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莱茵报》产生的“苦恼”疑问，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关于市民社会的剖析，《德法年鉴》对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深入思考，特别是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使马克思深深认识到，要对社会生活有正确的理解，要解决当代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就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就必须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以，马克思在探讨自己的新的世界观的同时，就开始对政治经济学和当代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直到他完成《资本论》的写作。

马克思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取得的两项重大成果——《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两者在写作上是互相交叉进行的。从1843年10月开始，马克思作了三本笔记，其中第一本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的两个追随者法国人让·巴蒂斯特·萨伊和波兰人斯卡尔贝克的著作的摘要和评语。第二本和第三本则对亚当·斯密的基本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作了详细的摘录，与此同时，马克思写出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个片断。在随后的第四和第五本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李嘉图、詹姆斯·穆勒、威·舒尔茨和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著作，他还对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了摘要。这个时期，马克思对15位作者的19部经济学著作，作了许多摘录和笔记，写了许多批评性的评论，这就是著名的《巴黎笔记》。

马克思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曾跟达姆斯塔德的出版人列斯凯签订了合同，拟出版两卷本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一部预计要涉及政治经济学，以及同社会、政治、法、道德有关的巨著。但后来由于迫切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需要，此项工作没有完成，留下的只有马克思写于1844年4—8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他在巴黎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成果。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三个片断（三个手稿）组成。第一片断写在共有36页的一册稿纸上，马克思在上面划成并列的三栏，分别标以“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这一部分由出版者冠以“异化劳动”的标题作为第四章。第二个片断只有4页纸，其他已经失散。这个部分由出版者冠以“私有财产的关系”的标题。第三片断是一本有68页的笔记本，由出版者冠以“国民经济学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和“共产主义”的标题。

在马克思生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未发表，直到1927年才由梁赞诺夫把第三片断的大部分冠以《〈神圣家族〉的准备工作》的标题编入莫斯科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三卷。1929年，它被编入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同年，在巴黎的《马克思主义评议》杂志上，以《关于共产主义和私有制的札记》和《关于需要、生产和分工的札记》为标题，发表了另一些片断。1932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以节录的形式出版了这部手稿的第一个德文版。这个版本略去了第一片断，发表在《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第一卷上，并被冠以《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标题。同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以《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的标题，在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部分第三卷上，予以全文发表。以下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要观点。

1．关于异化劳动的思想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其内涵所作的分析，并没有离开先前人类思想发展所取得的成果，而是在批判地吸取了前人和同时代人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关系进行批判研究的结果。

“异化”一词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用名词Entfremdung和动词en-tfremden来表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除了沿用德国古典哲学的二词来表示异化外，还有Entau Berung（外化）和Selbstentfremdung（自我异化）。“异化”被广泛地使用，但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异化的含义是指：主体在自己发展过程中，自身活动的产物，离开主体而变成自己的对立面，并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又统治主体自身。

在英法启蒙思想家那里，关于异化的思想已经出现，它主要是一种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用以说明法和权利的“转让”和“让渡”。也就是，人们转让出来的权利，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反过来又制约和统治人自身。但是，英国和法国的这种资产阶级学说一到了德国，就被披上了思辨的外衣而成为一种哲学学说了。费希特用异化说明自我与非我的关系；黑格尔用异化来构造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以绝对观念为主体和本质，把客观世界描绘为绝对精神异化和扬弃异化，向绝对观念复归的过程；费尔巴哈用异化来附会人类历史的发展和批判宗教，提出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上帝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罢了，同时他以此批判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认为思辨哲学同样是异化了的人的本质，它使观念脱离人，而成为彼岸的绝对精神。他们的观点，尽管具有抽象的哲学色彩，但异化概念的内涵还是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化。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赫斯关于异化的独树一帜的观点。如前所述，赫斯是柏林“自由人”的重要成员，但他1843年匿名发表在《瑞士二十一印张》的三篇文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哲学》《唯一和完全的自由》，以及1844年初向《德法年鉴》投稿的《论货币的本质》，表明他已经从思想上脱离了青年黑格尔派，开启了使用“异化”研究诸如劳动、交往、交换、货币等经济问题，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新的路径。赫斯把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从宗教和哲学的范围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关注人的生产和劳动活动，但他认为，在现实中，人的劳动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归自己占有的劳动和归他人占有的劳动。这种归他人占有的劳动，也就是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种种罪恶的根源，已经接近要消灭异化必须消灭私有制的思想。但是，赫斯始终未能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不能正确地理解社会关系的本质和异化产生的真正的社会原因，为消除异化只能诉诸“爱”，最后成为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但在当时，马克思无疑受到赫斯的影响，并进而使用异化概念去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揭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思想，这较之以前对异化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有了质的飞跃，并通过这一研究也大大深化了马克思的思想。

