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一个尚未谋面的朋友——青年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纺织厂主的家庭里。这个家庭很早以前就定居于乌培河谷，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起初在他祖父的纺织厂里主持业务，1837年以后与彼得·欧文在英国曼彻斯特共同开办了欧文—恩格斯纺纱厂，1841年又在巴门开办了纺纱厂。恩格斯父亲是一个精明的企业家，也是一个宗教虔诚主义者。他不仅自己笃信宗教，而且要求子女也必须无条件地信仰基督教，相信基督教教义，同时也以自己丰富的经历和知识教育他们。恩格斯母亲伊丽莎白·恩格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心地善良，富有教养，酷爱文学艺术，并把《歌德全集》送给年轻的恩格斯作为礼物。恩格斯一生对文学的喜爱，是同母亲从小对他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青年恩格斯

当时的乌培河谷基督教虔诚主义占统治地位，并且影响到当地的学校。1834年10月恩格斯就读于爱北斐特中学，这所学校比较开放，受虔诚主义影响较少，除开宗教课外，还开设了拉丁语、希腊语、德语、法语、希伯来语、文学、地理、历史、物理、数学、博物学、音乐和绘画等课程。高年级还开设了哲学基础知识课。恩格斯不仅学习了科学知识，而且通过这些课程还接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教育。少年恩格斯已经显露出掌握语言的非凡才能。在中学时期，他已熟练地掌握了几种语言，并准确地翻译拉丁文、希腊文和法文等文学作品。当时环境的影响和学校教育在少年恩格斯思想中产生了激烈碰冲，信仰与知识、现实与教义、自由民主与封建专制，一直萦绕于他的脑海。矛盾的困扰，使恩格斯越来越厌恶宗教，而走向现实生活。

恩格斯原计划中学毕业后就升入大学，攻读经济学或法学，但他父亲一定要让儿子辍学经商，继承自己的事业。恩格斯只得听从父命，1837年9月到巴门学习经商，一年后又到不来梅继续学习商业。但不来梅这座交通发达，商业繁荣，享有自治权的自由城市，却给年轻的恩格斯以深刻的影响，唤醒他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使一直萦绕于脑海的矛盾可望得以消解。他被父亲安排在亨利希·列波尔德大商行里工作，但他对经商并不感兴趣，而是把全部业余时间用于自学、研究和写作，探求智慧和真理。

在不来梅，恩格斯不仅看到了歌德、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席勒的名著，而且还读到当时民主主义作家海涅、白尔尼以及“青年德意志”的一些政治家的作品，这使他思想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对恩格斯早期思想产生影响的，还有法国著名的文学名著，特别是莱辛、伏尔泰、莫里哀、孟德斯鸠、卢梭等法国和德国启蒙思想家的作品。1838年9月，恩格斯在《不来梅杂谈》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即一篇题为“贝都英人”的长诗。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自然状态”思想的影响下，他在诗中把追求自由平等的诉求归为“返回自然”，回到荒凉的原野。但他很快放弃了这种观点，在“青年德意志”的影响下，他的另一诗作《佛罗里达》开始把实现自由、解放的愿望同摆脱奴役制度联系起来。支持“青年德意志”的伟大革命诗人海涅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课题，而“我们时代的伟大课题是什么呢？就是解放”。他把“解放”理解为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恩格斯在不来梅的最大收获是接触到“青年德意志”文艺思潮，在其推动下，他对自由的追求已不是仅仅停留于早期朦胧的个性解放上，而是同现实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以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制度为目标。这个时期，恩格斯写了不少诗作和通讯，但主要代表作，是1839年3—4月匿名发表在《德意志电讯》的《乌培河谷来信》。在这篇政论文章中，恩格斯根据他在家乡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可怕的贫困”，揭露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阴暗面和人们的苦难而又愚昧的生活，痛斥工厂主对工人的残酷的榨取，抨击了伪善的宗教虔诚主义和荒谬的先定学说，指出“厂主中间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他断言，“这个旧蒙昧主义的断崖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巨流……断崖一定会轰然倒塌”。

