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四库全书》著录唐代文献的去取标准

在纂修《四库全书》时，首先需对征集而来的数以万计的图书进行校阅甄别、撰写提要，“一一辨厥妍媸，严为去取”。一部文献入选与否虽有总原则可循，但具体到一个时代或某一部文献则自然有所不同。由于去唐已远，能够征集到的唐代文献已为数不多，其中还有许多文献残缺不全，因此去取的总原则具体至唐代文献则是“有见必录”，在著录及存目的有限的唐代文献提要中，处处都体现出了四库馆臣对流传愈来愈少的唐代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的珍视，尤其是那些残章断简。同时，参与者的学术眼光及学术标准也直接影响着唐代文献的去取，从《四库全书》著录及存目的唐代文献的提要中，不难窥见在总原则指导下唐代文献的去取标准。

一 有见必录

文献散佚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时代愈远，文献散佚愈为严重，以唐人别集为例，《新唐书·艺文志》集部别集类著录唐人各种诗文集达572种之多，而《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著录加存目的唐人别集也只有185种，其中还包括后人的笺注本，唐代文献散佚之严重可想而知。在纂修《四库全书》时，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多方采集图书，然后对采集来的数以万计的图书进行校阅甄别、撰写提要，去取的总原则即除那些“离经畔道，颠倒是非”以及“怀诈挟私，荧惑视听”，涉及“违碍悖逆”的文献以外，对采集来的图书都是“不名一格，兼收并蓄”。由于当时能够征集到的唐代文献极其有限，因此去取的总原则具体至唐代文献则是“物以稀为贵”，在著录及存目的有限的唐代文献提要中，处处都体现出了四库馆臣对流传愈来愈少的唐代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的珍视，尤其是对那些残章断简。

如唐人苏鹗所撰《苏氏演义》原有10卷，久无传本，编纂《四库全书》时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两卷内容，四库馆臣认为“古书亡失，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是固不以多寡论矣”,所以不因此书卷帙无多而摒弃不取。又如唐史徵所撰《周易口诀义》，原本6卷，《崇文总目》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都认为此书是作者为了便于讲习《周易》钞录前人注疏而成，没有多大价值。但经四库馆臣详细考证“实不尽然”，其中所引，“多出孔颖达《疏》及李鼎祚《集解》之外”，有些引文虽然李鼎祚《周易集解》中也有，“而其文互异”,“盖唐去六朝未远，《隋志》所载诸家之书犹有存者，故徵得以旁搜博引。今阅年数百，旧籍佚亡，则遗文绪论，无一非吉光片羽矣。近时惠栋作《九经古义》，余萧客葺《古经解钩沉》，于唐以前诸儒旧说，单辞只义，搜采至详。而此书所载，均未之及，信为难得之秘本”。又唐赵蕤所撰《长短经》成书于开元四年 (716),“是书皆谈王伯经权之要”，其自序称共有10卷63篇，《新唐书·艺文志》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的卷数及篇数与自序相同。然而传至清代，仅见南宋九卷刻本，“篇中注文颇详，多引古书”。此书虽非完帙，但四库馆臣认为：“唐人著述，世远渐稀，虽佚十分之一，固当全璧视之矣”。此外，《四库全书》还著录有唐陆龟蒙的《小名录》二卷，“是书所载，皆古人小名，始于秦，终于南北朝”。《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认为此书所记颇为丛脞支蔓，体例不一。“王楙《野客丛书》称唐《艺文志》、《崇文总目》皆有陆龟蒙《小名录》五卷，恨不得见之。楙博极群书，而其言如此。或原本散佚，后人以意补缀，托之龟蒙欤？”可见此书既非完本，其真伪亦在两可之间，尽管如此，因唐人著述传世渐少，“龟蒙此编，虽未能信其必真，亦无以断其必伪，相承已久，备古书之一种可矣”。唐刘恂的《岭表录异》原本久佚，“宋代《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诸书，征引颇多，然尚多挂漏”。经从《永乐大典》辑出，已得原本十之八九，因此馆臣感叹曰：“唐人著述，传世者稀，断简残编，已足珍惜，此更于放失之余，复成完帙，使三四百年博物君子所未睹者，一旦顿还其旧观，弥足宝矣。”又清人王琦所撰《李太白诗集注》，其时代虽近，通行易得，但因“自宋以来，注杜诗者林立，而注李诗者寥寥仅二三本”，这样的文献在四库馆臣看来，也属稀见之物，故“录而存之，亦足以资考证，是固物少见珍之义也”。凡此都说明由于唐代文献日渐稀少，因此在纂修《四库全书》时，对宋、元、明、清四朝的文献渐次严于鉴别筛选，而对于唐代文献，不论是鸿篇巨帙，抑或断简残篇，甚至佚文片纸，遑论其价值如何，可以说是有见必录。

