现，在增进人类福祉和向下一代人传播知识这些方面，我所做的实在微不足道。回顾自己懒惰无为的时光，我心怀遗憾。这些被浪费掉的时间，本可以更好地利用，以获得一些知识，而我现在只能感受到对这些知识的渴望。”他决定：“将来，我要像之前为自己而活那样，为了人类而活。”
如此豪壮而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言辞——以及它所反映出来的情感，连同这种要做得更好的决心——正是弗吉尼亚绅士的特点。这几乎是一种传统，如同好习惯那样，是社会标准的组成部分。
弗吉尼亚绅士应该是热情友好且慷慨大度的，应该对朋友们礼貌，对女士有骑士风度，对属下和后辈们仁慈友善。弗吉尼亚人对于礼仪有着很高的标准；杰斐逊曾经如此评论礼貌：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好脾气，是保护和平和安宁的有价值的方式。通奸及其他道德败坏的行为，以及酗酒之类的个人恶习是很常见的，但只要不影响绅士们之间的关系，这些恶习就会被容忍。不能宽恕的罪恶是谎言和精神上的卑劣。
刘易斯终其一生都为自己的诚实和坚持不懈而感到自豪。这些品质对他的个人尊严意义重大。无论是手写还是口说，他的承诺就像契约一样可靠。
弗吉尼亚绅士身上一条不那么值得称许的特点就是饮酒，因为他们很容易饮酒过量。在独立战争过后，一位英国旅人如此形容对典型的阿尔伯马尔种植园主的印象：“他8点起床，喝一种他叫作朱莉普的饮料，这是一大杯兑糖的朗姆酒。然后他会绕着种植园走一圈，或者更常见的，他会骑马绕种植园一圈，查看牲口，检查作物，然后在10点的时候回来吃早餐，通常是冷肉或者火腿、煎玉米片、烤面包和果酒……大概12点或1点的时候，他会喝一杯棕榈酒作为餐前开胃，正餐2点开始。直到睡觉前，［他］都会一直喝棕榈酒；在这期间，他既不醉也不清醒，处在一种麻木的状态……他前往法庭、参加赛马或者斗鸡的时候会喝得烂醉，以至于他的妻子需要派几名黑奴把他安全地带回家。”
我们可能会怀疑这位种植园主是否像英国人说的那样是个典型，但这种人确实和梅里韦瑟生活在同一时期，因此，我们依然要为这位十几岁的洛克斯特山庄的主人感到遗憾。
种植园的管理需要人重视细节，并有着敏锐的观察力。而刘易斯在这些方面出类拔萃。杰斐逊将他描述为“一名勤劳并专注的农场主，会仔细观察所有他遇到的植物和昆虫”。
在播种和收获的时候，刘易斯并非亲力亲为。没有哪一个弗吉尼亚绅士会自己做这些事情。当杰斐逊、刘易斯或任何一位奴隶主说起他种了这个或那个，或者筑起了篱笆或盖起了某栋建筑的时候，并不是在说他亲手做了这些事情。这些事儿都是他的奴隶们做的。“仅是这些可怜的黑奴们辛苦地做着这些工作，”一位旅行者评论道，“我必须遗憾地说，非常辛苦。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可怜人所经受的疲劳，幸而天性支撑着他们的身体。”
刘易斯成功地在他的名下添置了土地，这对于一位弗吉尼亚种植园主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他在经营洛克斯特山庄的同时，还获得了位于蒙哥马利郡的雷德河边800英亩的大片土地，承袭了原属于马克斯上尉的180英亩土地，并获得了克拉克郡的一块土地。
这种持续的扩张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弗吉尼亚种植园的土地浪费非常惊人。低地或者劣质的洼地都种着玉米，用以养活奴隶和牲畜。能够生长硬木的富饶土地，被用来种植烟草。种植园主们通常会让奴隶把大树的皮去掉一圈，好让这些树自然死亡，同时在这些树的周围浅浅地犁一遍地。奴隶们不用移除大树就可以用锄头垒起用于种植烟草的土坡。在三年的烟草种植之后，这些地里会种上一年的小麦，然后就会弃耕，或者变成松木林。种植园主们会让牲口乱跑，从不利用牲畜的粪便，而且只进行最基本的轮作。同时，种植园主们将奴隶派往未经开垦的土地，重复这一步骤。这一体系允许种植园主们最大化地利用他们手中最丰富的两项资源：土地和奴隶。他们唯一的经济作物，烟草，就依赖于这两项无尽的资源。
弗吉尼亚人对土地的渴望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对投机的渴望让我们叹为观止。在独立战争之前，乔治·华盛顿在泰德沃特和皮德蒙特拥有不计其数的土地，在泛阿巴拉契亚地区拥有超过6.3万英亩的土地。而他还想要更多的土地。杰斐逊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位于皮德蒙特的超过5000英亩的土地。他也想要更多的土地。此外，杰斐逊还从他妻子那儿获得了1.1万英亩土地。他拥有的土地已经很多了，但是就弗吉尼亚标准来说，杰斐逊还算不上大地主。
