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四库全书》著录唐代文献综述

清代学者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对内府藏本及各省督抚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进行归类，即“以经、史、子、集提纲列目”,“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或流别繁碎者，又各析子目，使条理分明。所录诸书，各以时代为次，其历代帝王著作，从《隋书·经籍志》例，冠各代之首”。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或存目的唐代文献，也根据内容及时代先后分别置于经、史、子、集四部当中，兹按部类简要说明如下。

一 经部

经学发展至唐代，古今之争早已成为历史，经学进入统一时代，唐太宗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成《五经正义》，之后，唐代科举取士，悉尊此本。经学由此也进入义疏时代，陆德明之《经典释文》可视为唐人义疏之先声。《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著录的与唐人有关的著作共26部，存目2部，其中又有2部经四库馆臣考辨为伪书。这些经学著作大多是唐人为五经所作义疏或对前人注疏的汇集，代表了唐代经学的最高成就。这些著作，除通行至今并有深远影响的《五经正义》，还有唐人李鼎祚的《周易集解》，贾公彦的《周礼注疏》和《仪礼注疏》、徐彦的《春秋公羊传注疏》、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注疏》及唐玄宗御注的《孝经正义》。唐人的这些注疏大多收入《十三经注疏》，得到了后人的肯定。

注疏之外，唐人自撰的解经之作有韩愈、李翱《论语笔解》2卷，韩愈以复古崇儒为己任，力排佛、老，视孔子为儒家不祧之祖，解《论语》以明己志。此外尚有成伯玙《毛诗指说》1卷，内容分为四部分，“凡三百篇中句法之长短，篇章之多寡，措辞之异同，用字之体例，皆胪举而详之，颇似刘氏《文心雕龙》之体，盖说经之余论也。然定《诗序》首句为子夏所传，其下为毛苌所续，实伯玙此书发其端。则决别疑似，于说《诗》亦深有功矣”。又有唐陆淳的《春秋微旨》3卷、《春秋集传辨疑》10卷。四库馆臣认为《左传》所记虽实有其事，但“论断多疏”。然“《公羊》、《穀梁》每多曲说，而《公羊》尤甚”，自汉代以来，学者各守专门，“论甘者忌辛，是丹者非素”，自从陆淳撰成二书之后，“抵隙蹈瑕，往往中其窾会”。所以此书虽瑕瑜互见，然其“精核之处，实有汉以来诸儒未发者”，与那些凿空杜撰、横生枝节的解说自不能同日而语。近人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一书中总结道：

 

唐人经说传今世者，惟陆淳本啖助、赵匡之说，作《春秋纂例》、《微旨》、《辨疑》。谓：左氏，六国时人，非《论语》之丘明；杂采诸书，多不可信。《公》、《穀》口授，子夏所传；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此等议论，颇能发前人所未发。惟《三传》自古各自为说，无兼采《三传》以成一书者；是开通学之途，背颛门之法矣。史徵《周易口诀》，成伯玙《毛诗指说》，韩、李《论语笔解》，皆寥寥短篇，无关闳旨。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存古义；后人得以窥汉《易》之大略，考荀、虞之宗旨，赖有此书。

 

经部收入的唐代文献除义疏之作及解经之书外，还有小学类著作四部，即颜师古的《匡谬正俗》、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张参的《五经文字》及唐玄度的《九经字样》。颜师古的《匡谬正俗》专论诸经训诂音释及诸书字义、字音及俗语相承之异，“考据极为精密”。颜元孙的《干禄字书》系为章表、书判而作，故曰“干禄”，“以四声隶字，又以二百六部排比字之后先。每字分俗、通、正三体，颇为详核”。张参《五经文字》共收3235个字，依偏旁分为160部。难能可贵的是，四库馆臣据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国子司业，始详定《五经》，书于讲论堂东、西厢之壁。积六十余载，祭酒皞、博士公肃再新壁书，乃析坚木负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牍而高广，背施阴关，使众如一”的记载，考知《五经文字》“初书于屋壁，其后易以木版，至开成间乃易以石刻也”。并对朱彝尊“《五经文字》独无雕本为一阙事”的论断提出了质疑。唐玄度《九经字样》盖为覆《九经》字体而作，“凡四百二十一字，依仿《五经文字》为七十六部”，与《五经文字》相辅而行。“当时即列石壁《九经》之后，明嘉靖乙卯地震，二书同石经并损阙焉。”四库馆臣用马裕家藏宋拓本与石刻残碑“详加覆订，各以案语附之下方”，使得今人能够一睹其本来面目。

