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一 发展经济学理论

发展经济学理论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支点。20世纪60年代以前，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主要运用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并取得成功的历史经验为研究基点，探讨不发达国家怎样才能快速走上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从而使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他们的基本观点是：通过经济增长（主要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来实现现代化。因此，他们极力强调提高资本积累率、实行工业化、计划化和进行政府干预，认为只要不发达国家经济能快速增长，就能走向现代化。中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也论述了这一问题。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家也沿袭了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

（一）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二元经济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概念是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提出的。他于1954年和1955年先后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两本著作中指出，在落后国家，弱小的资本主义部门（现代工业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古代村落为载体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形成社会的二元经济结构，前者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产生利润，工人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后者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如果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刘易斯考察了印度和埃及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现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即隐蔽性失业。这种失业的含义是：假如农业部门的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其他部门，则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不仅能够保持原有的产量，而且在一定的情况下还会增加产量。因此，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对于农业部门而言是多余的。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对两个部门都有利。因为，这一转移不仅为农业的隐蔽性失业人口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减轻了人多地少的负担，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使工业部门也得到了自身发展中所需要的劳动力。因此，这种过剩的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对于工业和农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是必要的。同时，他认为，由于工业的发展，农业中的这种剩余劳动力最终将被全部吸收。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Gustav Ranis）和费景汉（John C. H. Fei）发展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提出了改造二元经济结构的新设想。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二元经济是处于农业经济和现代增长之间的一个历史时期，从农业经济阶段过渡到现代增长阶段，主要标志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状况。可见，拉尼斯、费景汉与刘易斯在主要观点上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拉尼斯和费景汉强调现代工业与农业部门的平衡，以使农业部门所提供的农业剩余刚好能满足工业部门对于农产品的要求。不但如此，拉尼斯和费景汉还将劳动力转移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作为改造二元经济结构的必要条件，并且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技术进步与资本同样是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根本途径。

（二）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针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对待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上的主流观点，即只有通过工业化才能实现经济起飞，而农业是停滞的、愚昧的，农业不能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充其量只能是为发展工业提供劳动力、市场和资金等指出，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基本原因。欧洲、日本、墨西哥等国正是通过农业发展而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发展。他通过对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和印度的塞纳普尔这两个传统农业社会的详细调查后得出结论：在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相反，传统农业的要素配置达到了很高的效率。他认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并不愚昧，农民多年来的努力，使现有的生产要素配置达到了最优化，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要素并不会使传统农业的生产增长，外来的专家也找不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的生产要素配置有什么低效率之处。

舒尔茨用收入流价格理论解释了传统农业停滞落后、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原因。他分析说，在传统农业，由于生产要素和技术状况不变，所以，持久收入流来源的供给是不变的，即持久收入流的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线。另外，传统农业中农民持有和获得收入流的偏好和动机是不变的，所以对持久收入流来源的需求也不变，即持久收入流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这样，持久收入流的平衡价格就长期在高水平上固定不变。这说明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流来源（生产要素）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即传统农业中资本的收益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增加储蓄和投资，也无法打破长期停滞的平衡状态。资本收益率低下，也就是收入流来源的价格高，即社会所依靠的生产要素是昂贵的经济增长源泉。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就在于寻找一些新的生产要素作为廉价的经济增长源泉。

舒尔茨以危地马拉帕那加撤尔和印度塞纳普尔传统农业社会农业资本收益率低下的实证研究论证了上述观点。他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这些要素可以使农业收入流的价格下降，从而使农业最终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促进整个经济增长关键是技术变化，技术的变化就是生产要素的增加，所以，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是应该对农业进行技术引进，包括技术本身、农业制度；发展中国家应当向农民投资——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以改善农村的人力资本结构。所有这些的目的是希望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引进现代的农业生产要素创造条件。

舒尔茨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的重要警示，对中国县域经济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速水佑次郎的借用技术理论

借用技术论是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提出的。速水佑次郎主要用比较制度方法和对东亚，尤其是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知识，从人口增长、资源耗竭、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化等方面，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和文化传统，由资源禀赋和技术变迁引起的制度演进进行了研究。其主要观点包括：

