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的省思

漆：刚才成先生讲的很重要，您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本体的体认是从历史经验和生活经历中感悟出来的，并认为在日后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有时候能够守住这种本体精神，有时候反而会有所丧失。而现今在这样一个全球变革的时代，作为一个学者应该把它阐发出来，我觉得这也确实能说明成先生的本体诠释学对自己民族和文化的意义。

我理解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由于不同民族的地理条件、生活环境、生存方式的差异，使得不同民族的文化亦存在着差别。我们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本体精神，犹太民族、印度民族等也有自己的本体思想。如犹太人在绝望中产生了上帝耶和华救赎的思想，印度在它的历史及地理环境中产生了印度教和佛教的思想。人类文明的初期确实由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产生不同的文化类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成先生今天所做的本体诠释学，首先是对我们自己民族的本体世界与本体生命的理解。同时成先生的本体诠释学还有更高的抱负，就是不光回到我们自己的传统，而是让各个民族的本体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会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之道确实对今天的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有借鉴意义，而我们也恰恰需要做一些沟通和阐释的工作。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成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哲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很多困惑，就是我们中国哲学本来在源头处有本体精神与和谐的整体生命，为什么20世纪以来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却不自信了？换言之，中国哲学现代化出现了什么困惑？

成：说到这个问题，因为你刚才提到犹太人、印度人的问题，我先把这个问题谈一下。你那个问题可以回到为什么在中国文化重建过程中或在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中会感到很大的困惑这一问题来探讨。

人类文化有不同的文化形态。对于这一点，我的本体诠释学是这样理解的：人之为人，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说他是人，不管他是黑人、白人、黄人，总之人和动物都有差异，这个差异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这就需要我们去阐释。这可能就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体验为人之道，明晰人为什么在原点上就和动物不一样。但是，具体的人实际是不可能离开现实环境的，这个现实环境就包括我们说的自然环境、气候，还有不同地方的水土和生态环境。其中气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水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一方水养一方人”。还有人物环境，也就是其他人的影响。所以我认为犹太人的处境最早是相当不好的，就是一种昏暗的状态，所以这与所谓的上帝信仰就有矛盾。按照我们的理解，既然上帝创造人，就应该好好地处理，为什么要跟人作对呢？人类语言不通，人自觉为人的时候就受环境的影响，而且犹太人受环境影响特别大，生存竞争很厉害，资源很短缺，当时犹太人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脱离原来的生活区域，凭着自己的文化能力去打另外一批人，去找另外一块地区。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犹太人要把那里的人赶走，占据那块地方，所以它的文化意识是比较偏颇的，就是非常自我中心，非常强调去发展自我、充实自我，要克服这种人文的环境来达到生存的目标。

漆：当时可能生存环境比较残酷，比较紧张，所以创造自己的神，只保护他这个民族，不保护别人。

成：印度人的文化也受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影响。当初在早期，印度平原那里很热。受环境影响，印度人形成了一种冥想的文化，比较被动，不主动参与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发展。他体验到一种人生无常的状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生老病死的感受，这也是自然环境造成的。人要克服的就是生老病死带来的痛苦，那么该如何做呢？一种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不能够太过分活动，需要忍受和苦修，过沉思默想的生活，所以印度文化就是走向这样一种形态。我认为这两种文化代表人类文化的两极。犹太文化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且具有攻击性，印度文化则是保守的、注重内在体验的文化。

古希腊文化没有像犹太人那么具有暴力，但它也打别人。古希腊面向海洋，是一种岛国文化，小国之间要相互竞争，比如雅典要跟斯巴达竞争。所以古希腊认为它成功了就要到亚细亚殖民，要跟波斯进行战争。所以这可能就是早期西方文化存在的一种形态。更早的像埃及的尼罗河文明，由于自然环境很好，所以能够过很好的生活，比较保守，就安于现状，因而不能承受外来的压力，一旦别人来了它就没有能力继续存在了。

