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艺术

北京书法概论

常耀华 王子衿

摘要：书法之于中国正如雕塑、建筑之于西方，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地区历史悠久，书法艺术一脉相承，技艺精湛，然将北京作为专题探讨者不多，本文拟从载体、内容、区域分布等方面对北京地区书法作品加以分类梳理，并就北京地区书法作品艺术价值略陈薄见。

关键词：北京 书法 分类 作品

北京地区历史悠久，艺术繁荣。北京有距今50万—70万年的“北京猿人”，有距今20万—10万年的“新洞人”，有距今18000年的“山顶洞人”。到新石器时期，又有东胡林人遗址、上宅文化和雪山文化遗址。这些不同阶段的文化连绵不断，反映了人类在北京地区发源、成长、演进的连续过程。此后，又有以张营遗址为代表的夏商文化遗存，以刘家河遗址、镇江营遗址、琉璃河遗址为代表的商周文化遗存，北京由邦国中心到北方重镇，最后逐渐上升为陪都、北半个中国的都城，一直到全国的政治中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既久远又连贯，而且持续递升的历史特点，在我国其他古都的历史上是少有的。自先秦的商周而至两汉，而至隋唐、辽金，而至元明清，北京地区的书法一脉相承，顺势发展，其历史之悠久、数量之丰富、种类之繁多、技艺之精绝，可谓举世罕有可与其匹者。

关于北京书法，前人论述涉及的著作之多不知凡几，然以北京为专题，对北京地区的书法作全面探讨的论作尚不多见，我们不揣浅陋，试对北京地区的书法作品加以梳理，以期为北京文化研究作出点滴贡献。

一 按载体分类

书法作品必须要有相应载体方能流传于世。《说文解字序》云：“著于书帛谓之书。”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上古以刀录于竹若木，中古以漆画于帛，后世以墨写于纸。”目前可见北京书法资料，就其材质而言，可大致分为甲骨、青铜、石质、木质、纸质五类，甲骨、青铜较少，纸质、石质、木质较多。究其原因，有历史政治的原因，也有物产风化的原因。从历史政治层面讲，西周甲骨在北京有三地出土，一是昌平区的白浮村，二是房山区的琉璃河，三是房山区的镇江营。青铜器铭文也主要出在房山琉璃河，此外还有东周货币、玺印文字。这些都与燕国的历史文化有关。随着公元前222年秦灭燕，北京地区的政治文化渐趋衰落，直到元代北京地区的文化才又复振，以至于鼎盛。从物产风化层面讲，北京的书法作品以石质、木质、纸质为多，这与北京地区多山，取材方便，原料丰富不无关系。尤其是明清以降，北京地区作为皇家禁地，宫殿陵寝多，寺庙道观亦多，再加上北京地区多产石材，且石材与木和纸相比更易保存，更符合“流芳百代”的心理诉求，以此之故，北京书法的石刻作品格外多。

北京书法，除少量的西周甲骨文和青铜铭文、燕国货币、玺印文字之外，秦汉以下的书法作品大致可分为石刻、匾联、书帖三大类。

石刻，即刻在石质材料上的文字，石刻类作品按体裁分类，主要有碑刻、墓志、经幢等。刻碑之石各部位有不同名称，碑的上端称“碑首”,“碑首”中间部分为“碑额”, “碑首”下面部分为“碑身”，与“碑额”在同一面者为“碑阳”，其反面为“碑阴”。就碑文字体论，端庄典雅的正楷居多，碑额则以高古的篆书居多，故题写碑额人称“篆额”，间或也有以行书、草书题额者。北京是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北京地区也有不少其他民族文字的碑刻，如居庸关云台券门内壁的《元如来心经石刻》，上有梵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西夏文及汉文六种文字。再如密云县“番字牌”摩崖石刻（图1）中既有梵文、蒙古文，也有藏文。

墓志，即置于墓中载有墓主身前事迹的石刻，大多在墓室的墓门前、墓主头前或甬道中。用以起标志辨识，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埋铭》载：“墓志，则直述世系、岁月、名字、爵里，用防陵谷迁改。埋铭、墓记，则墓志异名。”“墓志这种形式最早出现于东汉（25—220）。到南北朝时，以南朝宋大明三年（459）《刘怀民墓志》为标志，墓志的名称才正式出现，其形制、文体等也才逐步走向稳定成型。”

墓志分志和盖两部分，志篇幅较大，用以记述墓主人生平，多以工整浑厚的楷书书写。唐代国力强盛，墓志用材讲究，刻工精良，字体随意洒脱，功力精湛、技巧纯熟。如1991年出土于海淀区八里庄的唐大中二年（848）的王公淑墓志（图2、图3）。

此墓志盖文两行，四字篆书，古意盎然，志文28行，楷书书写，字体清秀。辽金时期墓志存世作品多出名家之手，史料价值较高，对于了解北京地区历史有很重要的作用。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北京起，北京作为都城见证了历代王朝的兴衰，出土墓志皇家色彩较重。墓志形式趋于简洁，字体更显端方。宦官当政是明王朝一大重要现象，因而出土宦官墓志较多。及至清代，则呈现汉、满等多语言共存现象，同时，由于康熙、乾隆、雍正时期国力强盛，文化影响力强，来华传教士增多，耶稣会士墓碑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幢原系佛教的一种柱状标志，饰以杂彩，建于佛前，表示麾导群生、制伏魔众之意。后来渐次演变成在一根木柱顶端安八角形伞盖形状，每一边垂丝带写上佛经，丝带最早用布帛制成，再后又有石质者，故称“石幢”；因其所刻多为经文，又称“经幢”。“石幢是用多块石刻堆建而成。大者逾丈，小的不过径尺。上有盖，下有座，中多为八棱或六棱的石柱，迄今只见过隋朝的王具造幢是十面。幢顶大于幢身的直径，上面刻有垂幔、飘带等图案，各面都有造像，称为‘八佛头’，所以石幢俗称‘八楞碑’，远远望去，俨如幡幢。幢座和幢身空缺处经常是刻满花纹，唐人称其为‘花幢’。”“经幢文字，额多用篆书题写，多八面横列。每面一个字、两字或三字不等。幢身经文多为楷书，间有行书。以隶书书额或书经文者不多见，以篆书书经文者尤为难得。”文物工作者在昌平区黑山寨乡南庄村南的山顶发现过一座佛教经幢，上面所刻为女真文。