在这种“有见必录”思想的指导下，在四库馆臣看来，只要是唐人著述，即使残缺不全也视若珍宝。如唐代无名氏之《灌畦暇语》，唐志、宋志皆未见著录，《四库全书》所收乃明陆氏奇晋斋刊本。关于此刊本之来历，《四库全书提要》叙述曰：“末有李东阳跋云：余顷僦京城之西，有卖杂物者过门，见其箧有故书数种，大抵首尾不全。《灌畦暇语》一编，尤为断烂，余以数十钱购得之。因料理其可读者，才得三十余条云云。则此书乃东阳所理之残本。今彭宠奴一条佚其后半，韩愈诗一条佚其前半，凡阙二十八行有奇，又非东阳所理之旧矣。”这样一部首尾不全的残本，经四库馆臣考证其确系唐人著述，因此“虽残阙，终可贵也”。又如唐人马总增损庾仲容《子钞》而成的《意林》，“《唐志》著录作一卷 (实乃三卷),( 戴) 叔伦《序》云三轴，( 柳) 伯存《序》又云六卷”。清初通行有两个版本，一为范氏天一阁写本，“多所佚脱”；一即收入《四库全书》由江苏巡抚采进的明嘉靖己丑廖自显五卷刻本，此本“较范氏本少戴、柳二《序》，而首尾特完整”。经四库馆臣与《子钞》原目对照，遗佚尚多，而各种文献征引马总《意林》之文又不见于此本，因此“合记卷帙，当已失其半，并非总之原本矣”。即便如此，馆臣仍认为其虽系“残璋断璧，益可宝贵也”。

有些唐代文献，其本身并无多大价值，仅仅因为其系唐人著述而著录或存目。如杜荀鹤的《唐风集》是作者初登第时亲自编辑，“诗多俗调，不称其名”，但因此书系唐人旧集，流传已久，“姑存以备一家”。又如唐末无名氏所撰之《无能子》,“其书多窃《庄》、《列》之旨，又杂以释氏之说，词旨颇浅”，没有多大价值，之所以著录入子部道家类，“第以唐代遗书渐少，姑以旧本录之耳”。又如唐樊宗师的《绛守居园池记》，区区一篇文章仅770个字，且“文僻涩不可句读”。此文面世后，不断有好事者为之作注而终不得其解，其之所以能够与元代赵仁举、吴师道、许谦注释一起作为一部著作著录入《总目》，并非馆臣猎奇，而是因为“其相传既久，如古器铭识，虽不可音释，而不得不谓之旧物，赏鉴家亦存而不弃耳”。又如著录入集部总集类的无名氏编辑的《搜玉小集》，其“既不以人叙，又不以体分，编次参差，重出叠见，莫能得其体例”,“徒以源出唐人，聊存旧本云尔”。

正是由于唐代文献至清代已十分稀见，四库馆臣也能充分认识到流传越来越少的唐代文献的珍贵，促使他们在纂修《四库全书》时尽其所能有见必录，使其免遭继续亡佚的厄运，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唐代文献，不但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也为后人研究唐代历史文化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料。

