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士兵 1794—1800年

1794年的威士忌起义是自独立战争胜利到南北战争爆发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对国家统一最大的一次威胁。这次起义和南北方关于奴隶制的分歧毫无关系；这场对抗令西部和东部对立。

事件产生的原因非常简单：一项新税。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想让联邦政府更强大，并扩大联邦政府的管辖范围。与此同时，政府也确实需要钱。于是，汉密尔顿对威士忌开征消费税，而威士忌是泛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一种主要产品。

那些身处边疆的人觉得自己被联邦政府忽视、误解并伤害了。边疆的现金非常少，汉密尔顿却增加了一项新税，并要求用货币支付。这项威士忌酒税是针对边疆的威士忌生产和销售征收的，而非针对购买——这恰恰是独立战争之前，国父们所反对的那种英国人强加的有歧视性的“内”税。更广泛地说，边疆的人们抱怨的是，政府试图收税却忽略了为西部移民提供针对印第安人的安全保障；他们抱怨政府没能在西部修建道路和运河，却更多地支持那些身在外地的富有的土地投机者——其中最大也最重要的土地投机者就是华盛顿总统本人——而不是希望获得土地并建设家园的辛勤的边疆居民。

边疆的农民们起义了。他们拒绝缴税；他们向税官开枪；他们给税官身上涂上油污，在其头上插上羽毛；他们将税官的住宅烧为平地。华盛顿总统惊讶于这些“骚乱和暴力的征象”，发布了动员令，于1794年8月从弗吉尼亚、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召集了1.3万名民兵来平叛。

此时的华盛顿需要志愿军，因为有正规军编制的5424名军官和士兵当时正在俄亥俄地区，由安东尼·韦恩少将领导着和印第安人作战。这部分正规军之所以会在俄亥俄作战，是因为由乔塞亚·哈马将军和阿瑟·圣克莱尔将军统率的俄亥俄军队分别于1790年和1791年接连遭遇耻辱性的重大失败。这些印第安人的胜利，激起了印第安人对于边疆人聚居点的大范围攻击，进而成为了威士忌起义的原因之一。在东海岸，人们可能会因为常备军队的存在而心怀畏惧；但是在西部，人们正在为没有可以保护他们的常备军队而嚷嚷呢。

1794年8月20日，在俄亥俄西北部的莫米河河滩，韦恩赢得了决定性的鹿寨战役（Battle of Fallen Timbers）的胜利，实际上满足了西部起义者们的主要诉求：军队应该为他们提供保护。但是华盛顿召集民兵的时候，胜利的消息还没能到达宾夕法尼亚。同时，西部人民也不知道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正在和英国人商谈关于英国从西北部据点撤兵的事——英国人在西北部的据点也是民众不满情绪的原因之一，因为边疆的人民相信，是英国人在鼓动印第安人屠杀美国拓荒的先驱。《杰伊条约》将于1794年11月在伦敦签署，但是这一消息直到1795年3月都还没有传到美国本土。

威士忌起义这一事件有着相当的讽刺意味。华盛顿、汉密尔顿和其他北美独立战争中的英雄决意平定起义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支持一项他们曾经愿意冒生命危险去反对的政策——没有代表权但还要缴税。边疆人民所抗议的内容，真实性无可置疑，即对威士忌征收的消费税是专门针对西部人的，同时他们在征税的联邦政府中并没有自己正式的代表。

这次起义隐隐暗示着西部要脱离联邦，这是第二次独立战争。威士忌起义的参与者们的说辞就是当年塞缪尔·亚当斯、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和帕特里克·亨利的说辞。这次起义背后的逻辑，就是独立战争背后的逻辑——正如同被大海隔开的英格兰和美国应该是两个国家一样，被大山隔开的东部和西部也应该是两个国家。

西部人眼中简单的政治逻辑，在东部人眼中却是骚动和叛乱。华盛顿总统在福吉谷所经历的寒冬以及从退隐中复出担任第一任总统，并不是为了统领一个分裂的国家，更不是为了失去他在西部的无数土地的所有权。关于叛乱者和英国、西班牙的代表谈判的传闻，激起了华盛顿和东部国家主义者们组建民兵的决心。华盛顿总统决意要平叛，甚至亲自上阵，检阅响应他号召的军队。