（1）发展机制潜在于表面落后之中，一旦这种机制被开发出来，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实现赶超目标。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与自然资源禀赋没有多大关系，而要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解释，其中关键是技术的引进和消化。

（2）发展中国家所需的投资超过了国内的储蓄能力，所以，引进资本是其摆脱低增长率和低储蓄率恶性循环的措施。当然，外债的配置必须有效，用它们生产出来的商品能为减少进口、扩大出口做出贡献，从而可以用由此节约或挣来的外汇偿还外债，否则外债有可能累积到无法偿付责任的危险。速水佑次郎认为，只要政策适宜，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就能动员足够的国内储蓄和国外资本而步入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收入和投资增长的相互促进。相反，一个国家，即使收入达到高水平，如果政策选择不当，它仍会处于停滞或延迟的危险中。

（3）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上的差距正是其加快增长的潜力。开发这种潜力的关键是在市场结构、产业组织、劳动管理和研究、教育、培训等领域进行制度创新，使其适应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避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发生灾难性的冲突。

（4）发展中国家应当实现政府与企业家之间对产业政策和信息的分享，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速水佑次郎认为，战后日本产业政策主要是保护零售业和农业这样的低生产率部门，以及像纺织这样趋于下降的产业，而不是上升中的产业。日本产业结构提升和出口竞争力的增强，主要依靠私人公司的决断和调整能力。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在制订计划过程中通过各种渠道的对话实现政府和企业的信息分享，这对于动员企业家齐心合力地发展具有战略互补特性的产业，包括前向关联产业，避免所谓的“协调性失败”，可能是有效的。

（5）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前提是建立产权界定与保护规则。产权界定和保护是促进现代农业技术引进和本土化的必要条件。农业产权界定和保护绝非个人努力就能做到，必须依靠人们的集体行动。有效地组织人们采取这些集体行动，需要有适宜的制度。

（四）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是西方经济学界最近数十年间最为引人注意的经济理论的突破。新制度经济学把交易成本、产权、契约、制度选择等概念引入经济分析，阐明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而把制度纳入经济发展理论研究范畴。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诺斯（Douglass C. North）以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研究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问题，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制度变迁理论（或称新经济史学）。按照诺斯的观点，有两种制度安排：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式制度安排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非正式制度安排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因、渐进演化文化的一部分。相对于较为活跃的技术变迁过程来说，正式制度安排经常做出“滞后调整”，而非正式制度安排则由于其固有的传统性和历史的积淀，其“滞后”现象更为严重一些。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可能由于技术变迁过程的推动而较快地更新，也可能由于外部示范移植先于正式制度安排而形成，并构成对正式制度安排的压力而缩减时滞。但非正式制度规则尤其是意识形态能否移植，要取决于移植国的技术变迁状况和其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相容的程度。若二者相容，制度创新的引入将进一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概言之，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变迁所设定的目标与既定的制度遗产距离越小，亲和力越强，制度变迁的目标越容易实现。

诺斯指出，制度变迁一般是渐进的、连续的。渐进性变迁来源于企业家对改变现存制度将改善其状况的感知。这一感知主要取决于企业家所获信息及其处理信息的方式，包括企业家的经济活动常常根据不完全的信息行事，而且常常凭想象处理问题，因而也可能误入无效之歧途。政治和经济市场中所存在的交易成本会导致效率低下的产权及产权制度。

所以，诺斯强调，应该根据制度绩效来评价制度的作用。制度绩效表现于对生产活动的激励或促进。据此，诺斯认为，“第三世界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的制度为其政治经济活动所确立的一系列规则没有促进生产性活动。社会主义经济直到现在才开始承认，他们所依赖的制度框架是绩效不佳的根源，因而他们试图重建制度框架以引导激励，从而引导经济组织向提高生产率的方向发展”。

新制度经济理论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缓慢原因、过程和途径，以及技术进步与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关系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中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之所以落后，不仅是由于其农业技术落后、缺乏资本、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纯经济原因，制度不完善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建立交易的基本规则，可以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由此扩展人类选择的机会，丰富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经济发展的内涵，是直接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 区域经济学理论