二 有益于保存文献

至清代初年，唐代文献已所存无多，而唐代以前的文献典籍散佚情况自然更为严重。因此对于那些征引或采辑古代各类文献而成的著述，四库馆臣尤为重视。正如其在子部类书类《总叙》中所言：“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而类书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典籍对前人文献也多所征引，因此亡佚的文献因被征引而得以间接保存，这种认识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可以说贯穿始终，在有关唐代文献的提要中也有所体现。

大量征引古代文献的唐代著述以唐人编纂的几部类书居其首。首先收入子部类书类的是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此书系奉诏而作，是《四库全书》所收类书中体例较为完善的一部，虽其中所分门目“颇有繁简失宜，分合未当”之嫌，“然隋以前遗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得此一书，尚略资考证”。宋周必大校《文苑英华》时引用最多，之后冯惟讷的《诗纪》、梅鼎祚《文纪》、张溥《百三家集》采辑此书亦复不少，“亦所谓残膏剩馥，沾溉百代者矣”。继《艺文类聚》之后有虞世南之《北堂书钞》，四库馆臣虽疑其早在宋代已有亡佚，可能已非完帙，后人又妄为增删，但王应麟在《玉海》中已言时人甚珍其书，今日之珍贵自不待言。而颇得四库馆臣称道的唐人类书则是徐坚等奉敕编纂的《初学记》,“其例前为叙事，次为事对，末为诗文。其叙事虽杂取群书，而次第若相连属，与他类书独殊”，在唐人所编类书中，是与《艺文类聚》不相上下，而远在《北堂书钞》之上的一部佳作。此外《四库全书》类书类著录的唐代文献还有林宝的《元和姓纂》、陆龟蒙的《小名录》及白居易、孔传的《白孔六帖》。《元和姓纂》主要记载唐以前的姓氏族望及得姓受氏之源，其内容多本于《世本》、《风俗通》等书，诸如《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今已亡佚的文献，“赖其征引，亦皆班班可见”。《白孔六帖》即唐白居易《六帖》和宋孔传《六帖新书》，南宋时合为一编。白居易编纂《六帖》的目的不得而知，“然此书杂采成语故实，备词藻之用”，与后人猜测的系为迎合士子帖经考试以备查检之用不合。该书体例与《北堂书钞》相同，“而割裂饾饤，又出其下”。虽成书在先，但其价值不能与北宋四大书同日而语。尽管如此，四库馆臣却认为此书所征引毕竟都是唐以前的文献，“坠简遗文，往往而在，要未为无裨考证也”。

类书以外还有一部分唐代文献也大量征引前人著述，这部分著作在保存古文献方面也有一定价值。如唐史徵的《周易口诀义》即采集前人《周易》注疏而成，且其中许多引文不见于孔颖达《周易正义》及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有的引文《集解》虽有但“其文互异”，或《集解》“删削过略，此所载独详”。因此馆臣认为：“盖唐去六朝未远，《隋志》所载诸家之书犹有存者，故徵得以旁搜博引。今阅年数百，旧籍佚亡，则遗文绪论，无一非吉光片羽矣”。至清人惠栋作《九经古义》、余萧客葺《古经解钩沉》,“于唐以前诸儒旧说，单辞只义，搜采至详，而此书所载，均未之及，信为难得之秘本。虽其文义间涉拙滞，传写亦不免讹脱，而唐以前解《易》之书，《子夏传》既属伪撰，王应麟所辑郑玄注，姚士粦所辑陆绩注，亦非完书。其实存于今者，京房、王弼、孔颖达、李鼎祚四家，及此书而五耳，固好古者所宜宝重也”。又如唐段公路之《北户录》征引广博，所引之书如《淮南万毕术》、《广志》、《南越志》、《南裔异物会要》、《灵枝图记》、陈藏器《本草》、《唐韵》、郭缘生《述征记》、《临海异物志》、陶朱公《养鱼经》、《名苑》、《毛诗义》、《船神记》、《字林》、《广州记》、《扶南传》等，“今皆散佚，藉此得以略见一二”。“即所引张华《博物志》，多今本所无，亦藉此以考证真伪”。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收入子部医家类的唐王焘所撰之《外台秘要》中，作者于每条引文之下必详注原书在某卷，“世传引书注卷第，有李涪《刊误》及程大昌《演繁露》，而不知例创于焘，可以见其详确”。“书分一千一百四门，皆先论而后方，其论多以巢氏病源为主”。“其方多古来专门秘授之遗”。“陈振孙在南宋末，已称所引《小品》深师崔氏、许仁则、张文仲之类，今无传者，犹间见于此书。今去振孙四五百年，古书益多散佚，惟赖焘此编以存，弥可宝贵矣”。