我们正是在与他人文化比较当中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的特点，首先它在一个融合的地带，自然环境也不错。中国要了解这个世界，要从形而下了解形而上，不是要否定形而上。有的民族因为生活条件太好或太坏就没有办法想形而上的东西，中国则是从形而下通到形而上。形而上就是在有形的物质世界里面还可以想象精神的空间，在静态的发展之中看到一种动态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承认变化之道，道就是形而上的东西。真正的形而上包括形而下，形而上一定要彰显形而下，这里有一种张力将二者维系起来。中国文化在人和人的关系上采取一种包容的姿态。中国人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要具有包容的能力，从而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中国文化是积极进取的文化，但是具有融合的鲜明特点，这一点跟西方文化不同。

漆：成先生是在比较之中揭示中国文化的特点，特别是您阐释了中国文化的和谐性与包容性。我觉得汤因比的观点跟您很相近，他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中国文明模式与古希腊模式和犹太模式不同。他认为中国文明在历史上虽然也有短期的政治分裂，但最终追求大一统，这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统一性价值观有关，这也使得古老的中国文明到现在还有旺盛的活力。按照汤因比的说法，就是认为中华文明有一种文化上的统一性，使得中国人对大一统的文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同和追求。尽管政治经济方面不断遭到冲击，但这种文化的力量能整合这个民族，所以这就构成了我们民族发展很深层的根基。

成：汤因比提到中国统和的形态是基于对天地人的那种既是形而上，又是形而下的认识而来的，这也是本体诠释学的重要内容。本体是我们愿意将人建立在天地之中的统和力量。人实际上本身就是天地统和的结果，他要凭借这种天地的精神实现天命。他本身具有天命，天命之谓性，这个性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天命。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思想，所以我们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有灾难，有分裂，但是我们还是能维持一种根本的宇宙精神或者天地精神，希望把这个分裂变成一体。所以通过有效历史，我们就能把曾经已达到的状态重新建立起来。即便没有达到原来的境界，至少我们可以作为理想的追求。我们对大同世界的追求，对天下为公的追求，对“太平世”的追求，根源还是中国人的一种核心价值观和信念。

漆：接着我要提出的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困惑问题。中国文化确实在历史上有这样的非凡能力，而且到现在还有这样的能量，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这个民族在近代以来出现了各种问题？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能力很强，佛学就被中国文化吸收消化，但为什么遭遇到西方文化之后，也就是西学东渐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融合能力、包容能力、学习能力一下子就不行了，这个问题怎么来解释？

成：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危机可能是“居安不思危”，沉湎在享乐当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人性的缺点，也是文化的问题。人有两个方向，单纯的人可以为恶也可以为善。有的人习惯于分享，比如说他有东西可以和别人分享，他也乐意帮助别人；还有一种人是有东西不但不分享，还要攻击别人。有时候文化还会迷失了自身的方向。所以孟子说“求其放心”，因为人心很容易受外面影响，心猿意马。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不能够培养人们抵制这种诱惑就很关键。其实我们正在知性上面慢慢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优点，认识到它的融合和创新精神，但是能不能贯彻下去，这是一个问题。能不能从正面加以认识，这又是一个问题。中国文化现在发生了认知危机和实践危机的问题。仅仅认识到还不实践，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说到西方的现代化，它对于西方人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西方文化是什么概念，我们也做过这种比较。梁漱溟先生写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讲印度人、中国人和西方人各自的特点。他说印度文化能够解决人类基本问题，而西方文化是一种向外追求的文化。据我的了解，他的意思是说，西方文化要转向中国文化才能够找到出路，这是正确的。然而他说中国文化可能最后要转向印度文化才能得到拯救，这点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我们从历史观察的话，会发现文化是可以有多种形式的，它是由多元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造成的。从整个文化哲学的角度来说，假如不经过反思与革新是不能实现文化的发展的。当你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人的时候，你就以为我这个人代表了人类，这显然是不行的。你可能是中国人，可能是西方人，你是人类的一分子，但你不能代表所有的人。这样的情况还有可能造成文化的危机，就是一种自满与自安的态度，自己觉得自己很舒服了，这样就会产生文明的停滞。假如没有外力作用的话，这种状态很可能持续下去。我举个例子来说，以我对进化论的了解，动物的进化都是在达到一个程度，即跟环境已经结合为一体时，它就不再进化了。

