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口规模

从1912年以来，关于中国人口数量的统计数值多达几十个，范围从4亿到4.8亿不等，而4.5亿则是流传最广、接受程度最高的估计值。1941年至1944年的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公布的中国人口也是4.5亿。虽然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口一直在缓慢增长，但由于战乱和饥荒的影响，多数机构估计1948年的中国人口规模仍然为4.5亿上下，见表2—1。1940年至1949年之间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一直缺乏令人信服的全国统计数据，多数专家估计出生率和死亡率大体上维持在35%～40%左右，出生率略高于死亡率。

从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轨迹看，1949年以前，中国人口数量的变化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夏至西汉末年（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初），大约2000多年间，人口沿着一条缓升的总量线波动，直至接近6000万；第二阶段，从东汉至明末（公元初到17世纪初），大约1600多年间，人口围绕着一条水平的总量线（6000万～7000万）上下波动；第三阶段，从明末至清后期（17世纪初到1850年），大约200年间，人口沿着一条向上倾斜的总量线波动，人口最终达到4亿3000万左右。

虽然从公元2年到1850年之间，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仅为0.1%左右，但人口总量却越来越大，增加速度也越来越快。特别是清代的康雍乾时期，人口急剧增长，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人口总量从不足1亿人增加到了4亿多人。相对于中国人口发展史的前两个阶段来说，这个阶段的人口增长实在是太快太猛了。尽管从1912年以来中国人口总量的统计数字一直徘徊在4亿到4.8亿之间，尽管1949年以后中国人口规模的数据不十分准确，但是，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事实却是无可怀疑的。

伴随着人口规模的急剧增长，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它的增长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越来越引起政治家和学者高度重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极端的贫穷落后突出了人口规模问题，而庞大的人口规模，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从20世纪开始，围绕人口规模的讨论和争论始终没有中断。在1949年，以美国国务卿发表《中国问题白皮书》和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发表《历史唯心观的破产》为标志，这个问题的争论达到了顶峰。

第一节 50年代人口规模迅速膨胀

一 人口总数从估计值到准确结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它标志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统计很不完善，更谈不上准确。根据1948年国民党政府的统计数字，有人估计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数为4.75亿，这个数字得到很多人的相信，并被广泛引用。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早已大大超过4.75亿。

1953年，中国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的人口普查。为了配合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同时也为制订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提供基础人口数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于1953年6月30日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现代人口调查方法进行的普查。从中央到县，逐级成立了人口调查登记办公室，办公室由统计部门、民政部门和各有关部门组成。全国动员了国家干部、教师、大中学校学生、人民团体干部和其他人员共250多万直接参加普查。普查采取户主到登记站登记或者必要时由调查员逐户访问的办法。登记之后，由人口登记办公室组织人员对登记的报表普遍进行审查和必要的现场复查，纠正差错。全部数据采用手工方法按县、省、中央3级汇总。为检查普查数据质量，各级调查办公室于普查后在全国343个县和城镇进行了复查，覆盖人口达到5295万，占全国调查人口的9%。复查结果是重报人口占1.29%，漏报人口占2.55%，两项相抵，漏报1.16%。普查的质量是高的。

1953年的人口普查，具备了现代人口普查的基本特征：（1）官方性——即由政府发布命令统一组织；（2）全国性——包括全国所有的国民；（3）个体性——按人个别进行登记填报；（4）同时性——以一个统一的特定时间为标准进行调查；（5）系统性——将普查资料编制成统一的统计表格。1953年的人口普查是中国现代人口普查的历史开端。

普查结果表明，全国在1953年6月30日0时的总人口为601938 035人，其中直接调查人口574205 940人，间接调查人口27732 095人。在间接调查的人口中，边远地区居民为8397 477人，台湾省为7591 298人，国外华侨11743 320人。除去华侨、留学生和台湾省人口，仅大陆人口就达到5.8亿之多。这是我国第一次用现代调查方法获得的准确人口总数。在人口结构方面，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36.0%, 65岁以上老年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6%，中国属于年轻型的人口。大陆人口中，汉族为547283 057人，占大陆人口的93.94%；少数民族为35320 360人，占6.06%。全国大陆城镇人口为77257 282人，乡村人口为505346 135人，分别占大陆人口的13.26%和86.74%。

与此同时，我国内务部通过抽样的方式，对全国3018万人进行了人口的动态调查。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出生率为37%，死亡率为17%，自然增长率为20%。按照1953年全国总人口的基数计算，我国每年出生人口高达2200多万人，每年净增长1200万人。与20世纪40年代相比，中国的出生率仍然维持在高水平上，死亡率则明显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很明显，中国正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迈入一个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新阶段。按照人口发展的规律，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个人口急剧增长和膨胀的时期。

二 令人堪忧的人口压力

6亿人口的庞大数目，远远超过了原来4.5亿的估计值。高达20%年人口增长率，令人惊讶不已。而未来每年人口至少净增长1200万以上的发展趋势，更是让人堪忧。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震动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它对资源和经济的巨大压力，不仅让决策者，也让学术界开始冷静客观地考虑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对潜在矛盾感受最深的莫过于担负实际经济领导人的周恩来总理。普查结束刚刚2个月，他在谈到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基本任务时，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我们的农业发展很不平衡，在地区的分布上，有的地区人口很密，每人平均得不到一二亩地；有很多地区则人口极少，移民也不容易一下都移了去。所以，在长期内发展生产要靠增加单位面积产量，这就需要我们很大的努力。我国的人口还在增加着。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人多，这是我们的一个优点。但是，优点也带来了困难，这样多的人口，要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其中农业是负担的一个主要方面。”为了有效地控制人口规模的过快增长，刘少奇于1954年12月召开了一个节制生育的座谈会，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党是赞成节育的”, “我们已经有了六万万人，每年生的比死的多得多。全国每年出生二千多万人，除掉死的还增加一千多万人，中国大概不会因为节育闹人口恐慌”。

与此同时，学术界开始有控制人口增长观点的论文发表，新闻媒体上也陆续出现了许多主张节制生育的舆论。马寅初、吴景超、邵力子等专家学者，都加入进了讨论。一时间，中国人口规模是否过大，怎样有效控制人口规模，怎样在群众中推行避孕节育等话题竟成了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和新闻界的热点之一。

三 50年代人口增长的趋势

从1950年至1958年，人口出生率先是在37%的高水平上维持了5年，然后开始缓慢下降至1958年的29.22%。1959年突然下降到24.78%，是受1959～1961年自然灾害影响的非正常现象。与出生率的缓慢下降相反，由于卫生事业的迅速进步，危害人民群众的许多流行病，如天花、疟疾、痢疾、血吸虫等，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人口死亡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下降，从1949年的20%直线跌落到1958年的11%，几乎下降一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死亡率下降如此之快，在世界人口史上，也是一个奇迹。正是由于出生率变化的“慢”和死亡率变化的“快”同时发生，20世纪50年代人口增长率不断攀升，从1949年的16%快速增加到50年代中期的2%～24%。年平均增加人数也从1949年的1000万人增加到1957年的1479万人。人口总规模也从1950年的55196万人迅速增加到1959年的67207万人。人口增长呈现一种加速的态势。如图2—1。

