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话重提——伊拉克战争前的思考（2002年3月）
作者按：这是美国扬言要攻打伊拉克而尚未付诸行动之前本人的一份思考要点。当时我国和全世界一样出现“拥战”和“反战”两种意见。简单说来，拥战者把它视为民主对暴政开战，反战者则视为美国霸权主义对主权国家干涉。我本人未参与公开争论，因为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没有深入研究，即伊拉克的真实现状和民情。就当时已知的各种因素权衡的结果，我总的倾向是反对美国发动这场战争，但是理由又与多数反战者不同。当时记下了自己思考的要点，除摘要以电邮发给个别朋友外，从未发表过。现在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三年，从电脑中调出这篇要点又看了一遍，我不敢自诩先见之明，但大部分思考仍未过时。今照录如下（除个别语句不通、不好懂处略加调整外，未作修改），也算立此存照，并提供另一种思考的角度。
所有问题的出发点和依归应是伊拉克大众、美国大众以及世界和平和秩序。
一 伊拉克
萨达姆是暴君，在他领导下的政权给伊拉克人带来深重苦难，因此推翻不足惜。
问题
（1）应由谁来推翻？显然应该由伊拉克人自己起来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通过暴力革命、政变还是和平手段。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这种情况。现在伊内部是否有健康的、足够成为核心的反对力量？如果有，无论斗争多艰苦，不需要这样残酷的外来战争。没有战争不等于不能接受外援。如果内部没有足够的核心力量，即使靠外力推翻萨达姆，也很难完全靠外力扶植一个政权而不引起内乱。
（2）谁了解伊拉克人的心态？民族主义与民主诉求哪个更强烈？美国以“解放者”自居，设想美军所到之处，伊拉克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可能发生在少数地区，如萨达姆曾对之用过生化武器的库尔德族。而在总体上更可能出现的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或者完全分裂。在有东方专制传统的国家，美国人一向低估民族主义情绪，高估广大民众民主的要求，错把少数经过启蒙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当做普遍的思想。尽管以中国作类比不恰当，但反观中国百年来多少次，都是反帝压倒反封建，而且统治者从来都能利用“爱国”口号镇压民主的诉求。至今，甚至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中，近乎义和团情绪的民族主义仍然一触即发。更何况阿拉伯民族还有如此强烈的宗教传统，如此复杂的与基督教文明的宿怨，还有长期美国支持以色列造成的局面的现实。
（3）战争的“短痛”是否强于在暴君统治下的“长痛”？问题是这一“短痛”非同小可，是超强杀伤力和破坏力的先进武器的倾泻。若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伊拉克居民设身处地地想，是否愿意几代人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自己以及亲人大批被炸死、渴死、饿死、病死，然后再在环境污染不堪、一片废墟上完全靠美国和国际援助建立起民主乐土？那漫长的恢复的过程难道不是长痛？回到第一个问题：依靠谁来重整家园，建立新秩序？美国能否扶植起一个能控制如此复杂局面的领导人和政权是值得怀疑的。何况伊拉克地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其稀世古迹文物毁于一旦，谁是千古罪人？（最后这一点，当时有朋友讥我以“不问苍生问鬼神”）。
二 美国
问题
（1）姑不论其动机，美国有没有能力驾驭战后的局面，收拾残局？有没有诚意帮助伊拉克人重建家园，一帮到底？远的不说，从最近阿富汗的例子来看，就很可怀疑。打完仗，扶植了一个比较中意的人物上台，但本·拉登至今没有抓到，反政府的游击战此起彼伏，阿富汗的政权始终没有稳固，政治、经济困难重重，阿富汗人远远没有安居乐业。而美国又放下这边，去打伊拉克了。其最直接的后果是阿富汗的反政府的恐怖和游击活动明显增加。很可能本·拉登正在偷着乐。阿富汗人忍受了美国为反恐除害的战争，所得到的帮助与其付出的牺牲是不相称的。
何况伊拉克比阿富汗要复杂得多，从经济到文化，从人道主义到环境灾难，美国收拾得了、驾驭得了吗？美国纳税人负担得起吗？
