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西斯的历史教训及其现实意义

德国法西斯已成历史，“法西斯”一词总是引起人恐怖和罪恶的联想。不过实际上它不见得离我们那么远，纳粹（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有相当完整的理论。而且曾经很有吸引力。还有一个以讹传讹、流传很广的迷思，就是希特勒是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当上国家领导的，这是反对民主制度的人最喜欢举的例子。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其实是对基本历史事实的歪曲。所以澄清一些误区，客观地、理性地了解这个“主义”，其倡导者如何发迹、掌权，其深远的危害性和现实意义，对我们还是很有必要的。加深认识是为了提高警惕。

一 希特勒其人

我们一般对希特勒的印象是脸谱化的，来自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里那样一个丑角，或者苏联电影里的那样一个恶魔和狂人。如果真是这样一个心智不健全的疯子，他不可能掌握这么大的权力，成就那样的“业绩”，有这么大的影响。希特勒出身卑微，而野心非常大。他受过正常的教育，也读过不少书，并不是完全不学无术，而且从欧洲的历史里吸取了不少东西，吸取了他想要吸取的经验教训。他不愿继承父亲（一个普通公务员）这样平凡乏味的生活，有一番雄心壮志，起初并不想从政，而是想当艺术家，的确学了美术和建筑设计。在他独闯天下的时候曾经经历过穷极潦倒的生活，与最底层百姓包括乞丐为伍，深刻了解他们的需要和心态，这是他以后赖以得势的重要基础。但是他绝对不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而是自命为他们的救世主。在他看来，当时德国人在奥匈帝国是二等公民，因此很早就以复兴德意志民族为己任。另外，他非常工于心计，善于利用时机和各种势力，特别有“魄力”，敢于冒险，当机立断。一方面能够唱高调提出崇高的理想，号召大家为之献身，而且发誓自己也会为之牺牲一切；另一方面在夺取权力的时候，完全不择手段，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公然背信弃义，以此战胜按常规办事的政敌。另外，他有高超的演讲能力，在群众集会时的讲话非常有煽动性，但是做出的承诺并不准备兑现。应该承认，他有真诚的信仰，就是大日耳曼民族高于一切，理应统治世界，这点他深信不疑。

二 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思想要点

从《我的奋斗》中可以提炼出几点他的主要思想。

1．极端种族主义。绝对不相信人生而平等。不仅是个人，而且是种族不平等。不同的民族或种族就相当于猴子和老虎一样是不同的物种，在文明发展过程里，劣等的物种（人种）本身就应该被消灭，然后剩下几个比较优秀的物种（人种），这样文明才能进步。日耳曼民族和犹太人就属于两个物种，犹太这个物种就应该被消灭。其他种族分优劣等级，优等的是统治者，劣等的为奴隶，做苦役。

2．完全轻视或抹杀个体。个体的生命是不重要的，他所谓的“民众”“公众”，都是以集体为单位的。所以一切都是服从国家的需要。法西斯主义本来是意大利墨索里尼创立的，其象征就是一捆棒子绑在一起，当中插一把斧子。就是说，个人是没有力量的，绑在一起——团结得像一个人——才有力量。用什么团结在一起呢？一个信仰，一个民族，一个党，一个领袖，就是那把斧子。不过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在实践中远没有德国的影响那么大。

3．厌弃议会民主。《我的奋斗》里面有很多篇幅批评议会的弊病。他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现在我们看各个民主国家议会的毛病，的确可以挑出一大把来。不过他不是要改善民主制度而是要代之以比一切专制制度更加专制、高度集权而残暴的统治制度，结果是文明的倒退。

4．蔑视法治。对希特勒说来，法律也是很讨厌的，而且那些法律是他所反对的各政党举手通过的，那么也就用不着去遵守。在没上台前，对那些法律可以利用就利用，可以跳过去就跳过去，到后来他掌权，可以随时制定法律，最后他本人就是法律。从观念上，从根本上，不要法治，要一人独裁。

5．特别强调宣传的力量。他认为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非战之过，是宣传之过。一方面是英、法等敌人的宣传；更重要的是国内的（他称之为“叛徒”）瓦解士气的宣传——指战争后期德国国内主张停战、和谈的舆论。他明确说，德国人民是很好欺骗的，不能对他们讲逻辑、讲道理，那是说给知识分子听的。民众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口号和结论，不断地重复，就可以打动人心，就可以煽动群众。