在《德法年鉴》的文章中，马克思已经把异化问题的研究推向经济领域。在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揭露的同时，又指出了必须把对宗教异化的分析推进到对其世俗基础异化的分析；说明了在私有制社会中，“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只有消除金钱统治，才能克服人的自我异化；并探讨了无产阶级的自我异化以及通过革命来克服这种异化等问题，这就把消灭异化同消灭私有制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使自己的思想深入了一步。

马克思通过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分析和研究，继承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原理，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合理思想，把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大大推进了一步，开始认识到“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是人的本质，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从而为异化劳动理论提供了一个根本的立足点。

可见，把“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即劳动视为人的本质，并把劳动与它赖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相联系，这就使马克思开始扬弃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对劳动创造价值有了自己的理解。马克思这时已开始克服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根本矛盾，说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创造商品、资本和私有财产的劳动，并不是抽象的“一般劳动”，而是异化劳动，从而开始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在为“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作注脚时，明确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至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就是说，异化劳动使人的主体活动已不是自己的本质，而变成脱离自身的异己的东西。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与生产资料相脱离，工人辛勤劳动得来的却是贫困，根本原因是异化劳动，对象化变成异化。马克思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贫民窟。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造成这种人间悲剧的是劳动的异化，是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析，牢牢抓住了工人劳动及其产品的异化这一经济事实，具体地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即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与他的劳动活动相异化；从人的类本质方面来看，劳动者与他的类本质相异化；从人的社会联系方面来看，人与人相异化。这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最终导致人的社会异化。马克思说：“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是以后的事情，但他的异化劳动思想，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的揭露，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必然要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在这里，实际上揭明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在物与物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人剥削人的关系。这一重要思想，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形成后得到了科学的论证。

异化劳动是如何产生的？它是从来就有的，还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自然经济同一般商品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转换的历史进程的考察，初步地探讨了异化劳动的起源，从而揭示了它的历史暂时性。异化劳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同私有制相伴随的，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异化劳动也不复存在。

因此，异化与对象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任何产品都是劳动的对象化，但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产品才是异化劳动的对象化。马克思说：“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这也就是说，对象化劳动是劳动的肯定方面，它是指人们在对自然界改造和占有的劳动过程中劳动的实现，说明了任何劳动都创造产品，劳动产品是固定在对象中的物化劳动，所以，劳动的对象化是任何社会物质生产的共同内容，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异化劳动是劳动的否定方面。这是因为，劳动者生产出的劳动产品虽然是劳动的对象化，但由于这一产品不仅不归劳动者所有，反而成为压迫、奴役劳动者的异己力量，因而它是私有制下的一种特有的劳动形式。可见，对象化劳动不等于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包含对象化劳动。把对象化和异化联系在一起的前提是私有制。所以，对象化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发生异化。异化消失了，劳动的对象化依然存在。这里清楚地说明，异化劳动只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2．对社会历史本质的初步思考 异化劳动不是单指一种劳动实践，而是在探讨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探讨的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因此，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研究，使马克思进一步深化自己的思想，向唯物主义历史观接近。

在马克思以前，对于社会历史的本质、动力及其发展规律等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认识。追溯人类历史，越是往前，历史也越带有神秘色彩，当人们不能正确地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时，便诉诸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自然科学的发明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为人们揭开历史之谜提供了现实基础。黑格尔阐明了历史发展具有内在的联系，并试图揭示其发展的动力，但他把历史的本质归结为绝对精神，所以他不可能摆脱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费尔巴哈用“人”来说明历史现象，把历史的发展说成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以及向“人”复归的过程。但他理解的人不是现实的人，而是抽象的人，这个“人”不过是概念的同义语。所以，费尔巴哈的历史观是一种人本主义历史观，他并没有跳出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沼。正如列宁所说，他在自然观上是唯物主义者，而在历史观上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马克思是从研究异化劳动理论出发，解决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问题的。由于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把社会历史归结为劳动异化和扬弃这种异化的过程，因而也就很自然地要把生产劳动看成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他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他还强调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马克思把社会和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说明了所谓人类社会的历史无非就是人改造自然的历史。自然界对人生成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形成的过程。而这两者统一的基础就是劳动。所以，人类社会的历史在本质上就是人类通过劳动变自然为“人化自然”的历史，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马克思这时还受着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还是从理想化的、抽象的主体“真正的人”出发，但他把整个世界历史归结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这毕竟是认识社会历史发展基础这一根本问题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观念上层建筑与物质生产的关系。他说：“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不仅社会经济发生异化，而且国家、法以及意识形态也发生异化，在这两种异化中，是前者决定后者。在这里，马克思已开始思考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观念、政治上层建筑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通过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研究，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揭示了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对立的经济根源，得出了他们之间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结论。他说：“在国民经济学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斗争、战争被认为是社会组织的基础。”“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有资本家的存在，必然就有工人阶级的存在，他们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因而他们之间的对立、矛盾和斗争也是必然的。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必然导致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以及工人和农民区别的消失，从而最终使整个社会分裂为两大根本对立的阶级——“有产者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工人生产的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就越没有价值；工人的产品越完善，工人自己越畸形；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和成为自然界奴隶。所以，工人阶级要使自己获得解放，就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扬弃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的扬弃就是要变私有制为公有制。马克思说：“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同时，马克思还把工人解放和人类解放联系起来，认为工人解放的同时也就是全人类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可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的研究，进一步阐明了《德法年鉴》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