 

梅里韦瑟·刘易斯就是这军队中的一员。他是第一批应征入伍的，是弗吉尼亚志愿兵团中的一名士兵。理所当然，他应征的部分动机源于对冒险的渴望和对漫游的兴趣，但是他对自己和母亲说，他应征参加平叛是为了“支持光荣的自由事业，支持我的祖国”。他认为起义者们都是叛徒，并且很乐于见到“我们的领袖决意消灭叛乱者身上所有骚乱和顽固的精神”。

他不是一个个例。数千名来自中部诸州的年轻人志愿入伍。他们在独立战争时期都还是孩子。父亲们和叔叔们所讲述的战争故事贯穿了他们的青春期。他们羡慕前辈们的冒险经历，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个可以体验战友之情和可能成为英雄的机会。他们都知道，政府为参加独立战争的老兵们颁发了在西部的土地许可证作为奖励。

这1.3万名志愿军分成两列向宾夕法尼亚进军了。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的部队在卡莱尔会师；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部队在坎伯兰扎营。华盛顿身着盛装，骑马检阅了每一座营地的部队，并和他们一起行军至贝德福德。

“咚咚”作响的鼓声，有节奏的行军，崭新漂亮的军装，热情洋溢的年轻爱国者，以及队列前方华盛顿将军兼总统令人振奋的目光，这是随军画家眼中的一切。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华盛顿祝部队一切顺利并告别之后，对宾夕法尼亚西部的进攻开始了。事实证明，在雨水和泥泞中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困难。疾病、纪律涣散、缺乏补给以及关于军衔和指挥权的争吵，都可能导致部队的瓦解。对于军衔、指挥权和军服——颜色、设计、配饰——的争论占据了年轻军官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自负和服装品位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愤怒情绪开始涌现。用历史学家托马斯·斯劳特的话说，“对于那些骑着马前往西部的华丽骑兵和那些待在后方怒气冲冲的家伙而言，荣誉和野心常常会取代爱国主义，成为他们最优先考虑的东西”。

军纪和逃兵是主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由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巨大鸿沟所导致的。这鸿沟中最重要的是，军官可以随时请辞并离开军队，士兵们在平叛期间却不可以这么做。军官们总能得到更多更好的配给，而且常常能住在木屋里；士兵们则只能在帐篷里或者露天空地里过夜。在饮用威士忌酒的地区，酗酒和嗜赌是很普遍的，但只有士兵们会因此受到惩罚，军官却不被追究。每天清晨，高级军官都会派巡逻队外出搜捕逃兵，被捕获的逃兵会被处以100鞭的酷刑。

这些士兵都缺衣少食。参战一个月，很多人都还赤着脚。10月7日，汉密尔顿哀叹道：“每一支部队都缺乏补给。没有一只鞋、一张毯子、一盎司的弹药送到前方部队手里。”食物短缺导致了劫掠的出现，伤害了沿途平民和军队的关系，劫掠者因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刘易斯的一名弗吉尼亚志愿兵同僚拿了一只蜂巢，被发现后挨了100鞭。尽管如此，绝望的士兵们还是铤而走险：他们拆毁篱笆用作柴火，偷走能够找到的鸡、牛和羊。斯劳特记载道：“军官们的日志读起来常常像是沿途风景和酒馆的旅游指南，而士兵们的日志详细描述着接连数周的饥饿和寒冷。”

梅里韦瑟·刘易斯是一个例外。尽管只是一名士兵，但他也是一名种植园主、一名绅士。他被弗吉尼亚民兵军团的下层军官们接纳，因为他们知道，刘易斯的军衔反映的只是年龄，而非他的社会地位。他写给母亲的信，读起来就像是斯劳特所描述的那种旅游指南。

1794年10月4日，刘易斯在位于弗吉尼亚的温切斯特初始营地给母亲写信。他当时刚刚抵达，而两个步兵团已经在“这所学校——如果允许我如此称呼这儿的话”待了十天了，“在这里他们很好地武装起来并接受训练，已经很有军人的样子了”。他汇报说，他所在的连“应该在今天接受装备，开始第一堂训练课”。

