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儒家文化传承中的历史反思与展望

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看，儒学无疑是其中最大和最重要的学问之一。自古以来，关注它的人，可谓数不胜数；研究它的人，历朝历代都不乏名家巨擘，著述论作亦可谓汗牛充栋。儒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精神奋斗史，就是一部无数仁人志士力图振兴华夏文明的不断创业史。儒学不仅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也代表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儒学已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存在的象征性符号。

由是观之，研究儒学、发展儒学、繁荣儒学，推动儒学的全面复兴，应是从事儒学研究的当代人的神圣使命。而研究儒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史，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梳理儒学前进变化中的脉络与流派之间的关系，发扬和继承儒学思想中的优良传统，使之适应并服务于现代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则是我们今天研究儒学的首要目的。做好这方面的事情，不但可以提升国民的道德文明素质，还可以提升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这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推动中华民族繁荣复兴的基础性工作。因此，为了儒学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就当今儒学研究的问题和现状而言，最主要的是把推进这一工作的起点，聚焦于总结历代儒学研究的经验与方法上来。

从儒学的发展史来看，自西汉以降，因儒学的独尊而带来了儒学研究的空前兴盛，到了东汉时期，儒学研究的形式与样态已非常丰富。汉代称儒学及其著述为经，尤其注重儒家五经的研究和阐发。同时汉代国家还设立了五经博士，五经博士各守师法，其传承脉络与派系都非常清晰。汉儒通过传（包括内传和外传）、说、故（诂）、训、记、注、笺、解、章句等，进行儒家经典的研究和解读，这些方法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儒学研究。

西汉时代儒学研究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即官方和民间都投入了巨大的力量，而且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开放的体系。从西汉初期到武帝独尊儒术之际，基本上是民间力量主导了儒学的研究和传承发展，汉儒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指出：“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刘歆此文说明，秦亡之后，儒家典籍散佚严重，西汉早期的儒学传承，主要依赖民间力量的守护与保存。武帝独尊儒术政策确立后，朝廷才积极关注儒家经典的搜集与整理，为了使其能有效地服务于国家治理，曾动用官方的强大力量，整理与校对儒家群经。之后，有关儒家的五经博士制度，才逐渐得以建立完备。应该说这一时期，民间力量是儒学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主干力量，朝廷于其中只起了组织、推动和完善的作用。

到了宣帝时代，皇帝开始干预和主导儒学的研究，其标志性事件是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石渠阁会议的召开。此次会议，宣帝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规范其体系，以加强西汉王朝的思想统治。宣帝下诏拟定，以当时著名儒相萧望之为首，还有宗室著名学者刘向，名臣韦玄成、薛广德，经学大师施雠、梁丘临，以及林尊、周堪、张山拊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宣帝亲自评判核准，决定取舍。最终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整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此次事件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开启了最高统治者干预和主导思想学术研究的先河。

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大举干预儒学的学术活动，并用荒诞附会的谶纬神学，强行压制正统儒学。其后，汉章帝于建初四年下诏：“《五经》章句繁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倏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 “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 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这样一连数月，问题才得以解决，这就是白虎观奏议。钦定的奏议，赋予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的神学地位，使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宗教。

正是由于东汉统治者刻意将儒学的研究与发展，强行统一于官方的绝对控制之下，白虎观会议之后，儒学进一步谶纬神学化，反而使真正的儒学研究和民间学术力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可以说东汉中后期国家的中衰与儒学的颓败，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原因是统治者切断了本属于儒学最广泛的生命基础，即儒学的民间力量这一真正的活水源头，同时也就失去了民间力量的不断供养和支持，从而终止了儒学发展与继续繁荣的生机。

汉代儒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证明，民间和官方共同推动的儒学复兴，在西汉的国家文化复兴与建设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武帝独尊儒术到宣帝举行石渠阁会议之间，学术是相对自由包容的，这不仅使儒学发展获得各方面的支持，又因民间力量的积极广泛参与，才使西汉国家的儒学复兴计划得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民间广大而深厚的儒学研究基础，是构成西汉国家儒学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汉代儒学生命活力与繁荣发展的基础。西汉时期五经博士制度的建立，基本采取了包容不同学术流派的开明做法。譬如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罢传记博士，又为《易》和《礼》增置博士，与文、景时所立的《书》、《诗》、《春秋》合为五经博士。宣帝时置博士十二类：《易》为施、孟、梁丘，《书》为欧阳、大小夏侯，《诗》为齐、鲁、韩，《礼》为后氏，《春秋》为公羊、谷梁两家，而公羊为严、颜二氏。到了西汉末期，五经博士由原来的十二家增至十四家。可以说西汉官办的儒学方阵，从整体上来看，基本上全部是由来自于民间的私家经学流派构成的，或者说，西汉时代官方设置的五经博士皆是由民间私学转化而来。

东汉统治者以谶纬神学来主导儒学的发展，隔绝了正宗儒学和民间儒学的直接作用，也隔绝了私学和官学的相互支撑与交流，破坏了儒学本该深深植根于民间的生命基础，也破坏了官学和私学相生互济的重要生态环境与文化传统，而使儒学的生命之根日趋枯萎，也使儒学失去了能够支撑东汉帝国的生命活力。由于没有了真儒学的保驾护航，东汉帝国逐渐产生了政治上的迷乱，国家目标的丢失，更使帝国走向了思想影响力与精神凝聚力双重消退的严重危机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引发整个帝国的溃散与崩解，同时也使以经学为特征的汉代儒学走向了变异颓败与全面堕落。

从中国的儒学发展史来看，无论是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抑或是崛起于汉代的儒家经学，还是两宋时代的程朱理学、张载关学，明代的阳明心学，都无一例外地来自民间私学，而且它们最终都走进了象征最高权力的庙堂之上，为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赢得了崇高的荣誉和深远的影响。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华民族所拥有的绝大多数创造性文化与艺术成就，都来自民间和个人的缔造，而并非来自朝廷的官学。即使是唐宋以降从事儒家思想传承的书院制度，亦保持了办学的相对独立性和浓重的民间私学色彩。其实这正是人类文明发展兴盛的普遍规律，同时也是各种不同文化繁荣昌盛的共同原则，对此我们应予以足够的敬畏和充分的尊重。因为只有如此，民族文化与国家软实力的全面繁荣复兴，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才能得以最终实现。

就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而言，国家政权在民族文化的建设发展问题上，应充分尊重民间力量的参与和作用。同时，要以国家的力量，建立起一个以鼓励、保护、珍视并包容民间文化自由发展的制度体系，建立起一个能够平等对待人类文化创造、发现与推广的评价体系，这既是现代人类文明及其文化发展的基本诉求，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文化走向强盛辉煌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