50年代中国人口规模“由缓到快”的增长，确定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口变化的基本格局。70年代以后，人们常常用“基数大、增长快、负担重”来刻画形容中国人口的特征。事实上，这些特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50年代人口快速增长有密切关系。

四 关于中国人口规模的争论

1953年的人口普查结果，使人口问题再度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并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著名民主人士邵力子在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呼吁控制人口、提倡避孕节育的讲话。在这样的会议上提出控制人口问题，立即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邵力子在讲话中提出，“人多是喜事，但在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似乎也应有些限度”。1955年7月，马寅初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浙江小组会议上提出书面发言——《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阐述他对中国人口规模的看法，主张控制人口，结果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有的人甚至对他的观点进行严厉批评，认为是马尔萨斯主义。看到当时的气氛还不宜于讨论这个问题，马寅初暂时主动收回了发言稿。

1954年1月1日，白建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六万万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力量》。面对现实，他一方面承认人口迅速增长有可能造成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我国还有广大未开垦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加速度，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是有充分保证的。另一位学者赵靖文则直截了当地引用苏联的人口理论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决不惧怕人口的高速增长，而是为人口的高速增长创造一切有利条件。”

对于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国要不要和为什么要控制人口规模的问题，很多学者专家避而不谈。邵力子、马寅初等人的呼吁在学术界的反应并不热烈。

1956年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一批人口学专家学者受到鼓励，打消了顾虑，开始就人口问题发表意见。

但真正把人口理论讨论推向高潮的是发生在1957年初的两个事件。第一个是1957年2月15日，由罗青（北京劳动干部学校校长）在人口学家陈达的住所主持召开了一个人口研究座谈会。费孝通、吴景超、戴世光、赵承信、李景汉、潘光旦、雷洁琼等14人在会上发言，气氛宽松，情绪热烈。会议还收到陶孟和、朱祖晦、毕士林、苏汝江的书面意见。会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新闻报道。由于参加会议的都是国内最著名的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聚集一起，共同发表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影响力远远超过单篇文章的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学术界从这个会议的召开中受到极大鼓舞。

第二个事件是1957年3月30日，《文汇报》编辑部召开的人口问题讨论会。会上十几名专家进行了发言。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有的甚至针锋相对，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进行认真的、心平气和的学术探讨。有的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已经过多，急需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快速增长，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焕庸（发言题目是《我国人口增加率超过各国》）、上海文史馆馆员陈长蘅（发言题目是《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口增加》）、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李穆生（发言题目是《人口增长与生产发展不相适应》）、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许世谨（发言题目是《人口增加过速会推迟经济发展》）；另外一些专家则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讨论会为本来就升温的人口问题讨论又加了一把火。《文汇报》于4月8日、9日两天连续发表了这十几位专家的发言，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4月27日，《文汇报》又刊登了两篇老人口学家的长文，一篇是《马寅初谈人口问题》。认为“人口太多就是我们的致命伤”; “不能再这样无计划生育下去，要推迟结婚年龄、避孕；这还不够，要用行政手段控制生育”; “现在总的情况是劳力多，资金少”; “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这一点没有错”。另一篇是叶元龙的《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目是否适当，要看它的就业和失业情况、平均每人产量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据这三个标准看，到了过渡时期结束时，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会比现在更高。到那时人口的最适当数目无疑是完全可以达到的。总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是在于：它不知道有人口过剩，它的人口的最适当数目迟早总是可以达到的”。同时，《文汇报》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开展我国人口问题讨论》，动员老人口学家“重整旗鼓，早日出山”, “建立无产阶级的人口学”。

在这段时期，无论是赞成人口控制的，还是反对人口控制的，都有平等的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心平气和地与对方争论。《文汇报》4月8日、9日和27日的版面都采取了赞成意见和反对意见同时刊登的形式，无疑为这场重大问题的争论创造了一个畅所欲言的环境。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健康报》、《大公报》、《大众日报》、《北京日报》及许多地方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讨论人口问题。人口问题的讨论如同开闸的河水，短时间内相关文章达到几百篇。

《新建设》第4期发表了董杰的《建立无产阶级的人口学》。文章的作者以坦率的语言尖锐地批判了中国不存在人口问题的观点：“从最近公开发表的几篇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研究和对马克思人口理论阐述的论著来看，仍有人认为我国人口现在似乎并没有存在着什么问题，中国人口高速增加也不是什么问题，只要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了，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了，人口增加再快些、再多些好像也不成其为什么问题。”文章在分析了我国人口总数、出生率、分布迁移等问题后，郑重提出，否认人口规律的客观存在，企图以社会基本经济规律代替人口规律，以及否认人口的变动和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和发展的反作用，认为只要经济问题解决，人口问题立即随之而解决，也是一种片面的看法。

陈长蘅作为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开创者，研究人口问题已有30年，在学习了马列主义以后，对自己过去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言论进行了梳理和自我批评，并同时形成了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系统的观点。他认为“解放后旧中国长期的人口压迫已大半消逝，但早婚繁育习惯尚存，同时死亡率已锐减，故人口增加太快。这会牵累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速度，拖长过渡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并不主张鼓励增加人口，并认为人口众多的农业国是帝国主义的理想殖民地。马尔萨斯所谓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并非毫无根据，但他不懂得普遍降低自然增加率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王亚南的人口理论没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不能解决问题。”

孙本文在《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一文中，通过对人口增长、人口与生活资料和人口与就业的关系的深入分析首次明确提出了我国适宜的人口数量，“社会主义事业日益发展，工、农业生产及生活资料日益提高，八亿人口以内，全国人民一定可以生活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

吴景超发表于《新建设》第5期的《中国人口问题新论》则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献。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即在人代会上的书面发言），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讨论中，也有一些人发表文章表示不同意马寅初、吴景超、陈长蘅等人的观点。王亚南在《再论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不同意吴景超的观点；刘毅在《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与人口问题——和吴景超先生讨论我国人口问题》中提出：“我对吴先生在中国人口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几个假设都有不同的意见。”所谓基本观点上的分歧就是刘毅认为使我国人口的自然增殖率稳定在较旧时代略高的水平上是比较适宜的，它有助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而吴景超的观点则相反，他认为中国必须实现节育。

正当中国的人口研究处于百花齐放的春天时，风云突变。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全国人民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变化，对人口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未立即表现出来。当时人口问题的探讨者们也未认识到政治对人口学的潜在影响，仍然沉浸在人口学理论本身的讨论中。同年7月5日《人民日报》仍然发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就是证明。但随着反右斗争在全国的深入开展，许多教授、学者、民主党派人士、爱国人士、作家、科学家、中小学教师和大学生等都被越刮越猛的政治风暴卷了进去。人口学界上空的乌云也愈来愈浓。马寅初最终受到严厉的公开批判，并被撤销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其他一些老人口学家也被纷纷打成右派。人口学界万马齐喑，变成了一潭死水。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首先，它是后来50年中国人口发展变化的一个历史起点。人口规模的变化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和影响了后来50年人口规模的基本格局。其次，由于在生育率依然维持在高水平上的同时，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导致50年代人口增长的高峰，形成后来的“人口包袱”。