（一）区域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区域比较优势理论，这为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奠定了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最早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应用于国际贸易中的出口生产成本分析，也被总结为绝对比较优势理论或内生比较利益说。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发展了这一理论，产生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并且由于其理论关注资源禀赋的配置状况，因此又被称为外生比较利益说。此后的比较优势学说的发展主要是沿着斯密和李嘉图这两条相互联系又具有差异的思路进行。其中，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由赫克歇尔（Eil F. Heckscher）和奥林（Beltil G. Ohlin）进一步发展，总结成禀赋比较优势说（简称为HO定理）。这一理论流派长期以来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多应用于区域经济发展。

比较优势理论从系统科学角度看是县域经济的定位理论，它解决了一个子系统在大系统中如何定位问题。按照这一理论，每一子系统只有找到自己的特色并发挥了自己的这种比较优势，才能在大系统中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我国的许多县特别是民族地区贫困县，都可以说是发展弱势地区，所以比较优势理论已经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被广泛运用。这种运用主要以发展特色经济的形式出现，利用本地区产业传统和资源优势，所谓“一县一特”、“一乡一业”、“一村一品”，都是强调“特色就是优势”。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应该根据自己的资源和技术禀赋条件发展自己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生产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区域发展阶段理论

区域经济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渐进过程通常会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美国著名的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Edgar M. Hoover）认为，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存在着“标准阶段次序”。这种标准阶段的次序是：

第一，自给自足经济阶段。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其特征是：区域投资和区域间贸易较少，区域产业几乎全为农业，区域人口绝大部分为农业人口，经济活动均随农业资源呈均匀分布。

第二，乡村工业崛起阶段。随着交通运输业发展，乡村工业及相关行业随之产生。由于乡村工业的原料、市场和劳动力来源于农业区域，因此，乡村工业的分布与农业人口的分布相对应。

第三，农业生产结构转换阶段。随着区域间贸易的日益扩大，区域农业生产开始由粗放型农业转变为集约型农业。

第四，工业化阶段。由于人口的增加及农业生产发展到相当规模后所产生的规模效益面临递减现象，迫使区域不得不谋求工业化，谋求制造业和矿业的发展。

第五，服务业输出的阶段（成熟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后阶段，是以资本、技术以及专业性服务等输出为主的发展阶段。

（三）梯度推移理论

梯度推移理论起源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侬等人首创的“工业生产生命周期阶段论”。中国区域经济研究工作者将工业生产生命周期阶段论引入到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创立了区域梯度推移理论，并广泛运用于经济发展战略和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中。

区域梯度推移理论认为当区域经济发展已形成了经济发达区和经济落后区，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差异，就形成了经济梯度。所谓经济梯度是指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程度可通过考察地区间生产力的先进程度（如劳动力的素质、劳动手段的先进程度、劳动对象的供需状况和科技发展水平等）、市场的发育程度、产业结构的优劣、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等进行综合测评，目前多采用人均收入水平来反映地区的差异和经济梯度的高低。该理论重视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认为较为发达地区属于高梯度地区、不发达地区属于低梯度地区。

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区域经济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则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如果其主导产业部门由处于创新阶段的专业部门所构成，则说明该区域具有发展潜力，因此将该区域列入高梯度区域。该理论认为，创新活动是决定区域发展梯度层次的决定性因素，而创新活动大都发生在高梯度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生产活动逐渐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推移，而这种梯度推移过程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而扩展开来。梯度推移之所以成为必要与可能，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的扩大及由此而引发的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费用节约等，从而使处于下一级梯度的具有某些比较优势的城市或地区成为该产品的最大生产地，而取代原来最高梯度的创新发源地，进而实现了技术及产品生产的梯度转移。当然，由于地区接受能力的差异，致使梯度推移只能顺次进行。从上面论述的观点来看，梯度理论实际上是从静态的观点将不同的区域划分成不同的等级梯度，从而使产品的生产技术依次转移。

（四）不平衡发展理论

不平衡发展理论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支点，该理论以赫希曼（A. Hirschman）和威廉姆森（J. G. Williamson）为代表。