他在营地里的初次体验超过了期待。“我们有如山的牛肉和如海的威士忌，”他告诉母亲，“我觉得我可以和营地里热情的同僚们一同分享这些东西。昨晚我和伦道夫上尉连里的熟人们一起愉快地享用了晚餐，除了上尉其他人都很好。”

他热情高涨。他在信的结尾写道：“代我向姑娘们问好，告诉她们，今天她们必须祝福我，因为我明天就要和军火库里最重的滑膛枪结婚啦。”

一周之后，在向坎伯兰行军的途中，他写道：“我和同伴恩赛因·沃克摆脱了营地的匆忙和混乱，此时我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很幸运，我现在还有强健的身体和足够的行动力，去支持光荣的自由事业和我的祖国……周围的年轻人都很吵闹……提醒鲁本我托付给他的职责……请相信我，您孝顺的儿子。”

当行军队列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开始在匹兹堡会合的时候，起义军的领袖们开始顺着俄亥俄河向下游逃跑，奔向西班牙属路易斯安那。两名起义者被抓获并送往东部接受审判。他们被判叛国罪，但是最终被华盛顿总统赦免了。武力展示收到了成效；后来一直没有征收威士忌税，但是政府征收了土地税、人头税以及进口关税。多亏了平叛、鹿寨战役的胜利和《杰伊条约》，西部的分裂主义消退了；但是，这种分裂主义并没有消失。

 

在10月末或11月初的时候，梅里韦瑟接到了弗吉尼亚民兵团少尉一职的任命。在民兵团返乡的时候，他自愿和一小部分占领军留下来，受命于丹尼尔·摩根将军麾下，在宾夕法尼亚西部巡逻和警戒。这次的服役期是六个月。“我驻扎在孟农格希拉，”他告诉母亲，“位于匹兹堡北部大约15英里的地方，今冬我们将在这里的堡垒中驻守……我现在非常健康。我很喜欢军人的生活。”同时，他也体会到作为兄长和家长的责任：“我希望鲁本能读一些有用的书籍作为消遣。如果用心，明年他将可以胜任［洛克斯特山庄管理者的］任务。”

除了因为喜欢军人的生活，还有别的原因促使他留在军队里。他跟母亲说，来年春天服役期满，他将“一路南下去肯塔基”，做一点土地投机。马克斯上尉那些有“许可证”的土地，是他参加独立战争获得的部分奖励，刘易斯的母亲继承了其中的一部分。他还计划为这些土地缴纳税款，以防止被政府当作无主或废弃的土地收回。

两周以后，他写信给母亲，请她寄来证明土地所有权的文件和用来为土地缴税的钱。他在信的结尾写道：“我现在非常健康，此时正在忙于修筑临时营房，以保护我们安然度过接下来的季节。请代我向邻居姑娘们问好……您亲爱的儿子。”

1794年的平安夜，他第一次以军官的身份发出了抱怨。“相比于在洛克斯特山庄的时候，我像一个受着更多限制的监工。”他写道，“自写上一封信的时候起，我就一直被要求从事捕猎工作，直到下月中旬都不可能停下。”他正在学习作为军官的一项主要职责，那就是关心部下：“士兵们的情况真的很糟糕，完全暴露在凛冽的寒冬中，没有什么好的居所，只有能挤八个人的小帐篷。很多人都生病了，所幸至今还没什么人去世。”

至于他自己，他能在圣诞节里拿出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一点炖牛肉”，不过“让我感到莫大安慰的是，今天花一美元弄到了一夸脱朗姆酒，总算能在圣诞节喝上一小杯了”。

那年冬天，鲁本时不时会写信给梅里韦瑟，告诉他母亲因为他长期的离开而心神不安。1795年4月6日，梅里韦瑟致信母亲，“希望以母子之情来恳求您，不要因为我而让自己不安；我向您保证，不会做出任何比在洛克斯特山庄做的事还要危险的举动”。他也承认“我的身体曾有些严重的不适”，很可能是疟疾，“不过这在军队里很常见，而且我现在已经幸运地恢复了健康”。