6．动员民众不能用爱，而要用仇恨。仇恨是最好的凝聚力。各种人群都有不同的利益，平时总是想着各自“自私的”的利益，是分散的，需要一个共同的敌人才能团结起来，把这个敌人视为自己一切不幸的根源，就可以凝聚起仇恨的力量，指向同一个目标。当然他所树立的德意志民族的共同敌人就是犹太人。他就用这个把德国人团结起来，还很有效。

7．不相信国际和平。从来不相信通过贸易、和平竞争，能够使德国繁荣起来，而是相信暴力和战争。他提出著名的“生存空间”的口号，赤裸裸地主张德国就应该走出去，占领别人的土地。所谓“生存空间”，就是殖民地已经被英、法这些国家瓜分完了，德国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不过他不要向非洲扩张，因为非洲太落后了，就要欧洲的地盘，他最需要占领的首先是斯拉夫民族的地方。在他看来，斯拉夫也是劣等民族，即使不全部种族灭绝，也要占领他们的地方，奴役这些人。所以他主要目标是东扩，占领东欧、俄国，他认为俄国人拥有这么大片土地是不公平的，德国人应该在那里多生孩子，把优秀的种族传播到那里去。其实他要打俄罗斯蓄谋已久，斯大林以为可以祸水西引是幻想。

概括说起来，纳粹的法西斯主义的框架就是：顶层一个领袖，这个领袖是被神化的，为万民所景仰；支撑这种信念的是两个柱子：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国家主义，都推向极致。民粹主义就是把底层百姓煽动起来，用仇恨对准一个敌人；国家主义为对内剥夺基本人权，对外发动战争的一切暴行提供“崇高”的借口。

三 历史背景

（一）历史的辉煌和当前的民族屈辱

德国在普法战争之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有过一段辉煌的繁荣富强的时期。俾斯麦首相振兴德国是大家都知道的。19世纪初德国的耻辱是被拿破仑打败，引起德国的民族主义反弹，像黑格尔、费希特等哲学家的思想中都有民族主义，这是思想渊源。1870年普法战争打败法国，这对法国说来是“国耻”，而对德国说来，却是翻了身，进入一个繁荣发展时期。从威廉一世到二世，是上升的时期，而且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但是跟奥匈帝国连在一起，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协约国打败，一落千丈，法国雪耻报仇。在英法力主下，《凡尔赛和约》对德非常苛刻，高额赔偿、限制军备，法国又占领了鲁尔煤矿区，使德国经济衰退，民生凋敝，而且民族屈辱感十分强烈，与以前的辉煌成鲜明对比。在那种情况下，提出优秀的日耳曼民族要复兴，建立统一的大德意志的口号，绝对能够赢得广大人心。

（二）经济危机，民生艰难

如众所周知，一战后，德国的经济状况十分恶劣，马克大幅度贬值，百业凋敝，到了这样民不聊生的地步，当然是人心思变了。不过通常流传的说法，说德国全靠希特勒上台，克服了通货膨胀，扭转了经济形势，这不准确，有个时间上的差错。经济最坏的情况是在1918—1922年，从1922年以后就开始好转，原因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经济复苏和繁荣的阶段。特别是美国，那时正好是进步主义时期，20世纪头20年是美国工业化突飞猛进的时期，同时欧洲经济也摆脱困境而进入繁荣期。德国作为欧洲的一部分，肯定受益。这时西方国家也放松了赔偿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美国开始给德国贷款和投资，所以到1929年大萧条之前，德国也有一个经济恢复期，工人的就业率也提高了，开始有了一点资本，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然后到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席卷资本主义世界，德国也不能幸免。1922—1929年这段时期，是希特勒的蛰伏期，经济好转与他无关。但是1929年的经济恐慌却在政治上帮助了他，利用这一形势获得大批工人和下层百姓的选票，与此同时，出于同样的原因，共产党也增加了选票。

