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歌谣运动与大众诗学的最初构想
喜欢做诗的，必得到民间去学啊！
始于20世纪10年代末、盛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歌谣运动，多为后世学界关注，但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种文艺现象，对其关注者多来自民俗学界或者语言学界，即使来自文学界，其“切入”也多取民间文学的视角，因此，后世的诗歌史叙述即使详尽如龙泉明的《中国新诗流变论》、王光明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等，对这一场运动往往也是一笔带过，至多只是当作一种映衬初期白话诗人纵情表演的背景。也就是说，曾经轰轰烈烈的歌谣运动并没有作为20世纪的一个重要的诗学“事件”而引起学界的关注。
说其“重要”，是因为在现代诗学的建构理念上，歌谣运动不但第一次提出了大众诗学的建构设想，而且还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实现这一设想的一个重要思路，即促成白话新诗与音乐的再度结合并赋予其“歌唱”的本体性力量。
在周作人为《歌谣周刊》所撰写的发刊词中，他就明确表示，搜集歌谣的目的之一即是“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 “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
强调歌谣征集的“草间”视野与“国民”立场，并且希望以之作为民族诗歌发展的话语动力，这显露出周作人“眼光向下”的现代诗学建构理想——以大众的接受可能作为现代诗学建构的出发点。周作人的诗学观，在歌谣运动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对“歌谣”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和乐歌唱”却又是普遍认可的歌谣“生成”方式，周作人就认为，“歌谣这个名称，照字义上说来只是口唱及和乐的歌，但平常用在学术上与‘民歌’是同一意义”。正是因此，在1918年歌谣征集处所发布的《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及1922年《歌谣周刊》创刊号上发布的《本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上均有如下条款：“歌谣之有音节者，当附注音谱（用中国工尺，日本简谱，或西洋五线谱均可）。”也就是说，歌谣运动一开始，参与者就将“和乐而歌”现象纳入他们设计的考察、研究范围，并企图以之“做新诗创作的参考”。按理讲，一种新的抒情话语类型——歌词——从歌谣运动初始就应该是呼之欲出的，但遗憾的是，它却最终隐而未发。个中缘由难以一言道清，但在众多的缘由中，有一点却是明显的，那就是歌谣运动缺少既懂诗学又通乐学的“通才”；即如当代学者徐新建所分析的：近世以后，西学观念传入而导致专业分工日趋细化的缘故，“知识界的新学者们便大多只能是各重一行，相互划界，彼此隔膜了。因此就出现了文者论文，乐者谈乐，社会学与人类学者则专门研究民俗的‘专才’现象”。
但是另一方面，歌谣运动又是由多种学科的学者以“业余兼职”方式参与的一场运动，面对“歌谣”这一丰富的话语资源，他们都有各自基于本学科的学理企图。因此，作为一种现代诗学的理论话语，关于“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的大众诗学构想只能混杂于众口铄金的文化喧响中，而未能激活一整套理论话语的生产机制，也未能真正实现与歌词创作实践的有效呼应。换句话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求新声音，以歌词为实践主体的大众诗学想象，曾借助歌谣运动的力量有过短暂的涌起，却又被遗忘、搁置，最终成为一个历史的“断章”。对于话语的历史建构而言，“断章”并不就意味着是一种价值的终止；在更多的时候，它是以一种隐忍的方式潜在地制约着话语的成长。基于这样的理解，笔者认为我们在研究中国现代诗歌的历史演变的时候，尤其不能轻易放过其观念的演变历史：哪些观念被我们发明、完善并最终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生产机制？哪些观念曾经也被我们发现却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逐渐遭到弱化乃至丢弃？过往的研究往往更多地立足于那些被我们积极建构的方面，而忽视了那些曾经被我们建构却终归被我们消解了的方面。
那么，作为现代大众诗学的最初构想，歌谣运动的这一次理论灵感的闪耀是如何发生又如何走向最终的沉寂？其初始时丰富的诗学冲动又是如何在现代性的历史探寻中被挤压成“单面”的诗学诉求？或者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域来看，以“五四”为主轴的现代性视野，是怎样错过了与其擦肩而过的诗学重构的另一套路？要回答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现场”，以对历史的还原来探讨其“建构”冲动被不断“解构”的历史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