二 史部

在唐代，与注疏风气盛行、经学不甚发达的情形相反，史学的发展进入转折与创新时期，统治集团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增强，一方面限制私人修撰史书，另一方面设立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设置史官，大规模地组织人力物力编修正史，官修史书成绩斐然。与此同时，史学体裁也日益丰富，在编年体和纪传体之外又出现了新的编纂体裁——典制体史书，进一步丰富了史学的内涵；史学批评也渐趋成熟，出现了专门性的史学批评专著——《史通》，标志着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在唐代，随着史学的发展，史书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著录唐人所撰史书及后人所撰有关唐代史书共47部，存目2部，其中伪书1部。这些史部文献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依据体例和内容散见史部各子目中，为便于叙述，兹按内容分为五类：

其一是关于前代史书特别是前三史的注解。其中以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颜师古的《汉书注》、章怀太子李贤的《后汉书注》最为有名，是史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篇章。《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与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合称《史记》“三家注”，是流传至今我们能见到的最早，也是公认的好注本。司马贞《史记索隐》的体例与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相似，它既为《史记》的原文作注，同时又为裴骃的《史记集解》作注，不仅纠正了裴骃《史记集解》中的许多错误，对司马迁原文也时有驳正。稍晚于《史记索隐》的《史记正义》则既为《史记》原文作注，同时也为《史记集解》和《史记索隐》作注。学者研究认为，张守节长于舆地之学，所以《史记正义》的贡献主要在地理方面。颜师古的《汉书注》“条理精密，实为独到”。此书当时虽不受重视，后人却推崇备至，明末清初的大藏书家毛晋曾把颜师古的《汉书注》与司马贞的《史记索隐》相提并论，说它们“如日月并照”，足见其价值之所在。

其二是正史的修纂。武德五年 (622)，唐高祖根据令狐德棻的建议，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书，虽有始无终，但却为唐初纂修前代史书确定了宏大的规模。唐贞观以前，史官隶属秘书省著作局，皆由著作郎掌修国史，“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自是著作郎始罢史职”。由宰相负责监修，实开后代宰相监修国史之先河。至贞观十年 (636)，修成《梁书》56卷、《陈书》36卷、《齐书》50卷、《周书》50卷、《隋书》55卷。五代史书记述了梁、陈相继，齐、周并立，以及隋朝统一南北、由兴而亡的历史，其价值不容忽视。贞观十七年 (643)，唐太宗又诏褚遂良监修《五代史志》，与五代史书的纪传相配合，综述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成为继《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以来最重要的史志著作。贞观二十年 (646)，唐太宗又下诏重修《晋书》，以房玄龄、褚遂良任监修，至贞观二十二年 (648)修成，“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内有编年体，并弃之矣，竞从新撰者焉”。高宗显庆四年 (659)，李延寿秉承家学撰成《南史》、《北史》，颇得后人好评。赵翼认为南、北二《史》“删去芜词，专叙实事，大概较原书事多而文省，洵称良史”。以上八部唐代官修正史占二十四部正史的三分之一，成绩斐然，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三是唐人撰写的前代史书。此类史书为数不多，主要有许嵩的《建康实录》和余知古的《渚宫旧事》。前者备记六朝事迹，虽体例混乱不一，“又往往一事而重复牴牾。至于名号称谓，略似《世说新语》，随意标目，漫无一定，于史法尤乖”,“然引据广博，多出正史之外，唐以来考六朝遗事者，多援以为征”。后者5卷，补遗1卷，“其书上起鬻熊，下迄唐代，所载皆荆楚之事”。

