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伪政权的实质及其特点

十分明显，日本侵华的目标是要灭亡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但是，受人口、版图、资源等条件的制约，特别是日本的野心不仅仅限于侵占中国，它还要侵占整个亚洲，称霸世界，不能把所有的力量都用于中国，这样，就决定了它不能直接统治中国，而必须采取以华治华的方针，在中国扶持傀儡政权，作为其统治中国的工具。

一 湖北伪政权的傀儡性质

如前所述，早在日军占领武汉之初，日本内阁就决定由其政务指导机关陆、海、外汉口联络会议主导、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建立伪政权，伪政权由汉口联络会议负责指导。同年12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占领地区内中国方面武装团体指导纲要》也明确规定：所有伪政府武装的组建及其活动必须在“日军之统制下进行”。

日军控制伪湖北省政府的机构是汉口日军特务部。这是一个专门控制华中沦陷区伪政权、掠夺沦陷区战略物资的军事组织。1938年11月3日，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及其所属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和第二军（司令官东久迩宫捻彦中将，12月初该军司令部被调回国）进驻汉口后，为了加强对占领地区的军事控制，谋划占领地区的伪政权建设，掠夺占领区的军事物资，第十一军在汉口原金城银行旧址设立特务部，专门负责这一工作。之后，驻汉日本海军根据日本内阁的要求同陆军争夺控制权，也在汉口前中央银行设立海军特务部，日本外务省也在汉口设立代表处，对沦陷区的工作进行指导。在日军占领武汉初期，其陆军特务部和海军特务部对武汉的控制区域有明确的划分。海军特务部控制特一区、特二区及以下市区，即汉口俄、德、法、日租界地区，其余地区则都归陆军特务部控制。由于海军和外务省在湖北的控制区域和实力十分有限，他们在武汉特务部、代表处的活动范围没有超出武汉三镇。而陆军特务部，不仅控制着武汉三镇的大部分区域，而且在湖北省所有沦陷县份都设有其派出机构即驻县日军指导部，因此，成为湖北沦陷地区的实际权力控制机关。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汉口日军特务部即指这一机构。陆军特务部体制上直属于汉口日军司令部（第十一军），有权处理占领区内除作战指挥和航运、铁路以外的一切政治、经济事务（航运、铁路由海军部负责），抗战时期湖北沦陷区的一切政治经济大权均操于它的手中，它是伪湖北省和汉口市政府的实际控制者和幕后指导机关。森冈治、柴山兼四郎、落合甚九郎、落合鼎五、福山太乙郎等先后出任该部部长。

1939年8月1日，陆军少将柴山兼四郎接任陆军特务部长。其时，汉口日军特务部编成人员如表2—13所示：

1943年3月26日，日伪当局宣布：日军特务机关因“国民政府政治经济力已届自主强化，根据中国本身已推进至清新泼剌之政治，并进一步而作有机积极的活动”，将统一改为连（联）络部，归大东亚省领导。4月1日，汉口日军特务部改名联络部，“同时各县之连（联）络部、辅佐官一部已转入于大东亚省”。同一天，汉口日军特务部长落合还发表谈话，称“日军对以前之特务部从新整理特务机关之业务机构，脱去过去之政治的或军事的指导方面，专门担当关于作战警备连（联）络事项及调查。现时国民政府已成为完全独立国家，国力充实，在治安、政治、经济等一切方面均遂行划期飞跃之时，派遣军为期中国更加积极的自发的活动而出以此举，今后既不出于指导之场，对于中国自体之活动而作侧面的协力，各县连（联）络官及辅佐官、省市之连（联）络官等渐次归于部内，至四月底五十六县完全归华，部内之机构移归大东亚省”。但是，日军特务部的改名，只不过是日本政府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贯彻“以华治华”的策略、增添一点伪政权“独立自主”色彩以欺骗麻痹中国人民的诡计而已。驻汉日军表面上退居幕后，但它对湖北沦陷区伪政府的实际控制，并未有丝毫放松。

