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期美术教育萌芽

新马最早的现代中文学堂是1905年创办于槟榔屿的“中华学校”，学校当初按照清政府“癸卯改制”的理念设校，而且获得光绪皇帝送来“声教南暨”的牌匾。如果我们阅读作为此校最早办学章则的《中华学校改良简章》，就会发现，当时的办校士绅曾在《改良简章》中明文主张：“图画一科已寓于地理及物理学以内，似无庸另设，而制及理财学科；俟学生程度稍优后，再为补习。”{L-End}

既然南洋士绅以为“图画一科已寓于地理及物理学以内”，宁可要学生学习“理财”为是，后人不妨再看《改良简章》对于地理与物理两科教学内容的叙述，以判断其主张之理由。原来，《改良简章》对地理科的态度是“舆地之学，非亲自游历，不适于用；兹特粗解地球之表面、气候、人种生计之大略，兼授绘图，俾知疆界。每星期教授二点钟”{L-End} ；对物理学的说法则是：“理化之义，在使知物质自然之形像，及运用变化之法则；此科本属专门，兹幸山阴谢洪赉译有成书，即拟据此书粗为教授，并绘图画，每星期酌教一小时。”{L-End} 可见，办学诸公对学生学习“图画”的认识，并非基于教导学生何谓之“美”，也非现在大众理解的“美术”意旨。

其实，清代的华人世界也并非全然不懂西方学校拥有设置美术教育的传统。李善兰在1873年为德国传教士花之安（Faber, Emst）的《泰西学校论略》撰写序言，即提到西方教育“曷言乎无事非学也”，李还指出：“又如实学院，格物院，船政院，丹青院，律乐院，凡有一事，必有一专学以教之，虽欲不精，不可得矣。”{L-End} 然而，一旦把《中华学校改良简章》对比清朝自洋务运动以后的学堂制度，又可结论，《中华学校改良简章》对美术教育的态度不仅仅是“南洋”奉行的思考模式，此种思考其实源自清末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意识。

就以同文馆为例，这一“向西参考”的机构在1862年设立时已经建议开设“画法”科目。可是，仔细观察清政府在洋务时期的趋势，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全国开办的30多所新式学堂大多数开设“美术”课程，都不见得能够沟通中国人原来对“丹青”的概念；中小学堂图画课放弃中国绘画而选择了西方绘画，几乎都和1866年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教学目标的路子相承，教导“图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照图制造机器零件，或造船体，就得懂透视绘图学，也就是几何作图”。{L-End}

不注重“美”而重“术”的大背景，一方面是由于16世纪文人画派士大夫文人以尊倡“正脉”为主流，即使明代的变形画风或其他画风画技也多有排斥，要到近百年来在东、西洋学者观点的协助下，才开始注意支流与偏锋的价值。{L-End} 另一方面，在西方科技压力下，中国士大夫初期对西方“图画”的认识与兴趣，主要还是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维，看重西方绘法精确表述测量比例以及绘制器械底稿的技艺。若从美学欣赏的角度，他们对西方美术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侧重绘制器物蓝图的“画术”，不见得能与中国人讲究意境的“艺”平等视之；但是，这可反映当时知识界企图发奋图强的心态。

在南洋出现中华学校之前，清政府在1902年颁布“壬寅学制”，规定中小学堂、师范学堂、高等学堂普遍开设图画、手工课程，但“壬寅学制”并未实行，直到1904年方才真正落实《奏定学堂章程》，即所谓“癸卯学制”。《中华学校改良简章》是清朝政府行为，其办学蓝本其实是清朝政府实行“癸卯学制”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华学校的办学方法即是南洋各地许多学校办学的蓝本，由此可见清朝改革学制对南洋华人办学的影响。正如当时钦派外埠商务大臣兼南洋管学大臣代表朝廷送来御赐“声教南暨”匾额兼全部《古今图书集成》的致辞，中华学校的办学宗旨是认为“国家以近来贫弱之故，皆由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L-End} 。但不论是《奏定学堂章程》还是落实在南洋的《中华学校改良简章》，它们的办学思想依旧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看待美术教育。

清廷落实《奏定学堂章程》，是把美术课视为各级学校其他各门课的基础，而提出图画课的教学目的在使学生“练习手眼，以养成其见物留心，记其实象之性情”；手工课教学目的是要学生“练习手眼，使能制作简易之物品，以养成好勤耐劳之习”，学图画主要还是要在地理、物理诸课学绘图，因此在初等学堂，美术课就成了各科“加授”的“随意科目”。{L-End} 只有到高等小学和中等学堂，“图画”才是必修课，但中等学堂的图画教学目的也明明白白：“习画者，当就实物模型图谱，教自在画，俾得练习意匠，兼讲用器画之大要，以备他日绘画地图、机器图，及讲求各项实业之初基。”{L-End} 但南洋的《中华学校改良简章》内容更甚，它原来的宗旨是“指明中学堂……从本埠各家学堂中择优选择，其余年岁幼稚者，暂不收录”，但其“改良”的内容，是中学堂也取消原本《奏定学堂章程》概念下列为中学必修课的“图画”科。

由此可见，早期中国文人士大夫普遍对西方艺术认识蛮多偏颇，反映在从《奏定学堂章程》到《中华学校改良简章》立足于自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制，使他们对“图画”和“手工”两科的态度仅仅限于手工上的技艺。辛亥革命之前的十多年间，中国艺术设计教育无论在理论、制度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强调技法、技术的氛围，强调“图画手工”的实用和功利性。{L-End} 学制对中西艺术差异的判断和学习要求，难以说明他们充足顾及东西方两股艺术流变历史带出的思想或者世界观，更不要期望此时期学校内会存在系统的东西方兼顾的美术教育。

直至清代以后，全球华人进一步全面地学习西方已成风气，上述情况方才发生改变。1922年，新加坡潮商陈若愚三公子陈秉针组织“新加坡华侨美术学院”，是以端蒙学校教师为基础，其正科分别教到“国粹”与“西洋”画科。学院创办缘起是说：“美术为文化之元素，绘画为美术之始基，故凡良工巧匠，莫不求图绘之精；名人雅士，大都擅丹青之妙……诚以绘画一项，实用至繁，充其效力，实足以增人民之智识，进邦家于文明，非徒供悦目怡情而已也。”{L-End} 这一新马两地最早的美术学院发表的“成立缘起”固然回答了过去社会上轻视美术的说法，但也是采取较折衷的立场，还是强调绘画的“实用至繁”，分别说明“良工巧匠，莫不求图绘之精；名人雅士，大都擅丹青之妙”，未必全然表明重视纯美术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