匾联，即匾额楹联。匾额就是悬挂于门屏上的牌匾。“匾”，古字“扁”, 《说文解字》: “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由是知，匾是由户口册题署门户发展而来的，它具有旌表之功用。《书经·周书·毕命》云：“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表瘅恶，树之风声。”人谓“以匾研史，可以佐旺；以匾研涛，可得涛眼；以匾学书，可得笔髓”。

楹联，又称对联，对仗工整。“若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出水，也断不能生色。”《红楼梦》上的一段文字，道出了匾联的妙处。匾额与楹联一般一起使用，不只起到“正名”的作用，同时也是建筑艺术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题写在匾额上的书法成为“榜书”，最早称“署书”，明代费瀛《大书长语》云：“秦废古文，书存八体，其曰署书者，以大字题署宫殿匾额也。”就字体而言，匾联书法以端庄大方的楷书居多，行云流水的行书次之，古朴典雅的隶书再次，后经发展又有行楷、行草等相对活泼灵活的字体。匾联就其使用地点而言，一般在门楣、厅堂等重要位置，以楷书居多，取端庄雅致之意；另有使用于亭台、楼榭等的匾联则相对自由，文学色彩明显，字体多变。北京地区的匾联主要集中于明清两代，其中以清代最盛，前期以朴实的长方形木匾居多，中期开始随着国力强盛逐渐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其大致可分为官方和民间两个体系，官方多为皇帝、太后赏赐，彰表性质明显，以端方的楷书居多，庄重有余，灵动不足，少了些许诗情画意。

北京地区匾额主要分木质和石质两类。石质牌匾中，城门石匾最早为“平则门”石匾（图4）。“平则门”即阜成门，元时名“平则门”，明正统四年（1439）重修，改名“阜成门”，取“阜成兆民”之意，为通往京西之门户。“平则门”三字用双钩手法，端庄圆润。其下款题：“洪武六年五月日立”，款题略显草率，和“平则门”三字风格迥异，疑为后来所加。

木质匾联则以清代最盛，故宫、颐和园等地较为集中，主要以“馆阁体”书写，其特点为“乌、方、光”，即乌黑、方正、光洁、大小一律，与清代平和中正的宗旨一致。民间体系则相比更加灵活自由，有商业牌匾，也有为民间宅院所用者，其中以商业牌匾居多。商业牌匾多请当时有名望之人题写，而琉璃厂作为当时的“文化一条街”自是牌匾云集，具体琉璃厂名家墨迹情况详见附录一。琉璃厂众多名家墨迹中，翁同龢的书法当是最为出彩。

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收录了一篇金台稚川居士所作的《琉璃厂匾额》，专门记载琉璃厂匾额名家墨迹。“旧都琉璃厂各商店之匾额，皆系名家所书，字体不一，极尽琳琅壮观之致；尤以茹古斋、松华斋、清秘阁、松古斋等匾额为精彩。按茹古为翁叔平所写，浑脱潇洒，老气横秋。松华为徐颂阁所写，圆润紧凑，超然绝俗，循其笔迹，系宗多宝塔，而运笔浑脱过之。清秘为阿克敦布所写，神气十足，结构精密，似脱胎于九成宫，然运笔潇洒过之。松古为胡浚所写，胡为近代写家，天津人，书法宗颜之麻姑，笔力雄伟。他如徐东海之静文斋，华璧臣之虹光阁，朱益藩之信远斋，或祖欧黄，或宗颜赵，堪称北平匾额精华之集萃。至于恽薇荪之写苏，唐驼之写欧赵，冯公度之写颜柳，张海若之写北魏，尤足珍贵绝伦。”

纸质书帖是北京书法另一大宗。书帖散见奏章、扇面等，石刻法帖亦为数不少。石刻法帖，顾名思义就是将法帖刻于石上，多为历代帝王、名人的墨迹，用以供人临摹、观赏。将书法家作品真迹印在石板上镌刻出来，制成拓片后装裱成册便是“法帖”。法帖不一定有史料价值，但却是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

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法帖是北宋的《淳化秘阁法帖》，简称《淳化阁帖》。清代帝王重视学习中原文化，上行下效，刻帖之风盛行。目前所知较著名者有乾隆摹刻的《淳化阁帖》、《三希堂法帖》，乾隆朝进士邵瑛《楷书间架结构九十二法》，成亲王永瑆《诒晋斋法帖》等。

二 按内容分类

如前所述，北京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人文以及政治环境，商周青铜器铭文或物勒工名，或铭功纪颂；货币、玺印文字，功用清楚，不劳烦辞。石刻类书法作品是北京书法作品的大宗，所以本文的讨论就以石刻为主，并参考《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对其进行分类概述。

按书法作品内容分类，北京地区石刻书法作品大致可分为墓葬、宗教、艺文、教育、杂刻五类。其中墓葬、宗教类数量最多，这与北京地区自定都起皇家寝陵众多、宗教色彩浓厚有很大的关系。据《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资料统计，北京地区共有墓葬类石刻2563方，宗教类2277方，杂刻类570方，艺文类529方，教育类367方。

墓葬类大致可细分为墓碑、墓志、砖志、杂刻四类，其中墓碑、墓志最多。据《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资料统计，北京地区墓葬类以清代最盛，中华人民共和国次之，民国及明代再次。就具体分类而言，墓碑类清代最盛，中华人民共和国次之，且墓碑除一方坐落于宣武外，新中国成立后墓碑均坐落于石景山。墓志类则以明代最多，民国次之，清代唐代再次。砖志杂刻类较少，均以清代最盛。具体数据详见表1。

从字体来看，墓葬类碑额以篆书为主，取其古拙雅致之意，另有清代碑额隶书五方、行书一方。自明代起，由于民族融合增强、外国传教士来华等原因，碑额还出现多种语言现象，其中明代有阿拉伯文碑额2方；清代碑额阿拉伯文2方，维吾尔文1方，梵文1方，满文、梵文1方，阿拉伯文、篆书1方。

就碑文书体论，石碑碑身多正书，隶书次之，行书再次，其中隶书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景山革命公墓墓碑为最（见表2）。

宗教类主要可细分为庙宇、经幢、经文、杂刻四类，其中以庙宇类最盛，经文类次之，杂刻类再次。细分来看，庙宇类和经文类以清代最盛，明代次之，民国再次。经幢类以辽代最盛，金代次之。杂刻类则以清代最盛，明代次之。具体数据见表3。