（2）国内钟摆是否还摆得回来？美国现在以小布什为首的一批当政者代表美国对内“劫贫济富”的（如税收政策、福利政策等）极右派，对外认为“美国无所不能”的强硬派。美国民主的活力在于国内总是有不同的声音，反映在政治上，即钟摆来回摆动，取得平衡，并在摆动中不断调整，达到渐进的改良。但是“9·11”之后，美国人的心态有很大变化，理智的、忠于自由平等理念的当然还大有人在，但是被另一种由恐惧而逆反的情绪所压制。实际上自“9·11”以来，美国的基本公民权利已经不断受到侵犯，平时美国人不能容忍之事，在缺乏安全感的情绪笼罩下，以反恐的名义也都予以容忍了。所以布什政府得以一意孤行。已经有论者称本届政府在国内也实行“单边主义”。国内实际上潜在的种族矛盾已经上升，经济上受害者还是穷人。民意测验支持打伊拉克的总体上还占多数，但是《纽约时报》做过统计，把黑人和白人分开计算，显然黑人占比例要小得多，这很说明问题。按常规，到这个地步，钟摆就该往回摆了，但是由于这种“非常时期”，美国人的失常心态，一时摆不回来。今后如何，何时能摆回来，决定美国作为民主社会的活力是否能够重振，还是从此一蹶不振？
（3）国际上空前孤立。现在的执政者形成了按自己的意图建立罗马帝国式的帝国的理想。为此，它援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占领德国和日本然后改造其政权的先例，硬指定一个类似当年法西斯轴心的“罪恶轴心”，作为自己行动的理由。其牵强附会十分明显。但是这说明它不会满足于伊拉克，原来就设想以伊拉克为据点向阿拉伯推行民主制度，顺理成章的，下一个就该是伊朗了。所以阿拉伯国家人人自危。战争拖的时间越长，原来的恶魔成为民族英雄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阿以问题已经弄得美国心劳日绌，即使不出现整个阿拉伯世界联合反美的局面，此起彼伏的麻烦，以及支持美国的高要价（如土耳其、菲律宾等），美国应付得了吗？
（4）冷战时期美国的对手是明确的，而且是理性的，所以才有以核武器互相威慑避免了热战。现在的对手是非理性的，无处不在，并带有宗教狂热。高科技超强武器很难见效。现在美国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很可能激起更多的恐怖主义报复行动，使美国今后安全的代价日益昂贵，永无宁日。正是因为美国人境遇太好，没有经历过其他多数国家所经历过的苦难，其神经相当脆弱。再来几次类似“9·11”事件，引起的心理上的连锁反应，美国的经济就很难恢复。不仅是前线的士气，就是国内民众的士气也会低落，是否会以此为契机，像历史上一切称雄一时的帝国那样就此走下坡路呢？
（5）另一种设想，美国挟其各方面的优势，这一次的战略意图基本实现，以伊拉克为据点成功地控制中东，既占有了石油资源，又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小布什政府现在已经开始把战后重建的一些项目承包给美国公司。假设连战后的重建美国也可以绕过联合国框架。那么单边主义必将进一步大行其道，并得到美国民众认可。这样一个美国必然更加无视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意见。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更加“霸道”。因为民主制度的精髓是权力的制衡，国际上没有足以制衡美国的硬力量，任何国家，不论其本国制度如何，必然会权力膨胀。
本来，以美国立国的自由民主精神朝良性方向发展，可以因自信而更加宽容。但是现在的发展趋势是或者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衰落而缺乏自信，因而神经过敏，反应过分；或是由于强大而过分自信，因而更加唯我独尊，都很难适应世界的多元化。
最后，沿用“革命不能输出”的老话，民主制度也是不能输出的。这里“输出”是指靠武力强加于一个国家，不是指思想的传播。我从来认为民主代替专制，基本人权的实现是普世性的目标。不同的国家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在蜕变过程中外力的推动是需要的，但只能通过内部已有的因素促“和平演变”。揠苗助长适得其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领导人对待别国的思维方式与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有类似之处：①美国的利益代表全人类的利益；②以解放全人类之名推行自私的国家利益；③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行高度实用主义（例如本·拉登、萨达姆，以及诺列加、皮诺切特等在某个时期都是美国所扶植的）；