第二节 60年代人口规模增长大起大落

一 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人口规模总量减少

1958年到1961年4年期间，农业生产水平下降，1959年粮食减产200亿～300亿斤，农副产值比1958年下降13.6%。而到1960年，粮食产量更跌至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1亿斤减少了26.4%，低于1951年的水平。从1957年至1960年，人均消费量大幅度减少，粮食减少19.4%（其中农村减少23.7%），猪肉减少69.9%，农副产品供应的严重短缺，使得人民生活陷入了极为困难的境地。

国家经济政策和方针的错误及自然灾害的影响使人民生活困难，并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升高，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并在1960年破天荒地出现了负数。出生率从1958年的29.22%猛降到1959年的24.78%, 1960年又降到20.86%, 1961年更是降到了18.13%。而死亡率则从1958年的11%水平飙升到1960年的25.43%，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死亡率的最高值。农村地区死亡率更是高达28.6%，比正常年份高出一倍多。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这种戏剧性变化，人口自然增长率从50年代的高水平上突然急剧下降，从1957年的23.23%下降到1959年的10.19%，并在1960年首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出现负增长（-4.57%)，全年总人口净减少304万，1960年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创出了计划生育以前时期的历史最低点。

从1949年至60年代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时期人口增长率的骤然下降。如图2—4和表2—2所示。

二 人口增长的补偿性回升

人口增长的补偿性回升，人口发展既受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而相应变动，又具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的出生率除了在50年代前半期出现因社会环境由长期战乱转为安定团结时的补偿现象（维持在37%的高水平）以外，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受教育水平的逐步提高，妇女就业增加和地位的提高，5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下降，这是正常的发展过程。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卫生保健的改进，死亡率直线下降，速度很快。但是1958年至1961年间，由于严重自然灾害的侵袭，出生率不正常地猛然下跌，死亡率陡然增高，打断了新中国成立后人口稳步发展的正常进程。但人口发展有自己的内在规律。1961年，人口增长率已出现回升趋势。1962年，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出生率迅速回到37%以上，比1961年翻了一番还多，1963年更是陡增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43.37%，总和生育率也达到创纪录的7.5。死亡率也在1962年重新降到1957年的10.02%水平，并继续沿着递降的轨道发展。1962年至1965年这一阶段是人口补偿性急剧增长的时期，与1961年全年人口增长249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2年一年人口增加1794万，1963年增加2270万，1964年增加1927万，1965年增加2026万（见图2—5），其时全国总人口达到72538万，年均增长率达到29.7%，其中1963年的增长率达到顶点33.5%。在以后的几年中，人口增长率始终保持在27%左右。从图2—4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补偿性生育带来的人口增长的高峰。

在1962年至1965年出现人口增长的强烈回升后，在以后各年的人口金字塔上都出现了该队列人口的凸出部。随着该队列人口年龄的增长，在他们生命周期中，在不同的年代的入学、就业、婚配等事件上都出现了明显的拥挤现象，尤其是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产生极大的影响。到2022年后，人口金字塔中该时期出生的大规模人口队列移入老年组，使金字塔顶部跳跃式加大。人口老龄化形式至此由底部老龄化向顶部老龄化转变。由于生育水平的持续下降，底部与顶部基本保持相同宽度，年轻人口与老年人口大致平衡。2030年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人口失控造成的人口再度膨胀时期出生的队列进入老年组，老年人口急剧增加，人口老龄化已属于顶部老龄化。随着年龄的推移，年龄金字塔的顶部逐渐加大，宽度大于低年龄人口，意味着老年人口将多于少年儿童人口，社会抚养比中老年抚养比的比重将增加，同时也为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带来巨大的挑战。

三 1964年人口普查中关于人口规模的统计结果及比较

1964年人口普查时全国总人口规模为6.946亿（不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同胞国外华侨等人口）。全国汉族人口为6.546亿，少数民族人口达到0.400亿。从城镇发展的水平看，城镇人口0.979亿人，乡村人口5.967亿人。农业人口5.803亿人，非农业人口1.143亿人。

城镇人口比非农业人口少1640万人，可见当时非农业人口当中有相当庞大的一部分生活在农村，反映了当时中国反常的“逆城市化”现象。由于农业生产萎缩和停滞不前，农业剩余已经养活不了太多的城镇人口，同时由于工业生产停滞，新增加的劳动力大部分因为无法参与生产而闲置，促使国家把大批的非农业人口（本来应该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推到农村参与农业生产。这种反常的现象进一步暴露了中国人口在特殊制度背景下高度过剩的严峻形势。

与1953年人口普查进行比较，1953年的人口规模为6.019亿人，汉族人口5.473亿人，少数民族人口0.353亿人。城镇人口7726万人，乡村人口5.053亿人。从1953年到1964年，经过11年的发展，城镇人口仅增加2064万，现实经济条件已经昭示了中国当时的供养能力的不足。

从表2—3可以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初，出生人数迅速增加，随后有所下降，在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异常变动以后，从1962年开始了人口的恢复性增长。死亡人数则除了三年困难时期以外，基本呈下降趋势。出生和死亡的综合作用使得中国人口在“文化大革命”前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通过相关分析，可以发现，出生人数与自然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953，而死亡人数与自然增长的相关系数为负0.824，可见出生和死亡变动对人口自然变动都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出生人口变动对人口自然变动的解释力相对更强一些。如果剔除1959年、1960年、1961年的异常情况，出生人数与自然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964，而死亡人数与自然增长的相关性则大大降低，只有负0.656，进一步表明了出生人口变动在人口自然变动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比较1964年和1953年人口普查的两个年龄金字塔，可以看出，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6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的结构处于明显的金字塔形，反映出人口的自然扩展趋势。但是也可以看出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除了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的异常变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出生人口有较大增加，同时死亡率迅速下降，使少年人口迅速增加，从而导致整个人口规模的膨胀。

表2—4反映了从1953年和1964年中国各省人口的变动情况。四川省、山东省与河南省一直是人口总量分别居前三位的人口大省。然而从这三个省从1953年到1964年人口的增加量上来看，四川省增加566万人，山东省增加664万人，河南省增加612万人，四川省虽然人口总量居第一位，但是人口增量却最少。非常突出的是河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等省（区市）的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在各省人口总量排名中均有上升。河北省人口从3598万人增加到4569万人，增加971万人，成为人口增幅最大的省份；黑龙江省从1953年的第20位上升到1964年的第16位，人口从1190万增加到2012万，增加822万人；辽宁省人口从1855万人增加到2695万人，增加了840万人；内蒙古自治区人口从610万人增加到1235万人，增加了625万人。还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人口增长非常迅速，从277万人增加到757万人，增加了480万人，即增加了1.7倍，反映了北京作为首都在新中国成立后人口的情况。

四 “文化大革命”中人口规模的再度急剧膨胀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人口规模再度急剧膨胀的时期（见表2—5）。出生人口数在1968年达到了最高峰2757万人，人口净增量达到2121万。出生人口在1966年到1972年之间一直保持在2500万以上的高位，又由于死亡人数相对保持稳定，平均每年死亡600多万，使人口净增量保持在1900万以上。如此巨大的人口增量，使“文化大革命”期间本来就停滞不前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