（三）反犹在欧洲有基础

犹太人在欧洲是有受歧视的历史的。一种是宗教原因，犹太教跟基督教原来是同根的，后来分家，自成一派，犹太人很团结，常常被基督教看成是异类。二是犹太人散居于各个国家，有点像吉普赛人，但是高级吉普赛人。希特勒说这个民族自己没有国界，到处进入别的国家，然后就融入国民中。在当地人看起来他们是外来的，来分一杯羹的。而且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不一样，吉普赛人总是在底层，就是算算命，搞马戏、杂技，再带点小偷小摸，然后离开。可犹太人非常聪明非常优秀，在各界都成为精英，占据高层，而且定居下来不走了。特别在金融方面，他们有做生意的天赋，从14、15世纪起，他们就首创了有利息的放贷等这种金融的雏形，每当一个国家经济发生问题的时候，犹太人就成为替罪羊，许多文学作品都是把犹太人作为反面人物的，例如莎士比亚名著《威尼斯商人》中的反面人物沙洛克就是犹太人。上层把他们视为竞争对手，下层把他们看做剥削者。所以希特勒把德意志民族的敌人指定为犹太人，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群众基础的，否则很难在短期内能这样畅行无阻。

四 希特勒上台的经过

希特勒的执政，成为一党专政的“元首”，绝不是靠正常的民主选举，而是在不断破坏民主制度的过程中，用阴谋诡计一步步夺取权力，然后全盘摧毁民主法治。因此有必要捋清楚他夺权的全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是君主立宪制，已经有了宪法、议会，多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原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是一个党，后来才分开），有相当程度的法治和公民社会。《凡尔赛和约》规定把德国君主立宪制改成了共和制度，这是威尔逊总统坚持的——美国就是要别的国家都变成共和民主制度，他才放心。于是霍亨佐伦王朝结束，有了魏玛共和国，制定了一部宪法。《魏玛宪法》是非常完备的民主宪法，不亚于法兰西共和国或美国的宪法。所以威尔逊总统很高兴，觉得德国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德国人并没有做好准备，留恋君主制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打完仗回来的那些老一代的政治家和将军们都还愿意回到原来那个君主立宪的国家。魏玛共和国议会第一大党是社会民主党，算中左（后来共产党分出去，是左派），还有一些中右、中间以及右派政党。在极右派纳粹党加入议会之前，右派政党就是主张复辟君主制的。原则上，民主政府的总统是不能由军人担任的，但是在德国选不出一个德高望重的平民总统，所以还是选了兴登堡元帅做总统，他资历、威望都能服众，就是年龄偏大，精力有限，这是以后希特勒能钻空子的地方。

以上是一战后德国的政治格局。在这一格局中，希特勒上下其手，一步步达到大权独揽的目的。

（一）建党

1922年纳粹党成立，全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主义”（NAZISME）这个词一听就令人毛骨悚然，其实它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写，而“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中性词了，而且不仅仅在德国被实践过。不过希特勒的理论中的极端种族主义是他所特有的。他的最高目标是复兴大统一的、纯日耳曼民族的德国。这个党有25点纲领，主要就是贯彻上述希特勒的思想要点。党纲的条款措词后来有所改变，但是基本精神没变。

党的名称中“工人”字样后来也取消了，剩下“国家社会主义”。关于这个名称的内涵，党内曾经有过分化。当初参加这个党的人，有不少是真心主张社会主义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发现希特勒并不相信社会主义，他相信的是国家主义。要“国家”还是要“社会”，就发生了分歧，有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就退出了，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所以纳粹党的实质是国家主义，然后国家又变成一个党的国家，一个人的国家，其他的都不算了。这个过程很值得我们深思。号称把“国家”放在社会主义前面，实际上社会主义是虚，集权的国家主义是实。

