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医药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先行者”，而西学东渐以来，中医的合法地位开始受质疑。特别是近年来一些科学主义的激进分子甚至提出了“中医是伪科学”的命题，耸人听闻，混淆视听。另外，中医的辩护者们各自只是从某一个特定方面十分有限地作出辩护。

当前，西方主流医学界对于中医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替代医学与补充医学论（CAM）”[如Nicola Robinson（2006）、Linda W. Engel and Stephen E.（2002）] 与“整合医学论”[如吴雄志（2004）] 相关医学思想当中。

从科学理论视角来分析，有学者以“物理主义”立场强调中医药理论缺乏可检验性，认为中医不具备科学的本质特征，完全属于“伪科学”的范畴，当予以废除。[如方舟子（2007）、张功耀（2006）]

从科学实践的视角对中医本性的研究，又有“实效性”学者依据“社会建构论”而强调中医药知识的“地方性”，不再从普遍意义上来探讨科学的标准。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医和西医一样，都只是民族医学的一种，凸显着“地方性”特质，同作为地方性知识存在。[如吴彤（2010, 2008），吴彤、张姝艳（2008），连冬花（2007）]

更有学者从文化立场强调中医药治病的文化性，认为“中医是一种文化”。文化虽然多元，价值标准也各异，但应该“和而不同”。以西医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标准来评判中医之是非，不能说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医。[如张其成（2007）、冯珠娣等（2001）、杜治政（1995）、何裕民（1990）]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中医存废问题的讨论、对中医科学性问题的思考已经有了诸多阐述。然而，在这场争论中还存在如下问题：首先，关于中医药学本性的研究在西方缺少像其他“科学”的本性那样的深入探讨。其次，国内科技哲学学者对中医药学本性的探讨时常会有一些深刻而惊异的观点，表面上看，他们各自依据了不同的科学哲学理论，实际上他们各自的理论指出了不同的科学内涵。总体而言还缺乏对中医本性的系统研究。

笔者认为，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对中医药本性的分析缺少深度，对中医本性的研究应该把科学哲学、逻辑方法论与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辩证地整合起来。

在上述背景下，本书能够深层次地从学理上辨明真理，消解当前人们心目中的一个极大的困惑。因此，既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又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可以以中医药文化助推民族复兴，中医药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先行者。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强调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从普通理论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中国梦的实现动力还是中国梦的重要目标，都离不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本书关于中医本性是什么的三位一体的形而上学研究，也弥补了我国学者目前没有能广泛系统地利用科学哲学的观点分析中医本性的研究缺陷，对中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及中医理论体系的固有规律做出一个较清晰的分析，为中医科学共同体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理性信念。

与此同时，中医本性研究对于挖掘、保护和发展中医药学具有重大意义。医药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藏，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健身养生、治病救人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时至今日传统中医药学已存在的许多不足日益显现，如何挖掘、保护和发展中医药学，是一项十分重要和艰巨的工作，制定有关政策的前提是必须对中医药学的本性有较为全面而准确的理解。

针对中医的研究现状与不足，本书在研究视角、学术观点等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本书从新的视角把科学哲学、逻辑方法论与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辩证地整合起来，在国内第一次从广义科学哲学视角，即从理论、实践和文化三个视角系统揭示中医的本性。笔者认为，当今世界学术界对于科学本性的研究有三个典型的途径：经典科学哲学、非经典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实践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研究，它们从科学理论的本性、科学活动的社会实践性和科学文化的特性三方面构成了广义的科学本性研究的整体，但作为严格的学术史研究，还需进一步详细论证。面对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中国传统医药学的最根本问题并不是具体的概念的模糊性或个别的药方的可靠性，而是中国传统医药学中医一方面要追求一般科学理论和科学活动的属性，另一方面又深深沉浸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科学理论在实现它的预见和说明功能时综合使用演绎与可验证性高的归纳，而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显学主线是象思维，背后隐藏的是类比逻辑理性，中医药理论在实现它的预见和说明功能时具有很强的类比思维的特点。本书提出，阴阳二气对立统一关系是逻辑反对关系，阴阳的辩证统一关系整体上是非矛盾关系，但其中支命题是矛盾关系，这里包含对于中医辩证逻辑的非常重要的创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