就字体而言，宗教类碑额以篆书为主，庙宇类碑额则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特色，其中金代碑额隶书1方；元代隶书2方；明代隶书2方，正书9方，篆书、梵文1方；清代正书36方，正书、篆书2方，隶书、篆书3方，隶书9方，行书3方，阿拉伯文1方，满文2方，回文1方，汉文、阿拉伯文1方，蒙文、藏文1方。民国正书4方，正书、篆书1方，隶书2方，阿拉伯文4方。从碑身字体来看，庄重典雅的正书最多，行云流水的行书次之，古拙质朴的隶书再次。碑身字体具体数据见表4。

艺文类，顾名思义即与文艺相关的作品，这一类作品兼具书法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观赏性较高。艺文类可细分为题词、文艺、杂刻三类，其中艺文类最多，以清代为最，民国次之，明代再次。题词类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等人题词最盛，民国次之，清代再次。艺文类主要为历代帝王或知识分子所作，元、明以降，尤其是明代之后，北京成为政治文化中心、人文荟萃之地，故而明代以及以后所存作品数倍于前。具体数据详见表5。

艺文类字体以正书居多，行书次之，草书再次。艺文类兼具书法和文学的多重特点，作品个人特色明显，但仍以方整的正书居多，运笔流畅、符合文人潇洒特色的行书次之，个性张扬的草书再次。具体数据见表6。

教育类书法作品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明清两朝，以东城区国子监为主要集中区。教育类可细分为题名碑、教育纪事、杂刻三类，其中以题名碑最盛。清代特别是清代前期君主均注重文化教育，自身认真学习汉族文化，自上而下带动了整个朝代的学习风气，这一时期教育类书法作品也存世最多。科举废除，题名碑制度不复存在，故而目前尚未有清代以后的教育类作品。具体数据详见表7。

教育类碑额仍以篆书为主，只清代有碑额隶书5方，汉文、满文1方。由于教育类多为题名碑，庄重正式，故而碑身以正书为主。行书次之，但总体不多。具体数据见表8。

杂刻类收录墓葬、宗教、艺文、教育类之外的所有石刻书法作品，由于会馆碑是个较为特殊的存在，也暂将其列入杂刻类。杂刻类可大致细分为纪事、谕旨、会馆碑三类，其中谕旨、会馆碑两类皆与政治相关。

会馆是古代的“驻京办事处”，分为同乡会馆和同业会馆。“会馆碑刻是记述各种会馆的创建、沿革及其作用的石刻。同乡会馆碑专门记述其创建和接待进京官员、应试人员及其他活动的石刻。同业会馆碑则是记述同行工商业者聚会、订立行规、捐款等内容的石刻”, “这一类石刻虽然也叫做‘××碑’，但不一定都是石碑的形式，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条石’即高约0.5米、宽约0.9米的石板刻成。这种条石，在会馆中是被镶嵌在厅堂、走廊等处墙壁上的。但人们习惯上把这两种形式不同的石刻都叫做‘会馆碑’”。

谕旨类自废除封建君主制后不复存在，故而自清代后无谕旨类相关书法作品。具体杂刻类作品数量详见表9。

杂刻类以清代最盛，民国次之，明代再次。从其书法字体来看，端庄易辨认的正书为最，线条流畅的行书次之，古朴典雅的隶书再次。清代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即是多语言并存，这也同样反映了当时的民族融合现象和国力之强盛。具体字体数据见表10。

三 北京碑刻的区域分布

北京共16区2县，分别是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房山区、昌平区、顺义区、通州区、大兴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县以及延庆县。从所存石刻书法作品总量来看，以海淀区为最，西城次之，石景山再次，平谷、大兴及延庆作品较少。作品总量数据见表11。

就具体分类而言，墓葬类以海淀、石景山为最，朝阳、西城次之，房山、丰台再次。其中，海淀区以清代、民国为最，墓志以明代海淀区为最。清代海淀区坟茔众多，墓碑较多，石景山则以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重点，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除西城区2方、宣武1方外，墓碑均集中在石景山区八宝山。清代朝阳区王爷公主园寝众多，朝阳区墓葬类仍以清代为最，主要集中于朝阳区十八里店、小红门等地。西城区仍以清代最盛，主要是集中于西城区马尾沟教堂的传教士墓碑。

宗教类以西城、房山为最，海淀、朝阳次之，宣武、东城再次。西城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较浓，寺庙较多，书法作品以明清两代庙宇类为最。房山以明清两代最盛，以云居寺为典型代表，石经居多。朝阳、宣武、东城仍以明清两代庙宇类最盛。

西城、东城区名人故居较多，文化底蕴深厚，故而与文艺关系最密切的艺文类仍以西城、东城为最，且主要集中于清代及以后，特别是西城区，名人雅客云集，艺文类作品较多，主要集中于民国，而东城则题词更多。房山、海淀次之，宣武、崇文再次。

教育类总体不多，主要集中于东城区国子监，西城、昌平次之。东城区金代以教育纪事类作品为主，明清两代则以题名碑为主且占多数。西城区也以清代题名碑为主，昌平区则以教育纪事类作品为主，另有金、明教育杂刻类碑刻共2通。

杂刻类除宣武区相对较多外，其他各区分布较均匀。宣武区主要以清代会馆碑为最，这是因为清军入关后汉人不得居于内城，会馆主要集中于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外一带，以宣武门外最多。

四 北京书法历史概观

北京书法依其载体、内容、区域分述虽有便利之处，然其书风递嬗之迹则显得不够清晰，故下面依朝代为序，对北京书法风格作概略性介绍。

1．商周时代：高古雄浑

北京地区所见商代书法资料不多，刘家河商代墓葬所出土的圆鼎阴文铭文“鳖”字，该字线条流畅，像鳖之形，此大概是北京地区仅存的商代文字硕果了（图5）。《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北燕即燕，殷在今河南延津县有南燕，故《史记》又称燕为北燕。召公被封北燕之燕在何处，自汉代以来就众说纷纭。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北京市西南43公里处的琉璃河地区发掘出了西周遗址，发掘出居住址、古城址、墓葬区，出土文物上万件，尤其是以堇鼎、圉方鼎、复鼎等一批带有“匽侯”铭文的青铜器出土，为北燕地点和古城性质的确定提供了直接可靠的物证，同时也把北京建城的历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琉璃河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是北京繁荣历史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北京发达的书法艺术的一个标志。这批铭文雄浑高古，饱满的线条中还有磔尾，与商代铭文风格十分接近，沉雄大雅，气度恢宏（图6）。