对出生人数、死亡人数与人口自然增长进行的相关分析表明，出生人数与自然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98，而死亡人数与自然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为负0.688，可见“文化大革命”时期人口的自然增长量的变动主要应该由出生人口变动来解释，死亡人口数基本上保持了稳定，这是与“文化大革命”前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的。这个时候，如果任由出生人数保持在高位而不进行干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直到1971年以后，中国政府终于开始痛下决心，大力在全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出生人口数从1973年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然而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加上50年代出生高峰的影响，人口增长依然处于高位运行。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计划经济制度在中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府基本上控制了城乡经济。随着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建立，绝大部分的人口被堆积在农村。这是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制度背景。通过“上山下乡运动”进行的城市人口向农村的转移，成为解决中国人口矛盾的一项重大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普遍性福利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的生育行为不是普遍的少生，而是普遍的多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口迅速增长的根本制度原因，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人口急剧增长的根本制度原因，而医疗水平的提高是造成这个时期人口急速增长的技术原因。

五 人口规模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压力

人们的生育行为是一种外部性很强的行为，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生育一般是私人收益大于私人成本但小于社会成本的行为。也就是说，人们生育得越多，就能够越多抢占公共资源，使自己获益更大。如果没有政府行政行为的介入，“多生”将会成为私人的理性选择。反之，在一个公共资源稀缺的社会，比如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即使没有政府行为的介入，理性的人们也不会倾向于“多生”。

从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向国家资本占主导地位过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过渡时期中国政府所面临最大的挑战。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公共资源急剧增加。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物质资源的“公有化”程度发展到了极大限度。然而这里潜藏着一个重大漏洞是制度设计者所始料不及的，也就是只顾“物”的“公有化”而忽视了“人”的公有化。当带着私利的个人与公共资源相结合，并成为一种普遍的生产关系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有关“公地的悲剧”的著名案例就开始发生作用。这时候，人口迅速增加以及经济机制运转失灵就毫不奇怪了。

从历史上看，当工农联盟的新政权建立时，也意味着新政权全面“接管”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庞大的人口。也许当时的部分学者和政府官员对新中国的人口问题有初步意识，然而在革命胜利、高奏凯歌的初期，大多数人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前面似乎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

当时立刻遇到的首要问题比如庞大公职人员的就业和吃饭问题。解放之初，政府就一直为庞大的公职人员的吃饭和就业问题所困扰。1949年12月，周恩来在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的人员讲话时强调指出，由于战争仍在进行，军费在财政支出中还要占很大比重，军队人数当时是470万，还要把被俘虏或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包下来，文职人员也要包下来，到1950年将达到550万人。在1949年上海曾经试图实行精兵简政，裁减人员，在上海、南京都遇到了很大阻力。当时全国共有900万人要依靠政府供养，然而新政府有很大的气魄解决这部分人口的问题，办法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把他们全包下来。

由于中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工业，因而使就业岗位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在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情况下，这种矛盾越发尖锐。这时候政府再也无法把这些城市新增人口和农村流入人口全部包下来了，农村成为新增人口的“吸收器”。

然而农村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制度，决定了农村的资源也是高度“公有化”的。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分散性的特征，使得对生产性人口的激励和监督都难以进行，结果是公共资源的效率低下并且受到侵蚀。在公共资源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人口压力带来的不仅是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它还会带来教育资源不足、水不够喝、房子不够住、路不够走等问题。这时候政府面对人口压力所能采取的政策是对人口微观行为进行干预，促进人们“少生”。

人口压力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对资源的作用机制和重点是不一样的。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压力主要体现为“大炼钢铁”、“围湖造田”、“毁林开荒”等造成的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意味着非公共资源开始增加。一方面意味着人们受到的约束增加，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在过渡时期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因而人们对公共资源的盗窃、掠夺更加防不胜防。比如公共的森林、矿山、土地、草场、水资源，等等，都可能面临灾难性的破坏。

第三节 70年代人口规模增长由快向慢转变

一 全面开展计划生育

在经历了1958～1961年人口增长的低谷期后，从1962年起到1973年止，是自1953～1957年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期以来的第二次人口增长的高峰期，长达12年之久。其中1962～1965年属于人口急剧补偿性增长，1966～1973年的高潮则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人口失控造成的出生率提高。这12年间，中国人口规模从6.6亿增加到8.9亿，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5.6%，最高年份是1963年达到33.33%。这一时期为我国历史上人口增长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12年）的时期，人口总共增长2.3亿人，年平均增加1946万人，年均增加人数比第一个高峰期的1311万人增长了48.4%。

从1961年人口出生率骤然上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开始，1962～1973年的这12年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基本上维持在2500万以上，而死亡人口数和死亡率都呈现出在波动中缓慢下降的趋势，这一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主要是由高数量的出生人口造成，如表2—6和图2—8所示。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导致经济迅速滑坡，并陷入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全国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800亿斤。“三突破”对当时本来就不堪重负的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人口总量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空前尖锐。

在人口规模的巨大压力下，1971年7月，国务院以51号文件形式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明确指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宣传教育，使晚婚和计划生育变成城乡群众的自觉行为。”作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人口计划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形式正式提出，要求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争取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以下，农村降到15%以下。这个文件第一次明确号召在全国城乡范围内普遍推行计划生育，成为后来大规模计划生育运动的起点。1973年7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亦相应建立了计划生育机构，中断了几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又重新恢复，并发挥强大作用。

二 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人口净增量逐年下降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至1980年，是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地轰轰烈烈地推行计划生育的年代，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医生都投身到这场伟大的社会行动中，从城镇到村庄，几亿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都受到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

全国人口出生率从1974年的24.82%降到1978年的19.28%，再降到1979年的17.82%；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4年的17.48%下降到1978年的12%，再降到1979年的11.61%; 1974年全国年净增人口1574万，1978年则减少为1147万，1979年为1125万。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78年的2.7，其下降速度之快，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人口规模也从1974年的9.1亿缓慢增加到1979年的9.6亿。从图2—7和图2—8中可以看出，从1976年开始，年人口净增量和自然增长率数值已经较低，其后的1977年、1978年、1979年下降的幅度比较小。中国在控制人口出生和增长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扭转了在此以前持续了20余年的高生育和高增长的局面。这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发展的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三 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自1963年中国的生育水平达到最高后，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都开始下降，在农村下降比较缓慢，而在城市急剧下降，很快就达到了相当低的水平。人口生育状况的变化除了反映在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水平上，更反映在生育模式上。1961年的总和生育率（3.287）降到1952年（6.472）的一半，但各年龄生育率下降比例十分近似，生育率曲线形状与1952年基本一样。而1978年的曲线完全是另一种情况，生育开始得晚，集中在20～30岁之间，然后便急剧下降。这表明70年代以来我国生育率已经向现代化、工业化社会的类型转变。本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转变过程必然会出现的，而70年代我国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则大大促进了这一转变过程。与发达国家相比，当时我国的生育率仍处于较高水平，但性质上已属于同一类型，此后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死亡水平在新中国成立初二十几年急剧下降后，到六七十年代已经降到较低水平，下降得比较缓慢，70年代后期的下降趋势更为平稳。其中青壮年的死亡率已经接近一些最发达的国家，但还存在婴幼儿和少年儿童死亡率偏高的现象。总之，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逐渐转为现代型，并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四 人口增长变化的解释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人口发展出现了方向性的变化，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指导思想上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明确地、肯定地认识并承认了中国人口太多，增长太快，必须努力加以控制。现在看起来，这种认识似乎已是人所共知、不言而喻的事实和道理。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占压倒优势的理论却认为“人口高速增长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所以，认识上的这个转变，在中国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二，认识到在人们的生育行为方面政府必须介入。人口数量和增长速度快慢是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乃至未来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而对人口数量增长速度起决定作用的生育行为却是由各个家庭与每对夫妇来分散进行的。为了保证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就不可避免地必须由政府来干预人们的生育行为。有了以上两点认识上的转变，才会出现70年代中国在人口数量控制方面的惊人成绩。