烟草种植对于土地的消耗太严重了，以至于土地永远都显得不够，但是烟草种植所带来的财富还不足以让种植园主们扩张土地。种植园主们的土地投机一直是通过借贷、承诺和担保，而非通过现金来完成的，所以他们总是有很多地，而没什么现金。所以，杰斐逊总是执迷于为美国获得帝国般广袤的领土这件事，就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烟草种植代表着对环境毫无保留的破坏，这是一种对人类健康和土地都有害无益的作物，更不用提烟草种植依赖奴隶作为劳动力所带来的政治和道德影响。但是对于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们来说，哪怕是像杰斐逊这么有创造性的人，似乎也别无选择。但实际上，选择就在他们鼻子底下。
在谢南多厄河流域经营农场的德国移民，他们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和英裔种植园主们完全不同。德裔移民没能从英王或者皇家总督那里获得大量赏赐的土地；他们的土地都是自己一点点买来的。德国的传统是，土地会在家族内流传数代人，甚至几个世纪之久，所以他们对土地的使用着眼于长远收益而非短期牟利。他们会清除土地上所有的树木及其残根，深耕土地以促进残茬和杂草的腐烂；他们会在棚内圈养牲畜，利用动物粪便来肥沃土壤，并对土地细致地轮作。他们总是亲力亲为，他们的子女和亲属会提供帮助。他们的农场附近不允许有监工、契约劳工或者奴隶，因为这类人对家族式的精耕细作毫不上心。
杰斐逊没有评论过弗吉尼亚的德国农夫，但他确实比较过本地种植园主和欧洲农夫的耕作方式，并解释过欧洲人在农耕技术上更为先进的原因：“这是因为我们有着如此广袤的、可以随意浪费的土地。在欧洲，他们最大化土地产出，因为相比之下人多地少；而在这里，我们最大化人力利用，因为相比之下地多人少。”
在独立战争后的日子里，弗吉尼亚种植园里的生活有很多值得推崇之处。那里有了真正的政治独立。那里有舞会、晚宴和娱乐活动。那里有了信仰自由。自那时起，在弗吉尼亚出现的关于人性和政府角色的政治讨论就是不可超越的高峰，其中最优秀的讨论可以比肩古代雅典时期的水准。
独立战争之后，蒙蒂塞洛人的生活在视、听、味觉和精神上都令人愉悦。设想一下，在骑着骏马越过篱笆、田野和河流，追猎狐狸、鹿和熊的一天之后，在夜幕降临时分去杰斐逊家做客。娱乐开始，大家向成功的猎手们致敬。本地产甜土豆、甜豌豆、甜玉米、各种面包、坚果、鹌鹑、火腿、鹿肉、熊肉、鸭肉、牛奶和啤酒堆满了桌子，在这些食物的重压下，桌子嘎吱作响。经过杰斐逊的亲手挑选，席上来自法国的红酒绝对是全美国最好的。如果是大型聚会，席间会有法语、意大利语、德语和英语的谈话。杰斐逊不说话的时候，会为弗吉尼亚同伴们演奏小提琴，为舞蹈助兴。
大多数客人都认为杰斐逊是他们所见过的最令人愉悦的伙伴。在令朋友们陶醉和愉快的同时，杰斐逊也令政敌们陶醉并愉快。“今天与杰斐逊共度了一个夜晚，”1785年于巴黎，约翰·昆西·亚当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真的很喜欢和他在一起。”他随后又补充道：“和这个人相处一小时，就一定会有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在1800年的选举之前，阿比盖尔·亚当斯是如此描述杰斐逊的：“他是地球上最杰出人士中的一员。”
杰斐逊的客人们也都是杰出人士。无论来自欧洲还是美洲，他们经历了启蒙运动，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充满好奇心，热爱读书，对于各类新知识，尤其是博物学和地理学方面的知识满怀求知的欲望。他们在政治上都很活跃，对于政府事务有着缜密的想法，对于人类的境况有着真知灼见；他们都很健谈，谈话睿智而有趣，被开玩笑时也能开怀大笑。
独立战争后，阿尔伯马尔种植园里的生活有点伊甸园的意味，但是如同伊甸园里有那条蛇一样，隐忧也同时存在。弗吉尼亚那美好的社会、知识、政治、经济生活是由奴隶们的肩背所负担起来的。这些奴隶的肩背上疤痕交错，因为奴隶制需要用鞭子来维持。并不是每一名奴隶主都会鞭挞奴隶——几乎可以断定杰斐逊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证据表明刘易斯曾这么做过——但每一名奴隶主都必须允许他的监工们在觉得必要的时候使用鞭子。奴隶制是由恐惧和暴力来维持的——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强迫人们不计酬劳地工作。