此外，唐瞿昙悉达所撰《唐开元占经》,“征引古籍，极为浩博。如《隋志》所称纬书八十一篇，此书尚存其七八，尤为罕觏”。因此其书所论占卜之术固不足道，而其书所征引之文献“则有可采也”。又唐马总之《意林》系杂抄诸子之书而成，“今观所采诸子，今多不传者，惟赖此仅存其概。其传于今者，如《老》、《庄》、《管》、《列》诸家，亦多与今本不同，不特《孟子》之文如《容斋随笔》所云也”。唐张彦远所撰《法书要录》，乃编集古人论书之语而成，“起于东汉，迄于元和，皆具录原文”。《法书要录》于未见原书的古代文献，如王愔《文字志》,“亦特存其目”。其书采摭繁富，“汉以来佚文绪论，多赖以存”。后来庾肩吾的《书品》、李嗣真的《后书品》、张怀瓘的《书断》以及窦臮的《述书赋》,“各有别本者，实亦于此书录出”。收入集部别集类无名氏之《集千家注杜诗》，千家乃夸饰之词，所采实不满百家，且其所集诸家之注，“真赝错杂，亦多为后来所抨弹”,“然宋以来注杜诸家鲜有专本传世，遗文绪论，颇赖此书以存，其筚路蓝缕之功，亦未可尽废也”。

在前代文献亡佚严重的情况下，征引或采辑前人文献而成的唐代典籍不但部分保存了前代文献的内容，为后人藉以窥探亡佚文献的概貌提供了帮助，而且在辑佚和校勘古文献方面也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四库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能够充分认识到这些文献的价值并予以著录或存目，显得尤为可贵。

三 有资于考证

明末清初以来，随着汉学的兴起，学风为之一变，由空疏复归于征实。而编纂《四库全书》之际，正值乾嘉考据学兴盛之时，乾嘉学派重考证、务征实的精神也体现在纂修《四库全书》时对四部文献的选择去取上。汉学家以“考证精核”为宗旨，所以他们在文献著录方面，也“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关于这点，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凡例》中有明确说明：

 

刘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词征实而难巧。儒者说经论史，其理亦然。故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

 

基于这种认识，在唐代文献的选择去取上，除有见必录和有益于保存文献两条标准外，有资于考证也是决定去取的标准之一，这一标准在许多文献的提要中都有所体现。

如收入经部的唐陆德明所撰《经典释文》，集汉魏六朝有关五经及《论语》、《孝经》、《老子》、《庄子》、《尔雅》的音释为一编，“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因此“研经之士，终以是为考证之根柢焉”。又如收入史部的唐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新唐书·艺文志》作三卷，今本仅一卷，“卷中目录四十六条，今缺火山、采木二条”,“盖残阙之余，非完书矣”。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此书跋语，谓此书虽非足本，然其中所载张固、卢顺之、张丛、元晦、路单、韦瓘、欧阳膑、李渤等人的诗，“采唐音者，均未著于录”，因此“洽闻之君子，亟当发其幽光者也”。除这些未见著录的唐诗外，“尚有杨尚书、陆宏休二首，亦唐代轶篇，为他书所未载”，清人在编纂《全唐诗》时据以辑录，“则其可资考证者，又不止于谱民风、记土产矣”。又史部政书类之《唐会要》,“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极其详核。官号内有识量、忠谏、举贤、委任、崇奖诸条，亦颇载事迹。其细琐典故，不能概以定目者，则别为杂录，附于各条之后。又间载苏冕驳议，义例该备，有裨考证”。其他如收入子部释家类、唐释道宣所著《广宏明集》，此书续梁僧祐《宏明集》而“体例小殊”，采摭浩繁，卷帙倍于《宏明集》。馆臣认为道宣生于隋唐之间，古书多未散佚，“坠简遗文，往往而在”,“如阮孝绪《七录》序文及其门目部分，儒家久已失传，隋志仅存其说，而此书第三卷内乃载其大纲，尚可推寻崖略，是亦礼失求野之一端，不可谓无裨考证也”。