（二）锋芒初试，一次失败的造反

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组织了一次啤酒馆的造反，这个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讲。有一点，平常人不太注意的，他造反的口号是什么？原来德国是不统一的，各州自治的程度很高，柏林中央政府对各州的控制力非常弱。当时有两股势力，一个是希特勒所主张的让日耳曼人统一德国；一个是主张分裂德国。法国、英国这些国家，就很想把南部德国分裂出去，跟奥地利合在一起变成他们的势力范围。而相当一部分德国政客同意这个观点，因为他们也都有各自的利益，特别是希特勒发迹的巴伐利亚州是在南部的。所以希特勒提出德意志统一，反对这些领导们分裂德国，这个口号是非常冠冕堂皇的。啤酒馆的那次行动就是企图把到那里讲话的、掌握巴伐利亚州实权的几位将军劫持为人质，强迫他们与纳粹党合作，进军柏林统一德国。这次行动最终失败，计划流产。他本人以叛乱罪被抓，坐了一年多牢。他痛定思痛，总结了德国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会一败涂地，现在德国的苦难根源是什么？《我的奋斗》就是在监牢里找人口授写出来的。

另外他也意识到自己没有掌握正规军，他的“冲锋队”，失业工人、流氓、小偷、无业游民，以及对前途渺茫的青年组成的乌合之众，要想推翻强大的政府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就下决心，放弃武装暴动，而是利用现有的民主制度里的各种漏洞和弱点来一点点夺取政权。啤酒馆造反虽然失败，这一天却成为纳粹党的神圣纪念日。

（三）逐步夺取政权，实现全面专政

（1）壮大纳粹党。1925年，希特勒出狱后就开始政治活动，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使德国恢复强大，拒绝赔款，撕毁凡尔赛条约，肃清贪污，迫使金融巨头就范（金融巨头里很大一部分是犹太人），让每个工人都有工作和面包。这样的口号当然获得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和刚刚有选举权的青年以及一些快要破产的小业主的拥护，他坐牢的经历反而使他成为英雄，为纳粹党赢得很多党员和拥护者。他公开宣称站在工人这边，同情工人，反对财团；但私下同很多非犹太人的财团老板会谈，给他们很多许诺，其中有一点就是如果他上台就会管住工会，不许他们随便罢工。因为德国工人早已取得了集体谈判权，工会力量非常强大，经常能够合法地与老板谈条件。所以希特勒私下以能控制工会来拉拢老板，很有效。他的活动经费，就是那些大财团给的。而且他压制犹太人，也就是打击他们的竞争对手，所以这些老板很拥护他。他两边都能讨好。在公开的煽动里，讨好工人。在私下的交易里，讨好大老板。

（2）通过议会斗争，夺取总理职位。

社会民主党是魏玛共和国议会第一大党，是执政党，总理艾伯特就是社民党人。1925年以后希特勒的纳粹党开始逐渐得势，1928年开始进入国会，到1932年就跃居为第一大党，但是席位还不是绝对多数，不能单独组阁。德国的宪法里有一条是可以钻空子的：在国家出现危机状况时，总理可以宣布解散国会，重新大选。于是他在进行合法斗争的同时，在外面煽动打砸抢，制造各种暴力事件，造成危机状态，然后说服当时的总理，解散国会，重新大选。在一年中选举了四次，每大选一次，他都壮大一些力量。1932年他以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选票，公开竞选总统，结果还是败给了兴登堡。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德国政局动荡，波诡云谲，好几届总理和内阁都是短命的，希特勒几乎考虑用武装政变夺取政权，最后还是利用各种矛盾，通过威胁利诱，得到了关键的陆军代表的支持，并且拉拢了兴登堡的儿子（青年军官之一），终于得到本来很厌恶纳粹的兴登堡总统任命他为总理，而且放弃了需要议会投票通过的条件。他第一次当总理就是这样上来的，不是靠选举的，是利用了其他力量的分散和软弱。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总理。这个日子被史家称为“魏玛共和国的终结”，也就是“第三帝国”的开始。

（3）进一步实现一党专政。他当了总理还不能掌握全权，纳粹党员在内阁中只掌握少数岗位。于是他策划要国会通过一项“授权法”，把宪法所规定的国会各项重要权力移交内阁——也就是希特勒本人——为期四年。但是这需要修改宪法，需要国会2/3通过。这很难办到。他又通过了各种阴谋诡计，最大的动作就是著名的“国会纵火案”，栽赃共产党，借机诱使总统签署一项特殊法令，他可以借口“紧急状态”不但抓捕共产党人，而且还有其他反对他的国会议员。这样，等到国会再开会时，共产党100个议席百分之八十是空的，社民党也有许多议员不能出席，对其他党派连压带打，就这样凑够2/3多数，强制通过了“授权法”，正式名称很有讽刺意义，叫做《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授予总理无限的权力，等于从此埋葬了宪法和议会民主。此后再没有真正的选举，议员都是希特勒挑选出来的，什么都是“一致通过”。其他党派有的知趣自行解散，有的被纳粹冲锋队强行解散。最后只剩下一个党。7月14日，正式通过法律，规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