湖北省沦陷区出现的各级伪政权，不管是伪湖北省政府、伪武汉市政府，还是各县伪政府和各区伪政府，都是地地道道的傀儡政权。

首先，如前所述，这些伪政权的出笼，都是日寇一手策划、包办的结果。

其次，这些伪政权的主要权力，都由日军控制。整个沦陷期间，日军向沦陷区的各级伪政府、伪省市政府的各部门和重要单位，都派有所谓“嘱托”、顾问、“联络官”，掌握主要权力，控制和监督伪政府的行动。如前所述，伪武汉维持会成立之时，日军就向其派驻了大批顾问，同伪维持会共同组成联席会议，由日本顾问浅见敏彦掌握实际权力。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建立之后，汉口日军特务部除向伪市政府及各局派驻顾问外，还派驻了大批嘱托，作为其控制伪市政府及其各局的骨干。据1940年9月28日伪汉口市政府训令，该市和伪湖北省政府同时加入汪伪政权之后，由于伪市政府下设机构有所变动，日军派驻伪市政府的嘱托需要重新安排，伪市长张仁蠡一次就任命了高野勇等28人担任伪市政府警察、社会、财政、教育、工务和卫生六个局的嘱托。具体人员是：伪警察局5名：高野勇、松本汤、生田邦雄、丰中宪荣、松井英；伪社会局7名：井田实、隼田积、吉田权藏、太田武彦、曾根胜一、山木丰吉、菊池幸男；伪财政局1名：鷇田友治；伪教育局10名：三浦义一、梅村好遭、樱井潮、岩崎俊晴、左左木角士、长滨义纯、吉冈正秀、本多房子、曾彦、张义魁；伪工务局4名：池田官治、伊东一晃、樽井清郎、尤金鼎；伪卫生局2名：白川泰治、鷇田友治（兼）。10月，汉口日军特务部长又“推荐”（实则派遣）室田丰四郎、白木光治为伪社会局嘱托。不仅在市政府及其各局设有日本顾问和嘱托，在其他各机关、党部、团体、学校、医院，都设有日本嘱托，掌握各单位的实际权力。1941年汉口特别市政府日籍顾问和嘱托名单如表2—14和表2—15所示。

伪湖北省政府成立后，日军不仅在伪省府及各机关和各伪县政府都设立了顾问和嘱托，掌握实际权力，而且在公务员训练所、警察训练所、船舶管理局、省立医院、省立中学、省立农场等单位设立管理和技术性的嘱托职位，由日本人担任，加强对基层单位的控制。1941年，汪伪国民政府为显示内政外交的“独立自主”权，取消省市政府日籍“顾问”名称的设置，改为“联络官”。湖北省伪政府和汉口市伪政府亦遵令照办，仿照南京、上海两市办法，从该年9月1日起，“将顾问改为联络官，以归一律”。嘱托名称，仍维持不变。

这些顾问（联络官）和嘱托，不仅在各级伪政府内拿着高薪（按伪汉口市政府1940年10月所列日籍嘱托加薪表，每名嘱托月薪300—400元，若离职、退职，还要领取两个月以上的月薪至五千元的“补偿金”; “退职归国者，并得酌给归国旅费”），而且牢牢掌握着所在伪政府、机关或单位的实际权力。他们参加各级伪政府政务会议，不仅拥有表决权，而且所有重要决定必须经他们批准，才能通过，所有重要公文亦须经他们同意并签署才能生效。他们在伪政府和机关单位内上班，时刻监督和控制着所在政府和单位，是所在机关和单位的太上皇。在伪汉口市政府、伪湖北省政府时期，历次伪市政会议和伪省政会议都有众多日本嘱托参加。例如，1940年3月20日召开的伪武汉特别市政府第二次市政会议，出席的23人中，日本嘱托就占6人。具体的与会嘱托和汉奸名单是：张仁蠡、浅见大佐*、丸山郁之助*、谷头和夫*、船越寿雄*、高木季雄*、五十岚保司*、林德基、徐海铎、高伯勋、方达智、孔楚才、杨恩慰、张学謇、杨蔼堂、徐养之、王大德、王武刚、叶春霖、林尚志、计国桢、刘翰如、陶敦礼（名字右上方带* 号者为日本嘱托）。1940年4月11日伪湖北省第七次省政会议出席人员中，日本嘱托有7人，占总人数21人的1/3; 4月25日的第八次伪省政会议23名出席人员中，日本嘱托占7人，该次会议的出席人员是：何佩镕、浅见大佐*、张若柏、若曾根昌夫*、汪禨、中村繁人*、刘泥清、井户川一*、宋怀远、徐慎伍、市木清逸*、王寿山、冈田治三郎*、程汉卿、杨鐟绪、吴元泽、杨辉廷、鲁方才、穆恩堂、王松如、宫本丰、李炎汉、茂本久平*（带* 号者为日本嘱托）。同年5月2日的第九次省政会议，出席的22人中，日本嘱托占8人。在伪政府各类武装团体中，也都有日军担任指挥官。1942年8月，伪武汉行营成立，杨揆一任参谋长，日军派一个上士马夫任日方指挥官。1944年4月，又派汉口日军联络部部长落合任顾问，进行控制。在伪军各师、团中，也有日本士兵和浪人任日方指挥官。在省属各学校、医院、场局等机构，也都设有由日本人担任的教员、医生、技术员等职位。如伪武汉特别市立医院仅由山西人何铁庵任挂名院长，之外医务长入江谦六郎、11名医官青木静八等均为日本人；汉阳施诊所主任医师北原一雪、医师须藤京子、药局主任伊藤直嗣等也是日本人。1941年伪省市政府联络官职务设置和1943年伪省政府所属机关单位和县市日本嘱托名单如表2—16和表2—17所示：

