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转型：耻感伦理的研究视域

改革从1978年底启动以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十分重大的社会转型，比起历史上的历次社会转型，这一次的社会转型更具更强烈的社会历史震荡效应。作为一种全面的、整体性的社会结构性变迁，社会转型必然体现或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对历史发展施予深刻影响。所以，社会转型不但为亲历这一转变的人所体验和感知，而且也成为公共话语与学术话语中的重要话题。

（一）社会转型的界定

一般认为，国内学界对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肇始于李培林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他在文章中提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的发展、一种特殊性的结构性变动以及一种数量关系的分析概念。而作为范畴，社会转型其实来自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是“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的解释，原是对生物学“Transformation”概念的转用。西方社会学家借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化和性变，以此表达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西方学界较早使用“社会转型”一词的是社会学者D.哈利生，他在其著作The Sociologyof Modernizationand Development中多次使用这一概念。后来，台湾社会学家范明哲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一书中，把“Social Transformation”直接译为“社会转型”，并认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

将社会转型视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是对社会转型最基本特征的概括，而且也是学界所普遍认同的观点。社会转型的含义虽然有10种代表性观点，但最具有代表性的不外乎以下四个。

一是指社会形态变迁。陆学艺、景天魁提出的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二是指社会发展过程。刘祖云提出的社会转型是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以及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

?????

三是指社会结构变动。吴忠民在对前面两种观点进一步扩充的基础上，认为社会转型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结构性变动和整体性转化，主要包括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由分化不明显的社会向高度分化的社会转化、由宗教准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化等五个方面。

四是指社会现代化。以郑杭生等人为代表，他们在遵循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观点基础上，对社会转型的主体因素进行补充说明，认为社会转型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

上述观点都是从社会制度变迁的视角出发界定社会转型的，关注的是社会制度的变迁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变，可以说这是当下学界的主流观点。如果不是从某一特定学科或者是对特定问题的特定研究，而只是把社会转型作为研究某一问题的视域或背景的话，那么，在界定社会转型概念时，应该扩充和拓展其内在含量与外在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转型的含义应以社会形态变迁为基础，并涵盖社会结构变动和社会现代化，在此可以将之表述为是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这也是本书对社会转型的所持观点，以此含义的理解作为观察视域来研究耻感伦理问题的。

那么，中国社会转型的时间是如何界定的？在此，有三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是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其中，1840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

第二种是开始于从匮乏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型，即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正在突破社会匮乏的束缚，走上以发展为主的社会变革道路。

第三种是开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那时起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涉及各方面改革，可以看作是由原有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社会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分散和转移的过程，同时也是新旧社会结构互相碰撞交替的过程。

把三种观点比较起来看，第一种观点是从宏观层面提出来的，把整个中国近现代都纳入到社会转型的范畴之中，这是大转型，而第二、三种观点则是在第一种观点基础上的延伸和细分，分别是从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的。

其实，社会转型非中国独有，许多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都会经历这一过程。前面已经说过，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以社会形态变迁为基础的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而且也意味着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等诸多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从这个意义看，当下的中国正处在两个方面转变之中：一方面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这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孙立平等将这种结构变迁视为是总体性的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即中国由一个总体性社会向一个分化程度较高的社会转变；另一方面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结构转轨同时并进、相互推动，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大特征。如果以这两个转变为标准来划定社会转型起始点的话，那么，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更符合当前语境下对社会转型的时间厘分。从1978年至今都属于中国社会转型期，而且转型并未结束，还在持续。这一阶段用官方的政治术语来表述就是“新时期”，虽然“社会转型期”与“新时期”在时间上是重合的，但两者的所指及其内在含量却是不同的。当然在“新时期”后面常常还有“新阶段”，“新阶段”的表述一般是指2000年以来。如果用“新时期新阶段”来表达的话，其实就是指1978年以来，尤其是指进入2000年以来。仅从时间意义来理解，那么，也可以把“社会转型”与“新时期”或“新时期新阶段”画以等号。