弗吉尼亚的绅士们宣称他们懂得如何领导人们，这种控制力对他们而言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他们尤为自豪的事情，奴隶制则是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埃德蒙·柏克就曾谈过这个问题。尽管不赞成奴隶制，但是他发现正因为奴隶主们拥有奴隶，他们在维护人权上才一直走在前沿。“在那些如同弗吉尼亚一样有着大量奴隶的地方，”他说，“那些自由的人会更为他们的自由而感到自豪，并更努力地维护自由……对于奴隶主而言，因为处于主导地位而产生的傲慢和自由的精神混合在一起，捍卫着自由，并使得自由不可侵犯。”因此，塞缪尔·约翰逊博士那令人为难的问题曾刺痛过一些人：“为什么我们听到的对于自由最响亮的呼喊来自奴隶主们？”
在他带给人类的财富之中，在人类自由这一点上，没有人比托马斯·杰斐逊做得更多了。他是《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起草者。而相比杰斐逊，没有几个人从奴隶制中得到过更多的好处。
没有人比杰斐逊更了解弗吉尼亚为奴隶制所付出的代价，最糟糕的就是生活在这一体制里的年轻人所遭受的影响。在《弗吉尼亚纪事》（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中，杰斐逊写道：“主人和奴隶之间是一种残酷而暴力的上下关系，主人位于绝对的独裁者地位，而奴隶位于卑贱的服从者地位。我们的孩子们目睹这一切，并效仿它……如果家长能够出于博爱之心或者自爱的动机，来控制对奴隶的情绪，这种博爱或者自爱都可以让孩子们效仿。但是事实上，这种可供效仿的行为常常不存在。家长的暴怒被孩子们看到，愤怒的表情被孩子们捕捉到，孩子会在小奴隶那儿重复这一行为，释放他最坏的情绪；他们就这样长大，这样受到教育，每天重复这种暴君的行为，让这些令人厌恶的特征成为自己的标签。只有天才才能保有自己的礼貌和道德，不在这样的坏环境里堕落。”
杰斐逊了解他写的这些事情，他也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这种天才。
奴隶制对于烟草种植园的主人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的耕作方式是劳动密集型的，且对于土地的消耗极大。独立战争后的几十年间，奴隶制在美国南部的繁荣是由技术进步导致的。当杰斐逊成为总统的时候，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已经在英格兰广泛应用于纺纱、织布和棉布印染，这使得棉花的需求量激增。伊莱·惠特尼的轧棉机可以有效地将短绒的陆地棉和棉籽分离开来。种植棉花需要奴隶和土地，而在阿拉巴马、佐治亚和密西西比有大量的土地，弗吉尼亚的种植园里有富余的奴隶。这些都是弗吉尼亚绅士们生活中主要的经济因素，很快，他们的重要输出品就变成了奴隶。
对于杰斐逊来说这有利可图，但他痛恨奴隶制。他将之视为加诸弗吉尼亚的诅咒，希望看到奴隶制能在美国全境内被废止，尽管这一愿望在他有生之年难以实现。他提到，他们这一代人还没有做好迈出这一步的准备。他会把这一改革留给下一代弗吉尼亚人去实现，并且确信，弗吉尼亚将会是第一个废止奴隶制的南方州。他认为战后成长起来的弗吉尼亚人完全有能力将独立战争这场革命推向这一胜利的结局，因为正如他所说，这些年轻人“如同被母乳抚育一样，也被自由的思想所抚育”。
在杰斐逊充满矛盾的一生中，这是最矛盾的一件事情了。他希望并预期自刘易斯和克拉克这一代人开始，弗吉尼亚人可以废除奴隶制——尽管他承认一个以奴隶主身份长大的人，必须是一名天才才可以免受环境的影响而不堕落。需要说明的是，至今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曾经对梅里韦瑟·刘易斯和威廉·克拉克这两名他最熟知的弗吉尼亚年轻人说过他的梦想，那就是，年轻一代的弗吉尼亚人将会领导解放运动。
杰斐逊直到快29岁的时候才结婚，刘易斯则终身未娶。在婚姻问题上，他们与众不同。正如杰斐逊所指出的，很少有绅士在20岁之后还坚持学习，因为他们通常很早就结婚了，并在婚后不久就开始被家庭所拖累。他们需要时刻关注着种植园的经营和管理。
对女士的态度以及和女士的关系充分反映着男人的个性和性格，但是他们之间极少讨论这些事情，尤其对于18世纪的弗吉尼亚绅士而言。像杰斐逊这样几乎什么事都会记载下来的人，也很少记载女性的事情，几乎没有记载过他母亲和妻子的事情。刘易斯则从来没有记载过他的母亲。