他应该在5月中旬退伍，继而前往肯塔基“去看看您名下的土地”，并好好利用一下这个“获取土地的好机会”。此外，他对鲁本也有建议和要求：“鼓励鲁本要勤劳，多留意业务上的事情……请代我向汤姆森婶婶和叔叔以及姑娘们问好，告诉他们，明年秋天我会带一个叛乱地的姑娘回去见他们，这个姑娘届时就是刘易斯夫人了。”最后这段神秘的话没有下文，不过可能引起了马克斯夫人相当的重视，也可能让她燃起希望，觉得儿子即将安定下来。

如果是这么期望的，她将会失望。刘易斯并没有如约退伍，也没有前往肯塔基，没有回家。1795年5月1日，他以少尉的军衔加入了正规军。同月，他接种了天花疫苗。他接到了鲁本的来信，鲁本告诉他，母亲希望他回到家里去。他于5月22日回信，信中用非常复杂的句式说道：“对漫游的热情主导着我，它是如此激烈，以致我会违反所有朋友的意愿；等这一切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我期待会得到你们的谅解。我不知道该用何种方式来解释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我想只可能是来自梅里韦瑟家族的遗传；由于这种家族特质，你们应该能包容并宽恕那些可能将我引入歧途的错误，现在我所要求的仅仅是，在下一个秋天来临之前，你们不要谴责我，届时我会亲自就我的行为向你们请求谅解。”

换句话说，这都是他的错。他在信结尾的署名是，“您一贯真诚但此时正在游荡的儿子”。

在此后的人生中，他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度过两个冬天。

 

威士忌起义的平定、《杰伊条约》的正式签订所带来的与英国关系的改善，以及鹿寨战役的胜利，这一系列因素使得1794年的这5424名官兵被裁减至3359人。因此，能在正规军进行大裁军的时候获得军官任命，这强有力地证明了高级军官对刘易斯的印象非常之好。当然，他们可能认识他的继父，也有可能认识他的父亲或者家族里面的人，这都没什么坏处。他加入的这支军队里，很多军官之间都由血缘或与显赫家族的联姻联系在一起。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军官，其父辈都是独立战争时期大陆军或民兵团的军官。

这支军队主要是作为边境警备队存在的，这导致它会被拆分成许多由总数不超过100人的军官和士兵组成的小股卫戍部队。历史学家威廉·斯凯尔顿在权威著作《美国军人的职业： 1784—1861年的陆军军官团体》（An American Profession of Arms: Army Officer Corps 1784—1861）中，称这些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小股卫戍部队“是将数千英里遥远边疆串联起来的一个岛链”。

对这些军人的纪律要求是异常严酷的。鞭刑很常见；烙印之刑相对少一点，但也是一种惩罚手段。在俄亥俄西北部，位于迪法恩斯堡的一座军事法庭曾判两名士兵有罪，原因是他们在站岗的时候把枪放在一边，并坐下来了。偷窃一条毯子会被罚50鞭；冲撞军士会被罚100鞭。

逃兵现象很严重，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逃兵可以隐匿在广袤的边境，并逆权侵占土地，由此逃脱对18世纪士兵来说很普遍的酷刑；这一诱惑是很多士兵难以抗拒的。第二，只要有两三个逃兵，就会严重削弱边境卫戍队在面对印第安人袭击时的战斗效率。所以逃兵行为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1795年秋天，当一名士兵从迪法恩斯堡逃跑的时候，军官们向两个肖尼族印第安人开出了活人10美元、头皮20美元的赏金。一名部落武士于次日带回了这名逃兵的头皮，领取了赏金，还获得了“军官们的赞赏”。

在纸面上，军官团体也受到军纪的严格限制。军官团体受到冯·施托伊本男爵的《美国军队命令与纪律规定》制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男爵和战争规则与章程”。这些规定包括但不仅限于：军官不能说脏话，不能对上级军官、联邦或州政府官员表示不敬，不能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醉酒，不能无故缺勤，也不能采用任何方式决斗。如果军官被判“行为不端或者伤风败俗，不再像是一名军官或者绅士”，将被解职。他们不得包养情妇，因为这一行为“令社会感到厌恶，对于服役是一种累赘，甚至会导致不和；对于有德之人来说，这一行为总是不名誉的，且具有摧毁性”。