2．由政府制定生育政策，明确规定生育规范。近二三十年来已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制定了实行计划生育（国际上通称“家庭计划”）的政策，提出并宣传政府提倡和鼓励的晚婚与少生的标准（一般都是提倡生两个子女），所以政府也是介入和干预人们生育行为的。不过，其他国家的政府介入往往局限于宣传、倡导、提供知识和技术指导、提供避孕节育的器材和手术，并且结合生产经营从经济上加以诱导。中国则除了上述活动外，还有政府的直接介入和行政管理。不只提倡一对夫妇生两个子女（70年代）或生一个子女（1979年以后），而且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只能生两个或只能生一个。

3．在上述认识和行动的基础上，7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急剧大幅度下降。尽管由于中国人口在历史上已经形成了年轻的年龄结构，年轻人的人数大大超过老年人，即使在生育率大大降低的情况下，每年出生人数仍超出死亡人数很多，全国人口仍以14%以上的增长率增加，但是连续若干年中国都出现了出生人数持续减少的局面。这就扭转了出生人数一贯增长的格局。理论认识上的转变，政策上的改弦更张迅速产生了实际效果。

4．这一变化的意义不仅在于一段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的降低，更重要的是人口的增长由此结束了有史以来的自发、自流状态，变成了从全社会和整个国家着眼的有目标、有计划的发展过程。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当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条件的限制，一部分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计划的要求还会有距离，人口的增长发展还不能完全变成一种宏观计划行为，但已经从原则上将人口发展从原来普遍存在并被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自发行为转到了向有目标、有计划发展转变的轨道上来了。政府直接目的是减缓人口过快增长。在这点上。中国政府取得了显著成绩，并为全世界所认识和称赞。在这过程中——人口增长发展从自发、自流向有目标、有计划的这种转变，其意义要重大而深远。

5．由于70年代初国家提出的生育标准为“晚、稀、少”，在政策上把法定最低初婚年龄从婚姻法原来规定的男20岁和女18岁提高到政策要求的男25岁和女23岁，把最多生育子女数限制在两个以下，一二孩间隔必须在4年以上。尽管实际上很多地方并未真正完全达到这种要求，但还是有不少地方、不少的人按要求去做了。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和经济文化发达、工作认真的先进地区。即使在那些起步晚、变化小的地区，也终究有某部分人在某种程度上推迟了结婚和生育，拉长了间隔，限制了本来可能生育的第二孩以上的高孩次生育，从而出现了一种由于政策骤紧而造成的“急刹车”现象，使生育率逐年高速下降。这种突然而来的、不正常的急剧降低的生育率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回升到一个正常的、较突变前原有水平略低的水平，但由于全国各地政策推行的开始时间不同，力度与效果有很大差别。一些先进地区开始出现回升之时正值另一些地区逐渐推广和加强计划生育。两相抵消，便形成了全国比较均匀而稍平缓的连续降低过程。所以，各地区步调上的不完全一致，避免了全国生育水平过急的下降和随后的回升。而另一方面，全国生育水平平缓、均匀下降的背后则掩盖着各地情况与工作水平的很大差异。

6．随着连续多年出生人数的减少，儿童与少年在人口中所占比重不可避免地逐渐下降，青壮年和老年人的比重则相应上升，人口年龄结构便开始向着老龄化的方向变动。可以预期，再过40年以后，65岁以上老年人的数目将大大增多（由于出生人数最多的人们开始陆续进入65岁以上年龄组），比重也将急剧提高。所以，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为中国人口老化而担心。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人口老化是控制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也是不可避免的。当前和未来中国老年人的人数众多是由于过去出生的婴儿人数过多。目前和未来由于生育水平较以前降低而导致老年人比重上升即人口老化，并没有使老年人绝对数目增多，因而也不会使社会负担增加。不过，人口老化确实是个重要人口现象，涉及社会保障和经济活动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并切实探索问题的解决办法。

7. 70年代末期人们开始意识到人口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除了量的规定性以外，也应具有质的规定性；除了数量的多少以外，也还有质量的高低（严格讲，质的规定性与质量高低并不是一回事），于是开始探讨人口质量问题。党和政府也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中国人口发展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无疑是对人口现象的认识的深化和扩展。

70年代是中国人口发展进程中出现巨大转折的时期。在此时期，由于政府的介入，婚姻生育行为从以往的个人自发行动转入宏观控制指导下的轨道；在从中央到基层村组、居委会的一整套严密组织系统的基础上，保证了政策的贯彻实施；生育水平从原来自发状态下平均每对夫妇生育将近6个子女降到接近3个子女的水平，人口再生产类型发生了转变。

第四节 80年代人口增长的波动与反复

20世纪70年代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全国各项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改革开放方针的实施使人口的地区分布、行业职业构成、迁移流动等都相应有所变化。同时，在70年代初婚年龄大幅度提高、生育率普遍急剧下降之后，最初的“急刹车”效应已经过去，进一步提高甚至维持较高的婚龄遇到阻力；生育率已降到较低水平，进一步下降也比70年代困难得多。然而，从有利的方面看，党和政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处理人口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战略意义，把计划生育定为一项基本国策，又更全面科学地表述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并将其列入宪法，加强了领导，健全了组织，完善了政策，使控制人口更有力地坚持下去。80年代人口规模虽然仍在增长，但与70年代逐渐减缓的特征相比，它增长的速度却表现出明显的波动与反复。

一 “控制人口规模”急刹车的社会效应

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务院正式宣布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国务院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十二亿。”其后不久，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执行新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的转轨，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提倡”，因为在70年代后期，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也曾提出过“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的号召，并且是经中央批转同意的，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提倡”的含义。1980年的“提倡”，实际上变成了除有特殊困难者外，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从70年代“最多两个”转变为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城乡无一例外；70年代，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不宣传和提倡计划生育的政策，1980年则改为实行比汉族宽的计划生育政策。