再次，在伪政府官员的任命权方面，日军掌握着绝对的决定权。

日军直接控制伪省政府及其所属厅处及各县政府人员的组成，以确保由死心塌地为日本卖命的汉奸掌权。伪省政府成立时，省长及各厅长的人选都由汉口日军特务部确定。在划归汪伪政府以前，伪省长由日军特务部直接任命。1940年10月划归汪伪政府以后，名义上，伪省长由汪伪政府任命，但仍须经华中日军同意，才能发布，实际决定权仍操纵在汉口日军特务部手中。各厅厅长乃至科长、秘书、技正等人员的任命，也必须征得华中日军特务部的批准才能委任。为了选择对日本侵略者绝对服从和忠诚的汉奸进入各级傀儡政权，日军尽量从留日出身的旧官僚中物色人选。如1940年10月出台的伪省政府主席和十名委员中，除两名身份不详外，其余九人都是留日学生出身，其中，主席和至少7名厅处长全都是留日出身。具体情况见表2—18：

伪武汉市政府的情况也是一样。从1939年4月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成立开始，到抗战结束敌伪政权覆灭，伪武汉市政府的所有中、高级职位都由汉口日军特务部控制。在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成立时，由于它是一个“独立”的政权机构，不受任何伪政府管辖，直接受命于汉口日军特务部，是个十足的影子政权。1940年汪精卫武汉之行后，伪武汉政府虽宣布拥戴南京政权，但仍处于“半独立”状态。1940年6月1日公布实施的伪《武汉特别市组织条例》，对武汉特别市政府与伪中央政权的关系，表述为“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在法令范围内处理本市一切事务”，实际上仍然只受日军控制。1940年10月，伪市政府同伪省政府一起划归汪伪政权之后，名义上伪市政府的官员由汪伪政府任命，实际上，上至市长下到科长所有伪职人员的任命，都要征得汉口日军特务部的同意。1943年10月划归伪省属后，伪省政府对伪汉口市政府官员的任命更是唯日军意志是从。日军为了使伪政权的汉奸对其绝对忠诚服从，除了十分注重其留日背景外，还尽可能多地从东北和华北日伪政权的官僚旧部中选拔汉奸进入伪市政府就职。据1940年10月伪汉口市长张仁蠡向伪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的请任报告，拟任伪汉口市政府秘书长、参事和各局长九人中，五人具有留日经历，六人曾在东北和华北日伪政权中担任过各种职务。具体情况见表2—19。