（4）争取军队的支持。由于希特勒自己的“冲锋队”不断壮大，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既失人心，也引起正规军队的反感和疑虑。希特勒权衡利害，决定牺牲那些素质不高的“亲军”，而争取正规军。于是进行了一次血腥清洗，这次的对象是自己原来的亲信，有点类似黑社会的清理门户，把不服管的随从和继续胡作非为的队员给镇压了。同时向军队示好，那些老派的军官对他的作风总是看不惯，他重点拉拢少壮派青年军官，包括兴登堡的儿子。在和平时期青年军官要升职是比较缓慢的，希特勒的复兴日耳曼民族的豪言壮语和好战言论对他们很有吸引力。他还取消了以前束缚军队干政的一些规定，更博得他们的好感。所以在关键时刻，在他进行各种违法活动，直至埋葬共和国时，军队没有成为他的阻力。

（5）完成法西斯独裁。1934年8月兴登堡去世，前一天，希特勒已经自己颁布法令，把总统和总理合二为一称为“元首”。兴登堡原有一个遗嘱，后人发现，并未建议任何总统接班人，而是仍然希望恢复君主制。不过希特勒隐瞒了这一遗嘱，组织了盛大的仪式，自己接替他上台当上了元首，同时接管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总统的职位就取消了。然后要军队全体官兵宣誓效忠，不是对宪法，而是对他个人：“无条件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最后还有一道程序：全民公投，早已被他拉过来的兴登堡的儿子站出来发表广播演说，称希特勒是他父亲属意的继承人，动员群众支持他。结果得票率90%。希特勒大权独揽完成了。

五 社民党和共产党的失败

纳粹的最主要劲敌是社民党和共产党。他们是如何败在希特勒手下的呢？

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75年，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后来党内因思想观点不同而几次分化，到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左派分出去，于1918年正式成立德国共产党（在此之前已经有地下组织）。希特勒最初反对的“马克思主义党”是社民党，他把他们和犹太人合二为一，作为他最痛恨的敌人。在《我的奋斗》里有很多地方社民党和共产党交替使用，对他说来是一回事，他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党不是把工会作为维护雇员的权利和改善生活条件而斗争的手段，而是作为“党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按，这点没有错。因为共产党一向批判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就是指只顾争取工人的经济利益而不想夺取政权）。他认为自己看穿了社民党的虚伪和蛊惑群众的伎俩，由此，他对群众心理有一段精彩的分析，概括起来就是：广大群众的心理和女人一样，不会为抽象的说理所打动，而只能为强有力的、不容置疑的力量所折服。犹如女人在感情上渴求强有力的男人一样，人民群众宁愿被统治，而不要被恳求。接受不容置疑的说教使他们在精神上有安全感，给他们自由选择权反而使他们不知所措，而会感到被抛弃。他们不会以思想上受恐吓为耻，也不会意识到自由权利和人身受到侵犯。他们不会怀疑整个学说的谬误，而只为宣扬这一学说的那种专横的气势所慑服。

这就是希特勒总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争取群众成功的经验。他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用一种更加真实的理论来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为此进行一场最残酷的斗争在所不惜，只要用同样无情的手段强制推行，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在夺权的几年中他就是这样同拥有最多群众的社民党、共产党争夺广大群众，特别是劳工。当时共产党势力还是不小的，即使在纳粹党1932年跃居为国会第一大党时，共产党还是第三大党，与第二大党社民党加起来的席位还是超过纳粹党。他们都反对纳粹，不喜欢希特勒，如果在关键时刻能够联手，是可以击败纳粹的。但是他们联合不起来。

