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原始美术之发现

马来西亚并非“文化沙漠区”，这一点可以通过现已发现的许多原住民遗留的历史文化遗迹和文物来证明，同时也可以从马来西亚不同发展时期、不同社会状况和不同政治机制下保存下来的文化遗址和美术作品，以及实用美术品中得到证明。当然，玛戈的“文化沙漠区”之观，或许受到中国著名画家、教育家徐悲鸿的影响。徐悲鸿于1925年造访英属新马两地华侨时感叹：“南洋地区虽非沙漠，但也可以说是炎荒，哪里有什么艺术？”笔者认为，玛戈和徐悲鸿所言之“文化沙漠区”，指的是原始社会之后至被殖民之前的那个漫长的年代，纯美术并没有像其他国家、地区那样获得发展而是呈现出一种相对的“真空现象”状态。为此，笔者在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史之前，在用一定的篇幅来就马来西亚远逝的美术进行追寻的同时，也对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出现之前的美术进行追寻，以此了解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发展之前的马来西亚美术文化。

一 非沙漠区之证明

原始美术是原始先民在自然环境中求生存、求繁衍的一种劳作文化的遗留。只要是原始人生活留下的遗址，大多会发掘出属于原始美术的遗物。马来西亚与其他地区一样，拥有原始社会，经历过不同的石器时代，至今发掘出来的众多石器（图2-2）足以证明，马来西亚拥自己的原始美术（图2-3）。

马来西亚原始美术的发现，始于殖民时代马来半岛的考古活动。根据出土文物和考古学研究，公元前2500年原始马来人就居住在马来群岛。如爪哇岛发现了梭罗猿人{L-End} 和维杰人{L-End} 的化石表明，马来人居住于马来半岛和爪哇岛，拥有农耕技术、宗教活动和原始美术。

马来西亚的原始美术发展，经过马来半岛四个阶段的考古研究归纳而得以明晰。

一般称之为第一个阶段的考古，始于古董商和殖民地行政官员的古董收藏活动。厄尔于1886年对一个贝丘遗址进行过调查，并在此发表考古文章而成为第一个报道马来亚半岛古文物的人。与他同时的科洛内尔则在南吉打布扬河谷发现了古文物，而对洞穴遗址进行最初探索的是里奥纳德{L-End} 。此外，考古学家黑尔和斯旺也在马来半岛偶然发现一些原始文物并予以发表。这一考古阶段的研究发现，对了解马来半岛的原始美术有一定帮助。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末，是马来西亚的第二个考古研究阶段，它始于人种史学者埃文斯{L-End} 。这个阶段因发掘技术的引进，促进了马来西亚考古研究事业的发展。

在海涅·戈尔登的建议下，20世纪30年代的考古重点是寻找人类迁徙在马来半岛留下的证据。海涅·戈尔登在考古中发现了如哥打坦潘、武吉朱平、查洞等遗址，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个阶段得到了卡伦菲尔的大力支持，新加坡拉菲尔斯博物馆的一些研究员参与了对马来半岛的考古发掘。其中，科林斯以西海岸为主，特威迪以东海岸为主，对典型遗址布扬河谷的发掘则由威尔斯主持。经他们的考古发掘和总结，他们提出了“美拉尼西亚”文明的论点，对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同时，因受传统理论的影响，这一时期发掘出来的早期各种石器、陶器和金属器物等原始遗物被认为来自中国和印度。