其四是唐人撰写的有关本朝历史的著作。此类著作数量最多，体裁不一，有编年、杂史、传记、地理、职官、政书、史评、礼制之书以及记载时人时事的杂记等。唐代史学发达，除大规模地纂修前代史书外，同时也十分重视起居注、实录等国史的修撰，可惜流传下来的只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的《顺宗实录》。因《顺宗实录》入选《昌黎先生文集》之外集，故著录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的只有《大唐创业起居注》。此书叙述李渊太原起兵直至唐太宗即位时史事，其中不无隐讳，或曾经史臣润色亦未可知，但大体上能“据事直书，无所粉饰”，因此不可一概而论，“则凡与唐史不同者，或此书反为实录，亦未可定也”。杂史类有唐以后备受统治者重视的《贞观政要》，其中所记太宗事迹，与两《唐书》、《资治通鉴》相对照，虽“颇见牴牾”,“然太宗为一代令辟，其良法善政，嘉言媺行，胪具是编，洵足以资法鉴”。此外还有裴庭裕的《东观奏记》，专记宣宗一朝史事。传记类有《魏郑公谏录》，专录魏徵谏诤之语，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所记魏徵事迹，“多以是书为依据”，而其中“未经采录者，亦皆确实可信，足与正史相参证”。此外尚有《李相国论事集》，此书实李绛奏事之文与论谏之事的汇编，虽编次芜杂，体例不一，“然遗闻旧事，纪录颇详，多新、旧《唐书》所未载，亦足以备考核”。

有关地理方面的著述是唐人所撰本朝史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反映了唐代学者的地域观念及地理意识。此类著作，首推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其书虽首尾不全，卷帙错乱，然“舆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总志之外，涉及一时一地之山水、物产及风土民情的著作较多，如道士李冲昭所撰《南岳小录》专记南岳衡山之山峰水涧及宫观、祠庙、坛院等古迹，文末又附以历代得道飞升之迹，“虽黄冠自张其教，不无夸诞之辞”，但因唐人所撰名山洞府之书荡然无存，“此独以旧本流传，胜境灵踪，足资掌故，是亦考图经者所宜征据矣”。又如段公路的《北户录》,“载岭南风土，颇为赅备，而于物产为尤详，其征引亦极博洽”。诸如此类的还有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刘恂的《岭表录异》。而归入载记类记载六诏始末的《蛮书》，因其“于六诏种族、风俗、山川、道里及前后措置始末，撰次极详”，故亦可视为地理类著作。此外还有一种记载域外地理的著作不得不提，这就是玄奘口述、辩机撰录的《大唐西域记》，此书详载玄奘西行取经所历诸国之事，“所列凡一百三十八国”，且“此书所序诸国，又多《唐书》所不载”，但因所述多佛典因果之事，“侈陈灵异，尤不足稽”,“然山川道里，亦有互相证明者”。

关于职官、典制方面的史书是唐人所撰本朝史书中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类著作包括唐玄宗御撰、李林甫奉敕注之《唐六典》，李肇《翰林志》、杜佑《通典》以及萧嵩等奉敕撰之《大唐开元礼》和长孙无忌等奉敕撰之《唐律疏义》。《唐六典》“以三师、三公、三省、九寺、五监、十二卫列其职司官佐，叙其品秩，以拟《周礼》”，虽不尽如人意，“然一代典章，厘然具备”。《翰林志》专记唐翰林院之始末及翰林学士之职掌，“其记载赅备，本末灿然，于一代词臣职掌，最为详晰”,“今以言翰林典故者，莫古于是书”。《大唐开元礼》专载唐代五礼之制，《总目》引周必大序称“朝廷有大疑，稽是书而可定；国家有盛举，即是书而可行”，谓其“诚考礼者之圭臬也”。《旧唐书》之《礼仪志》、《新唐书》之《礼乐志》皆取材此书，“而所存仅十之三四”。《唐律疏义》是唐太宗诏令房玄龄等增损《隋律》而成，高宗即位后，又命长孙无忌等人“撰为义疏行之”。此书“上稽历代之制，其节目备具，足以沿波而讨源者，要惟《唐律》为最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史学的发展，唐代出现了专门性的史评专著，这就是刘知几的《史通》。《史通》凡内篇10卷39篇，外篇10卷13篇，“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史通》成书后不久，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学者徐坚读后感叹道：“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