应该指出，在提出新的生育政策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民家庭生育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给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带来多大的困难，一时尚难看清。其后的农村改革实践说明，在一定时期内它增加了在农村控制人口、推行计划生育的难度。农村体制改革，弱化了集体经济生产职能，恢复和强化了家庭经济生产职能，弱化了集体分配，强化了家庭自主分配。农村家庭成为从事经济活动的自主的基本单位，同时又是生育的基本单位。两种社会生产融为一体，顺理成章的是，家庭生育行为、生育模式、生育性别偏好等，在没有外来难以抗拒的强力干扰下，将取决于家庭从事经济活动、发家致富的需要。在粗放型即劳动密集型技术经济发展阶段，强体力劳动成为家庭经济生产的顶梁柱。因此，增殖人口，适当扩大家庭规模，性别偏向男性，就成为现阶段家庭经济生产职能的内在要求。而国家在宏观人口控制和微观生育政策上却步步抽紧，在经济文化还很落后的农村普遍要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样，宏观与微观各自向对立两极转化，矛盾尖锐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从全国的角度，新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本来就比较低的生育率进一步降低，人口增长率的反弹力不断增大。

二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关于人口规模的统计结果

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982年7月1日中国总人口达到103188万人，大陆29个省区市（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的居民和现役军人共100817万人。全国人口超出10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口基数就是很大的。1949年年底中国人口有5.4亿以上。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20年，在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巨大变革的同时，人口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1953年人口普查时，大陆人口为58060万。比1949年年底的54167万人增长7.19%。平均每年增长2.0%。1964年人口普查时，大陆上的人口增至69458万，比1953年普查时又增长19.63%，平均每年增长1.64%，这个速度大大超过解放前百余年的人口增长率（1840～1949年的109年间平均每年增长0.25%）。中国人口的发展从过去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这是中国人口在最近30多年发展中所经历的第一个转折。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初人口一度减少，1962年后又继续高速增长，从1964年人口普查到1982年人口普查，18年间总人口增长了45.15%。平均每年增长2.09%。超过了同时期的世界人口平均年增率（1.97%）。但是从各年度的人口增长速度来看，18年当中大致以1973年为转折点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突变。从1964年年中至1973年年中；前9年期间每年增长率均在2%以上，平均为2.69%，后9年期间每年增长率均在2%以下。平均为1.50%。可见，自从70年代初中国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以来，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开始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类型过渡。这是中国人口发展的第二个转折。

观察两次普查时的中国人口5岁组年龄金字塔的形状，可以看出，1964年人口是典型的增加型人口，而1982年人口年龄金字塔中出现明显的凸出部和凹入部，前者是1962～1973年出生高峰人口的体现，这批人在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恰处于10～14岁、15～19岁两个年龄段，因此在金字塔中这两个年龄段人口的数量特别突出。而后者正是1958～1961年人口低增长的体现，这批人在1982年恰处于20～24岁年龄段，因此金字塔中该年龄段人口明显收缩。

分省地看，1982年中国大陆29个省区市中，人口规模最大的是四川省，达到9971万，其次是河南省和山东省，分别为7442.2万和7441.9万；人口规模最小的地区是西藏自治区，只有189万人，再次是青海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均只有340万人。在第二次人口普查中，这几个省、自治区人口规模在全国各省的排序位置基本没有改变，只是山东省和河南省位置掉了个，但各地区人口规模的增长幅度不一样。从1964年到1982年，四川省的人口规模增加了46.7%，河南人口规模增加了47.9%，山东省人口规模增加了34%，西藏自治区人口规模增加了51.2%，青海省人口规模增加了58.1%，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规模增加了61.1%。

三 控制人口增长过程中的曲折

1984年4月，中共中央以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即中央7号文件名义，宣布对政策进行调整。中央要求“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提倡生一个孩子。“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在农村适当放宽生育二胎的条件；严禁超计划二胎和多胎；严禁生育问题上搞徇私舞弊和不正之风；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少数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可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人们通常把上述具体政策形象地概括为“开小口、堵大口、煞歪口”的方针。关于在农村如何做到开小口、堵大口，有效地控制住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国家计生委在全国有计划地设置试点县，进行实验，以便分别不同情况，总结试点经验，分类指导和完善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其实，就在发布7号文件前，就已经吸取了山东省开小口、堵大口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即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允许农村独女户夫妇再生一个孩子的办法。中央肯定了这一经验，1986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六五”期间计划生育工作情况和“七五”期间工作意见的报告》。（中发 [1986] 13号）中央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关键，是从实际出发，制定出经过教育，绝大多数群众能够接受的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同年12月，中央领导再次明确指出，农村应该有个长期、稳定、得到多数农民支持的计划生育政策，除过去规定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外，要求生育第二胎的独女户，间隔若干年后可允许生二胎。中央7号文件及其后发布的有关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完全正确的。

7号文件下达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在认真结合当地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和人口发展态势以及计划生育的实际控制能力，完善计划生育的具体政策。但是，在调整政策的过程中，由于有些地方领导对政策的突然调整很不适应，造成“小口”开放后失控、“大口”又没有堵住的局面。出生率从1984年的19.9%迅速回升到1987年的23.3%，自然增长率也相应从1984年的13.08%反弹到1987年的16.61%。每年净增人口从1984年的1351万跳至1987年的1795万，增加了444万。出生率的快速回升，引起了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回升？学术界、有关部门乃至中央决策层都存在着不同认识。有人认为回升的主要原因是政策调整，有人则认为是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变化，也有人认为两方面原因都有。为此，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于1988年3月向中央呈报《计划生育工作汇报提纲》，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计划生育工作，并原则同意“汇报提纲”，在纪要中明确：“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现行政策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确有特殊困难，包括独女户，要求生二胎的，经过批准可以间隔几年以后生第二胎；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做法可由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并且指出：“上述政策，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坚持贯彻执行的。要保持这个政策的稳定，以利于控制人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纪要强调“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既坚定而又可行的基础上，这是中央的决策”。

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中央7号文件精神，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生育条例，并经相应地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作为地区法律文件执行，标志着完善计划生育政策暂告一个段落。我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较之1980年9月紧缩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向农民家庭最低限度的合情合理的生育数量要求大大地向前迈进了。根据1980年紧缩的计划生育政策，可粗略估测出育龄妇女政策生育率当时在1.05～1.10之间，而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规划司根据各省区现行的计划生育条例测算的政策生育率全国为1.62，城镇居民为1.2，农村为1.76。就农村而言，调整后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其政策生育率较之1980年提高了0.66～0.71。政策放宽以后，实际生育率并没有因此而上升，反而略微下降了一些。例如执行一孩政策的1981年、1982年和1983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为2.64，但1985～1990年平均总和生育率为2.40，下降了0.24，而且这还是在受到一孩政策消极滞后效应条件下取得这个成绩的。这一数据强有力地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要生育政策向合理民情靠近一些，生育率不仅不会反弹，倒是更低了。80年代末期，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从高点上又开始回落，到1989年，出生率降为21.58%，增长率降为15.04%。经历这次波动后，整个90年代出生率和增长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

第五节 90年代人口规模的惯性增长和人口内在增长趋势

一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中关于人口规模的统计结果

1982年，中国的总人口规模为100391万（不包括423.8万解放军现役军人、台湾1827万人、港澳地区537.8万人），其中男性人口51528万，女性人口48864万。1990年中国的总人口规模为113051万（不包括319.91万现役军人、台湾以及金门、马祖等地的人口数2020万，香港、澳门地区613万人），其中男性人口58182万，女性人口54869万。这期间增加人口1266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583万人。