赫希曼认为，由于不发达国家或地区不具备产业和地域全面增长的资金和其他资源，包括人才、技术和原材料等。因此，理论上的平衡发展是不可能的，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一旦出现在某一处，会使得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增长点集中。这种增长点或增长极的出现，必然形成区域间的不平等，而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会产生一种力量扩散到其他地区，即极化效应和涓流效应。增长中心（极）存在的高工资、高利润以及完善的生产和投资环境，一方面，不断吸引周围落后地区的资本、技术和人才，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两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增长极）向周边地区的购买力或投资增加，以及周边地区向发达地区的移民，提高了落后地区边际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消费水平。从长期来看，由于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发达地区会产生集聚不经济，从而促进产业向周边扩散。因而，地域上的涓流效应将超过极化效应，逐步缩小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

威廉姆森的“区域成长”理论认为，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间成长的差异将会扩大，倾向不平衡成长，即区域发展差异的扩大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区域间不平衡程度将趋向稳定，当达到发展成熟阶段，区域间经济水平发展的差异将逐步趋于缩小，倾向平衡成长，而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又构成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这是一种有时间变量的平衡发展理论，即所谓倒“U”形理论。区域经济成长从不平衡到平衡的演变过程是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结果。在区域成长的初期，极化效应较扩散效应显著，区域经济差距呈现拉大趋势，这种不平衡表现在生产要素首先集中在少数点或地区，即增长极上，可以获得较好的效益和发展。而在区域成长后期，扩散效应变得更为重要，集聚经济向周围扩散渗透，并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进一步缩小。

（五）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佛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提出，汉森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总结。该理论从物理学的“磁极”概念引申而来，认为受力场的经济空间中存在着若干个中心或极，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每一个中心的吸引力和排斥力都产生相互交汇的一定范围的“场”。这个增长极可以是部门的，也可以是区域的。

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应把少数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少数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内外围的转移。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是主要的，主要表现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极化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更多地向周边地区和其他产业流动。

增长极理论主张通过政府的作用来集中投资，加快若干条件较好的区域或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周边地区或其他产业发展。这一理论的实际操作性较强，有利于发挥政府的作用，集中投资、重点建设、集聚发展、注重扩散，弥补市场的不足。该理论对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是，在培育增长极的过程中可能加大增长极与周边地区的贫富差距，因为增长极的培育和成长有一个过程，在起始阶段，极化效应很强，周边地区生产要素流向增长极，影响周边地区的发展，因此，政府在地方发展过程当中应该适当考虑协调地区间的发展。

（六）点轴开发理论

点轴开发理论最早由波兰经济学家萨伦巴和马利士提出。该理论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也是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出发，十分重视“点”即增长极和“轴”即交通干线的作用，认为随着连接各种中心地的重要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河流航线的建立，连接地区的人流和物流迅速增加，生产和运输成本降低，形成了有利的区位条件和投资环境，使产业和人口向交通干线聚集，使交通干线连接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点，沿线成为经济增长轴。增长点和增长轴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领头羊。

与增长极理论不同的是，点轴开发是一种地带开发，在空间结构上是点线面的结合，基本上呈现出一种立体网络结构的态势。它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单纯的增长极开发，一方面可以转化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又可以促进整个区域逐步向经济网络系统发展。点轴开发理论适合于贫困地区。

（七）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经济、环境、社会等是不可分割的可持续发展要素，虽然它们本身就是复杂的系统，有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但是，单独一个要素的发展都不是可持续发展。

生态可持续性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经济的持续发展要与有限的自然承载能力相协调，这就要求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时，必须同时注意保护环境，包括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命支持系统，保持地球生态的完整性，保证以持续方式利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的承载能力之内。“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标志”。

经济可持续性是条件。经济增长是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体现，它既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及其质量提供保障，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物力和财力。可持续发展不仅重视经济增长数量，更要追求经济增长质量。“数量的增长是有限的，而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活动中的效益和质量，采用科学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是可持续的”。

社会可持续性是目的。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公平，没有社会公平，就没有社会的稳定。不同的国家或区域，因其发展水平不同，在不同的时期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可能不尽相同，但其本质应当是一致的，即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保障人人平等、自由和免受暴力，保障人人有受教育权和发展权，保障人权的社会环境。“谋求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三 产业经济学理论