其五是后人撰写的有关唐代历史的著作。唐代以后，唐史的研究尚未展开，研究成果寥寥无几，乏善可陈。值得称道者仅有两部正史即后唐刘昫所修《旧唐书》、宋欧阳修和宋祁所撰《新唐书》以及王溥所撰《唐会要》。两《唐书》有专文论及，此不赘述。《唐会要》“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极其详核”，是关于唐代典制的重要文献。地理方面，宋敏求的《长安志》考订长安古迹、程大昌的《雍录》专考关中古迹，系研究唐长安城及关中名胜古迹的有用资料。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因诗系人”，所记之诗人则“详其逸事”及“著作之传否”，至于诗人之“功业行谊”，则仅“撮其梗概”，对中、晚唐诗人之事迹所记尤详。此外史评类有宋范祖禹的《唐鉴》、孙甫的《唐史论断》以及吕夏卿的《唐书直笔》、清浦起龙的《史通通释》。从这些有限的著述不难看出唐以后直至清代中期之前，唐史研究基本上还处于资料准备阶段。

三 子部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著录及存目的唐代文献多而杂，共计125部，其中著录92部，存目33部，伪书或存疑者31部，从这组数字也可以看出子部文献的复杂性。兹依照子部文献的分类予以简要说明。

子部所收唐代文献以贞观二十二年 (648) 唐太宗御撰以赐太子的《帝范》居其首 (子部儒家类)，体现了《总目》“以儒学为正宗”的思想。但是在唐代，统治者提倡道教，采取兼容并包、三教并行的文化政策，思想上的多元化以及宽松开放的文化氛围，加之佛教自身的优势，使得佛、道一时呈压倒传统的儒教之势而大行其道，儒家思想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滞后于佛、道二教，也没有留下多少值得称道的文献。兵家类所收三卷本《李卫公问对》实际是部伪书，经四库馆臣考证，此书系宋人“因杜氏所有者 (杜佑《通典》存其梗概) 而附益之”，余不足论。收入子部医家类的著作差强人意，唐王冰所注《黄帝素问》“排抉隐奥，多所发明”；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于“诊治之诀，针灸之法，以至导引养生之术，无不周悉”，体现了“人命至重，贵于千金”的思想意识。天文算法类有李淳风所注《海岛算经》和《五经算术》，前者“世无传本”，系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虽“篇帙无多，而古法具在，固宜与《九章算术》同为表章，以见算数家源流之所自焉”。后者同样“世无传本，惟散见于《永乐大典》中，虽割裂失次，尚属完书”。不同的是，此书中的许多内容采自唐以前的经史等典籍，因此四库馆臣认为，其不但是研究天文历算的有用资料，同时还可以与经史文献互相比勘以“发明经史，核订疑义”,“于考证之学尤为有功焉”。

收入《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的唐人著作亦有可称道者。《贞观公私画史》实则是一部绘画目录，“书中皆前列画名，后列作者之名”,“则考隋以前古画名目者，莫古于是，是亦赏鉴家之祖本矣”。孙过庭的《书谱》仅存残篇，“然微言奥义，已足见其大凡矣”。张怀瓘的《书断》“所录皆古今书体，及能书人名”，所录书法家“前列姓名，后为小传”,“纪述颇详，评论亦允”，之后张彦远《法书要录》全载其文，“盖当代以为精鉴矣”。艺术类所收最有名的唐人著述当数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和《法书要录》，前者叙述绘画之兴废源流、历代画人姓名、画法及品鉴玩赏，此书“征引繁富，佚文旧事，往往而存”，不但在绘画鉴别方面遗惠于后人，其中可资考证者亦复不少。后者“集古人论书之语，起于东汉，迄于元和，皆具录原文”。张彦远在序文中自称后人得其《法书要录》及《历代名画记》,“书画之事毕矣”。四库馆臣也肯定这一说法，认为此语并非作者夸饰之辞。绘画之外，南卓的《羯鼓录》和段安节的《乐府杂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音乐的发展情况，这些收入子部艺术类的文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收入子部杂家类和小说家类的唐代文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杂家类主要有《资暇集》、《刊误》、《苏氏演义》、《兼明书》、《封氏闻见记》、《尚书故实》、《意林》等文献。小说家类主要有《朝野佥载》、《唐国史补》、《大唐新语》、《刘宾客嘉话录》、《明皇杂录》、《因话录》、《大唐传载》、《云溪友议》、《唐摭言》、《开元天宝遗事》、《唐语林》、《酉阳杂俎》等。这些文献是今天研究唐史的学者常常会用到的资料，而《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分别归入杂家类和小说家类，其性质自然有所不同。杂家类著述多系考订古代名物典制之作，或系实录而有资于考订者。如李匡义《资暇集》,“全书均考证之文”，且“引证分明，足为典据”。李涪《刊误》,“其书皆考究典故，引旧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纠唐制之误，多可以订正礼文”。苏鹗的《苏氏演义》“于典制名物，具有考证”，其文字与魏崔豹《古今注》、马缟《中华古今注》“多相出入”，经四库馆臣考证，崔豹《古今注》系一部伪书，马缟《中华古今注》则为剿袭之作。《封氏闻见记》也非荒诞不经之作，其名曰“闻见”而“语必征实”,“前六卷多陈掌故，七、八两卷多记古迹及杂论，均足以资考证。末二卷则全载当时士大夫轶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谐语数条而已”。

