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同卢格论战中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思想

在《德法年鉴》文章发表不久，1844年6月，德国爆发了西里西亚工人起义，马克思同卢格就这次起义发生的意见分歧及公开争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特别是进一步阐明了政治解放和社会（人类）解放的关系。

在卢格看来，西里西亚工人由于贫苦状况而起义，就像地方性的水灾或饥荒一样，只有局部的意义。而普鲁士国王认为，产生赤贫现象的原因是行政机关办事不力和慈善事业办得不够。马克思驳斥了这种观点，指出曲解工人贫困的原因，并不是德国的特点，在英国也是如此。英国是资本主义制度较发达的国家，也是个赤贫的国家。在英国，工人的贫困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现象；贫困不只限于工厂区，而且也扩展到农业区。由贫困引起的抗议运动，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以来，都在此起彼伏地重演着。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舆论如何看待贫困呢？托利党把原因推在辉格党身上，一切祸害都在于自由主义、竞争和过度发展的工厂制度。相反，辉格党人则认为，赤贫原因是大地产垄断和反谷物法。每一个党都认为原因只是和自己对立那个党的政治。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极力美化英国工人状况，另一些人则把贫困归结为教育问题，工人缺乏教育，不懂商业规律，因此才暴动。马克思总结道：资产阶级“国家永远也不会认为社会疾苦的根源在于‘国家和社会结构’。凡是有政党存在的地方，每一个政党都认为一切祸害的根源就在于执政的是别的和它敌对的政党而不是它自己。连激进的和革命的政治活动家也不是在国家的实质中去寻找祸害的根源”。与资产阶级的态度和观点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赤贫现象的迅速发展乃是现代工业的必然后果”。要消灭贫困、消灭所谓国家行政机关的无能，“就必须消灭现在的私人生活，而要消灭私人生活，国家就必须消灭自己”。因为“国家是建筑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矛盾上”。

为了驳斥卢格贬低西里西亚工人起义的说法，马克思发挥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赞扬这次起义。他指出，英法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西里西亚工人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这从起义的战歌中就看得出来，其中并没有卢格所诬蔑的狭隘内容，而是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宣布，它反对整个私有制社会。所以马克思说：“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至于德国工人所接受的文化和知识水平，也不因国家的落后而降低，马克思举出了魏特林，“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

卢格认为，西里西亚工人起义失败，首先是因为它是在人们不幸离开共同体而孤立，思想脱离了社会原则的情况下爆发的，而社会革命没有政治精神是不可能的。卢格所讲的共同体是指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共同体，而政治精神即关于这种共同体的观点，抽象的整体的观点。实际上，这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根本反对变更社会制度的革命。马克思指出，所有革命毫无例外地都是在人们离开共同体而孤立的情况下爆发的，例如1789年法国革命就是如此，而革命的任务，却正是为了消灭被压迫阶级被排斥于政治共同体之外的状况。其次，说人们离开共同体，实际上首先是离开了构成政治共同体基础的现实社会生活本身的共同体，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人的活动、人的快乐、人的实质”，而“人的实质也就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正是人被排斥于现实生活共同体之外，现实生活共同体同人相异化，它远比政治共同体的异化更加广泛、更加可怕、更加难以忍受，因而迫使人们起来反抗，发动起义。这种在人的生活领域内消灭孤立状态的起义，也远比政治生活领域更具有普遍性和深远意义。这里，马克思继续贯彻和发挥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是触犯大厦基础的革命的思想。

针对卢格的没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是不可能的观点，马克思分析道：这是指哪一种政治精神，如果是革命的政治精神，那就正是指没有政治地位的阶级渴望消除自己被排斥于国家和政治之外的状况，而这种精神又根源于人们建立相互联系的真正共同体的要求之中。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本身就具有这种政治精神。如果政治精神本身是代表那种脱离真正生活的抽象政治国家的观点，那么具有这种政治精神的革命，无非是重复这种狭隘的二重性：靠牺牲社会本身的利益，在社会之上组织一个统治阶层。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由此马克思总结道，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要么是一堆废话，要么是人们从前所谓“政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同义语。因为“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与卢格关于具有政治精神的社会革命的口号相对立，马克思提出“具有社会精神的社会革命”，即“一般革命”（也是人类解放），由于要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所以也同时是政治行为。“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为，因为它需要消灭和破坏旧的东西。”但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最终消灭阶级的政治统治、消灭国家和社会分裂（从而也消灭国家）的革命，所以它在革命进程中，也将突破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局限，“抛弃政治的外壳”。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关系的探讨，为后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建立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