（二）社会转型的内容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是社会问题越聚越多，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在经济转型的同时，审时度势地提出社会转型也成为题中之义。事实上，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乃至人们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和影响，是整体性、根本性、结构性的，并非仅仅是生活的局部变化。正由于此，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用社会转型来描述和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迁所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社会转型已成为诸多学科经常使用的分析框架。

人类社会就是一部社会变迁的进步史，社会变迁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转型则是社会变迁中的跳跃与变轨，从原有的轨道进入到新的轨道。而中国正处于并仍将处于从原有轨道进入新的轨道——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历史性变迁时期，即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社会结构急剧分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利益冲突加剧，其中，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文化与教育差距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如何平稳地实现转型，从原有轨道顺利地变轨，将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来全方位的变化。所以，必须关注社会转型的内容。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在此，可以从社会与人两个维度来窥视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容。

从社会维度看，社会转型就是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变迁。观察和理解一个国家较长时期的整体性社会转型，应从体制转型角度考虑，而研究和探寻区域性的社会转型，则应从该区域社会结构变迁角度考虑。无论体制型角度，抑或社会结构变迁角度，都是从宏观层面把握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变迁，即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角度去把握。在此，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在生产力层面上，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层面上，集中表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政治上层建筑层面上，集中表现为从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变；在思想上层建筑层面上，集中表现为传统的精神文化向现代的精神文化转变。

从人的维度看，社会转型就是人的现代化——从传统的、半传统的人向现代人的转变。人的现代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的现代化是指整个人类状况的现代化，即包括适应社会现代化要求的人口素质的现代化和人的主体意识的现代化；狭义的人的现代化主要是指人的个体素质的现代化以及个体素质与社会现代化协调统一发展。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更多的侧重于狭义层面的含义，即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变化，换而言之，就是对人的素质的重塑。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曾提出社会转型必须考虑到文化、经济、政治这三大因素。如果从这三个维度聚焦社会转型内容的话，还是能够发现不同于上述两个维度的审视。

在文化层面，对价值的追求从过去的注重精神价值开始转变为注重生活价值，即从“虚”趋向于“实”。从某种程度上看，实用主义盛行，人们对股票、地产、资源、收藏等经济、商业、金融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一些人逐渐漠视法律法规、伦理道德、公平正义等的存在与价值。可以说，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低俗化与多元化的并存，是社会转型在文化层面上的最突出的表现。

在经济层面，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在此过程中，经济结构转型逐渐从内源自生型向出口拉动型转变，再向投资拉动型转变，目前正处于消费拉动型转变。经济发展的重心愈来愈转向民生，指导思想从GDP优先转变为民生优先。

在政治层面，从单一社会转向多元社会和多层社会，从人治社会转向法治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大大增强。同时，伴随着社会供给的日益丰富，人们的思想追求、工作追求、生活追求等呈现出了多元社会特征，社会阶层开始分化，出现社会阶层多元化、社会职业丰富化等特征。多元社会下，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民主、法治、自由、公正等问题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话题，人们对自身权益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给予更多的关注。而这一切的变化都是在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所构成的复杂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也都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政治格局中进行的。这种复杂多变环境和利益交织的格局必然会引起人们的不适应和不平衡，进而引起不愿意和不满意，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以至社会冲突频发。

其实，不管基于何种视角的审视，不管你承认或不承认，有一点是不置可否的，那就是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具有历史性的跨度，具体显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从“同质社会”走向“异质社会”，从“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从“人情社会”走向“法理社会”，从“一元社会”走向“多元社会”，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从“私人社会”走向“区域社会”和“公共社会”。这一系列的“走向”导致社会的主导精神理性化色彩日渐浓厚。

当下的社会转型对中国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有积极层面，而且也有消极层面。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表明任何思想、观念、意识、道德等都是与社会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都是可以从社会生活中寻找其发生缘由。社会生活的变化决定了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的变化。所以，以社会转型为视域，旨在立足于现实维度探讨社会转型期的社会价值、主导精神和道德水平发生何种变化，以此来进一步剖析耻感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