琉璃河遗址不仅出土了西周青铜铭文，并于1995—1996年出土了西周甲骨文（图7、图8）。前此，在昌平白浮也出土过西周甲骨文，这为认识北京地区西周书法艺术面貌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春秋战国时代北京的书法资料保存下来的不多，以刀币文字和玺印文字为主。战国时代北京属燕国，要认识战国时代的北京书法必须从燕国文字谈起。燕国文字在战国文字中风格独特，文字学家在战国文字中把燕国别为一类，称为燕系文字。燕系文字可分为青铜礼器文字、兵器文字、刀币文字、玺印文字四类。燕国青铜礼器铭文以郾侯库簋为代表，其字体势呈方形，与西周初年的匽侯铭文有很大的不同，线条收笔锋利，显示出独特的个性。燕国兵器铭文之丰富，堪称列国之冠。燕国兵器文字整饬精美。燕国货币是刀币，所以我们称其为刀币文字。值得一提的是燕国玺印文字的书法。燕国玺印文字的印面多呈条形，有细长的柄，自名为鍴。有长条形的朱文玺，也有方形白文小玺。印台与坡形纽座之间有明显的过渡台阶，为其他国玺所无。铭文有边框围绕，布局严整精美，与郾王兵器风格相似。还有方形朱文小玺。印面略小于方形白文小玺。更有“方形朱文大玺，印面甚大，镌刻苍劲古茂，很有气势”。

2．两汉隶书：朴茂古拙

汉代无论从中国文字发展史抑或中国书法发展史的角度看，都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朝代。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的书写必须从容结篆，这一特点与风云激荡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天下大势有点儿不协调，所以，至迟在战国中期，汉字就历史性地发生了隶变。秦时的小篆虽然在统一文字方面有积极作用，然时代前进的步伐最终让古篆的书写者感到力不从心，篆书日渐式微，隶变文字取代古篆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有汉一代隶书的体势写得更为活泼张扬，应和了大汉天朝的历史雄风。隶书至汉达到了书法艺术的顶峰。因此，书法上常把隶书艳称为“汉隶”。

由于汉代经营的重点在西北，北京地区尚不在开发之列，所以，北京地区出土的汉代书迹很少。石景山区八宝山侧出土的“秦君神道左阙”和“秦君神道右阙”及“秦君墓刻辞”，是北京地区为数不多的汉隶作品。

秦君石墓阙建于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十月，隶书题“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有一石柱左侧题“乌还哺母”（《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中记为“鸟还哺母”）（图9）。

东汉后期约公元150年之后碑刻大量使用汉隶，而此石阙是在公元105年，此时的书法处于篆书与隶书的转型期。篆书象形化，相对刻板；隶书符号化，变化多端。而成熟的汉隶装饰性较强，且到东汉后期渐趋规范。8号方石柱正面竖刻文字一行，为“永元十七年四月，板令改为元兴元年。其十月，鲁工石巨宜造”；碑额镌“乌还哺母”四字，碑内文共7行。“秦君神道左阙”和“秦君神道右阙”规格相同，题字也相同，汉隶竖刻三行，均为“汉故幽州书佐秦君神道”。此石刻文字清晰，字体个体差异明显，规范性不强，与成熟的汉隶有一定差异。

隶书具有蚕头雁尾的特点。所谓蚕头，即写横波时先向左藏锋逆入，后提笔向右，状如蚕头。写挑脚时笔锋下按，慢慢提起，右上挑出，状如雁尾。这一特点在汉代碑刻特别是东汉后期的碑刻中比较常见。纵观秦君神道石刻，此刻石上的书法，“与成熟的汉隶比较发现，没有那么规范的装饰性，尤其是没有汉隶碑刻中那种蚕头雁尾的特点。整体来看，十一个字大小不一，没有太多的拘束，古拙劲挺。单个字来讲，并不出色，它们组合在一起后，彼此呼应，体现了作者独特的个性。它的优秀还在于，让观者感觉其独具匠心的同时，又能体会随意而为的神采，在没有章法中求得了极佳的章法之美”。

3．北海遗宝：李邕与青春盛唐时代的北京书法

隋朝运祚不长，书法亦不多见。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反隋，建唐朝，后太宗李世民即位，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书法艺术也发展到高潮。唐太宗李世民本人酷爱书法，工隶书、飞白，书学王羲之，所撰之《温泉铭》首开以行书入碑的先河。皇帝推崇加之国力强盛，使得“书至初唐而极盛”，草书、行书、楷书等在这一时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从目前所知书法作品来看，唐代北京地区书法作品主要以碑刻和墓志的形式流传。其中，墓志多在字间打有界格，书法多以继承魏晋风骨为主，淡薄俊逸，但同时又有俊秀内刚，而碑刻书法则多是雄健创新，多有盛世之象。

北京地区出土的墓志中，墓主人先祖多为太原人，且地位较高，其先祖多是在太原追随李渊起兵，立下战功，称为“从龙军”。唐玄宗时，边塞战事较多，而当时北京亦即幽州是与东北契丹交战的主战场，因此有欲立战功的禁军举家迁至幽州，后成当地的大户望族，生活富裕，家资丰饶，其后代不用出仕也可过上宝马香车的优裕生活。

苏轼尝云：“古人论书，兼论其人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这些唐代墓志书法正体现了这点，安逸的生活带来的淡薄俊逸书风在这里得到体现。但幽州为北方军事重镇，自与魏晋不同，故而作品中又同时有雄健的一面。如1981年出土于海淀区钓鱼台东门北侧的唐开元二十一年（733）郭君墓志（图10）。此墓志书法初看俊逸挺拔，挥洒自如，有褚遂良之风，细看则锋棱健在，柔中带刚，又有幽州兵士雄健的一面。看似柔弱淡薄，实则雄奇内秀。志盖书法古拙，不失风骨。

