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清代文人书画普及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南洋华人因殖民地经济起飞，有能力将中国最好的匠师请到南洋，各种无从以精致艺术作品传世的工艺美术得以在海外流传，不少书画家也开始南下寓居当地，其实有利于当时贫困的中国原乡继续艺术传承。

以马来亚的槟城来说，如今尚存的邱公司宗祠、张弼士豪宅、极乐寺等建筑古迹，客观上都曾经为当时经济势弱及局势动荡的华南地区保全了无法发挥的技术与工艺。另外，中西文化交汇的效应，更促使系列表现强烈华人精神内涵的建筑体选用西洋建筑工艺或设计手法支撑，拥有了加强艺术变化的可能。这其中，如槟城的龙山堂邱公司和福候谢公司不约而同地采用中国少见的双层架构，上层沿用中国木构传统，下层则用西洋建筑的基层空间。两宗祠门前祥瑞卫护雕像也不同于中国的常见造型：前者采用锡克兵团造型，向英殖雇佣兵制度看齐；后者则以较写实的西方狮子雕像守门。而张弼士豪宅则是以源自中国的四合院布局为主，在建筑结构上采用了欧式的三角衍架建筑，配件主要采用潮州装饰去糅合西洋建筑装饰。{L-End}

值得重视的是，到了中国的晚清时代，南洋许多传统建筑的碑刻书法以及装饰壁画，都不见有匠气，可能是真正受过传统书画训练的地方名家之作。例如：曾为槟城龙山堂邱公司撰写重修碑记的新加坡邱菽园（邱炜萲），即以诗文和金石书画出名，在《菽园诗集》提到自己“写梅一幅并系一绝”；他本身也是收藏家，藏有数百印石，当时为他制石的主要有《叻报》主笔叶季允，以及其报馆同僚陈寿伯、曾慕襄。{L-End} 叶季允原籍安徽，他在1894年获得三兄陪母亲来访时赠画，曾题字忆说：“吾家世以画鸣……余不敢知画而不能作画。”{L-End} 另外，曾经为慈禧和光绪治病的力钧到了槟城，也发现槟城华人传统艺术大有人才。力钧在其《槟榔屿志略》载说：“屿中多画家。何晓初画山水、李秩轩画兰、谢秉生画花鸟、谢静希画竹、吴子鹏画梅菊、辜吉甫画山水，此数人流寓已久。”{L-End}

从力钧《槟榔屿志略》可知，当年长住在槟榔屿的书画家文化水平极高，除了不时有中国本土书画家暂时旅居当地互相交流外，他们与外国画家之间也有“国际交流”。力钧在书中提到：“辛卯与余同客槟城有日本和田蓼州，画人物山水。江西郭筱雪画梅、广州陈紫萸画山水、福建魏省忠画花鸟。蓼州、紫萸皆作送别图赠余。晓初、秩轩、静希、省忠皆能诗，秩轩能篆，省忠能医。”{L-End} 可见光绪辛卯（1891年）以前，新马两地文人雅士云集，艺文界并不太寂寞，要找人画图写诗题字，大有人在；至少在新加坡和槟城也不缺教授书画的人才。

此外，无可否认，当时还有一些略通文墨的人物，会倚靠替人写信、写招牌、卖春联维生。{L-End} 他们的书法不一定谈得上是书“艺”，但也有人写出墨色或彩色“飞白”，又或者以字体笔画拼凑成图形，满足民间逢年过节点缀装饰建筑空间的要求。

相对于清代的中国，南洋的英殖民土地会在同期间出现西式美术教育并不稀奇。这本是西欧国家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洋传统，也是近代西方文明传播亚洲各欧国殖民地的表现之一。像英国传教士米怜1815年在马六甲创立的英华书院招收华人子弟，其办校文献说明的宗旨之一就是为了东亚各族“就读于中文科者皆能以英语接受西欧文学及科学之造就”，创校同时还出版了近代中国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L-End} 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当时教会学校的西欧“文学”（art）不缺少艺术欣赏，而《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的版面设计与插画显然也是近代亚洲华人最早接触西洋画的渠道；可是，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些教会学校甚至一般官办的英校，虽然向华人子弟开放招生，但毕竟无法长时间成为华人社会报读求学的主流。

然而，清代中国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观念在南洋的传播，包括当地拥有可以教授书画的人才、南洋华人收藏中国艺术珍品，并不代表正规的现代学校美术教育遍及华人之间。根据力钧的文脉，他所认识的华人画家，主要还是倾向中国传统书画；但回顾南洋华人最早的新式学堂教育，我们还会发现，它的主要内容不是东方的艺术品位，而且，也不是西方的美术鉴赏，主要还是侧重在绘图技巧。即使到了20世纪初期，现代概念下的所谓“美术教育”还是不太受人正视，至少不被重视为正规学校教育应有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