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马来西亚原始社会遗址的考古研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时马来西亚的考古进入第三阶段。这一考古阶段在各个方面都对整个国家的考古学发展影响很大。研究人员更注重发掘的质量，而不是某一时期内开挖的遗址的数量。虽然这一阶段的主要课题放在关于如何认识东南亚早期农业产生和动物驯化的问题上，但对进一步了解马来半岛原始美术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来西亚独立以后，马来亚大学和吉隆坡大学的历史系发挥着指导和促进考古研究的积极作用。为了进一步进行考古研究，分别于1964年成立了马来亚大学考古学会，1969年成立了国立考古调查研究所。这一阶段的考古，不仅对布扬河谷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还对已知的印度佛教遗址进行复原；在其他地区进行的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新的文物。这些新出土的文物不仅为解释威尔斯早期发现的布扬河谷居民的起源、断代，及其与马六甲海峡的室利佛逝、印度、中国和斯里兰卡的关系提供了展开考古研究的新依据，也为了解马来半岛原始美术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和论证依据。

前三个阶段，考古研究都是掌握在外国考古学者的手中，进入第四个阶段以后，考古研究才彻底成为马来西亚自己的事。20世纪70年代初，博物馆部的成员积极从事考古研究。1969年国立考古调查研究所成立，加强了在马来半岛的调查工作，特别是对布扬河谷区域的50多个遗址进行了调查。该所的任务是对过去发现和发掘的遗址进行普查，制订长期考古发掘研究规划。然而，由于缺乏人手，工作并未完成。

过去，马来西亚的考古学重点是历史研究，而不是人类学研究；注重于已知文化的起源和相互关系。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彼得·贝尔伍德教授在东海岸参与田野调查时，主持了一些洞穴和露天遗址的考古发掘，认为晚期的遗址文化层的中部和底层时代为3000-2000年前，与印度尼西亚东部和菲律宾南部的遗址有一定的关系，而在文化层和遗址出土的石片和石器则与澳大利亚的石器相似，很可能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组合。

至今为止，马来西亚的考古学者对安吉洞穴、哥打通卡遗址、哥打巴莱遗址、霹雳的克銮旁岛史前晚期遗址、雪兰莪的贝南石板墓遗址、吉打的马斯河原始时期遗址、东沙巴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彭亨的古农森育和平文化新石器遗址、柔佛的朱尔拉玛遗址、迪克逊港的荷兰沉船纳绍遗址等进行了考古发掘，其结果说明，马来西亚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经历过原始社会，拥有石器时代文化。而石器本身是原始先民用于劳动的工具，既可说是实用美术品，也可说是美术品。因为原始社会的实用美术与纯美术尚无严格意义上的区分，所以许多有关研究原始美术的书籍和论文均将石器归类至美术范畴中，这就是广义的美术概念。源于此，马来西亚不属于，也不可能属于“美术文化沙漠区”。

二 石器时代之造物

马来西亚的原始石器时代与中国所经历的石器时代极为相似。林惠祥{L-End} 在《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中，列举有石锛、石斧、石箭镞等石器遗物，以此说明中国东南出土的石器与马来西亚在石器时代的石器相似，并推论在远古时代，蒙古利亚种之一支最先南下居于中国东南方，其后更逐渐南徙至南洋群岛。在南迁之前已有石器印纹陶及舟楫等文化，马来人即带此种文化而至南洋，中国东南方与南洋之史前古物所以相类其理在此。

依据马来西亚已经发现的原始石器，并经过考古专家的考证，其石器文化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古石器时期、中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

古石器时期的石器是利用天然石块敲打而成，没有明显的人工加工痕迹，是生活在马来西亚区域先民劳动智慧的结果，也是人类初始文明的一部分（图2-4）。如淡斑尼安与东南亚各地的原始石器非常接近和类似。还有印度早期的所安、缅甸的安尼雅蒂安，以及爪哇的巴日打尼安也都有接近与类似。