各县伪政权组织，同样也是由驻县日军警备队控制。在伪湖北省政府成立以前，各县治安维持会会长和县政筹备处处长都是由日军指定。伪湖北省政府成立后，伪县长名义上由省政府委任，但必须事先与驻汉日军特务部协商，通过特务部与驻县日军沟通，取得驻县日军的同意，方能任命；实际上，仍然是由驻县日军推荐，伪省政府再行委任。而且，伪湖北省政府只有权任命县长，而无权撤换县长。各县县长也有相当一部分由留日出身的旧官僚担任。本书前面所列湖北沦陷区34名首任伪县长中，具有明确留日经历的达到1/4，其余的也皆为卖国求荣、效忠日寇的无耻之徒。除伪县政府外，日军甚至直接控制伪区政府，《湖北省各县区公所组织章程》中规定：伪区政府“至少需置通译一人”，就是为了承听和执行当地日军的意旨。

最后，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不仅要看是哪些人、什么人在掌权，更要看这个政权的所作所为，看它是为谁服务，给谁带来利益。本书下面各章，将用大量铁的事实，证明湖北省沦陷区的各级日伪政权，完全是一个日本军队凭借刺刀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其所作所为只是为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以华治华、支撑“大东亚圣战”服务，与伪满洲国及其他沦陷区的伪政权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二 湖北沦陷区伪政权的特点

由于湖北省的地理位置及其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所决定，相较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的伪政权而言，湖北沦陷区伪政权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除伪省政府之外，湖北各市县及基层伪政权都是在中国军队有序撤退、日军进占沦陷区之后很快就建立起来的，全省各地基本没有出现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湖北沦陷时，全面抗战已一年有余，国民政府组织的武汉保卫战，虽然没有守住武汉，但已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国民党军队是根据实力对比和战略全局且战且退，有计划、有步骤地撤出武汉等地，并非一溃千里、仓皇出逃。国民政府在撤离武汉时，已完成了政府机关、重要工厂、大中学校及相关人员的疏散与内迁工作。针对抗战前期许多县政府在日军进攻时擅自撤退的恶劣现象，1938年6月，蒋介石电令武汉卫戍区司令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近查战场附近各县长当发现敌军接近时有擅自离城避匿，使守城或增援部队一切无从接洽者，不独违背守土有责之本职，尤乖军政协同一致抗战之精神。嗣后各县长凡未奉命令擅自离城逃避者，当照军律从严处治，决不宽宥。”陈诚立即将该命令转发各行政督察专员及各县县长，严令切实遵循。整个抗战期间，虽然湖北省沦陷区的所有县政府都撤出了县城，迁往县内其他地区或借治外县，但国民政府仍保持了基层政权的组织系统。虽然也有少数县未遵令而行，如武昌县长杨适生在日军尚未进入武汉之前，即于1938年10月中旬率县政府职员弃县城而逃，后“擅自随省府携印西上”，致使“区乡机构如目失纲，趋于解体，县有武力亦由中队长刘珍率交汉阳县政府改隶指挥，历年档案籍册付之一炬，县境尚未沦陷，而人民已无政府”。又如，1938年11月初，嘉鱼县沦陷后，县长姚珍树不仅不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抵抗，反而“强提税款，偕同心腹数人，弃城西上，致使县政失主”。但是，大多数县政府在撤退之前，都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基本上实现了有计划地安全转移。同时，湖北沦陷时，战争已进行了一年之久，民众已有了心理准备，多能配合县政府的撤离和善后工作。而日军也有了前期占领和控制中国华北和华东地区的“经验”，每到一地就积极筹建“维持会”“自治会”之类的伪准政权机构。所以，沦陷初期，湖北沦陷区总的来说没有出现华北、华东许多地方一度出现过的较长时期的权力真空和社会混乱状态，整个社会并未失控。