大多数军官都过着浮夸的生活，其表现就是酗酒和嫖妓。军官们可以从战斗部队里选取至少一名士兵作为勤务人员，或者可以用军队的开支养一名奴隶。少尉的年薪是402美元，执行特殊任务时还会有额外的补贴，但是需要自行购买军装，而这些军装在边境地区是非常昂贵的。斯凯尔顿评价道：“低级军官的收入很难让他们维持中等阶层的体面。”很多军官利用身处西部这一优势，通过土地投机来补贴收入；他们的主要投机对象是那些奖励给独立战争老兵的土地许可证。

斯凯尔顿发现：“军官团体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内部纠纷。诚然，很少有一支部队是由这么一群固执且爱争论的人领导的。这类军官很少见，他们的军官生涯不是因为纪律行为以及同僚间激烈的争议（往往导致军事审判或决斗）而中断的。”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是，边境据点与世隔绝而且非常无趣。这一点加剧了这一现象，因为在早期的美国，军官团体是为数不多的混合了不同地区、信仰、种族、教育和社会背景人群的封闭环境。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军官们过于膨胀的荣誉感，尤其是那些来自南部的军官。

任何军官，如果提出或接受了决斗要求，或者帮助了决斗行为，甚至只是因为同僚拒绝决斗而对其加以斥责，都将被立即解职。而在现实中，不论是陆军部还是高级军官，都从来没有真正执行过这些规定。事实上，安东尼·韦恩将军还极力主张他的军官们决斗，让军官们去找“其他方式解决私人争端”，而不要麻烦军事法庭。背后的逻辑是，决斗避免了频繁的军事审判所带来的不便和开销，而且相对于决斗，军事审判总是使得私人争端继续延续而不是得到解决。

在1795年的部队中，如果哪位军官宣称自己被当众侮辱——在其他军官面前被指不是个绅士——却不通过决斗来解决，他就会“蒙受愚弄和奚落，更糟糕的是将会被同僚们蔑视”。

 

作为正规军军官，梅里韦瑟·刘易斯少尉的第一个岗位从属于由韦恩将军指挥的第二步兵团。因此，1795年8月3日那天，在战败的俄亥俄地区的部落首领们签署《格林威尔条约》时，刘易斯正身处韦恩的司令部。11月，一场热病席卷了整个营地；在格林威尔的375人中，一度有300人患病。刘易斯是幸免者中的一员；他让母亲放心：“我健康状况良好。”

当时的美国国内还没有正式的政治党派，但是第二步兵团的大部分军官，与作为整体的军官团一样，都是联邦党人。当时人们最爱争论的政治话题，就是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人都鄙视法国大革命；杰斐逊派——也就是不久后的民主共和党——的支持者则支持法国大革命。现实中，他们是如此地赞同法国大革命，以至于其中的很多人都学习法国人，用“公民”这一简单称谓来称呼彼此。刘易斯也是民主共和党的一员；1795年5月22日，他写给母亲的信的收信人地址是：“公民露西·马克斯，阿尔伯马尔，弗吉尼亚。”

刘易斯的政治立场和饮酒问题很快给他带来了麻烦。1795年11月6日，他被带往位于韦恩的司令部的高级军事法庭。对他的指控是由一位名叫埃利奥特的中尉提起的。第一条指控是：“直接、公开并轻蔑地违反了战争规则与章程第七部分的第一、二条款。”（第一条款规定：“任何军官和士兵都不可以对同僚发出谴责性的或者挑衅性的言论或行为。”第二条禁止提出决斗。）

在起诉书中，刘易斯被控“在醉酒的情况下，于9月24日，以野蛮且非常不绅士的方式闯进他（埃利奥特中尉）的屋子，无缘无故地侮辱了他，并扰乱了应中尉邀请而来的军官们的和谐”。他们就政治问题争辩；很显然，刘易斯被赶了出去；于是他“于同日向埃利奥特中尉提出了决斗的要求”。