这时的恩格斯彻底否定宗教神学，高度评价和赞扬施特劳斯及其《耶稣传》也就不足为奇了。他认为，《耶稣传》使宗教虔诚主义失去存在的基础。施特劳斯对恩格斯影响是如此之深，直到他临终前一年写的《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还评价说：“杜宾根学派，广义来说，应该把大卫·弗·施特劳斯也算在内。在批判研究方面，这个学派达到了一个神学派别所可能做的最高限度。”施特劳斯《耶稣传》不仅帮助恩格斯摆脱了宗教的束缚，而且给恩格斯带来了黑格尔哲学的光辉，使他从青年德意志运动走向青年黑格尔运动。1839年年底，恩格斯开始阅读黑格尔的哲学著作，特别是《历史哲学》，其中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使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他的兴奋之情从给威·格雷培兄弟的信中看得十分清楚：“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由于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光大道。”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是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正确理解哲学与世界的关系，走向现实的政治斗争，走向革命民主主义道路。

1841年9月，恩格斯来到柏林服兵役，当一名炮兵。这时马克思已经离开柏林到了波恩。恩格斯在服兵役期间，一方面学习军事知识，熟悉军队生活；另一方面，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文学、宗教史等课程，进一步掌握和了解黑格尔的哲学。恩格斯在这里结识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朋友，特别是同莫泽斯·赫斯的关系更加密切，很快参加了柏林“博士俱乐部”，他的名字同布尔、科本、鲁腾堡和赫斯的名字一起并列在俱乐部出版的《艺文》杂志上。他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的主要表现，是对谢林的批判。恩格斯来到柏林时也正是普鲁士政府派谢林来柏林大学讲课，批判黑格尔哲学，攻击黑格尔学派。谢林宣扬一种“启示哲学”，气势汹汹地要“降伏黑格尔哲学这条喷吐不信神的火焰和晦涩难解的烟雾的凶龙”。作为旁听生的青年恩格斯敏锐地感到，这不仅是一场哲学论战，而且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所以，恩格斯一方面如饥似渴地旁听有关课程和阅读有关书籍，一方面义无反顾地起而应战。他奋笔疾书，写了一篇文章《谢林论黑格尔》, 1841年12月载于《德意志电讯》。写了两本小册子：《谢林和启示》（1842年3月在莱比锡出版）和《谢林——基督的哲学家》（1842年5月在柏林出版）。青年恩格斯的论著像犀利的匕首，打击了谢林的气焰，也刺痛了普鲁士政府的敏感神经。恩格斯指责谢林是普鲁士政府的御用工具，他的哲学观点是“为普鲁士国王的需要”而编造的。因此，同谢林的争论，不单纯是学术之争，其实质是“在政治和宗教方面争夺对德国舆论的统治地位即争夺对德国本身的统治地位”问题。

恩格斯分析了谢林与黑格尔这两位昔日“图宾根神学院的同窗”，以后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谢林从哲学走向宗教，黑格尔则从宗教走向哲学。谢林的“同一哲学”就是为宗教服务的“启示哲学”，他所谓的“实证哲学”是从属于宗教的，认为只有神的“启示”，才是“实证”知识的唯一源泉，以此反对理性认识，反对科学，也反对自由精神。谢林的“同一哲学”，实际是以对神的崇拜代替对思维与存在的解决。在谢林看来，他的无差别的“绝对同一性”就是“神”，它主宰着自然和历史的进程，主宰着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而神的存在不可能通过理性去认识，只有通过启示。谢林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会更加神秘化。谢林是以“神”高于思维和存在这样一个非理性主义的宗教命题，代替黑格尔的思维高于存在这样一个辩证唯心主义命题。

恩格斯批判谢林，捍卫黑格尔，但对黑格尔哲学并不是无保留的完全接受，他已经发现黑格尔哲学存在着原则与结论的矛盾，对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表示了独到的见解。他说：“黑格尔本人设置了界限，它们像堤坝一样拦蓄从他学说中得出的强有力的、有如急流般的结论。这部分地决定于他所处的时代，部分地决定于他的个性。”青年恩格斯在短短的时间里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足见他像马克思一样有着过人的才智。

恩格斯的文章和小册子的发表，立即受到国内外进步人士的重视和好评。柏林“博士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卢格，开始由于恩格斯的作品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便误以为是出自巴枯宁的手笔，称赞道：“这有希望的青年正在超过柏林的一切老蠢材咧。”后来，卢格知道这些作品是恩格斯写的，随即写信钦佩地称恩格斯为博士，还埋怨恩格斯为什么不把稿子送到《德意志年鉴》发表。恩格斯回信解释未投稿的原因后说：“我绝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博士；我只是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他和马克思的聪明才智、深刻见解和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胸怀，决定他们后来走到一起，并战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