这一时期最有名的书法家当数李邕，而北京地区书法作品中最典型的当是成书于天宝元年（742）正月的《李秀碑》。

李邕，字泰和，扬州江都人，其父李善曾为《文选》作注，少年成名，后召为左拾遗，尝为北海守，世称“李北海”,70岁时为李林甫所忌，含冤杖杀。书法初学王右军，后加以创新，笔力雄姿英发，有“书中仙手”之称。《宣和书谱》云：“邕精于翰墨，行草之名尤著。初学右将军行法，既得其妙，乃复摆脱旧习，笔力一新。”清代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说：“降及唐贤，自知才力不及古人，故行书碑版皆有横格就中。九宫之学，徐会稽、李北海、张郎中三家为尤密，传书俱在，潜精按验，信其不谬也”, “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评价李邕书“邕书如宽大长者，逶迤自肆而终归于法度”。传世作品主要有《岳麓山寺碑》、《李秀碑》、《东林寺碑》等。

《李秀碑》，全称《云麾将军李秀碑》，亦称《云麾将军碑》，原在良乡，石断后被弃，今仅存二石。首题“云麾将军辽西郡开国公上柱国李秀碑”，李邕撰并行书，碑额为篆书“唐故云麾将军李秀碑”（图11）。

《李秀碑》是李邕书法的代表作，窃以为其作品中“丿”画最能体现其书法之精髓。明董其昌所谓“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清冯班《钝吟书要》云：“董宗伯云王右军如龙，李北海如象；不如云王右军如凤，李北海如俊鹰。”右军之书，当得上翩若游龙，北海之书，以行笔入楷，则从“鹰”更当。

观图11“大”、“碑”、“公”三字“丿”画，一笔贯通，气势凌然，丰腴古朴，有碑学特色，舒朗豁然，然风骨犹存，雄奇俊秀。其字方阔，个性鲜明。北海之书亦如其人，直率坦荡，有王右军的俊朗风骨，又显丰腴，注重创新，尝言：“似我者俗，学我者死”，从右军书而能跳出右军书法之约束，颇为难得。纵观其字，丰腴为表，雄秀为质，言其为“象”不若为“鹰”。

4．佛光普照：云居寺石经与辽金时代的北京书风

辽代书法墨迹相对较少，但当时举国上下崇尚佛法，遗留了很多佛家墨迹，僧人书作较多，北京地区以云居寺刻经最为集中。辽代佛法大兴，盛况可与唐代比肩，书法作品也多有唐楷特色，端庄浑厚。

云居寺刻经始于隋代，至唐大盛，五代衰败，辽金复兴，共有大小经版15000余块，佛经约1000部，3000多卷，书法艺术光彩夺目，艺术价值较高。据伊葆力《辽金书法艺术概览》，辽代续刻始于南京（又称燕京，今北京，辽王朝陪都）韩氏家族后代韩绍芳，“自太平至清宁三年（1027—1057）间，续刻了大般若经80卷，大宝积经一部120卷，合计经石2730条，接续唐刻完成了《四大部经》全套”。

“金代续刻石经始于天会十年（1132），此期间天会十四年（1136）有燕京圆福寺僧见嵩续刻《大都王经》1帙10卷。天眷元年至皇统九年（1138—1149）间，有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保宁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庆、刘庆余等续刻密宗经典39帙；皇统九年至明昌（1149—1190）初年，有金章宗的皇伯汉王、刘丞相夫人、张宗仁等续刻阿含等20帙。此外还有不知名者所刻的《金刚摧碎陀罗尼经》、《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金刻石经，除《大教王经》藏于东峰第三洞外，余均埋于压经塔下地穴中。”

1970年3月出土于西城区阜成门外的“董庠灭罪真言刻石”即是辽代笃尚佛法的证明。此刻石镌刻时间为辽寿昌三年（1097）六月十四日，题目为“故保静军节度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傅兼御史中丞董庠”，文字内容为“灭罪真言”（佛教咒语）。董庠位高权重，然墓中却埋有佛教石刻，足可见佛教之盛况。

金代书法第一人，当属“独步金代”的党怀英。

党怀英，字世杰，号竹溪，“少颖悟，日诵千余言”。大定十年（1170）中进士，后累除汝阴县令、国子监祭酒、翰林学士等职，诗文、书法俱佳，尤以篆籕为最，“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之”。

《金史》载：党怀英“性乐山水，诗文碑记不尚虚饰，因事遣词，通达流畅，平易自然，格调冲淡”。“怀英工书法，世称‘独步金代’，尤爱玉箸篆书。泰和四年，书 ‘泰和重宝’，铸于钱币之上，是为 ‘金泰和’。”赵秉文为党怀英所作墓志云：“公之文似欧阳公，不为尖新奇险之语；诗似陶谢，奄有魏晋；篆籀入神，李阳冰之后，一人而已。古人各一艺，公独兼之，可谓全矣。”玉箸篆书，即笔画圆如玉箸的小篆，字体多为长方形，左右对称，挺拔俊秀。清陈沣《摹印述》云：“篆书笔画两头肥瘦均匀，末不出锋者，名曰‘玉箸’，篆书正宗也。”玉箸篆书集大成者，当属秦李斯和唐李阳冰，而党怀英的玉箸也可与之比肩。

党怀英早年居住在山东，死后亦葬于山东，故而目前山东所存其作品较多。北京地区党怀英作品较为著名者，当属于1980年5月出土于丰台区王佐乡米粮屯村的乌古论家族墓志盖（图12）。

乌古论氏为金代女真重要部族，辅佐完颜氏建立金政权，为当时一代权贵。乌古论家族墓志共出土三方，其中墓志盖为党怀英所书。字体圆润修长，规整对称，“有规矩成方圆”。然党怀英的字俊美有余，略显呆板，个性不明显，所书篆书线条流畅，然不能恣意而为，风骨略缺。

5．赵孟頫：北京元代书法之骄傲

元代自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定都北京到元顺帝北走塞外，历91年。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以武力征服中原，实行敕令政治和君主独裁制，民不聊生，造成一定程度的文化荒芜。同时，元代将人分为不同等级，第一等蒙古人任官，第二等色目人任吏，第三等为北宋元统治下的臣民，最低等南宋遗民。这些政策必然导致民族矛盾激化，起义不断。为了缓和民族矛盾，为自己的统治正名，元代开始重视书法等艺术，此举虽然意在维护其统治，但对书法而言则是一大幸事。