漆：中国文化到近代以来有点小富即安了，自我满足了，总在自我守成，缺少了一种开放性的学习和创新的精神。

成：我对进化论的反思，提出对进化论应该有一个哲学的理解。当然我不是科学家，我也没有做过实验，达尔文可是真的花了十几年时间观察环境变化以及物种的变化。但我所说的某一物种安于环境就不会进化，那么环境一旦变化很可能就遭受到危险。比如当初的恐龙是地球的霸主，后来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地球的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恐龙没法适应这样的环境变化，最终就灭绝了。

漆：这一点在文化方面，正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讲的，每一个文明如果遇不到重大的挑战就不进化了，遇到重大挑战它会应战，不断回应的时候就发生变化。成先生，依照您对进化论的思考，是不是中国文化在近现代的保守、封闭和满足，与咱们的农业文明太成熟，没有遭到外来重大的挑战有关？

成：可以这么讲。中国的农业文明与环境的结合是很密切的。中国生存环境不错，可以说中国没有经过太严峻的挑战。中国有一种维系自我存在的方式叫做改朝换代，这就是它的历史规律。中国到了康乾盛世，那完全是满足了，而且很是大意，对外部的变化毫不在意。其实闭关的政策从明代就开始了，之后我们就再没有好好经营海外，选择了闭关政策。闭关是一种自我繁殖，它与外面的世界就隔绝了，自己又很适应这个环境，这就是所谓“死于安乐”。后来外面的东西来了，我们就没法适应了。当时西方来了，它要求通商，我们还得先了解通商是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选择不通商？因为天朝不需要这些东西。做皇帝的为什么会这样想？英国要求通商，其实当时我们并不清楚它有怎样的野心。当时它也要解决它自己的危机，伊丽莎白登位的时候，英国的状况也是很糟糕的，所以要找一个出路，而且这一点跟当时的西班牙、葡萄牙不一样。后者是用宗教的立场来发展霸权，对印第安人加以残害。而英国是听说中国富有，而且知道中国是友善的，才想来中国。当时通商的目标我想也不是要传教，中国拒绝它也是因为中国丧失了对环境变化的认知能力。

漆：成先生刚才的分析确实很有新意。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化在近代以来陷入这样一个保守、封闭的状态，自己的生命活力不能激发出来，是因为环境没有给它刺激。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国门被列强打开以后，我们被迫进行防御性的现代化。现在中国需要反思现代化的困境，在这个背景下来思考中国文化的重建。

成：我们首先不了解什么叫现代化，因为我们的认知能力没有极大地发挥出来。我不认为中国人不重视知识，其实中国早期是很重视知识的，无论在先秦还是后来，都是如此。特别是墨家和他们的《墨辩》。儒者也认为知识很重要。儒家强调体验，强调一种宏观的直觉，就是悟道，它感觉到我是天地的一分子。像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他认为人有一种气，所谓“浩然之气”，这是对天地之气的强烈体认。就是我今天站在高山上面，一看山河大地，就有一种气势磅礴而来。毛泽东就有这种气势，所以他才会说“江山如此多娇”。那种感觉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有一种天地间的恢宏气概。中国一直从气上面了解宇宙，天地间没有隔绝。不像基督教说到上帝时认为他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作为人是罪恶的，只能认罪，然后凭借上帝的意志实现自己的一种权利。中国始终有一种豪情壮志，并且中国兴盛的时候，这种气势越盛。后来那些宫廷式的帝王却闭塞了自己，他看不到天地的精神，也看不到西方的知识。