产业经济学从“产业”出发来揭示产业的发展和变化、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产业间的相互联系等产业本身所特有的经济活动和规律，这些经济活动和行为介于单个经济主体和国民经济整体的中间层次，因而形成了产业经济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和特征，包括：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规律、产业本身的发展规律、产业与产业之间互动联系的规律以及产业在空间区域中的分布规律。产业经济学有关产业结构的理论对县域经济中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产业结构是指产业与产业之间形成的经济技术关系和数量比例关系，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组成，即资源在产业间配置状态。目前实证研究中运用比较广泛的是“克拉克大分类法”，系由英国经济学和统计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创建，并经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发展和应用，逐渐发展成为各国进行国民经济统计、制定经济政策的结构基础。

（一）产业结构演变的发展规律

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转移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总的趋势是，劳动力在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将提高。

国民收入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变化规律。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由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不断下降，由工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不断上升，由服务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变化不明显。

工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消费品部门的增值价值和资本部门的增值价值之比是不断下降的。

主导产业决定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的规律。即前述产业结构演变的总趋势决定于主导产业，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把经济成长划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条件、起飞、成熟、高额消费、追求生活质量，每个阶段都以主导产业的更替为特征。

（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是产业结构理论的核心部分，是众多经济学家相继研究的成果。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即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优先发展主导产业，加速产业结构转换，进而提高整个产业结构素质，使在新技术水平上保持持续增长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即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市场需求大，附加值高，主要支撑一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积极发展限制经济增长的瓶颈产业，使产业间保持均衡和协调发展，形成经济持续、快速、高效益和健康发展的基础。产业结构的演进是许多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几乎可以说，一切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产业结构，推进或制约产业结构的发展变化。

四 民族经济学理论

民族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由我国理论界首先提出，并逐步形成体系的研究各民族经济问题的新型学科。民族经济学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加速战略”理论是研究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一）加速战略基本内容

加速战略的基本构想是，在实现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少数民族地区需要不断加快前进步伐，尽可能地在短时期内逐步缩短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为最终摆脱总体上的落后局面打下坚实基础。加速战略的实施重点是强化经济体制改革，把以往追求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转向实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把曾经注重产值数量的增长转向提高经济效益的增长。加速战略的执行总方针是同时搞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诸多方面的工作，以物质文明作为精神文明的发展保障，使精神文明成为物质文明的促进力量，加快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速度。

系统改革僵化封闭且效益低下的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环节。改革的重点应该是经济体制与结构，并要消除企业旧有体制中一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调整产业结构，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也要慎重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充分发扬民主，完善法律法规，使两方面的改革要相互配套，稳步推进。

简言之，加速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的宗旨是建立一种全新的具有少数民族地区特色且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机制。

（二）加速战略实施步骤

一是强化农牧业基础地位。第一，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在农牧业中，要大力推广有机和无机相结合的旱作农业，重视草原建设，把种草植树作为长远的战略方向，走农林牧综合发展之路。第二，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疏通商品流通渠道。要调整种植业内部比例，增加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为发展多种经营提供生产原料。畜牧业要坚决消除草原超载放牧现象，调整畜群结构，加快存栏牲畜周转，提高畜牧业商品率。第三，积极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广泛应用农业新技术。通过兴办乡镇企业，既可增加农民个人收入，又可以向农业提供中低档生产设备。应用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能使农业的粗放经营向集约化和专业化转变。

二是推行工业资源转换对策。第一，轻重工业并举，以重工业为龙头。要利用现有重工业资源优势，生产出更多品种全质量好的产品，更好地为全国农业和消费品工业服务，为国防现代化服务。第二，稳定原料性产品生产，适当增加最终产品生产。原料性工业品生产是西部地区的一大优势，要通过企业技术改造继续发扬这种优势，并量力而行增加少部分最终产品的生产。第三，组建企业集团公司，优化内部组合。通过专业协作的方法，把分散各地的工业企业单位组建成大集团公司，重新配置存量资产，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第四，大企业坚持国有制经营，中小企业实行灵活改革措施。

三是实行点、线、面发展对策。第一，集中力量建设自治区、省的首府和重要城市，使它们成为一个个辐射力强大的经济增长点。第二，利用铁路公路物资运输和信息、交流便利的条件，促进沿线附近地带经济快速增长。第三，依靠点、线构建的网络，建立各具特色的经济开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