第二，同汪伪南京中央政权相比，湖北省伪政权的实力和地位都虚弱得多，没有任何同日军讨价还价的资本，只能听从日军的任意摆布。近来有学者研究指出：“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其规模、实力等方面均在‘维新政府’之上。正因为如此，汪伪政权也不像‘维新政府’那样对日本人俯首帖耳，而是积极主动地争取更多的权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尤其是1942年与1943年之交，日本帝国主义业已陷入困境。日军为了从中国战场上腾出兵力全面应付战事，不得不抛出‘对华新政策’，其要旨是‘强化’汪伪政府的‘政治力量’，加强后者对各地伪政权的‘领导’，使其处于名副其实的中心地位。汪伪政权因此也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对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免权，以及对省政府以下行政事务的独自处理权。”而伪湖北省市政府的头面人物，既没有汪精卫等的“名望”、实力、“雄心”，也没有伪南京中央政府那样的“地位”和可以讨价还价的本钱，所以，伪湖北省市政府的傀儡性和虚弱性，暴露得更加明显和强烈。首任伪湖北省长何佩镕，是一个靠依附军阀谋取职位的老迈政客，在位两年多，只想在日本人的庇护下，做个皇帝。他苦心孤诣地欲图依靠日军汉口特务部与伪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营造自己的“独立王国”。继任的杨揆一是一味顺从汪精卫（他能当上伪湖北省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走了汪的老婆陈璧君的门路），上台后多次与汉口日军特务部交涉，表面上取得了军事、人事、财政、党务方面的一些权利，但此时日伪统治的大势已经每况愈下。杨“主政”近三年，没有什么建树，自感回天无力，只好自动请辞。末任伪湖北省长叶蓬军人出身，深知军权的重要。但他接任省长时日军败局已定，加之“人形事件”（1935年叶蓬任汉口警备司令期间，曾在司令部内设置日本军人形象的枪靶；后日本驻汉口领事提出抗议，叶被撤职。日本人称为“人形事件”）的影响，日本军方对叶始终怀有防范和警惕的心理。日本军方竭力限制叶蓬在武汉行营的行动，只允许他从南京带来一个卫队连，又以拖延之策使叶在湖北成立军队的要求不能如愿。故而伪湖北省政府的实际权力，实在有限得很。

第三，湖北省伪政权的统治，明显地暴露出“头重脚轻”“顾此失彼”的态势：日伪政权比较能够真正控制的不过是武汉市，至多还有平汉铁路、长江航道及若干县城。沦陷区的广大农村，有的仍属于国民党区、县政府或者共产党的抗日政权控制，即使是表面上建有日伪政府机构的地区，也多处于“两面政权”甚至“三面政权”的控制之下。这固然与日本是一个小国、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关，更与湖北省始终处于中日双方交战的最前线、日军始终必须集中兵力应付正面战场的攻守、无力像在华北地区那样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亦无力像在江浙那样长期“清乡”有关。湖北省伪政权只能控制沦陷区的点和线，而广大的面，它则鞭长莫及、望地兴叹。据陈诚回忆，他于1940年9月再任湖北省省长时，全省71县、市，除省政府完全能行使政权的31县外，“县城无恙，部分沦陷者四县；县城沦陷，县长迁地办公尚能行使政权者二十九县；敌伪盘踞，不易行使政权者六县；敌伪盘踞，完全不能行使政权者一市”。除回避了共产党在湖北沦陷区建立和坚持了若干区域和政权外，陈诚的话基本属实。

第四，从表面上看，湖北省伪政府的行政体制，大体上沿袭了原湖北省政府的行政体制，但实际上，伪政府的合法性、执行力和控制力，都较原政府大大削弱和丧失。湖北沦陷前，国民政府通过“训政”，不但将政权的触角，甚至将国民党党权的触角，伸向了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原国民党政权假“训政”之名，实行以党治国、以党辅政、一党专政，使中央政府对社会基层的控制和政党政治在中国历史上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但是，湖北沦陷后，伪政权虽然也想全面继承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在湖北的统治地位，但是，因其政权的性质、实力和地位的不同，它的这一想法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梦想。

