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制定了文化兴国的战略决策，并且号召“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对我们从文化战略的意义上来看待和对待宗教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启迪，也告诫我们应该积极引导中国宗教参与当前我们文化兴国的大业。在当前中国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讨论和政策制定上，有着不少分歧意见，在达成真正共识上尚有很长一段距离。在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这一关键时机，对宗教的文化考量和社会分析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是把宗教作为自己力量还是异己力量来看待，这一字之差会对我们未来的社会走向及文化建设起到完全不同的作用，有着迥异的后果。为此，在我们今天制定文化战略和全面推动中国文化发展及走向世界时，对宗教问题必须三思而后行。
文化是民族之魂，是社会共构的精神支柱。人的社会存在是极为复杂的，分为不同民族、阶层、社群、团体、宗教、党派等。在一个多元社会的共构中，文化认同及文化共融乃特别重要。人的社会行为规范如果没有一定的精神资源作为根据和支撑，则有可能出现嬗变和异化。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公共领域，人的社会公共秩序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意识或文化自觉，则很难维系和坚持。而目前中国的问题，则正是其文化自知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及评价出现了分歧或者说有着模糊之感。这种文化精神探询和自问上面的障碍，使得中国优秀文化传统难以真正得到弘扬。而中国文化与宗教的关联以及对宗教的评价，更是这一认知领域的敏感区和冲突处。中国文化之“道”是什么？中华之“道”有无宗教精神或宗教内容？这种“道统”是否能够一以贯之以及如何继承与弘扬，在现代性和世俗性的当今社会几乎被遗忘或悬置。自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文化理解中其“宗教性”就被质疑或否定，宗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出现与众不同的另类解读，甚至与整个世界文化的宗教理解形成巨大差异和明显距离。此后，这种中国的“新文化”之体及其精神归属的文化“灵魂”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理想的解决。在经过漫长的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的历史阶段以后，中国的当代社会文化发展又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了这一问题，面对着这一绕不过的难点。如今人们致力于社会秩序的维系和对社会公德的呼唤，力争社会公共底线不被冲破。但总是让人感到收效不大，事倍功半，且不知原因究竟何在。其实，要使实践理性意义上的道德伦理真正起到其社会作用，这里就必须有弘道方能厚德的关联；如果“大道”已隐，德性又怎样能真正显现、做到“明德”呢？为此，在今天强调文化建设、文化繁荣的新机遇之际，反思中国文化及其精神资源、特别是宗教资源，符合我们国情及历史地制定中国的文化战略，以应对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局势和社会嬗变，就显得既特别及时又非常重要。
除了应该客观地评价宗教的历史意义和传统作用之外，对宗教的现实意义，也应该从我国当前的文化战略来深入思考，文化软实力的构建不可能缺少宗教文化的内容。而且，宗教文化所具有的社会及信仰感染力和影响力，是其他文化层面难以取代的。但宗教总是以多元存在的方式出现在社会历史中，文化战略关涉宗教的基本思路即防止或消减宗教纷争，促成宗教和谐。一个国家的宗教和谐会直接影响到其社会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宗教作为文化“软实力”也是“双刃剑”，只有对之科学“巧用”才可能成为对我们有利的“巧实力”；如果不讲科学规律、不去实事求是地对待今天中国的宗教存在与发展，对之举措失策、不妥，这一力量则也有可能伤着自己。面对“文化兴国”的发展趋势，我们也应从促成宗教和谐的角度来探究我们的社会和谐、文化和谐，将宗教和谐的问题与我们的文化战略考量密切结合起来。我们的社会维系在今天所强调的是“和谐”、“维稳”，为此我们则需要相应的“和谐文化”和“维稳文化”，在此宗教可以成为“和谐文化”、“维稳文化”的有机构建、内在因素。所以，处理宗教问题的主要旨归应是因势利导、应借其力使之成为助我之力，而不是将之推为反作用力。应该说，目前我们的“和谐文化”、“维稳文化”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仍在摸索之中，需要我们有创新意识、做大量的工作。
