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划界

最早将符号学划分为语形、语义和语用三种类型的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C. S. Peirce），美国逻辑学家莫里斯（C. W. Morris）于1938年在《符号理论基础》中明确地提出了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分支。他是这样定义这三个术语的：语用学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语形学研究“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后来，他又在其著作《符号、语言和行为》中，对语用学作出新的解释，将语用学的研究对象修正为“研究符号的来源、使用和效果”。

另一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卡尔纳普（R. Carnap）积极地支持莫里斯对符号学的划分。他指出：“如果研究中明确涉及了说话者，或者换一个更为普遍的说法，涉及了语言的使用者，便是语用学的领域。如果我们不考虑语言的使用者而只分析表达式和它们的所指对象，就是在语义学的领域中。最后，如果我们也不考虑所指对象，而只分析表达式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处于（逻辑）语形学的领域了。”尤为重要的是，卡尔纳普（1942）将符号学的研究分为纯粹的和描写的两种。纯粹研究是逻辑学的一部分，即先定义一批最重要的概念，如指称、真值或句法合适性，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人工符号系统，这种研究运用标准化的规范和定义阐明概念间的内在理性；而描写研究则是语言学的一部分，即对人类经过历史演化而形成的实际符号系统的实证研究，目标是全面描写各种实际的复杂现象。从此，对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划界引起了许多语言哲学家的关注。

关于语义学和语用学二者的关系和区别，存在着三种逻辑上完全不同的观点。（一）语用学是语义学的一部分，称为“语义学派”（Semanticism）。这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蒙太格为代表的学者所持的一种观点，认为句子的逻辑式可以表达各种语言意义。（二）语义学是语用学的一部分，称为“语用学派”（Pragmaticism）。这主要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奥斯汀、塞尔（Searle）等语言哲学家为代表的思想，认为语言即使用，意义即用法。（三）语义学和语用学是互不相同又相互补充的研究领域，称为“互补派”（Complementarism）。这是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它们被视为语言系统内两个不同的构成部分，有各自的研究对象与重点，但又相互补充。

语义学和语用学都是研究语言意义的学科，在两者的关系问题上，经典的看法是语义语用互补说，语义学和语用学有各自的研究领域，两者泾渭分明而又相互补充。利奇采纳了这种观点，并划分了两者的界限。他指出意义在语义学中是一种二元关系，即“X的意义是Y”（X means Y），而在语用学中是一种三元关系，即“说话者S通过话语X来表达Y的意思”（S means Y by X）。

一般认为，语义学研究语言的静态义，语用学研究语言的动态义。对于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具体差异，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真值条件区别观，认为语义学研究的是句子所包含命题的真值条件，语用学则研究句子真值条件以外的那部分意义。盖士达（G. Gazdar）是语义语用互补说的积极倡导者，提出过著名的语用减法式：语用学＝意义-真值条件（Pragmatics＝Meaning-Truth Conditions），认为语用学研究那些在语义学中所不能把握的各类层面意义。盖士达的语义学指的是真值条件语义学，只需关注真值、指称和逻辑式等对象。许多语义学家认为“他们研究的是‘真正的’语言意义，而语言实际使用中涉及的模糊性、歧义、含义、说话人的心理认知状态等影响意义的方面全部被扔进了‘语用学的废纸篓’”。

二是规约性区别观，规约性又称约定俗成。“不可取消性”、“可分离性”和“不可推导性”是规约性的标志，而“可取消性”、“不可分离性”和“可推导性”是非规约性的标志。格赖斯区分了两种意义：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非自然意义又可以分为七种：（一）衍推；（二）规约含义；（三）预设；（四）合适条件；（五）一般会话含义；（六）特殊会话含义；（七）非会话含义。运用规约性的划界标准，衍推和规约含义属于规约意义，一般会话含义、特殊会话含义和非会话含义属于非规约意义。语义学研究的是语言的规约意义，而语用学研究的是语言的非规约意义。预设和合适条件介于规约性和非规约性之间，归属难以确定。

三是语境区别观，认为语义学对语言意义的研究不依赖语境，而语用学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则依赖于语境。莫里斯的符号三分说支持了这个观点：语用学研究的是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而符号解释者的解释行为必定要参照符号使用的具体语境，排除解释者的因素，就得到了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之间关系的语义学。这里的“所指”是不依赖语境的客观现实。莱坎（Lycan）也是这个观点的积极支持者，认为“语用学是研究语言在语境中的使用，以及语言解释中各个方面的语境依赖性的学问”。

以真值条件、规约性和语境为标准划分语义学和语用学果真可靠吗？我们来看看以下几个例子。

（1）屋子里是黑的，他开了灯。

如果将“屋子里是黑的”和“他开了灯”所含的命题分别表达为p和q，例（1）的逻辑表达式是：p∧q，在逻辑上等价于q∧p。但把q∧p翻译成句子就是：

（2）他开了灯，屋子里黑的。

在真值条件语义学中，例（1）和例（2）是等值的。但实际上我们在读到例（1）时，想到的是屋子黑，所以他开灯。而读到例（2）时，想到的则是他开灯可能引起了短路，所以屋子黑了。因此在“屋子黑所以开灯”的现实世界里，p∧q为真，而q∧p为假。而在“他开了灯，屋子里是黑的”这个现实世界里，q∧p为真，而p∧q为假。这让真值条件语义学遭遇很大的尴尬。

我们再来看看预设。预设最显著的特征是为语句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共同具有。例如：

（3）要出卖你的是张三。

（4）要出卖你的不是张三。

例（3）和例（4）都预设了“有人要出卖你”。

于是我们可以用衍推给预设下个定义：

A预设B＝（A➝B）∧（﹁A➝B）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推出预设B总是为真，但实际上有些预设为假。按照斯特劳森（Strawson）的观点，当B为假时，A有第三个逻辑值“非真非假”。这样一来，预设理论属于三值逻辑，除了真假值外，还有一个真值间隙：非真非假。这是属于语义学研究的范围。可是在特定的语境中，预设具有可取消性的特征。

（5）你总以为有人要出卖你，但是要出卖你的不是张三，也不是李四，更不是王五，其实谁也不想要出卖你。

例（5）不再预设“有人要出卖你”。预设的可取消性从根本上排除了预设作为衍推关系来对待的可能性，它属于语用学研究的范围。预设介于规约和非规约意义之间，归属不易确定，从而给以规约性为标准划分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界限造成了困难。

（6）他这次没考全年级第一。

即使没有具体的语境，我们也能推断出“他曾经考过全年级第一”这个含义。语义学对这种非字面的意义是无能为力的，这显然属于语用学研究的内容。这说明语用学的研究意义未必一定要依赖语境，这是对语境区别观的挑战。

由此看来，以真值条件、规约性和语境为标准划分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界限并非可靠。由于大量语义语用界面现象的存在，使我们无法用单纯的语义学或单纯的语用学来解决这些问题，使我们不能绝对地区分语义学和语用学。正如蔡曙山指出，“虽然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在研究内容和范围上不断扩充，但彼此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毗邻的两个学科之间互相融合的情形。……语义学的研究也更多地涉及语用学的内容，也有一些著作将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由于语义学和语用学都是研究语言意义的学科，这是很难给两者划定界面的根本原因。分段式话语表现理论尽管处理了许多语用现象，它的开创者阿歇尔却更愿意称自己的理论为语义学理论，将这种情况看做语义学在拓宽其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