听闻这些指控后，刘易斯辩称自己“无罪”。在将近一周的时间里，法庭听取了各方面的证词。随后，法庭的裁判者宣布了审判结果：“对于对刘易斯少尉的指控，我们认为他无罪，判无罪释放。”军事法庭的报告总结称，

韦恩将军批准了前面的审判结果，并且他非常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就此类问题发起军事审判——梅里韦瑟·刘易斯少尉可以释放了。

 

显而易见的是，刘易斯少尉和埃利奥特中尉两人之中，至少有一个人无法继续待下去了。韦恩将军将21岁的刘易斯调往由精锐射手组成的精锐步枪连。这个步枪连的上尉和阿尔伯马尔有些关系——他生于加罗林县，但是他的家族来自夏洛茨维尔，他们都是弗吉尼亚人，他比刘易斯大四岁。他的名字叫威廉·克拉克。他的兄长是乔治·罗杰斯·克拉克将军，在独立战争时期征服了旧西北部（Old Northwest），并且是杰斐逊的密友。到1795年秋天，克拉克已经在军队里服役四年了，还参加了鹿寨战役。因为身体状况不佳和迫于家族生意的压力，他即将于六个月之后退役，但是他和刘易斯在这半年里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并且彼此仰慕。

因此，刘易斯和克拉克的合作关系——注定要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合作关系——其源头在于韦恩将军做出了对提出决斗者有利的判决，因为他宁愿手下的军官们用决斗的方式，而不是在军事法庭上解决分歧。

被释放两周后，刘易斯写信给母亲。他说，他此前承诺会回家探亲，目前看来“行不通了”。他向同母异父的弟弟发出了一些指示：“我希望杰克在有了一定的阅读基础之后，可以尽快被送去莫里先生那里；我坚定地认为，他应该在我的资助下接受博雅教育。”这确实是非常慷慨的举措，同时也是他重视教育的另一个证明。

至于他难以接受的军官行为准则，他安之若素。“总的思路就是，军队是一个充斥腐化行为的学校，”他写道，“但是请您相信我，经验和勤俭的教育对您亲爱的儿子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收信人那里写着“露西·马克斯夫人”，而不是“露西·马克斯公民”，很显然，他已经学会在政治立场的表达上更温和一些。

 

未来四年军旅生涯中的游历，极大地满足了他游荡的天性。从1796年春天穿越俄亥俄的侦察行动开始，他游历了西部的很多地区，以及俄亥俄河的南北两岸。10月，他和一个小护卫队一起从底特律前往匹兹堡，去递送包裹。他掉了两次队，并耗尽了补给；他从一处旧的印第安人营地找到一些被丢弃的腐烂熊肉，称其“非常特别”。

1796年11月，他被调往美国第一步兵团。当月，他又带着韦恩将军的包裹，从底特律去了一趟匹兹堡。这一次他没有迷路，可能因为和一个怀恩多特族印第安人同行，而这个人很可能充当了他的向导；这个印第安人名叫伊诺斯·库恩，刘易斯在匹兹堡的旅馆里把佣金付给了他。

那次行程之后，他休了一次假，骑马回到了洛克斯特山庄；1794年8月他离家时曾向母亲许诺，在六个月内就会回家，而事实上这才是自离家之后第一次回家。关于这次探亲的记录没能流传下来，但是很显然，在满足了母亲对于他历险经历的兴趣并处理好种植园事务之后，他去看望了朋友们。1797年1月28日，他应邀加入了阿尔伯马尔的共济会44号美德会所。他在共济会内级别的提升快得令人目眩。到4月3日，他已经是前会长（Past Master Mason）这一级别的会员了。

［因为军职在身，接下来的几年里他长期在阿尔伯马尔之外，故而很少参加会所的会议，不过他在1798年6月和7月的休假期间，还是参与了会议。他是会所成员中的一名军官，那年夏天他提出一项动议，将会所基金的一部分用于慈善。到1799年10月，他已经是一名皇家拱顶分会成员（Royal Arch Mason）。很显然，他非常严肃认真地看待共济会的规矩和理念；此后他以共济会仪式的名称为西部的河流命名，包括哲理河、智慧河和博爱河。威廉·克拉克于1809年在圣路易斯加入了共济会。］