④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在所有这一切之上，是美国掌握的超强武器足以使以任何理由发动战争都对地球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这是与历史上任何时期不同的。这种毁灭性的非正义手段可能盖过任何正义的目标。
基于以上各种因素，“和平主义”可能是人类最明智的选择。
后记
今天，伊拉克的局势仍然没有画上句号。所不同的是美国国内指责小布什之声日益高涨。其实追究伊拉克有核武器的错误情报责任在谁早就不重要，本来就是借口，美国要打，方针是早已定的，今天政客中的反对派，当时也是投票赞成的。问题在于效果如何。以上“要点”中提出的问题大部分没有答案。伊拉克民主前途如何，可能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反恐越反越多，效果适得其反。另外，美国自私的战略目标也许部分地达到了，但是捅了阿拉伯世界的马蜂窝，不知如何收场……还可以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在这期间，我常想到8年前我亲自听到方今总统之父老布什的一段讲话，那是1998年老布什在南京大学接受名誉博士的典礼上，对南大师生发表演讲后关于海湾战争问题的回答，我躬逢其盛。现照抄校方的记录以飨读者，父子二人对同一问题的态度两相对照，耐人寻味。
问：你现在是不是认为美国当初最好还是保持地面战争直到完全占领伊拉克，像二战后盟国对日本那样建立起一个民主政府，而不让萨达姆在近几年给美国带来这么多麻烦？
答：不。今天我也不会改变做法。问题牵涉到那场战争应该怎样结束。我们接受了一项任务，是我，美国总统，和联合国安理会确定的任务，那就是终止侵略（按：指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任务并没有说要杀死萨达姆·侯赛因，也没有任何话提到要占领伊拉克。只说终止侵略。我们曾经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达到此目的，通过外交途径，还有联合国一项又一项决议。如果他肯和平退出，全世界都会欢呼。但是他没有。所以我们被迫作战，我们是在联合国批准的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战争，同时也是在一个历史性的联盟之内作战。当然美国在其中承担重头。柯林·鲍威尔来见我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与所谓以五万条运尸袋为代价的预言相反，战争结束时双方牺牲人数都相对较少。我说的是“相对”，因为每一条人命都是宝贵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悄悄扩大任务，说“我们的任务不是终止侵略，我们的任务已经改变了，是要杀死萨达姆，是要作为在阿拉伯土地上的占领国”。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绝对不会有我和戈尔巴乔夫共同召开的马德里会议——那决不可能实现了。那你们就会看到联盟立即四分五裂，美国就会像萨达姆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在阿拉伯土地上的占领国，而我，作为总司令，要对自愿参加战争的男女士兵说：“你们去为寻找近代历史上最安全的暴君而牺牲生命吧。”我怎么能要求谁家的子弟到那里去做这样一件成功根本没有把握的事呢？
我们的确48小时之内就可以到达巴格达。我们已经掌握了制空权，我们有第82空降师。我们有力量，在那里有五十万美国军队。要进入巴格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要向那些历史修正派问的是：“然后呢？然后你怎么办？”我们无法保证不陷入一场游击战。我们在越南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并不遥远。我认为那一次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超越所接受的使命。如果有过那样的念头，也得先找到刚才那些问题的答案。这就是我的理由。我能理解一些国内外人士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萨达姆还坐在那里对他的人民施暴，但是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不愿做一个在阿拉伯国家占领国的总统，然后为盟国所离弃。
（2002年3月，2006年2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