国家不幸，中原文人士子亦多笼罩于压抑情绪之中，历史上政治失意埋头故纸堆者比比皆是，这一时期的书法也是以复古为主，各种书法字帖全面复兴，魏晋后少有人使用的章草大量出现，赵孟頫还首开诗、书、画结合的先河。

由于元定都北京，这一时期北京地区所藏书法作品增多，特别是碑刻、墓志、书帖类文物，较著名书法家在北京的活动时间也增多，目前所知最有名者，当属赵孟頫。

《元史》载：“赵孟頫，字子昂，湖州归安人。宋太祖裔孙秀王子称五世孙也。幼聪慧，读书目成诵。”世祖笼络人才，“吏部尚书夹谷之奇荐为翰林编修，不就。侍御史陈鉅夫奉诏搜江南遗逸，又荐之”, “帝眷孟俯甚厚，字而不名，尝以孟俯比唐李白、宋苏轼，又言孟俯过人者数事：一帝胄，二美姿仪，三博学，四操屡纯正，五文词高古，六书画绝伦，七旁通佛老之学”。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

赵孟頫书法楷、行最高，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有“颜筋柳骨，铁画银钩”之称。书碑学李北海，篆书学石鼓文，隶书学梁鹄、钟繇，行书学羲献。赵孟頫认为：“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犹可以语书也。”

据单国强《赵孟頫信札系年初编》，历史上赵孟頫有两个时期是在北京度过，分别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初次到北京任职、至大三年（1310）到延祐五年（1318）再次赴京任职，累迁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至一品高位。两个时期分别代表了赵孟頫书法的两个阶段，各有特色。

单国强《赵孟頫信札系年初编》讲，第一个时期亦即赵孟頫34—39岁期间，其信札主要有：“致野翁‘兰亭考帖’”（暂名）（图13）、“致丈人节干‘除授未定帖’”（暂名）、“致希魏判簿‘倏尔两岁帖’”（暂名）、“问候鲜于枢的‘论古人画迹札’”。

据《赵孟頫信札系年初编》考，此帖作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赵孟頫36岁时，属于其早期作品。“尚存较多魏晋古意和仿学痕迹，结体比较方阔，用笔也见圆厚，有些字还欠稳妥，不甚优美，具古拙质朴之感。”这一时期赵孟頫的书法灵动有余，沉稳略缺，但却也最见风骨。结构方阔不呆板，个人特色明显，相比后期作品来讲更尚意，是一个南宋遗民国家虽亡气节犹存的生动体现。

赵孟頫第二次赴京时已57岁，《元史》载：“至大三年，召至京师，以翰林侍读学士，与他学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拟进殿名，议不合，谒告去。仁宗在东宫，素知其名，及即为，召除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帝眷至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此时的赵孟頫欲明哲保身而不得，撰祝文拟进殿名不合而请去，不过是其欲远离是非之地的托词，有人认为其出身帝胄却入元为官，“薄其人遂薄其书”，对赵孟頫实不公。一则家国不幸，个人身世如浮萍，赵孟頫欲隐而不仕亦不可得；二则虽字如其人，然字不等于其人，不能因为政治因素而忽略赵孟頫的书法成就。

据《赵孟頫信札系年初编》，这一时期赵孟頫手书信札主要有：“致中峰和尚‘长儿帖’”（暂名）、“致季博提举‘草率帖’”（暂名）、“致次山总管‘窃禄帖’”、“致中峰和尚‘吴门帖’”、“致中峰和尚‘堑还帖’”（暂名）、“致中峰和尚‘幼女帖’”（暂名）、“致中峰和尚‘佛法帖’”（暂名）、“致中峰和尚‘亡女帖’”（暂名）、“致园中提举‘东衡帖’”、“致进之提举‘不蒙惠字帖’”、“致中峰和尚‘叨位帖’”共11帖。帖中多次出现的中峰和尚是当时高僧，时人敬重有加，也是赵孟頫的好友。

赵孟頫书法所主张的复古在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中有明显体现，相比前期的灵动古拙，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张弛有度，注重章法，有李北海书风，同时，由于笃信佛学，赵孟頫的书法作品中禅意较浓，端庄雅致。

这一阶段属于赵孟頫书风由中年向晚年转变的阶段，“书风在保持中年姿媚圆润基调同时，用笔已见刚健挺拔，遒劲渐胜流润，结体在修长中兼具端严精谨，雍容中略显雄健”。

赵孟頫晚期的书法作品，可见北京东岳庙中所藏的《张公碑》（图14、图15、图16）。

《张公碑》，全称《大元敕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法师冲玄人靖大真人知集贤院事领诸道教事张公碑》，赵孟頫撰并正书篆额，碑文两面共刻2780字。张公即赵孟頫至交东岳庙开山鼻祖张留孙，元至治二年（1322）张留孙羽化，此时赵孟頫也已年迈体衰，仍奉旨撰写碑文。

此碑作于赵孟頫逝世几个月前，张留孙又为其至交好友，为张公作碑亦是为自己一生做总结，故而此碑写得情真意切，书法也颇见功力。此时作品已很工整，笔力雄健，端庄婉丽。赵孟頫后期书法风格较平和，大略与其潜心佛学有关，端庄而不呆板，婉丽不失风骨，同时可以看出其深厚的个人修养，典雅平正。

6．董其昌：台阁体遮不住的明代书法之光

明代自朱元璋定都北京至朱由检自缢煤山历时277年，这一时期北京地区的书法受元代赵孟頫影响颇深，工整秀丽，行楷居多，帖学大盛。但明代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思想控制严格，明代书法在初期以“台阁体”为主，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书法的规范，但不利于书法艺术的发展，并导致明代书法虽有大家然无创新，只是在延续前朝书法。

“台阁体”即明代官场书体，清代称为“馆阁体”，主要特点为“乌、光、方”，亦即乌黑、方正、光沼，大小一律。作品追求雍容典雅，华而不实，多为歌功颂德之作，书法工整，毫无特色，呆板无趣。沈括《笔谈》云：“三馆楷书不可不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是矣。窃以为此种楷法在书手则可，士大夫亦从而效之，何耶？”但“台阁体”在规范书写方面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以明沈度《敬斋箴》（图17）为例，字体工整、严谨、规范，易于辨识，适合于公文写作、科举应考等场合的使用，但是毫无个人特色，无异于书法的“八股”。

