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和《德法年鉴》

《德法年鉴》是马克思和卢格一起于1844年2月在巴黎创办的德文刊物。杂志仅仅出版了一期创刊号（一、二期合刊），便由于马克思同卢格的原则分歧而停刊。但是，杂志所登载的文章表明，它较《莱茵报》前进了一步，带有鲜明的共产主义性质。马克思是年鉴的发起人，并通过年鉴实现了自己的创办纲领。

早在《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就在寻找能公开发表自己哲学——政治观点的新阵地。开始他接受海尔维格的邀请，打算赴苏黎士同他一起编辑、创办新的杂志《德意志通报》，但是海尔维格被驱逐出苏黎世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与此同时，卢格打算在国外恢复被查封的《德意志年鉴》，并建议马克思担任该杂志的主编。马克思同意跟他合作，但是却不赞同仅仅是复旧的刊物。在同卢格的通信中马克思写道：“即使《德国年鉴》重新获准出版，我们至多也只能做到一个已停刊的杂志的很拙劣的翻版，而现在这样已经不够了。”在马克思看来，不仅《德意志年鉴》的名字应改为《德法年鉴》，而且出版地方也应改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斯特拉斯堡（法德长期争夺的边境地带、亚尔萨斯的城市）。马克思认为：“这才是原则，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马克思的思想，与当时广为流传的法德两国进步力量联合的思想是一致的，即未来的新杂志应该把德国的哲学激进主义与法国的政治激进主义结合起来，把思想理论的力量同实践行动的力量结合起来。作为两国革命者的政治理论机关刊物，它应摆脱民族的局限性，从新的立场和高度来认识和评价任何国家发生的事件。对于马克思的建议，卢格在回信中表示赞同，他们共同开始了新杂志的筹备工作。

马克思、卢格在巴黎办《德法年鉴》

为创立新的《德法年鉴》，首要的任务是如何实现联合法德两国革命者的宗旨，争取更多的撰稿人及优秀稿件。为此，曾计划邀请一些当时法国有影响的作者为杂志撰稿，如阿尔封斯·德·拉马丁、德·拉梅耐、路易·勃朗、卡贝和蒲鲁东。出于各种原因，这些人都拒绝了。马克思在离开克罗茨纳赫赴法国以前，还曾写信邀请费尔巴哈为即将创办的《德法年鉴》撰写批判谢林的文章。他在信中写道：“您是第一批宣布必须实现德法科学联盟的著作家之一。因此，您必然也是旨在实现联盟事业的第一批支持者之一。而现在要轮流发表德国和法国著作家的著作。巴黎的优秀作者们已经表示同意。我们十分高兴从您那里得到稿件，而您手头想必有一些现成的东西。……如果您马上给创刊号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那就是对我们所创办的事业，尤其是对真理，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您正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您是谢林的直接对立面。”马克思的邀请是热烈而真诚的，但在德国当时险恶的形势下费尔巴哈踌躇了，甚至援引他自己的“高卢—日耳曼”原则也没有能说服他，费尔巴哈没有给杂志撰稿。杂志的创办是艰难的，但最终却得到了一批著名革命者的支持，如恩格斯、海涅、海尔维格、赫斯，等等。恩格斯曾在为一家报纸撰写的文稿中，为新刊物做宣传：“创办一种主张彻底改造社会的定期刊物会得到怎样的反应。这样的定期刊物已经在巴黎创办，名为‘德法年鉴’，它的编辑卢格博士和马克思博士以及其他一些撰稿人都是德国的‘共产主义学者’；支持他们的还有法国最杰出的社会主义作家。……就在创刊号出版以前，它的成就就已经是肯定的了。”为了解决出版经费的困难，卢格和负责出版者弗·吕贝尔曾打算创办一家股份公司为杂志集资，但没能实现。为保证出版近几期刊物，卢格投入了六千塔勒的股金。而马克思到达巴黎后则全力投入编辑准备稿件的工作。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德法年鉴》于1844年2月在巴黎出版，立即引起了反响，也遭到反动政府的敌视和迫害。普鲁士政府驻巴黎大使向政府报告了《德法年鉴》的政治倾向，普鲁士当局通令封锁边境，查禁杂志，授意各省并命令警察机关，马克思、卢格、海涅和贝尔奈斯一进入普鲁士国境就予以逮捕。一些具有反动倾向的报刊，也发表评论攻击《德法年鉴》。在严酷的外部压力下，内部的分歧也加剧，马克思和卢格在观点上的日益分歧和对立，使年鉴仅仅出版了一期合刊号后，便没有再维持下去。

马克思与卢格的分歧早在创办杂志过程中就存在，围绕着年鉴的性质、任务等方面，两人实际上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纲领。尽管与此有关的文件没有全部载入年鉴，但从年鉴开篇关于《〈德法年鉴〉计划》和题为《1843年通信》中便可以明显反映出来。