中国的社会特点和宗教特点，应该从其整体性和一统性的传统及发展惯性来审视。中国社会是一个超稳态的“大一统”社会，这种理念古今相连、依然鲜活。由于中国内向型的地理环境及历史上海外开拓的缺失或不足，中国的发展及其关注主要是以自我为“中”的内涵式发展，形成一种“土地文化”（中国虽有“大河文化”之说，却仍侧重于土地，其河流所强调的乃是大河两岸的“流域”），因此其致力于内聚，争取的是一种“向心力”的影响，而不太有外扩的志向，从而与西方扩张性、探险性的“海洋文化”，尤其是与“不断开拓疆域”、“不断向外移动边界线”的外延化“美国梦”迥异。“中国”这一表述本身就生动反映出中华民族这一传统和民族心理积淀，以此意指国家的“中心”、“中央”，并以之为基来治“四方”、慑“四夷”，形成以己为“中”的“天下一统”、“天下一家”的“大国”气魄。这种观念从古代的“大秦”经“大唐”、“大宋”、“大元”、“大明”、“大清”直至今天的“大中华”乃一以贯之，未曾间断。中国传统所强调的“大一统”文化之所以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海纳百川”、“多元通和”的圆融、共构精神，此即今天所倡导的“和谐文化”。这种“大一统”的持守，既希望求同存异，也允许和而不同。多元共在方为和谐。与之相呼应、相协调的，则是中国宗教的包容性和互通性。中国传统宗教的主体儒、佛、道都是一种交织存在，相互渗透，而中国民间宗教及民间信仰的存在与发展更是交融性的，大多体现并涵括这三大宗教的思想精神和文化内容，甚至还有更多的扩展。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从中华文化传统区域之外传入的宗教，也都必须面对并适应这种大一统和包容、共融的格局，由此形成其中国特色。为此，我们的文化战略必须基于这一特点的思考和构设。中国社会“合”则能长治久安，“分”则会被肢解，进入多事之秋。当然，要在当今的多元、开放处境中保持这种“合”，维系社会之“稳”，难度已越来越大。而中国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之理念的提出，就是要争取并保持中华文化之“合”、中国社会之“稳”，在中国国土范围内要健体强身、在面对外界的侵蚀、冲击下能固若金汤，其稳固之“坚守”乃我们内涵式文化战略的底线，这是大方向、总目标，一切思想努力和实际工作都应围绕并服从这一方向和目标。
同样，对我国宗教的认知理解和政策举措，也不能偏离这一方向和目标。尽管目前政界、学界等方面对如何看待宗教的分歧在加剧，争议在尖锐化和公开化，如果我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国社会，有一种繁荣中华文化的愿景，那就必须从更好地争取、团结宗教界，使之成为社会维稳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角度来分析问题、解决矛盾。以此为目的，理论上、认识上和政策上的分歧、矛盾则不难解决。这已不是简单的章句之争、学理之考、原则之守，而是涉及中国社会能否继续前进、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存亡发展的生死攸关的大事。如果不顾这种多元求和、多元共构的迫切需要而教条主义地大谈、特谈所谓原则，强调所谓对宗教的批判（尽管会从社会批判退至意识形态批判）乃至更尖锐的斗争，则会把水搅浑，把我们的社会拖入分化、灾难之中。一旦出现这种负面效果，任何动机都不应该得到原谅。
宗教是人们的一种精神需求，对于一些民族或群体而言也是一种社会共在、文化生活的独特方式，因此不能仅仅从“唯心”这种意识形态层面来理解宗教，而必须看到它所蕴含或代表的某种文化观念以及一定文化传统的积淀，从而能够更多地从人类社会的生活传统、基层民众的生活习俗来认识宗教，感触到宗教体现生活所具有的鲜活性、流动性、适应性和传承性。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把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社会生活来理解，而且是在“我们自己”当下的“社会”中的存在与生活；因此，对之评价不应该、也不可能与我们自己的社会脱钩。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并承认，今天的多元社会势必会有多层次的社会群体存在，同样也就会有不同群体、多层次社会民众的多元精神生活、精神需求存在。强求只能有一种精神需求的时代已经过去，既不可能更不应该让之回返。宗教是相关社会的产物，其性质和意义也与其社会有机相连，保持着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和本质属性。我们看待今天的中国宗教，其实也是看待我们自己所处的当今社会的一种方式、一个角度；更是对我们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种观察和体悟，是对当今中国社会健康存在的生动写照和基本认可。如果否定、贬低我们今天的宗教存在，实质上也是对我们自己社会及其相关政治的相应否定和贬低。无论人们会怎样来解释，其内在逻辑却不可能扭转或颠倒。“颠倒的世界观”是与“颠倒的社会”关联并存的，我们不能颠倒地看待我们今天的社会，自然也不应该颠倒地分析、评价我们今天的宗教存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要科学运用，而马克思主义的自身逻辑也不允许被颠倒。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最根本的精神和精髓就在于从变化、流动的社会发展中来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社会性质决定宗教性质的唯物辩证法来对宗教现象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做出对宗教意义、功能和价值的科学、正确判断。在此，我们需要科学发展观、需要与时俱进。即使在精神追求、在意识形态层面仍有分歧，即使我们决不搞多元意识形态并存，我们也必须看到，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主流”而不是“独流”、是“主旋律”而不是“单声”、“独唱”，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核心”而不是“全部”，这就说明其意义在于“引领”而不是“独步”，是让各声部纳入其整体的“合唱”、“和弦”而不是排拒、压抑其他声音、导致“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绝唱”。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盛开春满园，中国文化的春天需要多元共存、百花争艳、万紫千红！我们的执政者则正是呵护、维系、管好这一百花园的“园丁”。