明代后期由于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书法也承社会之象表现出诡谲奇绝的一面。

北京地区明代书法资料墓志、碑刻居多，一方面，就其性质而言以宗教类和题诗题字类较多，这一时期碑刻中除汉文外，还有梵文、拉丁文、阿拉伯文等出现；从另一方面体现出当时民族融合以及中外交流的情况。

据《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明代北京地区出现多语言的石刻主要有：

昌平县南邵何家营的《伯哈智墓碑》，万历六年（1578）下月书，正书汉、阿拉伯文。

海淀区青龙桥的《哥里亚墓碑》，天启四年（1624），正书汉、拉丁文。

西城区北营房北街的《罗雅谷墓碑》，崇祯十一年（1638），正书汉、拉丁文。

宣武区牛街清真寺的《礼拜寺碑》，弘治九年（1496）六月中旬，正书汉、阿拉伯文。

西城区锦什坊街的《清真寺残刻石》，崇祯元年（1628）四月，正书汉、阿拉伯文。

石景山区蟠龙山法海寺内的《李福善等造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正统四年（1439）九月二十六日，正书汉、梵文。

昌平县居庸关过街塔东壁《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功德经之尊胜咒云栖施食仪本》，正统十年（1445）五月十五日，正书汉、梵、藏、八思巴、畏吾儿、蒙文、西夏文。昌平县居庸关过街塔《云台券门浮雕一之二》，至正五年前（附1345年），正书汉、梵、藏、西夏文。昌平县居庸关过街塔《云台券门浮雕二之二》，至正五年前（附1345年），正书汉、梵、藏、蒙、西夏文。海淀区大钟寺乡五塔寺的《真觉寺三世佛座下咒文》，无年月，梵文。

海淀区大钟寺乡五塔寺的《真觉寺金刚宝座下咒文》，无年月，梵文（16 × 3270、15 × 3235）。海淀区大钟寺乡五塔寺的《真觉寺金刚宝座下咒文》，无年月，梵文（8 × 3210）。

海淀区大钟寺乡五塔寺的《真觉寺金刚宝座上中塔咒文》，无年月，梵文。海淀区大钟寺乡五塔寺的《真觉寺金刚宝座上东北塔咒文》，无年月，梵文。海淀区大钟寺乡五塔寺的《真觉寺金刚宝座上东南塔咒文》，无年月，梵文。海淀区大钟寺乡五塔寺的《真觉寺金刚宝座上西北塔咒文》，无年月，梵文。海淀区大钟寺乡五塔寺的《真觉寺金刚宝座上西南塔咒文》，无年月，梵文。西城区三里河的《金氏宗图碑》，天启五年（1625）五月，正书汉、阿拉伯文。

明代北京地区虽没有比较集中的大家作品，但也不乏珍品，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董其昌和程南云。

董其昌，字玄宰，号香白、香光居士，是明代书法大家。《明史》载：“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初，华亭自沈度、沈粲以后，南安知府张弼、詹事陆深、布政莫如忠及子是龙皆以善书称。其昌后出，超越诸家，始以宋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洒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人儗之米芾、赵孟頫云。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刑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刑、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

他之所以有如此成就，与自己的勤奋学习也是分不开的，其在《画禅室随笔·评书法自叙答》中说：“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多宝塔）碑，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专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祝希哲置之眼角比，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人处，徒守格辙耳。以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譬如香岩和尚，一经洞山问倒，愿一生做粥饭僧，余亦愿焚笔研矣。然自此渐有小得，今将二十七年，犹作随波逐浪书家。翰墨小道，其难如是，况学道乎？”

对于董其昌的评价之所以如此之高，一方面是因为其艺术成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位高权重。对于董其昌书法的评价历代褒贬不一，褒者如康熙，他曾言：“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

贬者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香光（董其昌）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遇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

据《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北京地区目前可见的董其昌书迹有：《关侯庙碑》（图18），董其昌行书，崇文区正阳门，万历十九年（1591）冬日；《达观说韦李柏偈》，董其昌行书，永定门外圆通寺，万历二十七年（1599）九月（刻于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圆通寺碑》之阴）; 《释迦如来成道记》，唐王勃撰，董其昌行书，崇文区清华街，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十一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董其昌正书，宣武门龙泉胡同龙泉寺，天启六年（1626）; 《吕纯阳祠碑》，董其昌撰并行书，昌平县城内小学，崇祯七年（1634）。

董其昌作此碑之时年38岁，碑后自识一段则是其68岁时所作，此碑“行中带楷，字形端稳规整。38岁的董其昌正处于研习历代诸体书法的阶段，其书表现为用笔重实涩拙，锋棱外露峭拔，颜、米诸体笔意明显。而碑文后自识一段纯用行书，体现了68岁的董氏行书趋于完美时期的特点，字势精巧明快，爽朗秀媚，姿致平和，形成了自抒胸臆的独特风格。从此卷上可以看出董氏书法风格前后期发展变化的特点”。此碑书法锋芒外露，字形较方正，有古拙之美，但缺气度，沉稳不足。

除了董其昌，在书法特别是篆隶发展史上，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书法家：程南云。

程南云，字清轩，号远斋，江西南城人。永乐初以能书征中书舍人，累官为通议大夫、太常寺卿。精篆隶，得陈思孝之传，在当时备受推崇。据《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统计，明代北京地区程南云书迹有：

智光塔铭 程南云篆额

卢育墓碑 程南云篆额

底哇答思塔铭 程南云撰并正书篆额

钱安衣冠圹志 程南云篆盖

法华寺碑 程南云篆额

净明寺碑 程南云正书

崇化寺碑 程南云正书

太清观碑 程南云篆额

弘庆寺碑 程南云正书

妙缘观碑 程南云篆额

清虚观碑 程南云篆额

顺天府庙学记 程南云正书并篆额

宣德二年进士题名记 程南云正书并篆额（图19）

正统七年进士题名记 程南云正书并篆额

道孚大师行实碑 程南云正书

程南云的篆隶颇有古韵，工整典雅，明代祝允明曾赞：“程氏父子，篆隶擅名，其业斯鲜，不得不兴。”除了这些，程南云墨迹较著名者还有《长陵神圣功德碑》和现藏荣宝斋的书法真迹《五体书唐韦应物诗》，被誉为明代“三稀”，五体俱工，古韵十足。以《宣德二年进士题名记》为例，此碑作为宣德二年（1427），藏于东城区国子监，程南云正书并篆额。篆书字体圆转，有汉隶之风，典雅端方。正书字体规整不乏灵动，锋芒藏而不露，相较之下，其篆书艺术较之正书更胜一筹。

