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充分重视对邓小平晚年思想的研究

梁柱

【作者简介】梁柱（1935—），男，福建省福州市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1953年参加工作。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后分配到北京大学工作至今。曾任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兼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等职。被多所研究机构、高等学校聘为特邀研究员、兼职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独著、主编的著作主要有：《毛泽东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探析》、《超越历史的伟大起步——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的两大探索》、《蔡元培教育思想探析》等十多部。此外，在各种报刊发表论文近300篇，并从中选编《履冰问道集》、《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等论文集。

引论

按照传统的说法，晚年即老年，是人生的最后一个旅程，以安适悠闲、颐养天年为主要内容。但对邓小平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来说，是不能单纯按照自然年龄（生理年龄）来界定他的晚年的。事实上，他在耄耋之年一如既往，继续心系党和国家的前途，思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关注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这里所说的邓小平晚年，主要指他1989年11月经中央同意退休后的这段时间。邓小平退休之后，正如他自己所表示的，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这不但系统地表现在1992年他视察南方这一关系到全局性问题的重要讲话中，而且也表现在这前后对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关注上。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以他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深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科学地界定了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为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规划了发展蓝图，确立了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步骤和应坚持的一系列原则等战略思想，为巩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晚年进行的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具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表现了思想的一贯性。邓小平在晚年仍然沿着他在新时期一开始就明确提出的必须坚持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这样重要的思路，思考和回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他思想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二是具有经验的总结性的思考。邓小平退休之后，极其重视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审阅工作。他说：“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所以他说：“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这是他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交代。我们从这个谈话中也可以体会到，邓小平晚年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已经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下去，而不被改变，因而他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回答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使他在晚年提出的各种思想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说，更具有集中性、鲜明性和尖锐性的特点，更能引人深思。三是体现了思考的前瞻性和预见性。他在这时提出的诸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优点、解决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等问题，都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我们要充分重视邓小平晚年所提出的重要的思想观点，不仅在于它所体现的思想理论的深刻性和重要性，还在于它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本文拟就他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观点，谈点看法。

一 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如前所述，邓小平晚年所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仍然是如何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他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对我们国家的未来走向是明确而坚定的，他说：“达到共产主义的目标，要经过社会主义阶段，而这个阶段是很长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但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这同时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他强调在大方向上，必须分清姓“社”还是姓“资”，而且要通过实践来证明这一点。他特别提出：“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在大方向、大原则面前，邓小平总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的。

在邓小平看来，要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关键在于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明确指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这时他进一步指出，我这个讲话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这个问题可以敞开来说。”这就是说，现在更要亮明自己的旗帜，这是因为：“现在经济发展这么快，没有四个坚持，究竟会是个什么局面？”同时，“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既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善于结合新的情况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以，邓小平这时进一步提出“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的重要思想，也就是说，它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指导思想、领导力量、社会制度和国体，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动摇的整体，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对这样根本原则问题，邓小平一如既往，密切关注和回答现实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正确方向。有的人要求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删去社会主义这个关键词，只提市场经济，把我国的市场经济同西方的市场经济完全等同起来。邓小平坚决拒绝了这种错误意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提了出来，这就从根本上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我们并不否认作为市场经济是有共同点的，这主要是资源的配置都是通过市场实现的，但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有质的不同。具体地说，这种优越性应当表现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自觉地运用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这两只手，对国家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恰当的调控。前者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既是国家建设与发展、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是使国家经济安全、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条件，也是使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依靠，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后者，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也学会了运用计划，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自觉运用和处理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关系。这就是邓小平一直强调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要加以运用。他在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时，他还以明快的语言指出“计划和市场都得要”。所以，即使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也要自觉运用国家的宏观调控。近些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仍，如果没有国家宏观调控，要战胜自然灾害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国家不加以调控调拨，受苦受难的只能是老百姓。很显然，如果没有国家全力以赴地进行调控，就不可能战胜自然灾害，更不可能有汶川、玉树等地地震后迅速恢复的奇迹发生。所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的论断，对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运行具有方向性的重大现实意义。