1982年市镇人口20631万（市人口14525万，镇人口6106万）, 1990年市镇人口共29614万（市人口21122万，镇人口8492万）。这期间平均每年增加1223万。

对比两次普查结果可以发现，中国的高等教育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同时基础教育发展迅速，文盲人口大大减少。1982年中国具有大学毕业文化程度的人口442.8万，初中文化程度人口17819.7万，1990年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有1576万人（其中大学本科614万人，大专962万人），比1982年增加了2.6倍，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有26338万人，比1982年增加了851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初中文化程度人口1065万人。1982年在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28368万，1990年下降到20485万人。

从就业人口的比较来看，这期间从业人口大大增加，基本上等于增加的人口总量。1982年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口共52150.6万，其中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的人口38415.5万，从事制造业的人口6166.8万，从事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的人口1550.8万；1990年从业人口共64724万，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的人口46759万，从事工业的人口8658万，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的人口2577万；

从不在业人口的比较看，在校学生和离退休人口增加比较快，家务劳动者有较大下降，反映出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进行，妇女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数增加。1982年不在业人口有14515.6万，其中在校学生共2635.9万人，家务劳动者8014.1万人，市镇待业人口340.1万，退休退职人口1149.1万。1990年不在业人口共17026万，其中在校学生共3916万，料理家务人口6893万，市镇待业人口574万，离休退休退职人口2151万。离退休人口增加了100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25万人。

从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的婚姻状况来看，1982年在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中，未婚人口19012万，有配偶的人口42377万，丧偶的人口4764万，离婚人口395.5万；1990年在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中，未婚人口20540万，有配偶人口55737万，丧偶人口4989万，离婚人口484万。

二 人口规模由实质性增长转变为惯性增长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人口政策开花结果的时期。中国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这是中国几十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人口控制的最重大的成就。

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后，中国的人口规模就开始从实质性增长的阶段转变为惯性增长的阶段。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当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后，人口数量很快就能稳定下来，惯性增长不明显。中国的人口转变与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有明显的不同。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是一个自然的人口转变过程，人口年龄结构并没有剧烈的变动；而我们国家的人口转变是在原有人口的高增长条件下，采取“急刹车”的方式使总和生育率达到甚至低于更替水平的，因此人口的惯性增长需要很长的时间。

人口惯性是指达到生育更替水平以后人口继续增长的趋势。因为过去的高生育率，低龄组人口较多，达到或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后，人口还会继续增长数十年。随着低龄组人口逐渐生儿育女，出生人数剧增，将超过死亡人数。但随着他们年龄继续增大，死亡人数将逐渐增加，赶上甚至超过出生人数。因此，要使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接近约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

人口增长的惯性运动，使得中国在21世纪20年代后相继进入劳动力总数、人口总数和老年人口总数“三大”高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总量达其峰值时约为15亿左右。这是此前生育水平持续低于更替水平的必然结果。人口从21世纪初始的13亿增至约15亿，是客观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惯性增长。人口在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前提下的增长，只是其表象而非其内在的质。当一个人口降至更替水平或以下并保持下去，这就决定了人口的增长最终达到它的峰值并停止下来。人口总量在达其峰值之前的数十年增长，实质是实现停止增长或负增长的前奏。中国人口在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下的增长，完全是年龄结构变动所导致的惯性增长。这种增长既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也是实现零增长的必经阶段。

三 对90年代中国人口规模和人口增长量的估计与修正

从表2—11可以看出，在《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家统计局根据2000年“五普”的情况对1998年、1999年、2000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调整。从修正前和修正后的数据比较可以发现，不管是修正前的年人口增量还是修正后的年人口增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都呈现下降的趋势。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机器汇总数据，2000年的人口规模竟然比1999年下降了1648万，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国家统计局对2000年人口数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结果为126743万人，但这个数据与原来1999年公布的人口总量相差过小，只增加了843万人，于是又进一步修正了1999年和1998年的数据，使这连续几年的人口增量逐年呈平滑下降的趋势。

无论从修正前的数据，还是从修正后的数据，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从1990年以后，中国人口的增长率稳步下降，80年代出现的那种波动与反复已不复存在。在人口基数不断增大的条件下，每年净增人口数仍然逐年下降。很明显，这种增长率和增长人数的平稳下降，构成了90年代中国人口增长的特点。

1990年中国的户籍人口共112174万人，其中具有农业户口的人口数为90181万，非农业户口的人口数21993万。根据“五普”数据，2000年中国大陆户籍人口共123433万，农业户口人数共92872万，非农业户口人数共30509万人。中国在这十年间农业户籍人口共增加了2691万，平均每年增加852万，非农业户口增加了269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69万人。

1990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共110013万，流动人口共2161万（包括常住本县市一年以上、户口在外县市的人口共2006万，住本县市不满一年、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的人口共155万）。而根据“五普”数据，其中常住人口共108941万，流动人口共13620万。

四 2000年人口普查中关于人口规模的统计结果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截至11月1日零时，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公布，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下同）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26583万人（其中男性为65355万人，女性为61228万人）。大陆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28979万人，15～64岁的人口为88793万人，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8811万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未经调整的普查资料，6岁及6岁以上人口共115670万，其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包括研究生、本科、大专人口）共4402万人，接受中等教育的人口（包括中专和高中人口）共13828万人，接受初中教育的人口42239万；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44161万（以上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包括各类学校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生），参加过扫盲班的人口有2077万，未上过学的人口8963万。

户籍人口共123433万，其中常住人口108941万，流动人口（指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和全户外出的人口）共13611万人。农业户口人数共92872万，非农业户口人数共30509万人。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共95808万，其中文盲人口8699万。居住在城镇的人口45877万人，乡村人口共78384万。

按照长表推算，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在校生人数共24544万人。按照从业状况看全国从业人员共70345万人，其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口45318万人，制造业8772万人，建筑业1889万人，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1724万人，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和仓储业4801万人，金融保险业416万人，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1801万人。

未工作人口共24635万人，其中在校学生5137万，料理家务7385万人，离退休4347万人，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口3850万人，失业人口共2611万人。

从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的婚姻状况来看，未婚人口12032万人（男性7389万人，女性4644万人），初婚有配偶的人口54581万人，再婚有配偶的人口共1421万人，离婚人口642万人（男性432万人，女性210万人），丧偶人口共1719万人。可以看出，未婚人口与1990年相比大大减少，减少了8508万人，反映了中国人在90年代以后晚婚的倾向。同时离婚人口比1990年增加158万人，丧偶人口大大减少，比1990年减少了3270万人，这似乎可以从大量的再婚人口得到解释。

五 中国人口增长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

中国人口从一个增加型人口向一个缩减型人口的转变，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当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之后，人口的净再生产率必定小于1，从而使人口的内在增长率变为负值，这标志着中国人口增长的方向性的改变。虽然在人口内在增长率为负值的情况下，人口依然在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只是一种惯性增长，是最终走向人口负增长的一个过渡阶段。

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巨大成就，与我们国家的人口控制政策是分不开的。我国实行计划生育近30年，不仅有效遏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而且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1971年至1998年，在计划生育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共计少出生人口6.34亿，其中因计划生育而少出生人口3.38亿，并由此为全社会节省少年儿童抚养费7.4万亿元。