在目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们的确应该提高警惕。世界不是一团和气，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冲突在加剧。不同区域、国家、民族、集团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现状出现了此消彼长、我强你弱的变动局面。相对而言，目前中国各方面局势暂时占有“风景这边独好”的优势，由此也使外部的压力增大，对我国的分化、攻击也在加强。不同势力为了对付中国正在形成合力，潜在的反华联盟悄然出现。其对中国的威胁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层面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中国不可能不受外界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社会公共领域已出现了复杂的变化，隐藏着严重的问题。是激化矛盾还是化解冲突，这正考验着我们的执政能力和智慧。从政治学的意义来看，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种变动中的敌我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实力和策略。例如，原来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的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已让位于国家利益、势力争夺，以往的“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已经消失，在排华、抵御中国的国际联盟或联合中甚至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参与。在全球经济低迷，美国和欧洲发展受挫的处境中，自然会有人希望以压倒中国、搞垮中国来振兴、恢复他们自己的传统实力和引领地位。西方敌视中国的战略家们一是想争取中国的宗教界，二是想影响中国的年轻人。例如，不少美国政客曾在各种场合中公开表示中美之间是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关系，二者不可能有“双赢”，只有使中国弱化，美国才可能重新强盛；为此，他们希望能“遏制中国”、“扳倒中国”。美国政治家的舆论导向，在当前中国已经引起了密切关注和某种担忧。与之针锋相对，我们稳固、争取的对象也应以宗教信仰者和年青一代为重点。据最新统计，中国的宗教信仰者有一亿多，受宗教影响者的人数可能更多，其社会扩散和辐射也非常广泛。对这一群体的争取不能仅靠“术”之掌控，而更要用“心”去贴近，用“情”来感染。僵硬地坚持对宗教所谓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价值观上的不同、文化层面上的优劣，则会使宗教界从“寒心”而“离心”，最终走向我们的对立面。这是削弱自我、壮大敌方的蠢办法和策略败笔，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是走多元通和之路，社会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念在社会精神文化的大合唱中乃是起着领唱、指挥、引导作用，而绝不是压制其他声音，只有自我独唱。我们的执政者应该是这种民心众和的大合唱、交响乐的“指挥”，位于前列而不孤单、站在高处却不孤独，而是充满信心、富有能力和智慧地指挥、引领着一个强大、和谐的团队，共构一个有机的整体。健康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既会有宏观叙述，也自然允许喃喃私语；既应有政治壮言，也会让精神倾诉。因此，我们应该倾听宗教的心声，正视并承认宗教存在的客观事实。基于“心”之根本来争取和团结宗教，今天仍面临许多困难，仍有许多问题尚需澄清，仍需要理论突破上的探险精神，但时不我待，我们必须直面挑战，找到中国未来社会最佳的发展之途。
必须看到，国际关系中的“冷战”现实依存，对外要有自强之态和斗争意识，而不要抱着别人会主动向我示好的幻想。我们的内涵式发展已受到严峻挑战，内陆式的固守也易于被外界包围。因此，在全球化的态势及发展走向中，我们也应有外延式发展的理念及准备，有我们政治、经济、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这里，中国宗教文化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宗教“走出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感化人心的极好作用和极佳效果。因此，对于中国宗教文化的国际意义及世界影响，仍然值得认真研究和很好发掘，其资源及潜力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但应对当前国际上复杂、严峻的形势，我们首先必须自我强身，巩固我们自己的内部，拧成一股绳，形成凝聚力。