社民党内最初的分歧是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态度。其中最坚决的是李卜克内西——马克思的女婿——作为社民党的国会议员，一个人对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投反对票，以光荣孤立载入国际共运史。因为从理论上讲，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祖国是资产阶级的祖国，根本不值得保卫。这是当时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这与希特勒的极端民族主义，完全是两个极端，所以希特勒指责共产党是德意志民族的叛徒。到1918年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最初的领导人卢森堡还是主张通过民主途径争取群众。但是苏联已经成立，列宁又脱离了第二国际，成立第三国际，也就是彻底与社民党分道扬镳。在苏共影响下，德共换了几次领导，最后完全听命于莫斯科。实际上直到30年代初，共产党和社民党还掌握相当大的工会，在工会里选票还是相当多的。但是这两个党已经互相对立，社民党不认同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斯大林提出中间派是最主要的敌人。根据这一论断，德国共产党的策略是先击败社民党，纳粹如果上台，就是资本主义末日，再发动群众打倒它，然后实现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设想没有实现，自己却被希特勒用各种阴谋、“阳谋”打垮了。

六 纳粹德国的施政措施

希特勒上台以后做了哪些事？

先通过一个法律，叫《纽伦堡法案》，就是公开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为以后大规模迫害犹太人奠定基础。至于屠杀、集中营、毒气室等是后来的事。所以开始犹太人总抱有一定幻想，相当多的犹太人没有及时逃亡，留下来任其宰割。其他非犹太人就更加抱有幻想，等到整到自己头上时就来不及了。

法西斯专政的措施：控制思想、焚书、禁书、禁言、破坏法治、迫害知识分子、改造和控制教育、把包括工会在内的一切群众团体纳入纳粹管制之下，等等，我们都很熟悉，不必多讲。特别是控制宗教，以纳粹信仰取代宗教信仰，公然提出：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由党来代表，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上帝的意志，元首是新启示的先驱。《我的奋斗》取代了《圣经》的地位，摆放在教堂的祭台上，并且家家必备。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几点：

①希特勒特别重视青年，除了破坏和改造原有的学校，进行党化教育之外，另外还建立各种特殊学校，培养纳粹精英。就是纳粹的团校、党校。在强化思想训练的同时强化军事体育训练，进行斯巴达式的军事化教育。从11岁到23岁，各年龄段的青少年，都组织到不同的组织里。他明白，那些已经受过旧教育的成人，不可能由衷地绝对服从，所以他重点放在青年身上。训练他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这个新社会”。下一代的青年只听元首的，不听父母的。所以纳粹中很多青年，六亲不认，对父母都可以告密。

②在破坏法治方面，除了改造法院，干预审判外，更重要的是在法外专门成立了“秘密警察办公室”，德文的简写就是Gestapo——盖世太保。这样就可以绕过任何法律，随便抓人，关进集中营，强迫劳动或刑讯逼供。集中营与监狱不同是不必经过审讯、判刑，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人失踪了不需要通知任何人，也没有限期。秘密警察和集中营，这是纳粹的两大专政工具。

③在剥夺工人权利方面充分表现出纳粹的背信弃义。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在纳粹党的布置下，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希特勒在广场对十万工人讲话，表示要“世世代代”庆祝五一节来对工人表示敬意。第二天，5月2日，纳粹党就突袭占领了全国各地的工会办公室，没收其经费，许多工会领袖被捕，关进集中营，包括原来效忠纳粹的。以后，就颁布一项法律，停止“集体谈判”，实际上就是取缔了工人的罢工权，实现了他对资本家的承诺。不过资本家也高兴得太早。后来，许多人和企业的财产也被任意剥夺。在文艺一片狼藉中，唯一幸免的是古典音乐，一枝独秀。希特勒认为德意志民族最大的贡献是在音乐上，犹太作曲家很少，只有一个孟德尔逊是犹太人，他的作品被禁了。其他著名古典音乐家如贝多芬、莫扎特等都不是犹太人，是德意志民族的骄傲。再者，音乐是没有语言的，可以有自己的解释，不像诗歌、小说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不可能随意解释。比如他认为瓦格纳就代表了最伟大的德意志英雄主义。对瓦格纳推崇备至。所以德国音乐家里有与纳粹合作的历史污点的比较多，比如像卡拉扬都曾经被他捧得非常红。幸好顶尖科学家中犹太人比较多，及早跑掉了，没有为他所用，不然原子弹要先由德国制造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剥夺和瓦解地方自治权，安插纳粹党人做地方长官，最后实现了大一统的德国。

