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儒学的局限与变革进路
笔者认为通透认识儒学的优长和局限，对当今儒学研究至关重要。如前论所说，儒学的优长是显而易见的，然儒学的局限虽为人们所知晓，却少有带本质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批判。其原因在于，除了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之外，自汉代以来儒术独尊的文化传统，造就了儒学崇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只有极少数人，在某种特定的历史关口上，敢于从容理性地批评儒学。更因为封闭的国度、狭窄的视域，使人们难以真正洞悉儒学的局限。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和激进革命，又使许多人不能够平静理智地对待儒学，而当今的多元文化与支离破碎的儒学解读，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儒学研究的诸多误区。
其一，从文化精神层面看，儒学的局限有一个本质性的问题，这就是它浓郁的复古主义传统。随着儒学的回归与升温，会出现一些不恰当的复古主义情绪和思潮，而非理性的儒学张扬，不但不能成就儒学，最终还会葬送儒学的复兴大计。
在古代中国，尤其是先秦时期，原始儒学推崇“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理想，目的在于回归三代文明。因之，历史传统给儒学遗留下的思想衣钵，“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影响极为深远。有鉴于此，儒学的回归与升温，要防止不恰当的复古主义思潮的泛滥。
其二，从社会治理层面来看，儒学的主要功能是道德教化，它是一个完善人格与心灵的思想工程。教育是其最主要的手段，培养美德是其最主要的作用形式。然而，社会治理是一个庞大、复杂与系统的工程，它还要依赖政治、经济、法制、文化、宗教等不同层面的措施予以保证，道德教化只是社会和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已。
中国历史上许多治乱更迭的教训都证明，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扩大和膨胀儒学的作用，把国家治理的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儒学的强盛之上。而社会政治实践却证明，企图通过儒学的兴盛而谋求国家的强大，是难以获得成功的，甚至会得到截然相反的结果。譬如西汉后期，元帝“复兴”儒学的政治改革，不仅导致西汉王朝逐渐走向了制度的颓败，思想的迷茫，出现了王莽篡汉的结局，同时也使儒学丧失了对社会的精神引领作用。
问题的根源是，元帝只看到了儒学的作用和优长，却没有看到它的局限和不足，他把儒学推向极端的同时，也把儒学的弊端与缺陷扩大到了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
其三，从政治实践层面来看，原始儒学在对待经济和物质生活时，采取的态度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儒家传统中不太强调人们对经济与物质生活的关注。
无可否认，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把经济与物质生产看成是“小人”的工作，认为这些都与劳心者的士君子无关，甚至把许多获取财富利禄的举动，都看成是道德堕落的行为。而问题是脱离了经济与物质生活的精神追求和道德理想，极端的颜回与原宪式的贫困即美德的标榜，是不适应现代文明的生存现实的，时移代革，条件不同，这一认识应依据时代的条件而改变。我们必须看到，缺乏变通的固执与守旧，易于走向认识的偏颇之途，易于产生理想道德与现实遭遇的对立，不断助长人欲和人性的变质异化，因而招致伪善恶德的繁衍滋生，带来的只是适得其反的不良后果。
其四，孔子把作为秩序的“礼”放在春秋时代一切问题的首要地位，是有他逻辑上的合理性的。那就是孔子认为一个没有良好秩序和缺乏德行制衡的社会，人们的生活品位与文明程度是会大打折扣的，还会产生诸多不可预测的社会灾难。在孔子的价值天平上，人类有别于禽兽始终是第一位的追求，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人作为文明之人的价值是高于一切的。
当然，我们不可以要求，孔子能够认识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的进步，是人类思想发展进步的基本条件，也是人类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在孔子的时代，生产技术的不发达是最主要的原因，应看到是它影响了孔子的认识和判断，而不应归结为孔子本人的认识与判断是错误的。因为孔子时代，以及之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从整体上来看，是一个物质与生产水平都非常匮乏与落后的农耕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艰难的生计使人们形成了注重精神生活，节俭尚德、保守谨慎、修己安人、尊道爱物的文明传统。这种文明传统在那个时代里，无论怎样来看，都是适应它的现实需要的。今天的人们不应以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由于这种水平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苛求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和我们一样。这既不是客观理性的方法，也不是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
其五，儒学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和文化地位，然而，以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来看，儒学要想在当代社会中赢得生存发展，必须与现代文明相融合方能达到这一目的，这必然会涉及儒学的自我变革，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路问题。
在西方文化价值观与话语权占主导地位的当今世界里，我们应汲取近代中国变革的历史教训，不应局限于体用二元论的思想误区，而是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更为宽广博大的胸怀，积极地学习和借鉴人类不同文化的精华与优长，只有这样，才可以培育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强大动力，才可以克服民族复兴中的外在文化阻力。同时，中国传统儒学不应在短期目标和急功近利的诉求中被完全遗忘，因为放弃自身文化可能意味着未来话语权的丢失，也预示着我们复兴的可能不是真正的华夏文明。必须承认传统儒学有它的局限和不足，但是，儒学的局限与不足，可以在与现代文明的积极融合中得以克服。
如果以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普遍规律作为一把尺子，去衡量和评价当今世界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明现状时，我们会发现，发达与先进的文明是一个渐进积累的过程，它不可能在推倒重来的情况下建立。过往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完全推倒重来的文化冒进主义，只能毁灭文化而不可能成全文化。因为文化本就不是一个完全虚拟的存在，它是立足于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之上的生活形态，是民族特有生活方式的显现，是表达人们精神需求的一个客观存在。文化的冒进与丢弃，必然会引起人们生活目标的紊乱、生活方式的无序，甚或带来民族国家道德文明的严重失落。所以，文化冒进的危害，在于它毁弃了民族国家的文明积淀和文化传承。
总之，儒学要复兴繁荣，必须尊重文化发展的所有规律，必须和现代文明进行积极的融合会通，必须避免文化的冒进主义。唯有如此，儒学的复兴繁荣，中华文化的复兴繁荣，才是真正可以预期的。
以上就是我所关注的儒学问题，以及我所要表达的儒学文化观。
然而，当我写到这些认识和观点时，心里并不是平静与踏实的，而是惴惴不安和诚惶诚恐的。面对诸多我所仰慕的学界前辈和儒学研究名宿，我的学术研究难免肤浅固陋。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自己读书较少，见识不广，精力有限，思虑不周，不可能达到句句中肯，面面俱到，以至于书中的问题、缺憾、错误在所难免，若得诸位方家不吝指教，将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