因此，我们不能内斗、自乱，其中对宗教的态度就非常关键。如果以和谐为立意来看待宗教，则应主要用对话、沟通的方法。诚然，宗教中也有不和谐的因素，宗教之间的冲突、纷争乃不争的事实，而且宗教也与境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否认其中也包含着外界渗透的意向和实践，但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却不是为了扩大矛盾、增加纷争、激化冲突、把宗教推向对立面，而应尽量化解矛盾、消除纷争、平息冲突、理顺关系，使宗教界保持为我们的基本群众，对我们为向心力量。所以，在我们的党为执政党、我们的任务是稳定自己社会大局这一前提下，必须在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各方面都要把宗教纳入我们自己的体系，使之成为我们社会构建、思想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即让宗教作为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来发挥作用。在我们的政府对宗教的管理上，基本思路应是“拉进来管”，而不要“推出去乱”！我们将宗教视为“自己”力量就能够管好，而把宗教推为“异己”力量则势必生乱。其实，在当前国际交往和较量中，我们的宗教软实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和应用，在这一领域仍大有潜力可挖。中国宗教文化的健全和主动走出去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发挥我们动用大量人力和金钱都不可能达到的巨大作用，它会极其自然地为我们的外在压力减压，不费任何口舌而让人心服口服，以无形的方式为我们的国际形象加分，非常巧妙地化解潜在的危机。因此，我们理应将宗教看作我们自己的有机构成、必要部分。如果不是促成我们自己机体的良性循环、健康成长，却人为地将自身某一部分加以分割、摒弃，视为异类或他体的植入，我们的躯体则难保健全和健康，就会产生本不应该出现的疾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今天对宗教应该“同化”而不是“异化”，是亲和而不是敌对，必须求和谐而不是搞斗争。有些人喜欢借用革命领袖关于“斗争”、“批判”的话语来证明自己敌视、反对和否定宗教的正确性，希望借此而不允许他人反驳、争辩，难道我们忘记了“文革”期间领袖一句“十亿人民不斗行吗”所带来的后果、留下的教训？况且革命领袖的理论自有其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和内在的逻辑关联，也不应该随意套用或断章取义。以往的“斗争哲学”、“造反思想”已不可能为我们今天的“和谐”、“维稳”努力提供精神支持和文化力量，而只会起破坏、拆台作用。所以，我们理应紧跟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的正确决策，以“和谐”取代“斗争”，对宗教中的问题、缺陷和不利因素，也应积极帮之克服、更新，使宗教得以自我扬弃和不断升华，而不是将之打倒或推向我们的对立面。
宗教已被许多国家或民族作为其文化战略的构成而所用，但我们迄今对这一意义认识不足。宗教在我们今天的发展中若主动用之则能起积极作用，若被动放弃则有可能变成消极因素，因此乃事在人为，需要我们因势利导。其实，我们可以高度重视和发挥宗教在当今社会的维稳作用，对相关群众的精神抚慰作用，对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作用，对中华文化的深化和弘扬作用，以及对海外世界的感染和影响作用。综观当今天下，社会政治的活跃地区也多能看到宗教的身影，宗教会以自己的方式在社会文化发展中起到或显在或隐蔽的作用。对待宗教，不同的社会及政治力量都会有想法，也都会对之加以运用。对之是争取还是放弃，是拉还是推，会有不同的作用，产生不同的结果。宗教对我们的文化战略意义，简单而言，就是争取其对内起稳定和谐作用，对外起扩大中国文化影响、抵制负面干涉的作用，在世界不同文化中起对话、沟通作用，这样就能使我们自己越来越强大、稳固，使境外敌对势力及不利因素越来越弱化、分化。基于这一目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的宗教，也就不言而喻了。
与绝对一神信仰的宗教所具有的严格组织建构不同，中国的宗教发展有其超越社团、组织建构之范围的扩散这一特性。这些宗教所体现出的“大同”精神，其突出之处就是使中国传统宗教并不强调或渴求其“建构性”、“团体性”，而更多展示出其灵性体验和追求，关注社会融合的意义，因此给人一种“组织性”潜隐、“宗教性”多元的印象。对比基督教、伊斯兰教，中国传统宗教常被一些学者视为“弥散性”、“人文性”的宗教类型。甚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华的发展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而这种“弥散”和“人文”则更有利于其达到宗教的“大同”、“共处”。其实，现代社会“公民宗教”的走向实际上也多呈现为“弥散性”的人文意向，而不是在强化其社会组织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当代中国儒家传统的复活、复兴走向有着某种暗暗的吻合，儒家以其“弥散性”的潜移默化给中国社会及民众心理所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有着宗教的情怀及意境。而且，儒家与统治阶层主流意识的一致也使之可被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宗教”。