经过这些步骤完成一个党、一个元首的统治之后，1936年举办了一次奥运会，把德国人荣誉感整个调动起来，办得有声有色。为了欺骗国际，他造出要和平的形象，确实在国际上有一定的欺骗性。在这些都准备好了之后，他就开始对外发动战争。

七 法西斯统治的特点

尽管专制统治有共性，但法西斯的集权专制与过去的皇权专制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1．政教合一，过去不管是中国皇帝还是外国皇帝，他不是思想领袖。即使在中国废除百家定于一尊的时候，对孔孟之道的解释权在硕学大儒而不在皇帝，他不是思想的最高权威。中国人宗教意识不强，但是老百姓想拜哪个佛，哪个神，官府是不干涉的。古代皇帝受命于天，西方叫“君权神授”，而在法西斯制度下，元首自己就是“天”，垄断一切信仰，与神合二为一，全民的灵魂与肉体全部交给一个人。

与此同时，还提出一个崇高的理想，类似宗教的“天国”，却又是世俗的绝对真理，作为奋斗的目标，为此把现实中强加的一切苦难、残酷和荒谬都合理化。

2．以铁板一块的集体代替鲜活的个体生命。“团结得像一个人。”以抽象的“人民”的名义牺牲具体的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全社会都变成大军营。《阿登纳回忆录》里讲到德国之所以能让法西斯占了上风，其中一个原因是德国人的个人主义太弱。我最早读到时还不理解，因为我们一贯的教育称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实际上这里的个人主义是独立的个人，与法西斯的集体主义相对立的。希特勒开始是要振兴民族精神，要德意志民族挺起脊梁来，但是当他用这个办法鼓起气来，又剥夺了所有人的思想权利，要全民匍匐于他的脚下，等于把全民的脊梁都打断了。所以他得到的是相反的结果。

3．领袖直接面对广大群众，不要中间的官僚阶层，民众直接效忠元首。既然内阁各部不能取消，那么他就成立各种“办公室”，只要一些办事人员，直接听命于元首。不但法律程序打乱，行政程序也打乱。他怕大权旁落，对高级官员都不信任，只信任身边亲信，而这个亲信的圈子越缩越小。中国皇帝中朱元璋有点类似，他连宰相的职位都取消了，谁也不相信。最后只能依靠身边的太监办事。所以明朝宦官专权盛行。“文革”中砸烂国家机器，各级领导都失去权威，全民都是一个领袖的“好学生”，派联络员到各地各单位，也与这种模式相类似。

4．反智、反精英，民粹主义，群氓主义。能够在全民中达到那样的领袖神化，需要完全丧失理性判断的群众，达到疯狂的程度。古代帝王都实行愚民政策，但是“山呼万岁”、“万民景仰”还是形式上的，没有达到触及灵魂的地步。无论中外，一般老百姓还是尊重读书和读书人的。只有在法西斯统治的非常时期，煽动民众反精英，“指向哪里打到哪里”，完成恐怖统治。

5．抛弃和蔑视一切传统道德，行为规范。只要忠于元首，政治正确，其他一切伦理道德、亲情、友情、忠诚、信誉……都可背弃。“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当然更不要仁爱、人道，而代之以仇恨。凡是被指为敌人，就可以施以任何非人的、残酷的手段。但敌人不一定是种族，可以是阶级，也可以是扣上某种标签的一群人，这种敌人是先验的，与他的行动无关，一切人之常情、道德良心在此都失效。人性中最卑鄙自私的动机可以在一个“崇高”的外衣下尽情发泄。

八 与启蒙的关系

从希特勒夺取政权和最终完成法西斯专政的过程可以看出，道路很曲折的，可谓费尽心机。如果从1922年建党算起，到1934年成为至高无上的“元首”，用了12年时间。他几次想用暴力夺权而没有这样做，这事足以说明德国原来的民主制度可以成为一道阻止他的屏障。如果在一个本来没有民主法治的国家，不论是用暴动，还是用政变，都要简单得多，时间短得多。而他最后终于得逞，有各种复杂的因素，总的说来还是反对他的力量太软弱、分散，德国的民主制度不够成熟，中产阶层不够强大，最根本的是广大群众的蒙昧和盲从。前面讲的一个国家主义、一个民粹主义足以蛊惑人心，是法西斯赖以生存的土壤。