与子部杂家类文献内容有所不同，小说家类文献的内容大多事及鬼神、语涉荒诞、言间谐噱。因唐代传奇小说甚为流行，此类文献当不在少数，而能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的著述除其具有小说的因素外，还须符合四库馆臣有益于教化或“文必有征”的特点，所以这些文献同杂家类文献一样除了娱乐功能外还须有资考证，或起到一定的劝戒作用。如张的《朝野佥载》,“其书皆纪唐代故事，而于谐噱荒怪，纤悉胪载，未免失于纤碎”。宋人洪迈虽然讥其“记事琐屑擿裂，且多媟语”,“然耳目所接，可据者多，故司马光作《通鉴》亦引用之。兼收博采，固未尝无裨于见闻也”。刘肃《大唐新语》“所记起武德之初，迄大历之末，凡分三十门，皆取轶文旧事有裨劝戒者”。赵璘《因话录》“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无名氏之《大唐传载》“记唐初至元和中杂事”，而“所录唐公卿事迹言论颇详，多为史所采用。间及于诙谐谈谑及朝野琐事，亦往往与他说部相出入”。五代王定保之《唐摭言》,“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北宋王谠的《唐语林》虽仿《世说新语》，然其所纪典章故实，嘉言懿行，“多与正史相发明，视刘义庆之专尚清谈者不同。且所采诸书，存者亦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没”。

唐代佛教、道教并行，佛、道文献亦复不少，然历代目录学家均以儒学居于正统地位，视佛、道为外学而不予重视，自梁阮孝绪以二氏之书别录于末，佛、道文献始列于目录书中，所以《四库全书》亦沿用阮孝绪例，将佛、道文献置于子部之末，但所收唐代佛、道文献寥寥无几。其中佛教文献有唐释道宣的《广宏明集》、道世的《法苑珠林》和智升的《开元释教录》。道教文献主要有张志和《玄真子》、无名氏之《无能子》和旧本题唐溧水令沈汾的《续仙传》。

四 集部

《新唐书·艺文志序》: “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仅《新唐书·艺文志》集部别集类所收唐人各种诗文集就多达572种之多。相比之下，作为《四库全书》中收唐代文献数量最多的集部，著录加存目也只有185部，不及《新唐书·艺文志》的三分之一。其中别集类著录唐人诗文集73部，后人注释本20部，存目24部；总集类著录30部唐人及后人所编唐代诗文选本，存目27部。又诗文评类著录有关唐代诗文评著作3部，存目者8部。因存目部分价值不大、真伪不一，兹就集部著录有关唐代文献略事说明。