子部文献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然于繁冗芜杂、荒诞不经之中亦不无可资考证者。北周甄鸾撰、唐李淳风注之《五经算术》，久无传本，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本子“虽割裂失次，尚属完书”，其注文“采摭经史，多唐以前旧本”。因此馆臣认为此书不仅仅值得算学家珍视，其引文亦“实足以发明经史，核订疑义，于考证之学，尤为有功焉”。唐瞿昙悉达撰《唐开元占经》,“所言占验之法，大抵术家之异学，本不足存”。然文中载有麟德、九执二历，且九执历不见于《唐志》,“他书亦不过标撮大旨，此书所载，全法具著，为近世推步家所不及窥”。“又《玉海》载九执历，以开元二年二月朔为历首。今考此书，明云今起明庆二年丁巳岁 (案，改显庆为明庆，盖避中宗讳) 二月一日以为历首，亦足以订《玉海》所传之误”。麟德历虽见于《唐志》,“而以此书校之，多有异同。若推入蚀限术、月食所在辰术、日月蚀分术诸类，《唐志》俱未之载。又此书载章岁、章月、半总、章闰、闰分历、周月法、弦法、气法、历法诸名。与《新唐书》所载全不合，其相合者惟辰率、总法等目。盖悉达所据当为麟德历，见行本《唐志》远出其后，不无传闻异词。是又可订史传之讹，有裨于考证不少矣”。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述绘画之兴废源流、历代画人姓名、画法及品鉴玩赏，“书中征引繁富，佚文旧事，往往而存”,“非但鉴别之精，其资考证者亦不少矣”。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乃小说杂记之类，而其中所记又与其他唐人小说多涉荒怪者不同，“此书独语必征实”，其前六卷多陈掌故，七、八两卷多记古迹及杂论，“均足以资考证”,在唐人说部属上乘之作。此外在唐人说部之作中算得上善本的《因话录》，唐赵璘撰，因此书作者熟悉朝廷典故，“故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即使说部之中荒诞不经的唐人小说，亦不乏参考价值，如唐康骈所撰《剧谈录》乃稗官所述，半出传闻，真伪互陈，“未可全以为据，亦未可全以为诬，在读者考证其得失耳”。而旧本题唐高彦休所撰《唐阙史》，其所记“亦足以资考证，不尽小说荒怪之谈也”。其他如唐袁郊之《甘泽谣》,“其书虽小说家流，而琐事轶闻，往往而在。如杜甫《饮中八仙歌》，叶梦得《避暑录话》谓惟焦遂不见于书传。今考此书陶岘条中，实有布衣焦遂，而绝无口吃之说，足以证师古伪注之谬。是亦足资考证，不尽为无益之谈矣”。四库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囿于当时考据学家的学术标准和眼光，将有资于考证作为衡量唐代文献的价值之一，这种衡量标准虽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乾嘉学派从考证的角度审视传世文献的具体表现，但是这并不影响清人对唐代文献价值的认识，相反恰好说明了这些文献在考证方面的价值。毋庸讳言，利用前代文献考证历史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四库馆臣以有资于考证作为衡量唐代文献的价值之一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对唐代文献考证价值的认识，从广义上说，这种考证价值也就是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