幸亏德国还有另外一个传统，除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这条线外，还有一条线是欧洲近代文明的主流：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传统，还有康德的永久和平的思想，能使它战败以后，告别过去，获得新生。加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美法战胜国对它采取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完全不同的政策，帮助他恢复经济，接纳他重归欧洲（先西德，后是统一后的德国）。德国人反思比较彻底，全民都承担责任，所以能产生像布兰特这样的政治家。法、德有远见的政治家能够采取一系列的政策结束历史宿怨。从20世纪50年代起，法国发起与德国建立“煤钢联营”，消除了法德争夺鲁尔煤矿的历史纠结，也是欧洲联合的开始，一步步成为现在的欧盟，其中的骨干还是德国和法国。从政治上讲，德国最需要欧盟，它从此汇入欧洲的主流。所以宁愿在经济上吃亏，补贴那些要破产的国家。

在理解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来龙去脉之后，对“文革”就可以有较深的理解，有人把“文革”说成大民主，那是颠倒是非，“文革”实质上就是法西斯，所有因素都具备，几乎许多特点都可相对应：神化的领袖、失去理性的群众、盲目的信仰、任意加罪的敌人（血统论与种族主义异曲同工，把某一种或几种人定为敌人，由身份标签决定，与行为无关），砸烂国家机器，打乱社会秩序，消灭文化遗产，背离一切传统伦理道德，煽动仇恨，崇尚暴力。在这一切之外，还有强大的组织力量，深入到每一个角落，不留空隙，这也是法西斯统治不同于一般专制制度的特点。有一点不同，是希特勒建立了“新秩序”，而“文革”没有建立起来，天下大乱没有达到“大治”，后来形势扭转，是中国人的幸运。

人性有善良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在仇恨煽动下，人性的恶可以充分调动出来。这也可以解释“文革”中为什么天真可爱的中小学生会一夜之间变成恶魔，虐杀老师。人性中还有投机和怯懦的因素，容易跟风。懦弱可以转化为残忍，做出伤天害理的事。虽然每一个国家的特点不一样，土壤、传统也不一样，但是这种心理是有普遍性的。

“重庆模式”初具规模，好在没有成功。2011年“唱红”风靡全国，与此同时，已经被请下神坛的像又树起来，膜拜的仪式也有所回归，大有“文革”再来之势。像王立军这样一个人居然有这么多大学请他去当客座教授，我们的教育界、学界可想而知。为什么在并没有统一号令下这么容易刮起这股风？说明还是有一定的基础。也许很多人看不准将来风要向哪个方向吹，无论是出于惧怕，还是出于逐利，先跟风更保险。唱红的另一面是“打黑”，也就是按掌权者的意志指定敌人，完全蔑视法治，司法机构完全听命于长官及其家人（希特勒与此不同的是，他没有家）。这股风被打断是很偶然的，没有来得及蔓延全国。但是那些因素是存在的，不因一个人倒台而消失。刚过去的借“爱国”之名对同胞的生命财产肆无忌惮地侵犯，打砸抢，使人想起纳粹的“水晶之夜”。“唱红”是造势，在利益层面，“劫富济贫”对老百姓有吸引力。但是劫的不是真正的权贵大富豪，那个老百姓够不着、看不见，而是民营企业，甚至并不是大富的中产阶层。至于手段是否合法，那民众不关心。所以，“文革”的遗产需要彻底清算，“重庆模式”也需要辨别清楚，不能止于对一个人的处理，一旦以另外的形式重返，恐怕比德国法西斯化遇到的阻力要小。

总之，没有经过启蒙的民众，不用理性思考，没有法治观念，很容易被煽动，成为法西斯的基础。对全民来说，诉诸国家主义，打出爱国旗帜，是非常有效的，谁也不敢反对；对下层来说，民粹主义，劫富济贫，特别有号召力。因此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当前是值得警惕的两大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