马来西亚中部和北部地方有许多石灰岩洞，在这些石灰岩洞中发现了不少石器工具、陶瓷和骨片等石器时代人类遗物。在马来半岛美拉尼西亚的石灰石悬岩洞和石窟中发现了许多卵石工具和手工艺品，如南边开丹的石锛和有各种纹样的陶器残片，就属于马来西亚新石器晚期的产物。19世纪最后几年，这些人类遗物引起人们关注，考古学家对此开始调查，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考证，不少学者认为这些石器时代的人类遗物应属于两个不同的石器时期的人类，即洞里定居的中石器时期人类和经常出没的新石器时期人类。从洞中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工具主要有石刀、树皮布{L-End} 等工具，还有各式美丽的石手镯和大量的壶砵等土陶器，呈现出不同的造型。玛戈在《马来亚艺术简史》中将中石器时期人类的遗物定为“和平希安文化层（Hoabinhian）”{L-End} ，而尼古拉斯·塔林编著的《剑桥东南亚史Ⅰ》中则指出：“尽管有人宣称在台湾和吕宋岛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和平文化砾石工具，但在东南亚海岛地区除苏门答腊北部以外，还没有真正的和平文化砾石工具。”和平文化距今年代久远，很多东西无法考证，尽管两本书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怎样，文化都是有共通性的。

和平文化出土的石器的主要特征，“是用河中扁平、卵形或长形的砾石石片，通过周边加工和单面或双面加工而成”{L-End} 。其中，这种双面琢削加工在马来半岛占主导地位，其他地区石器则主要以单面琢削加工为主，这种单面琢削的石器就是“苏门答腊石器”。这些石器人工琢削痕迹明显，技术进步显著，它足以证明人类艺术工艺的进展状况。据专家考证，在“和平希安文化层”生活的原始人类，为了生存，制作了一些粗糙而不易辨认的石工具，他们从河里拾取圆石，将一端打磨成薄片，从而制造可以切割的工具。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人类还制作了一些骨针、骨刀。有时候，他们还会拾取一些红色的矿石，磨成粉末，可能是作为一种红色的颜料，用于宗教仪式。和平文化至今还有很多问题留待以后研究，和平文化的存在仅仅是用来对石器工具进行分类贮存，它的充分价值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认真关注。

无论石工还是陶工，在新石器时期均有做工精制的石器，如今陈列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院的石器就能说明马来西亚新石器时期具有的实用性与审美性水准。{L-End} 与“和平希安文化层”风格相异，壶砵土陶器器体布满简单的波纹，装饰效果朴素浑厚。鉴于此，考古学者认为这是新石器时期的人类遗物。“约在纪元前2500-1500年之间，有个民族，从北方移入马来西亚。他们具有进步的物质文化，能制造高度审美而实用的陶器，又擅于选择石材，用以制造工具和装饰品。我们大胆地假设，他们是耕种者，因为纯狩猎和食物搜集者是不可能有闲暇以从事制造那么多样而美好的工艺品。他们与和平希安的比拟，正如狩猎者之与耕种者的差异。”{L-End} 至于他们的衰落和绝迹的情况，则考古学家也不十分明白。这些以实用为目的加工而成的石器即是原始美术品，足以说明马来西亚拥有原始美术文化，新石器时期相对古石器时期和中石器时期来讲，人类的文明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对石器的使用和制作也更加先进，充分体现了原始人类的智慧，也足以说明马来西亚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不是“文化沙漠区”了。

三 尼阿洞穴之遗风

马来西亚中部和北部地方，蕴藏着大量的石灰岩洞，其中许多洞穴都笼罩着民间传说和神秘色彩，还有天然形成的奇妙艺术品，考古研究报告指出在许多洞穴里有着早期人类活动的证据。在这些石灰岩洞中发现了不少石器工具、陶瓷和骨片等石器时代人类遗物。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考古学家就以洞穴遗址为对象，展开其文化的进程与变化的考古研究。{L-End} 事实上东马来西亚的考古学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由达尔文、华莱士和赫胥黎倡议，为寻找所谓从猿到人之间的“缺环”，他们对砂拉越的洞穴群、沙巴和文莱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划分为三个时期的观点，即先哈里森、哈里森和后哈里森三个时期{L-End} ，这一观点曾引起过短暂的世界关注。哈里森时期始于1946年或1947年，是随着在三图崩的初步工作的开展而开始的。1950年，哈里森和特威迪探索了班洞穴群。对砂拉越遗址的系统考古发掘则始于1948年。