1979年至1998年，在实行计划生育的条件下，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17.7元增至6490.1元，居民消费水平从227元增至3094元；而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水平只能分别从363元增至4099.5元、从197.3元增至1954.4元。

在实行计划生育的条件下，1970年至1997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从293.2公斤增至401.7公斤，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将使我国陷入严重的粮食短缺；1997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森林面积、水资源分别为1.15亩、0.11公顷、2275立方米，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则将分别降至0.93亩、0.09公顷、1836立方米。

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增速或年增量，因1970年开始普遍实行计划生育，而从1985年起便呈显著的大幅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较80年代中后期的劳动年龄人口增加量及增速，都锐减了一半多。这不仅极大地缓解了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极大地减轻了就业压力，而且还为此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年龄结构客观环境与机遇。这是计划生育成效的滞后效应。

六 中国人口规模控制的成本与代价

无可否认，中国的人口规模控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中国在人口得到控制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首先，人口规模控制加速了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使中国在经济仍不发达的条件下必须面对许多国家在经济发达的条件下才需面对的问题。这个挑战对中国的发展而言是史无前例的。虽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经济因素在人口转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毫无疑问，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加快了生育水平的下降，从而加快了人口的老龄化。

西方人口老化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明显的、消极的。这些发达国家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条件下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14%。日本1998年已达16.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6000美元以上。20多年以后，我国老年人口的比例也将达到这个水平，而经济发展水平却会有很大的差距。届时，过快的老龄化人口反过来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可以想见，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会比现在发达国家的问题更突出。人口老龄化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一是人口老龄化以及过高的养老保险缴费会给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产业竞争能力带来不利影响；二是人口老龄化还会对消费需求产生影响；三是人口老龄化还可能对人口与劳动力的学习和创新能力产生负面影响。这三者综合起来将影响中国的出口和内需，从而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其次，人口控制使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空前增多，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是人口政策实施的代价。当然，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构成独生子女成长有利的环境。然而独生子女家庭成员少，过于简单的家庭结构，不能给孩子提供复杂多变的生活环境，容易使孩子长大后，不会处理微妙的人际关系，不利于其参与社会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力高度流动，独生子女长大以后如果离开家庭到异地工作，最终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家庭养老问题。

最后，城市劳动力人口的短缺问题，这是中国城市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人口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而得到解决。

历史的结论

中国人口规模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速增长，并且在60年代度过了人口规模增长的最高峰后，从70年代开始了人口规模增长的快速下降。但是下降的过程并不平坦，80年代人口增长过程出现了反复和波动。直到90年代初，在现代化过程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总和生育率最终突破更替水平，达到1.8的低生育水平，使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首次达到负值，实现了人口增长的方向性的改变。

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口的巨大变化，可能是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化之一。这半个世纪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最伟大的转折时期。

第一，这个时期使中国人口摆脱了历史上在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盲目增长和收缩的历史循环，人口增长速度出现了趋势性的下降，并逐步向零增长接近，为中国现代化的顺利推进铺平了道路。几千年来，中国人口一直在波动中增长。其间虽有不少时期人口增长率也曾出现过负值，人口规模也出现过绝对缩小，但那都是因为战争、饥饿、自然灾害等原因而出现的暂时现象。从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来看，增长一直是它的“趋势”和主旋律。从表面上看，中国人口的规模现在仍在继续增长，人口自然增长率仍为正值，但由于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其实已经是负值。现在人口规模的继续增长，只是人口年龄结构导致的人口惯性。只要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继续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年龄结构的影响就会逐渐消失，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就会逐渐接近人口的内在自然增长率，先达到零增长，然后达到负增长。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表明中国人口规模增长的趋势已经发生方向性的改变，中国人口规模已经由增长的趋势变为缩减的趋势。这是中国人口增长过程中本质性的变化，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第二，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庞大人口对资源环境的重压，为进一步优化中国的发展环境，拓宽发展空间，创造了最为宝贵的客观条件。几百年来，特别是近100多年来，巨大的人口规模像一个沉重的包袱，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一直以它的地大物博自豪于世界。确实，从总量上，中国众多的自然资源储量都名列世界前茅，它是名副其实的自然资源大国。但是，当用人均指标衡量时，它立刻就成了资源贫匮的落后国。显然，人口总量严重拖了中国发展的后腿。正因为人口问题在中国的发展中占有关键性和瓶颈性的地位，因此，上百年来，上到国家领导，下至平民百姓，无一不高度关注人口问题。在从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一直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著名政治家的视野中，人口问题始终是他们优先考虑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在学术界，“人满为患”的思潮更是广为传播。特别是每当中国力图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时，人口规模的压力让所有的人忧心忡忡。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既成了中国的突出国情，也成了中国追求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过去的50年中，中国人口规模在经历了急速扩张后，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不仅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在人口基数不断扩大的条件下，人口规模的净增量也逐年缩小。20世纪70年代初，人口净增量每年高达2000万以上，而到21世纪初的时候，人口年净增量已经降到1000万以下。从大规模计划生育工作开展以来，中国累计少生了3亿人口。人口规模的这种减速增长，大幅度减轻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人口压力。一百多年来无数政治家和学者忧心忡忡的人口规模过大，人口总量过剩的“天大难题”终于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并且，人口总规模有望在2040年左右达到最高峰后，逐步下降。这是包括马寅初在内的无数关心中国发展的仁人志士们的多年梦想。20世纪后20年中国人口规模增长过程的这种变化，为中国最终摆脱人口规模过大的沉重包袱，顺利实现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对于世界人口的发展而言，中国人口从高速增长到低速增长转变的历史过程，既为世界人口转变提供了新的模式和经验，又为缓解世界人口过快增长的局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它的人口状况和发展，对世界人口的状况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意义。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通过人口政策对人口规模发展进行自觉主动地调整，是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也是一次前无古人的社会试验。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这次试验如果成功，世界将从中收益，这次试验如果失败，世界也将为之付出代价。让人欣喜的是，30年的实践证明，控制人口规模过快增长的这项伟大工程取得了令人满意的预期效果。世界人口增长速度近20年不断下降，其中中国人口规模增长速度的大幅下降是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中国对人口规模进行调控的实践和经验，为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模式和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人口增长速度过快、人口规模过大而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始终是各国领导人的一块心病。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不仅错综复杂，而且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各国基本上要靠自己来摸索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中国的人口规模世界第一，在解决问题的难度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中国在20世纪后30年成功解决人口规模过快增长的做法，可能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法模仿，但是，中国的成功实践至少向发展中国家展示了解决人口问题的一种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模式。无论是在人口理论上和人口实践上，中国的模式都是一个巨大的创新，一个巨大的贡献。

在过去的50年，中国人口规模经历了由盲目急剧增长向减速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虽然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在21世纪前30年还不会停止，但它增长的速度却会沿着20世纪90年代所形成的越来越慢趋势发展下去。到2035年左右，中国人口将实现零增长，并逐渐进入负增长阶段，那将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届时中国人口的总规模可能不再成为世界第一，但是，中国人口规模由“世界最大”向“不是世界最大”变化的历史轨迹却将作为世界人口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