中国历史上的宗教都曾有这种社会依属性和政治相关性，保持着与其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的密切联系。这种特点使中国传统宗教之间虽各有区别却关联明显，从而编织出中国社会相互连接、彼此呼应的关系网络，并在社会各层面辐射、扩散、促成其融贯、一体。中国的宗教文化是大众文化，但其中也富有精英文化；中国宗教精神不只是基层、草根意识，同样也能参与共构中华民族之魂，充实我们的上层建筑。中国宗教积极参与、推动了社会对话，促成了各层次人们之间的和谐共处，体现出中华社会“大同”、“统一”、“和睦”的存在观念。这使中国宗教对其社会政体和基层社区也都有着一定的归属和依附。因此，我们对中国宗教的文化战略考量，也不能仅限于其社会建构性，而必须注意其思想文化的扩散性、感染力。根据这种政治及文化考量，我们理应让宗教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能够相适应、共和谐，弘扬其宗教思想文化的积极因素，使之得以有机融入当今中国和谐大家庭，成为我们自己的基本社会力量和文化软实力，即我们文化战略的精髓和旨归。这一认知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和文化战略、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乃至关重要。
在我们的社会管理和政治引导上，把宗教视为另类的做法会带来国际舆论的不利和信教群众的不满，这种心理积淀和离心思想的沉潜势必留下阻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其实，当代中国宗教的建设和管理已被纳入实实在在的政府管理的轨迹，在宗教教义的弘扬、诠释上同样已有与我国主流意识、核心价值的沟通及交融。由于认识模糊，在今天我们关于宗教的理论及实践中存在许多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有些原则说了却不能根本坚持，形同虚设，反而会给人留下言而无信、说了不算、定了不做或根本做不到的极坏印象，给我们的政治威信带来损伤；有些举措则没有理论依据，与现行思想原则直接抵牾，结果会给人留下我们在宗教管理上言行不一、随心所欲的批评口实，从而会对我们的宗教理论及政策法规产生歧义，或将之视同儿戏而不屑一顾。因此，我们首先就需要非常冷静、清醒地梳理一下我们目前关涉宗教问题的所说所行，看看其有无自相矛盾之处，是否已经构成了完备、统一、科学、整全的宗教理论政策体系和其社会管理实践方案。根据当下我们所需制定的文化战略来重新认识宗教的意义及作用，处理好宗教的定位和归属，并相应地调整、修改、完善我们当前的宗教理论政策，规范我们的宗教工作实践。这一切乃是一个科学的系统工程，必须认真对待，而不能仅仅选取某一部分经典理论或实践经验来涵括一切，界说全部。我们的科学系统工程是多层次有机关联、全方位整体统摄的，宗教理论学说及政策举措的制定，宗教文化战略的思考和构设，必须走科学发展观的道路。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美国、欧洲各国、日本等都经历了其从中古、近代到现代化社会的转型，但它们都没有根本抛弃和否定其文化传统中的宗教，而是将之有机结合进今天的社会结构之中，成为其文化传承和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撑，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心理保障的底线，为其对外扩展准备了必要的软实力。甚至法国大革命时因标新立异而轰动一时的人为“革命宗教”，最终还是让位给其传统天主教的恢复。对于这些经验，作为有着悠久文化传统而在当代正处于大国崛起时机的中国，在制定自己的文化战略时，应该认真研究和有所借鉴。必须承认，我们在对待宗教的态度、处理宗教问题的方法、应用宗教文化软实力来强健自我、感染他人上，与这些曾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崛起，迄今仍保持着精神和物质实力的国度相比，还存在着一定差距，仍有待观念上的更新。目前世界社会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转型时期，因而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机遇，也使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机会难得，时不我待，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抓住这极为难得的机遇，在对待宗教的问题上加以及时调整，以一种大智慧、大手笔来充实、完善我们的宗教理论及政策，在我们的文化战略中有宗教文化的定位，促进宗教软实力的参与，借此理顺我们社会文化与宗教的关系，消除以往的张力和对峙，使宗教真正成为我们社会文化的有机构成，与我们的社会政治和谐相融，在我们的社会建构中清晰自然，共同塑造我们的文化自我、形成我们的文化自知和自觉。我们在这一关键的转型时期应该有我们的时代敏锐感，要有高屋建瓴的远见和胆识。如果在这一时机能及时、自然地调整好我们社会的宗教关系，使宗教真正能与我们的社会建构及政治体制有机共构，那么我们的文化发展就有可能迎来一个长治久安、长期繁荣昌盛的理想时期，避免现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陷入的动乱及分裂，巧妙地躲过目前国际社会出现的危机和困境，进入我们中华民族再次崛起、复兴的盛世。为了这种理想愿景和真实远景，我们在宗教问题上理应解放思想，对贬低或忽视宗教所可能带来的恶果则必须警钟长鸣。
[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