砂拉越境内的尼阿洞穴（图2-5）是世界上少见的大洞穴之一，尼阿洞穴属于东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至金属时代初期的洞穴遗址群，在马来西亚砂拉越西北部，北距南海约24公里。经放射性碳元素断代，年代上限约距今4万年或更早，下限约在公元700年前后。

1954年开始，考古学家在此发现了200个以上有人类活动遗迹的洞穴。在砂拉越的洞穴系统考古发掘中，砂拉越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哈里森一直致力于研究尼阿和其他砂拉越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遗存的研究。{L-End} 1957-1976年哈里森等人进行了多次发掘。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人类头盖骨以及花色繁多的石器、骨制和铁制工具，证实公元前4万年就有早期的人类——尼阿人凭借生存的智慧在这里繁衍生息。尼阿人居住的新石器时期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之间，从北方的大陆迁移而入马来西亚，后来没落的原因至今无从考证。因而部分考古学者认为，马来西亚出现的石器文化与现存原始住民及此后马来西亚出现的其他文化没有直接的姻缘痕迹{L-End} （图2-6）。这或许说明马来西亚中部和北部早期人类活动出现过断层。

除此之外，考古学家还发掘出很多有考古价值的石器、陶器等。如，在距今3万年以前，主要是使用形状不规则且未经第二次加工的石片和单面打制而成的砾石砍砸器，此后则以石片石器为主；公元前1万年以后，出现了刃部磨光的砾石石斧及经第二次加工的石片；公元前4000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出现通体磨光的石斧；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现方角石斧和陶器，陶器的种类有罐、瓮、盘等，纹饰以刻划纹、压印纹、绳纹为主，有的刻划后施彩；公元前250年以后，出现小件红铜及青铜制品、铁制品、中国陶器、玻璃珠等。在尼阿洞中还发现了166座墓葬，葬法因时代不同而变化。属于中石器时代者有侧身屈肢葬和蹲坐葬，均无葬具，少数有石斧、骨锥或兽牙随葬；属于新石器时代者有合葬和火葬；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金属时代者有仰身直肢葬和烧骨葬，葬具有木棺和竹盒等，随葬品有石、骨工具或陶器，较晚时期亦有以青铜刀随葬的。

尼阿洞穴的另一重要地点名叫“画洞”，发现有早期金属时代的船棺葬，据科学推断，年代为距今2300年左右。洞的后壁有赭石绘的粗糙壁画，内容为丧船、舞人等殡葬仪式活动。

尼阿洞穴遗址的发掘，第一次揭示了砂拉越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金属时代的序列。其石片石器的传统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发现的一致，而与东南亚大陆多用砾石或石核有所区别。大洞发现的陶器与菲律宾塔邦洞相似。这些发现为研究这一带古代民族的迁徙与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资料。朱丽娜{L-End} 的有关尼阿洞穴的博士论文很有学术价值。卢卡斯·清发表的有关砂拉越文化遗产的专著也很有价值，书中配有古遗址出土文物的精美图片，对研究马来西亚原始美术有极大的帮助。

在今天的马来西亚，在尼阿洞穴的范围内，已经建立了尼阿国家公园，尼阿洞穴与彩画洞穴也被列为国家历史性纪念物，受到政府的保护。除尼阿洞穴之外，马来西亚的考古学者卡玛鲁扎曼和佐基夫里也在彭亨发现了一个新的遗址，该遗址称为安吉洞穴，又称空气洞穴。相信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考古的研究也会越来越深入，考古学家们也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珍贵的考古资料，比如，马来西亚主要的考古刊物《马来西亚考古杂志》和《马来西亚博物馆杂志》中定期刊登的马来西亚考古学者的研究文章和发掘报告，既为了解马来西亚的原始美术提供了宝贵资料，也为人们了解马来西亚的历史做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