《德法年鉴》

《〈德法年鉴〉计划》是卢格所起草的关于年鉴的《法文和德文的出版广告》的一部分。在没有载入年鉴的法文广告中，卢格曾拟标题为《〈德法年鉴〉的纲领》，而用德文撰写的《〈德法年鉴〉的计划》同《纲领》基本一样，只是论述顺序上有些调整，内容比前者更为详细。在《计划》中卢格首先提出杂志的行动方针：（1）讨论那些对未来社会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和社会制度；（2）评论报刊，注意它们的目的和倾向，它们对社会意识的影响；（3）批判地分析莱茵河两岸出版的书籍。接着卢格强调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联合斗争对争取民族自由的重要性。卢格认为，“在德国哲学还远远没有成为民族的事情，但它应当成为民族的事情……一个民族在使哲学成为它的发展原则之前不可能自由的；而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把民族提高到这样的水平。”“哲学就是自由并且能产生自由”，这种“真正人的自由，即政治自由”。在卢格看来，当前的任务，是应把德国的纯粹原则在法国实现，使法国人摆脱宗教压迫，德国人摆脱政治压迫，德国精神和法国精神的联合，“是在人道主义原则上的一种联合”，为实现这种联合，卢格认为所采取的实际步骤，是交流文化促进教育，并通过创办真正自由的刊物来实现这些内容。作为一个革命者，卢格在1843年底提出的关于革命斗争的具体任务，显然还停留在自由民主主义的观点上。原则是实现哲学，手段则是通过创办自由刊物，最终任务没有超出人民精神解放的范围，只是用费尔巴哈人道主义代替黑格尔哲学，用新的德法机关报代替旧的德国刊物。对于这样的纲领，马克思显然不再满意了。

题为《1843年通信》的八封通信，是马克思同卢格等围绕着年鉴等筹备工作的动因、计划、指导方针等方面交换的意见，这些通信发表时，虽然经过卢格的编排并做了删改，但仍能看出马克思关于创办杂志的思想动因及拟定的纲领性意见。在卢格病后马克思一人审定年鉴稿件时，《通信》内容最后还经马克思做了核阅。

马克思信件中的第一封信，是1843年3月马克思在荷兰旅行期间给卢格的信，作为整个《通信》集的序曲，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关于创办杂志的思想缘由——对当时卑贱的德国感到羞耻和深信革命即将来临。面对威廉四世上台后加强书报检查，查禁报刊、严密控制思想的高压政策，马克思指出：“普鲁士制度及其明显的本质再也骗不了人了。……自由主义肩上的华丽斗篷掉下来了，极其可恶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的面前”。作为一个德国人，马克思认为，如果为德国已深深陷入泥坑而感到耻辱的话，这种“耻辱本身已经是一种革命”,“实际上就是法国革命对1813年曾战胜过它的德国爱国主义的胜利”。马克思深信，专制制度所扮演的这场闹剧，必然要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这命运就是即将来临的革命。”

1843年5月写于科伦的第二封信（致卢格），是马克思对于普鲁士1841年至1843年初政治状况的理论概括，这种概括不仅为他正在写作中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提供了前提，而且也直接构成年鉴纲领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把普鲁士的专制制度称为“政治动物”的“庸人的世界”，即一方面是支配着土地和臣民的封建所有主、军官和容克地主的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一制度组成部分的、也包括那些支持和维护封建制度的各阶层的代表。马克思认为，封建专制制度（“君主政体”），无论以老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面貌出现，还是以新国王“自由的无上君权”表现出来，其共同的“原则”和“事实”,“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此时，马克思是把真正自由的人同“庸人世界”对立起来的，认为“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的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二者仍然是现在这样，国王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为此，马克思要求“丢下这个世界的基础，过渡到民主的人类世界”。因为“工商业的制度……私有制和剥削”所引起的“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而要改变这一制度，就必须唤起人们的自尊心，唤起对自由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达到崇高目的而团结在一起的同盟，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马克思还提出“能思想的人”和“受苦难的人”团结起来，“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是必然会使那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针对着卢格在1842年激进运动失败后垂头丧气的情绪，马克思满怀信心地写道：“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

注明为1843年9月于克罗茨纳赫的第三封通信中，马克思更明确地把哲学的任务同政治发展的目标结合起来，并对《德法年鉴》将采取的方针，提出了直接的纲领性意见。

针对卢格把现有的哲学理论教条式接受下来，只需加以实现的原则，马克思指出，对于“从何处来”的问题没有疑问，但对于“往何处去”，即未来社会如何发展，朝什么方向进行斗争，在现今的理论家观念中却很混乱，因此盲目支持现存学说中的某一学说，只能是扩大这种混乱。“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指出：“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以为“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与此相反，我们的原则，“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

马克思对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傅立叶、蒲鲁东）和空想共产主义（卡贝、德萨米、威廉·克里斯蒂安·魏特林）提出了批评，因为他们仅仅是用新的原则对抗旧世界，而这些理论的任何一种都没有全面地研究和掌握新的原理。当时马克思把社会主义解释为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全面深入研究，以求在实际上实现真正人的生活。而人的存在分为两部分，一是“人类实质的实际存在”，二是人的“理论生活”。上述的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囿于社会发展的特殊目的，实际上只涉及了普遍原则的一部分，所以马克思称它们为“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例如，空想共产主义理论当时把全部注意力放在消灭私有制上，并提出与此对立的公有制条件下的各种规则。马克思认为消灭私有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它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存在的影响。所以消灭私有制和这种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主义，除了对私有制的批判外，还包括理论生活，“应当把宗教、科学等等当作我们批评的对象”。

马克思此时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的影响，但得益于对法哲学的批判，已能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指出，批评家应该“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从现实出发，马克思认为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宗教和政治问题。“正如宗教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现代政治国家在自身的矛盾——作为理想的使命与现实前提的矛盾中，反映和表现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需求和社会真理”。

在通信最后，马克思指出未来杂志的任务，是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他写道：“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斗争吧，你的全部斗争都是无谓之举’，而是给它一个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这样，我们就能用一句话来表明我们杂志的方针：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马克思所提出的纲领已远远超过了卢格的意图，而成为《德法年鉴》的实际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