二是进一步指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在新时期，邓小平一贯强调，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又要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他在晚年又进一步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在宣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我就说过，不赞成美国式的民主。我当面对布什以及其他美国人多次讲，我们不会学美国。我们不赞成西方民主，但是我们确实也要民主，要社会主义民主。”这在当时和今天都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实质上就是要求中国“西化”，集中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力图把政治体制改革引导到照搬美国模式的邪路上去。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所谓“宪政民主”的主张，其实际内容就是要求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制度，要求把我国宪法修改成为美国那样的宪法。这种用来调节资产阶级内部权力滥用的“三权分立”原则，不但不能改变其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而且反而造成国家权力互相牵制和抵消。这正如邓小平所说：“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显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但民国初年搞的多党制、国会制成为一出历史闹剧，而且就是后来国民政府搞的五权分立，也没能够阻止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原则，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

由上可见，邓小平晚年是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局上，阐明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正如他在南方谈话中所强调的：“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必须坚持这条基本路线。这里还要特别指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他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科学的阐明，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对我们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正确处理党的最高纲领同阶段性纲领辩证统一关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直面现实关注分配问题

分配问题，是邓小平晚年思考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他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从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见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邓小平年谱（1975—1997）》的，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谈话中，他谈及和着重谈及分配问题的就达六次之多。他直面现实而不讳言两极分化的出现，尖锐指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并富有预见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将会成为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问题。他在晚年对分配问题情系群众，萦萦于怀，见解深刻，期望殷切，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并加以切实解决的。

还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非常重视要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曾经设想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有可能导致的逆向发展的种种情况，诸如，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又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等等。但是，当现实生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决不应回避问题，更不会文过饰非，而是敢于直面现实，揭露和解决矛盾。这是对我们的事业有信心的表现，邓小平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榜样。他在晚年关于分配问题的六次谈话中，都尖锐地提出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特别是在1993年9月他关于分配问题见于记载的最后一次谈话中，非常坦诚而语重心长地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个忧虑，他在多个场合讲过。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始终要求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这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他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先富的人和先富的地区能够帮助后富的人和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也曾设想到了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应该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但后来的发展并非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反而是扩大了。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他还说：“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

邓小平在谈到分配的问题时，总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在一起。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就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提了出来。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1992年12月，他在上海休息期间，看到《参考消息》的两篇外电报道：《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和《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强国》，其中一篇文章提到：“西方实行自由市场的自由派所面临的挑战将不仅仅是显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效率高，而且还要显示资本主义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当时正是苏东剧变发生不久，在西方一些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能解决在财富分配上的公平合理问题，总有一天主张公平合理分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会重新高涨起来。这则报道，引发了充满忧患意识的邓小平的深深思考，如果说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解决公平合理的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决好社会成员收入的公平分配，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他专门和身边工作人员谈道：“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战’。”他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这段话记录下来，并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由此可见他对分配问题是何等重视。

由上可知，邓小平在指出两极分化这一现象出现的同时，就明确指出它的出现如果不加以有效制止的话将会导致的严重后果。特别是他在1990年7月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就尖锐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这是他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角度指明了两极分化的严重后果，这个警示是十分深刻而有现实意义的。

在邓小平看来，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势必首先冲击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必需的社会稳定局面。邓小平根据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经验，一再指出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没有希望。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所说的两极分化会引发革命，是极而言之，也是根据历史经验提出的。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从社会根源上来说，都是由于出现了超过人民能够忍受的贫富不均、社会不公这一经济原因而引发的，所以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都有“均贫富”的主张。当然，近些年我们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是在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出现的，是在人民群众还能忍受的范围之内，但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和重视。

邓小平还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这个令人振聋发聩的深刻思想，实际上是同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的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两个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相一致的，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揭示同一个命题。在他看来，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是因为，所有制问题是涉及判断一个社会性质的标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社会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人类历史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区分为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确定和表明它的社会性质的。所以要坚持这样的标准，是因为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不同份额，扩而大之，它决定人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势力。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社会主体部分的生产资料不再成为剥削和压迫人的工具，而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有，这就为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也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如果这种占有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这也就不能不使社会性质发生反向的变化。而分配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内涵，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两极分化而不加以有效制止的话，这种两极分化势必会危害到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关系，因为这种现象的发生，它不但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动摇甚至不再存在，而且它还会通过种种非法手段占有公有制的劳动成果，使公有制名存实亡。所以，邓小平提出“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的重要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警示意义，是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并加以解决的。