刘易斯在1797年的休假一直延续到夏季末，在此期间，他处理完了“家中的事务”。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安排，将母亲留在佐治亚的奴隶带回弗吉尼亚，并去了一趟肯塔基，又做了一些土地投机——他以20美分一英亩的价格又买了2600英亩土地，并告诉母亲，“这块土地比我所想的还要令人满意”——他将一部分在弗吉尼亚的土地卖给了弟弟鲁本，从母亲那里买了一些马克斯上尉的土地，像当时弗吉尼亚的其他种植园主那样，他变得“地多钱少”。

在那个流行扑粉假发、蕾丝和褶裥花边的年代，他有几分纨绔子弟的样子。在一封于1798年1月15日写给朋友费迪南德·克莱本中尉的信中，他抱怨了裁缝。“所有该死的工序做完后，”他写道，“我的外套还是嫌大。这外套的缺点，或者应该说畸形之处，可以用速记法写上三大张纸……蕾丝太少了……要不是缺不了，我早把它退回去了。”

在附言里，他抱怨了一个军事问题，一个差不多所有时期的军人都抱怨过的问题：“你应该已经收到我们慷慨的国会最近下发的向卫戍部队派送和分配食物和稻草的规定了……津贴实在远低于应有的标准，关于下一步该何去何从，我实在是很迷惘。请务必告诉我你会采取的计划，我很确定士兵们不可能靠着这点食物维持下去。”

 

1798年，约翰·亚当斯时任总统。因为《杰伊条约》的缘故，当时美国和英国的关系很好，但这意味着美国和法国的关系很糟糕。在外海，美国和法国的船只不宣而战。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向美国的使节索取贿赂，公众非常愤怒。围绕这些事件，各种党派建立起来，开启了美国历史上一段最痛苦的党争时期。这些争议的核心就是军队的规模问题。

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希望能够利用这次与法国的战争危机，建立一支欧洲式常备军，这支军队的目的更多地是压制内部分歧，而非抵御外敌入侵。汉密尔顿，以及非联邦党人华盛顿和亚当斯，认为由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对政府政策的反对是非法的，甚至是有叛国性质的——这一态度催生了后来的《外侨法》和《煽动叛乱法案》。

1798年7月，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对庞大的扩军计划投票，最终批准新建一支一万人的常备陆军和三万人的民兵队伍。对于亚当斯总统和其他的联邦党人领袖来说，如果希望这支军队能可靠地稳定国内的局势，那么对这支新部队的军官任命就决定了这一政治决策是否“明智”。作为积极的政治家，亚当斯和他的朋友们都意识到扩军会带来许多任免权力。但是联邦党内部分裂成了汉密尔顿的联邦党和亚当斯的支持者，权力的争斗即将开始。

亚当斯委任华盛顿为新部队的司令，头衔是中将。华盛顿不愿意结束退休生活，所以只行使一部分职责，并坚持要求在战争真正开始前待在弗农山庄。这一决定意味着新部队的第二指挥官将获得部队的实际控制权。此后的一系列密谋很快将亚当斯和华盛顿卷入了有关汉密尔顿的争议中。最终华盛顿以辞职相威胁，迫使亚当斯做出了丢脸的让步——任命汉密尔顿为新部队的第二指挥官。

这一耻辱使得亚当斯对扩军改变了想法。结果，新军队的编制根本没能达到计划中的规模。现实中，军官团体的规模得到了快速增长，而士官的规模几乎没有增加。

这意味着亚当斯当时拥有很多的军官任命书，很多人都热切谋求任命。很自然地，联邦党人获得了其中最大最好的部分。华盛顿设立了委任标准。他提议最优先考虑在独立战争中表现积极的老兵，其次考虑“那些有着良好家世、受过博雅教育并有强烈荣誉感的年轻绅士”。华盛顿告诉亚当斯，绝不该委任“那些明显对自己的政府有敌意的人，他们肯定会蓄意在军队里制造混乱”。