唐代盛行编辑个人文集，仅《新唐书·艺文志》所见唐人文集就有近600种之多，这些文集经过多年的流传，至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已散佚无多，即使有幸保存下来的也已非本来面目。如初唐王绩有《东皋子集》，“《唐书·艺文志》载绩集五卷，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其友吕才鸠访遗文，编成五卷，为之序”，而《四库全书》所收实际只有三卷。馆臣推测吕才所编五卷本或宋代已佚，此三卷本系后人从《文苑英华》、《唐文粹》诸书中采集王绩诗文汇编而成，“而伪托才 ( 吕才) 序以冠之，未可知也”。不仅卷数与原本不合，且其真伪亦在两可之间。唐人文集除散佚严重外，其幸存部分经过多年的辗转传钞，讹误脱漏亦在所难免。如陈子昂之《陈拾遗集》，“此本传写多讹脱，第七卷阙两叶，据《目录》寻之，《祃牙文》、《禜海文》在《文苑英华》九百九十五卷；《吊塞上翁》文在九百九十九卷；《祭孙府君》文在九百七十九卷。又《送崔融》等序之后，据《目录》尚有《饯陈少府序》一篇，此本亦佚，《英华》七百十九卷有此文”。

别集类所收唐人文集除唐人编辑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系后人所编。如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王子安集》,《新唐书·文苑传》称其有文集30卷，自明朝以后即已散佚，原目亦不可考。而流传于世的《初唐十二家集》只收有王勃《诗赋》2卷，“阙略殊甚”。收入《四库全书》之《王子安集》乃明崇祯年间福建人张燮搜辑《文苑英华》等书编辑而成，“虽非唐、宋之旧，而以视别本，则较为完善矣”。又如杨炯之《盈川集》10卷，《新唐书·文苑传》称其有文集30卷，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仅著录20卷，亡逸已多，“是宋代已非完本”，至清代残本亦不复见。“此乃明万历中龙游童佩从诸书裒集，诠次成编，并以本传及赠答之文、评论之语，别为《附录》一卷”。

集部别集类所收唐代文献除唐人所编及后人编辑的诗文集外，还有一部分系后人对唐人诗文的训释笺注之作。此类著作主要以训释杜甫、李白之诗及韩愈、柳宗元之文为主，其中以注杜之作为最。正如《李太白诗集注提要》所言，“自宋以来，注杜诗者林立，而注李诗者寥寥仅二三本”,尤其在宋代，出现了注杜高潮。但《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认为，“宋人喜言杜诗，而注杜诗者无善本”,较好的宋元人注杜诗著作有宋人黄希、黄鹤父子所作之《黄氏补注杜诗》36卷，此注按年编诗，“而诗中各以所作岁月注于逐篇之下，使读者得考见其先后出处之大致”。黄氏补注虽疏于考核，强为编排，难免穿凿，“然其考据精核者，后来注杜诸家亦往往援以为证。故无不攻驳其书，而终不能废弃其书焉”。宋元人撰辑的李白诗注本，只有宋杨齐贤《分类补注李太白集》30卷行世。清人王琦《李太白诗集注》则是李白诗注的佼佼者，“其注欲补三家之遗阙，故采摭颇富，不免微伤于芜杂。然捃拾残剩，时亦寸有所长”。韩愈文的训释笺注则集中在北宋时期，主要有方崧卿《韩集举正》10卷，《外集举正》1卷，朱熹《原本韩文考异》10卷，王大伯《别本韩文考异》40卷、《外集》10卷、《遗文》1卷以及魏仲举《五百家注音辨韩昌黎先生文集》40卷，此外尚有无名氏之《东雅堂韩昌黎集注》40卷、《外集》10卷。注柳文者有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及魏仲举所编《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

集部总集类所收唐代文献无多，唐人编纂的主要有高正臣《高氏三宴诗集》3卷、附《香山九老诗》1卷，元结《箧中集》1卷，殷璠《河岳英灵集》3卷，芮挺章《国秀集》3卷，令狐楚《唐御览诗》1卷，高仲武《中兴间气集》2卷，姚合《极元集》2卷。此外还有汇集皮日休、陆龟蒙等唱和之作的《松陵集》10卷，皇甫冉、皇甫曾兄弟合集《二皇甫集》7卷，《唐四僧诗》6卷，《薛涛李冶诗集》2卷。宋人所编《文苑英华》，因其“所集止唐文章”，故“考唐文者惟赖此书之存，实为著作之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