邓小平正是基于对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深刻认识，强调指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短短数语，其重视与急切的心情可以想见。他自己就提出要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一定时候就要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要调节分配、要做好调节税的工作，等等。他在这时特别提出要善于“回头总结经验，勇于改正缺点”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我们寻找解决这一难题的路径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指明我国农业的最终出路在集体化

我们党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历史任务中，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取得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胜利。但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偏差。其中除了过分强调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对公有制占绝对优势下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外，还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在农业经营上片面强调集体出工、集体劳动，“大呼隆”的形式主义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因而，新时期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业体制上的弊端，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要求的。

邓小平既充分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农村工作的创造，指明它适合我国农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他又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最终会不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并具体提出要在提高机械化水平、提高管理水平、发展多种经营和增加集体收入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等方面，为将来的集体化创造条件。1984年他在谈到农村问题时，重申1980年的谈话精神，指出：“农村政策很见效，农村状况确实很好。我们要继续采取措施，使形势更好。在农村，我们终归还是要让农民搞集体经济。”从这里可以看到，邓小平对农村工作和农业的发展问题，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又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逐步引导我国农业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邓小平晚年继续关注农村的发展问题。对于农村的改革，他在1990年3月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谈话中，提出了具有深远指导意义的“两个飞跃”的思想，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的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到了1992年7月审阅十四大报告稿时，邓小平进一步阐发了这个思想，他说：“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强，不要一股风。如果农民现在还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要着急。条件成熟了，农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碍。北京郊区搞适度规模经营，就是集体化集约化。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技术发展了，管理能力增强了，又会产生一个飞跃。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不仅有国有企业那样的全民所有制，农村集体所有制也属于公有制范畴。现在公有制在农村第一产业方面也占优势，乡镇企业就是集体所有制。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集约化。有的地区农民已经提出集约化问题了。这个问题这次不提也可以，还是巩固承包制，但是以后总会提出来的。现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机械化程度，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成果，一家一户是做不到的。特别是高科技成果的应用，有的要超过村的界线，甚至超过区的界线。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他特别指出，他最早提出两个飞跃思想的时候，李先念说这是一个大思想，表示完全赞成；但这个思想一直没有阐发。事隔两年多之后，邓小平不但坚持这个思想，而且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这就更加清晰地规划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前景和工作要求。

在这里，邓小平紧密地从我国农业的实际出发，既旗帜鲜明地拒绝那种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方向，同时又要求要随着条件的逐步成熟并根据农民的意愿逐步推进农业的集体化集约化，防止急躁冒进。事实上，邓小平指明的农业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在现实中有像华西、刘庄、南街等的典型，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济、共同富裕的经验，显示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中国农民一定会像当年创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在实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现代化中再创辉煌。