其实所谓现代化就是一种知识的掌握和开发。培根说了，知识就是权力。谁有知识，谁就有权力，这也是从实际经验中得出来的。当初西方禁锢在天主教里面，以上帝为准，信而后知，但也没有完全放弃知。现代的西方人的确是以古希腊精神为动力来实现发展目标，西方的动力因来自古希腊，而它的目标因则是犹太式的，再加上一个工具理性。西方的工具理性就是罗马精神，就是我要强大，我就要去征服。所以我说中国人文主义和西方的人文主义特别是跟文艺复兴时候的人文主义还不一样。西方的人文主义是从上帝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把人当成上帝，把一切看成是人征服的对象，通过认知外面的世界来达到自我的权力目标，这就是尼采说的权力意志，这是现代欧洲人的一个精神焦点，而这一点恰恰中国没有了解。欧洲人熬过了中世纪，就结合了古希腊的求知精神、罗马的征服精神，还有基督教的信仰精神。

中国的发展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的呢？我的回答是在中国的宇宙观开始缩小的时候。为什么在整个理学发展过程中，相比于王阳明，我还是更重视朱熹？因为朱熹还是在强调我们要格物致知，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格了之后所知慢慢积累就知道很多。王阳明则是一下子跳到主体性上，强调宇宙皆备于我，这是很大的境界。我心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都是非常理想的境界。但是相应的，人的认知能力就减弱了。中国人有两种不同的追求：一个是干预现实，另一个完全理想。自宋代以后，我们对外面世界的认知能力极弱。尤其是清代，闭关自守，自以为是，唯我独尊，以为天下我就是老大了。西方的文艺复兴开始得很早，到鸦片战争时已经有四百年了。那时的大英帝国早已经把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打垮了，它的舰队早已是船坚炮利，然而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中国怎么被逼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清朝是很大一个原因，但是最早的衰弱可能起于宋代。北宋时代是衰弱的，它很难应付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事实上在宋代时我们整个通向西方的路就没有了，这时外族盘踞于中国北方，影响了中国的发展。

漆：南宋不是有海上丝绸之路吗？

成：但是它没好好开拓，这个路线还是断掉了。还有一点就是南宋极弱，不管是岳飞也好，韩世忠也好，都说肯定能打回北方，但皇上就是不让打过去。为什么？因为高宗怕徽宗钦宗回来，自己就做不成皇帝了。高宗就是例子，甘于安乐，宁可偏安，也不北伐，结果收复北方机会失掉了。我们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进行改革，之所以会失败，因为我们没有认知能力，没有一种革新的意识，不能居安思危，我们也没有吸取古代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中国精神在近代是丧失掉了。因此，当一个非常强大的、非常有能力的西方文明进来之时，它带来了犹太元素、古希腊元素、罗马元素，而中国却应对不当，所以很快就任人宰割，而且对整个过程我们还一无所知，这就是中国的悲剧！所以，我们今天有能力了，就要赶快反思，不经过反思，就无法认清自己该走哪条路。

我提出的本体诠释学就有多种功能，目的是唤醒大家回归根源的革新与创新意识，面对世界建立新的认知体系，提醒大家以一种生命的意志来维护并持续发展中国文化的精华，同时帮助人类渡过现代性的迷茫。现代性强调知识，它将理性简单地等同于人性，因而是一种不完整的人性。现代性就是把人机械化了、技术化了、工具化了。我们应当思考人性中是不是还有对人的价值的规定，人性是不是还允许一种多元的文化体系？现代性只是用权力的力量将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而这个价值是不是能代表人性所有价值？这些都是问题。中国人的困惑也在于此，因为我们自己没能认清自己，同时我们也看不透西方，所以在双重困惑中我们就迷茫了。

漆：刚才有一个例子实际也反映了这种困惑。就是您刚才讲的“知识就是权力”，就是培根讲的这句话。但在国内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翻译的，听过的就是“知识就是力量”，您翻译的是“知识就是权力”。这实际反映了对西方认识很大的不一样，把知识看作权力就反映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离。

成：有很多后现代思想家，包括福柯这些人，他们认为人类的知识就是用来实现自己的一些有关的利益，这个力量就是权力。因为权力表明你有知识，可以去代替他人，因为他人无知。这说明人们大多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来掌握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