杰斐逊曾经破例写过关于女性的事情，即评论美国和巴黎女性之间的差异。令杰斐逊高兴的是，在美国，女人们知道自己的位置应该在家里，更准确一点说，她们的角色应该是生儿育女。相较于法国女人那种在城镇里随意乱逛、追逐时尚或者干预政治的做派，美国女性满足于“温和而安宁的家庭娱乐”，她们漂亮的小脑袋从不会为政治而烦恼。
来自外国的旅者们倾向于赞同杰斐逊的这一论断，至少，在弗吉尼亚女人都愚蠢而无趣这一点上，他们是赞同的。拒绝参与政治事务或者种植园的管理事务，整日被家里的奴隶所环绕，弗吉尼亚种植园里的女人们变得懒散、自我放纵、沮丧和愁苦。伟大的鸟类学家亚历山大·威尔逊在1809年一封描述他去南部旅行的信里如此评价道：“没有什么比显赫家庭里那些冰冷、抑郁而寡言的女性更让我吃惊的了……不管年老还是年轻、独身还是已婚，她们都显现出一种属于独居老处女的迟钝以及无趣的冷漠和寡言。即使是在自己的家中，对于外人，她们也常常只会用‘是’或者‘不是’来应答。”
当然，也有一些很明显的例外，比如杰斐逊的女儿们和刘易斯的母亲。但是，总的来说，在独立战争后的那些年里，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们似乎缺失了一种人性中必要的部分，拒绝和女性之间拥有完整的、开放的、互相尊重的两性关系，或者说弗吉尼亚的女性们拒绝这样一种关系。
通过和种植园里的白人女性进行对比，威尔逊发现，“那些黑人少女总是很愉悦快活”。温思罗普·乔丹在其著名的研究作品《白人压迫黑人：美国人对于黑鬼的态度》（White over Black: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Negro）一书中推测，种植园中白人女性的迟钝冷漠“由于需要避免和其他种族的女性有相似之处而进一步加强了”。
乔丹进一步指出，在种植园中，“传统欧洲对于性别的双重标准，要迁就颇具讽刺性的两性对立。白人男性有更多的性自由，这意味着白人女性只有更少的性自由”。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梅里韦瑟是否与其女奴有着放纵的性关系。大量的黑白混血儿证明，很多奴隶主都与女奴随意发生性关系，这在当时很普遍。至于杰斐逊是否与女奴有性关系，则是一个充满了猜测和争议的话题，都拿不出证据。两个世纪之后的学者们最有把握的事情就是，杰斐逊和刘易斯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是不为人知，且无法为人所知的。
杰斐逊写道，如果刘易斯一直从事种植，“获得关于所在地区植物和动物准确知识的观察天赋，他将成为一名出色的农夫”。但是，虽然刘易斯很擅长种植园的事务，管理洛克斯特山庄也只是他的责任，而不是愿望。他希望去漫游，去探索。
1792年5月11日，美国海军上尉罗伯特·格雷驶入一个河口，确定了其经纬度，并以他的船名“哥伦比亚号”为之命名。自从赢得独立战争以来，杰斐逊曾经两次尝试发起穿越美国大陆的探险。他向位于费城的美国哲学学会提议，募集一笔赞助费用来吸引一名勇敢的旅行者，进行前往太平洋的探险。乔治·华盛顿、罗伯特·莫里斯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都对此进行了捐助。
听闻这个计划之后，刘易斯去找了杰斐逊。对于此事，杰斐逊是这么说的：“他热情地恳求我为他争取到实现这一计划的机会。我告诉他，为了避免惊动印第安人，执行这一计划的人只能有一名同伴。这一要求并没有吓住他。”
显然，虽然杰斐逊对刘易斯评价很高，却没有高到足以让刘易斯在这一计划上获得杰斐逊的支持。无论如何，杰斐逊忽略了十几岁的刘易斯，转而选择了一位法国植物学家，安德烈·米肖。1793年6月，这位植物学家出发了。不过，米肖还没到达肯塔基，杰斐逊就发现他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秘密特工，他的首要目的并非探索或搜集博物学样本，而是招募一支美国民兵部队来攻击西班牙人在密西西比的领地。在杰斐逊的强烈要求下，法国政府召回了米肖。
此时，刘易斯还在洛克斯特山庄辛勤劳作着。但是，他对种植园主平淡生活的不满与日俱增。现在他的母亲已经在家里重新安定下来，并且完全有能力管理好种植园。他渴望去见识未知之地，去探索、体验、畅游，这种渴望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如杰斐逊所记述，“在20岁的时候，因为青春的热情和对更耀眼追求的激情，他志愿加入了由华盛顿将军所召集的民兵”，去镇压“威士忌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