除了董其昌和程南云，明世宗朱厚熜或可代表明代皇帝书法之水准，据《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朱厚熜书迹主要有：

显灵宫碑 世宗朱厚熜撰 正书

敬一箴 世宗朱厚熜撰并正书（图20）

敬一箴碑 世宗朱厚熜撰并正书

程子四箴碑 宋程颐撰，世宗朱厚熜注并正书

程子听箴刻石 宋程颐撰，世宗朱厚熜注并正书

“敬一箴”为明世宗朱厚熜为宣扬儒学而作，藏东城区国子监。通高174厘米，宽118厘米，额篆“御制”二字，书法工整，大小规整，字间距、行间距基本相同，典雅端庄，或可代表明代皇帝书法最高水准。

7．大放异彩：清代北京的书法艺术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的时代，也是书法艺术风采大盛的时代，这一时期北京人才济济，加上有明代遗老降清出仕，书法艺术大放光彩，石刻、匾联等皆多有问世。碑学、帖学交织，书法理论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等的集大成之作。这一时期汉、魏、南北朝碑刻多有出土，帖学大盛，汉隶复兴，匾联多用馆阁体书写。

康乾书法在清代书法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二者各有特色。

康熙，即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他的书法推崇董其昌，曾将“海内真迹，搜访殆尽”。康熙自幼接受汉文教育，在位期间亦重视文化推广，曾以专学董其昌的沈荃为师。然康熙书学董其昌，只得其形，风骨略失。以《巴海御赐诗碑》（图21）为例。此碑成书于康熙十七年（1678）四月，高213厘米，宽74厘米，左满文、右汉文，康熙撰并正书。虽书学董其昌，但更有颜氏风范，字体端庄淳厚，锋芒尽藏，中规中矩，英气不足，略显运笔不畅。

乾隆，即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年号寓意“天道昌隆”,25岁登基，在位60年，一生显赫，晚年自号十全老人。人说乾隆书法推崇赵孟頫行楷书，各体兼能，喜好行书，楷书多见经文题词等。大学士梁诗正等赞：“皇上性契爻，学贯仓史，每于万机之暇，深探八法之微。宝涵所垂，云章霞采，凤翥龙腾。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又复品鉴精严，研究周悉，于诸家工拙真赝，如明镜之照，纤毫莫遁其形。仰识圣天子好古勤求，嘉惠来学，甄陶万世之心，有加无已。”此番言论多为奉承之作，然也可从另一个侧面看出乾隆对于书法之痴迷。

乾隆书法艺术成就不及康熙，其字体更多地保留了稚拙的特色，倒也难能可贵。其书法作品虽师从赵孟頫，然形神俱欠佳，字体绵柔，章法性不强，不被书法写作惯例所束缚，更显“稚子”之气。缺了赵孟頫的圆润平和，风骨不及二王，略显浮躁却也雍容大气。

在北京朝阳区定福庄有一通“重修朝阳门石道碑文”（图22），其上赫然题着“乾隆二十有六年岁在辛巳夏六月御笔”的字样。从碑文楷书中几乎寻不到赵孟頫书法的影子，看起来却是写颜的高手，此碑是可谓有清一代颜体楷书之翘楚，其书法成就与乾隆行书相比不知要高多少倍。

8．铺张扬厉：北京书法的现代个性

清末碑学大盛，而民国文人多为接受过旧式科举教育的知识分子，加之金石学大兴，隶书大盛。钢笔引入，书写工具出现变革，白话文运动开始兴起，给旧式文言文以极大的冲击，这些都为书法作品的发展带来新的难题，也促使书法呈现出既古朴典雅又个性凸显的特点。

这种个性突出的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后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在墓葬类特别是墓碑的书法作品中，则出现隶书复兴现象。老一辈优秀的革命家大多接受过旧式教育，青年时关心家国奋起革命，因而其书法功底也较为深厚，且由于当时书法经过革新已逐渐脱离碑学桎梏，个人色彩明显，更加凸显“字如其人”的特点。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书法为例。

毛泽东诗作较多，且多为毛笔所作，书法作品草书居多，且越到后期草书特色越凸显，技术更加纯熟精湛。其书法受唐楷魏碑影响，既潇洒浑厚，又质朴自然。毛泽东书法早期为适应发电报等要求，以相对工整的行书居多，1949年进北京后，则逐渐以草书为主，但对知识水平较低者或较为尊敬者的回信仍然以行书居多。

图23所示的信件写于1937年，范长江历尽艰苦成书《中国西北角》，客观反映红军情况，毛泽东因以致谢，字迹相对较工整。毛泽东字体多自右向左略有倾斜，运笔由重到轻，酣畅淋漓，字形较大，而这也正是毛泽东作为著名的革命家和军事谋略家朗朗风骨的体现。这些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其字体有逐渐变大的趋势，笔画较粗，不讲究谋篇布局，肆意而为，较多书法作品都会写出界外，锋芒外露。其1951年4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所题的“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图24）就是很好的例证。

周恩来书法青年时期刚健俊逸，及至中晚年则锋芒渐藏，浑厚内敛，藏而不露，字如其人。其1917年8月30日为郭思宁所题《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图25）字形从上往下由大变小，字体横平竖直略有锋芒，多“中正之音”，楷书之端方与行书之流畅融合，稚气未脱然壮志满怀。及至1975年7月3日《致公摩万·那拉底·蓬巴攀》（图26），则变化颇大。这是周恩来生前亲笔所写的最后一幅作品，用钢笔写在名片上。此时的字体自左至右倾斜，写作工具之故表现不明显，但仍可以看出其运笔由重转轻，圆转方正，锋芒不露，醇厚温润。

书法艺术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部分，正如清刘熙载所说：“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书法艺术的形成与作者及其所处的时代和地区有很大的关系，北京处于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农业文化的交界地带，本身即充满着极大的斗争性和多样性，这也使北京地区书法艺术内容丰富，多姿多彩。对北京地区书法艺术的进一步探讨，对于了解北京地区的文化、历史都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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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琉璃厂坊肆匾额录

（常耀华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 北京100024；

王子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102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