于是亚当斯开始排除那些被怀疑支持民主共和党的申请人，做法激烈，就连汉密尔顿也认为他走得太远。汉密尔顿认为，至少应该允许一些低级军官是来自反对派的。“杜绝一切反对党申请人的希望，只任命某一个党的申请人，这显得很不明智。军队，尤其在年轻人的印象里，是一个激发报国热情的地方，有责任心的人应该被招募。”换言之，如果获得军官任命，年轻、有前途而且有才能的民主共和党人也可以脱颖而出。

亚当斯基本上忽略了汉密尔顿的看法；大量的任命被授予联邦党人。这些被任命的军官都是虚职，但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在民主共和党人心中引起了恐惧，民主共和党人开始在一定范围内谈论即将到来的联邦党恐怖政治。

 

把军队裹进政治，并用军官任命作为权力筹码，这都注定会对梅里韦瑟·刘易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一次升迁开始的。1799年3月3日，他升为中尉，并负责在夏洛茨维尔的征兵工作，这一任命肯定令他的母亲很高兴。

在亚当斯下定决心忽略国会增加数千名士官的决议后，刘易斯的征兵工作结束了。他于1800年被派驻底特律，在那儿加入了由朋友克莱本上尉指挥的连。这一年正好是总统大选年，由杰斐逊和亚当斯竞争。刘易斯热情地参与政治辩论，至少有一次，他和联邦党官员进行了激辩，用他民主共和党的论点压倒了——至少他自己觉得是——“联邦党人”。

很快，他成为了团军需官。这是由国会于1799年3月批准的新职位，是扩军计划的一部分。杰斐逊在此后曾提到，他得到这一任命是因为“在需要规矩和忠诚的地方，他总是首先被人们想起”。

对于刘易斯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职位，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私人原因：他的职责允许他真正随心所欲地漫游。第二个原因是政治原因：这种漫游让他有机会结识广泛散布在西部的军官，了解他们的政治观点，这些知识在将来都会成为他的财富。

他在西部和俄亥俄河两岸流域——辛辛那提、韦恩堡、莱姆斯通、梅斯维尔、奇利科西、惠灵——漫游，交通工具是一条21英尺长的平底木船或内河平底货船，还有一条独木舟。他在西部的河流上学习了水手的技巧。他骑着马，带着大量的纸钞——而非笨重的硬币——穿过荒野，前往俄亥俄南部的堡垒。他一直做着包括调动、擅离职守、逃兵、征兵在内的内容广泛的记录。他开始因为缜密、准确和诚实而享有声誉。

1800年12月5日，刘易斯晋升为上尉。同月，各州选出了他们在选举人团里的代表。1801年2月，这些代表制造了一场政治危机：选票统计的结果是杰斐逊和他的竞选搭档、来自纽约的阿龙·伯尔各获得73票，亚当斯获得65票。这一票数相同的结果，将决定权交到了众议院手里，而联邦党人控制的众议院决定支持伯尔。选举再次陷入僵局。换言之，联邦党人不愿意接受美国人民选择了杰斐逊这一清晰的事实。

当时的党争非常严重，联邦党人非常讨厌并害怕杰斐逊，以至于准备将国家交给阿龙·伯尔。如果他们成功地使伯尔成为总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就不会有今天的共和。幸运的是，汉密尔顿足够聪明和诚实，意识到杰斐逊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打破了僵局。在1801年2月17日的第36轮投票中，杰斐逊当选为总统，而伯尔被选为副总统。

那是一个有着相当多激进言论的时代。据联邦党中那些危言耸听的人说，他们害怕的是“毫无价值、不诚实、贪婪、卑鄙、冷酷和不虔诚会成为主流”。这些情绪化的观点促使亚当斯采取了激进的手段。3月3日，在杰斐逊就职典礼的数小时前，亚当斯发出了他著名的“午夜法官任命”，将联邦党背景的法官大量安插进联邦法院系统。还有一件不太有名，但是至少对民主共和党人来说同样令人愤怒的事情是，亚当斯任命了87名军官，填补了六个永久编制的团里的空缺。被任命的军官几乎都是联邦党人，这确保了军队——如同法院一样——在未来的数年里依然由联邦党人主导。

或者说，至少亚当斯希望是这样。但杰斐逊总统有其他的想法。为了实施这些想法，杰斐逊向他的邻居、第一步兵团的梅里韦瑟·刘易斯上尉求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