3． 对共产主义的初步论证 马克思在《莱茵报》就提出要为共产主义提供“理论论证”，他在自己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每一阶段，在重大理论的阐述中，几乎都相应地阐明共产主义思想。在这里也是如此。异化劳动产生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而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说：“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他还说：“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所以，“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

正是以私有制的历史暂时性为理论出发点，马克思深入私有制内部，从私有财产运动的规律中得出了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运动的必然结果的结论。他说：“整个革命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引者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这是因为，私有财产的运动突出地表现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而“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因此，异化劳动发展的结果，也必然是私有制的消亡。

马克思正是在研究了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的因果关系，明确提出他自己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从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当时在异化劳动理论基础上对共产主义理解所能达到的高度。

共产主义是自然界向人的生成，自然界通过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通过工业，变成了完全属人的自然界，即符合人的本质需要的自然界，所以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也就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因为扬弃了自然界的直接性，自然界就成为人的现实的对象性，就实现了人对自然界的现实的占有，因此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

然而，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人才能占有自然界，自然界只有作为社会的对象才是属人的对象。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它既是自己也是别人的现实的生命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才成为人的属人的存在。“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认为，社会的性质是整个人类历史运动的普遍的性质，正像社会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因此，社会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的人和人的社会的形成，所以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从上述可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探讨，涉猎了他世界观、历史观的许多重要问题，如生产劳动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私有制的产生与存在，社会历史的本质、动力与发展规律，观念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以及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的问题等。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才创立了自己的科学历史观，揭开了“历史之谜”。必须看到，《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1844年马克思仍然受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字上晦涩难懂，而且表现在思想内容和表述形式上。比如，他把历史的基础和出发点同“类本质”、人的“真正的本质”联系在一起，对人的理解仍带有抽象的性质；对历史过程的阐述仍然囿于费尔巴哈的思维方式，同样把历史视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和扬弃异化，向人的真正本质复归的过程，不同的是马克思用劳动代替了“类本质”，但思辨哲学的色彩依稀可见；与此相联系，用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表述共产主义也带有抽象的性质，因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无非是人的本质的实现，是向人的真正本质的复归。列宁这样概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个阶段思想的发展：“马克思在1844—1847 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而1844年正是他们“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的时期，也就是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影响的时期。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斯1844年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是这个时期，即“胚胎”阶段的代表作品。恩格斯所说的“德国哲学起源的痕迹”，指的就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随着他思想的进一步成熟和对旧哲学的“清算”，这些“痕迹”也就自然消失了。

我们要正确对待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的这种现象，也就是要辩证地、历史地分析处于急剧变化中的马克思思想的演变，他的思想内容与表述形式的复杂关系，以及在旧哲学形式中孕育着的天才思想的萌芽。如果把这些旧哲学的“痕迹”说成是马克思的成熟思想，并把它同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对立起来，不仅不可能正确阐述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和发展，而且必然造成理论上的混乱。

众所周知，在恩格斯逝世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长期由伯恩施坦保存，一直未能发表，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出版。他们在该书出版的“导言”中，公然宣称“重新发现马克思”，提出要根据《手稿》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作“新的解释”，认为这部《手稿》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启示录”，是“马克思的中心著作”，对论证“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有“决定性意义”。他们制造“两个马克思”对立，提出要用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取代“晚年马克思主义”即成熟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潮已经流传了近一个世纪，直到今天还在国内外理论界发生着影响。在今天，其表述有时有差异，但实质则一，都是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这种思潮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予以批判性的分析，防止它用一些带有迷惑性词句影响当今的青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