四 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正是按照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非常重视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并以此来保证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积极而稳妥地推进党的事业向前发展。他提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的重要思想，而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明确而具体地指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当然不是指具体的时间规定，而是进一步强调了总结经验的重要性。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善于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勇于开拓创新，不断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应当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挫折，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都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进行深刻反思这样一个严峻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继毛泽东之后继续探索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把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并依据中国的国情作为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坚实基础，力排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干扰，既正确把握历史发展的方向，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同时又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制定出符合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针政策。这个重要思想，充分体现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上。这是邓小平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的正确的指导原则。邓小平十分注重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经验，同时又倡导要不断总结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在确定新时期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时，他具有宏伟的魄力与坚定必胜的气势，而在指导作风上又是严谨慎重、深思熟虑的。他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对自己的发展充满信心，“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又说：“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在他看来，改革本身是一个试验和探索，“这中间一定还会犯错误，还会出问题。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比如，他鼓励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同时他又提出，允许看，通过试验来作判断，错了就纠正。应该说，这是对历史和现实经验的重要总结，也是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很显然，邓小平是把不断总结经验作为保持党的方针政策正确的重要保证。应当说，善于总结经验，以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是我们党的彻底地对人民负责的宗旨所要求的，也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邓小平晚年的思考中，可以看到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所表现出的深刻的忧患意识。他始终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同时又清醒地指出：“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他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因为客观上存在着被动摇、被改变的可能。这除了由于自己的懈怠、转向之外，还存在国内外反共势力互相勾结，利用我们改革之机进行误导。这就要求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通过总结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觉抵制外来势力的干扰和不良企图，保持我们发展路线的正确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没有私利的党，因而能够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武器。这里需要指出，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也是总结经验、提高自己的过程。这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是这样，对我们整个党来说也同样如此。不断总结实践中的经验，是保证党的行动正确必不可少的环节。党的正确领导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客观实践中不断锻炼和提高自己，自觉地克服自身的错误，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使自己不断成熟起来。毛泽东说：“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他指出，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他特别反对党内那种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情绪，希望每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在这里重要的是，在总结经验中，领导干部要勇于拿起自我批评的武器，把自己摆进去，这样才能真正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在这方面，邓小平给我们起了表率的作用。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他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最大的失误，是放松了思想教育。在南方谈话中，在关于改革开放的问题上，他诚恳地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这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应取的严肃态度。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恢复和弘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统一的思想路线，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并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所以如此，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按照这条思想路线的要求，党在政策制定之前，要通过认真的而非敷衍的调查研究，以制定出符合实际需要的正确政策；政策贯彻之后，要通过总结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之臻于完善。总结经验也是调查研究。这是一条正确的工作路线，是党的思想路线的运用。现在，有的学者把推进改革、深化改革同反思改革对立起来，实际上反思改革就是总结经验，也就是邓小平所提倡的，过一段就要回过头来总结经验。很显然，把反思改革看作是否定改革，实际上是一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好的绝对的好，坏的绝对的坏，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吃过这种思想方法的大亏，决不能再上使“左”与右相通的思想方法的当。

五 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

邓小平晚年，面对苏东剧变，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转向主要针对中国，与其相呼应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国内仍然严重存在，党内腐败现象继续蔓延，这些情况使党内外一些人出现思想迷茫、理想信念失落等情况，他坚持和发展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沉着应对。邓小平针对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失败论的国际性思潮，高屋建瓴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这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的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命运的深刻阐述，对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当代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主要的外部威胁，是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演变的外部原因。但是，外因终究要通过内因才能发生作用。邓小平深刻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他十分强调建设一个为人民群众所信赖的、坚强的领导集体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个坚持，这不能动摇，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这是个根本问题。当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工作时，他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他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这确是十分深刻地指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加强党的建设、增强抵御和平演变的能力指明了方向。

在邓小平看来，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免疫力和战斗力，是防止和平演变的根本保证。他在强调要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同时，还突出地指出新时期加强党风建设的重要性。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来，败坏党风的腐败现象蔓延引起了党的高度警觉和重视。早在1980年陈云就发出振聋发聩的警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982年，邓小平针对当时刚刚露头的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1989年，邓小平在指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再次强调：“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它既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原因；既有个人主观意识方面的原因，也有党内生活不健全、党的建设放松的原因。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对我们党的腐蚀。虽然极少数的腐败分子是新生的，但归根结底仍是旧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遗留的产物，因为导致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恰恰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应当看到，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的恶性发展，是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密切相关的。这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他语重心长地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那些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的人是那样放肆地攻击、否定党的优良传统，连一心为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都成了他们嘲弄和批判的对象，而他们竭力宣扬的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导向，则严重地腐蚀了人们的灵魂，使一些党员、党员干部的党性逐渐泯灭，走上了不择手段地以权谋私的腐败道路。这就深刻地告诉我们，敌对势力是非常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的，他们力图用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来瓦解共产党的队伍，使它失去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作用。不仅国内搞自由化的人是这样做的，而且这也是西方反共势力注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所谓“攻心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企图。这是值得我们严重警惕和认真对付的。邓小平严肃指出，我们同腐败分子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他坚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对它作了深刻的说明。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做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晚年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思考及其提出的思想观点的深刻性和重要性，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是十分显然的，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