1939年11月，何佩镕任伪湖北省长后，也曾想通过建立党权，来加强其傀儡政权的统治。1940年6月，他抓住“自汪精卫先生毅然还都，倡导和平，首揭不专一党”的假惺惺“宣言”, “复活”辛亥革命时期在湖北建立的所谓“共和党”，企图与南京汪精卫的伪国民党相抗衡。他自任共和党总裁，以石星川为副总裁，并在全省沦陷区重要地区设立党部和党务人员训练班，吸收党员，一时间，党员人数超过四万，演出了一岀借尸还魂的闹剧。但是，汪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本主子支持汪精卫实行行政和党务统一的政策。汪精卫对何佩镕在湖北另组新党与南京抗衡的行为不能容忍，何佩镕的计划无法实现。汪精卫对共和党软硬兼施、双管齐下：首先命令其控制的驻汉特务机构特工总部武汉区，将共和党秘书长谭希吕扣押，并将共和党农工部秘书长朱光照、和平宣传团团长谢福林等捕送日寇汉口宪兵队。1940年12月6日，“现任中华民国共和党总务部长、中江银行监事谢立生……忽遭暴徒预伺狙击，当即中枪受伤倒地”。同时，又派南京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梅思平来汉，封何佩镕、张仁蠡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把原共和党骨干谭希吕、李芳等安置到伪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当委员，迫使共和党解散。何氏等见共和党既得不到日本主子的支持，又遭到汪精卫的逼迫，只好宣布：“佩镕等深为近察情势，远鉴善邻，计非与中央通力合作，加厚一大政党之势力，不足成臂指联络之功。知东亚联盟，日形紧密，更非合群并力，不足以克服时艰。而建设东亚新秩序爰与我党同知，详密筹商。佥愿携同党员数万人，一律加入汪主席党帜之下，以为他政党之先声。”1940年12月20日，共和党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举行了闭幕仪式。1941年4月，何佩镕“业经中央党部任命为湘鄂赣三省党务特派员……负责清理共和党结束任务之谭希吕氏承告记者云：任命一将到达……所有共和党结束后之一应事项，即将全面移交特派员公署接收”。何佩镕借助共和党加强其傀儡统治、与汪精卫政权相抗衡的梦想彻底破灭。

不仅何佩镕的共和党不被容于汪精卫伪政府，湖北省伪政府其他任何借助建立新的政党，哪怕是公然表示亲日、降日的政党来加强其对湖北沦陷区控制的企图，也不能被汪精卫所接受。1943年3月29日，汪记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王锦霞密报“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汪精卫：“近查有谢党城、林修身等在美组织大中华国家社会主义青春党”, “闻其党员”“大都为基督教徒及失意青年，现有党徒人数不详”, “并于本月二十八日在汉口特三区鄱阳街六十六号圣保罗公会内举行成立典礼”, “一面旗为夹层为友邦日本国旗，另一面作圆红圈圈内加一十字，标新立异用意叵测。查谢党城乃台湾人，前充黄卫军上尉副官……向外扬言已得友邦驻汉军特务部文教班长坂卷之支援”。汪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褚民谊立即转达了汪精卫的批示：“谢林诸人行为诡谬，应由市府迅向各关系方面交涉并饬属查禁防制。”很快，王锦霞即呈报汪精卫，取缔了大中华国家社会主义青春党，“该党衔牌旗帜均已撤除，谢林诸人亦均销声匿迹已停止活动”。

不仅如此，湖北省伪政权头目利用汪记国民党来加强其傀儡统治的企图也受到严格的控制，湖北伪政权的合法性和控制力不仅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打击，同时，也受到来自日本侵略者轻视和打压的威胁。共和党被解散后，1941年5月，汪精卫任命何氏为湘鄂赣三省党务特派员，企图将其汪记国民党的势力完全渗透到湖北沦陷区。但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汪记国民党仅仅是在日伪省、市、县级搭起了一个架子，越到下面越空。即使在武汉市，这一组织也受到了日军的极度蔑视和欺凌。1943年4月1日，汪记国民党汉口特别市第一区党部执委张义胜向市执行委员会紧急报告：“属会处于今日（本月一日）下午二时突有友邦军人来会自称为军特务部，声言前已向市党部说明，限三十一日以前将此福音堂住处速急迁出，至今为何尚未照办，当即勒令搬出。职等因语言不通，且凶恶异常，难以抗辩，所有设备及一应家具搬于露地。”汉口特别市党部对日军的行为亦无可奈何。第一区执委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地表示：“本会奉令该会址于福音堂以来，案经二载……惟思中日两大民族，过去之种种不幸之事件，多因隙小之误会，未能谅解之所酿成，故当时一再忍受，遂决定暂时迁至洪兴正义会内办公，以避免直接冲突，而恐事态之扩大。”同样，汪记国民党汉口特别市第二区党部执委兼书记王家淦也于1943年4月1日报告：“本日午后三十分，有日籍长官一名到达本会，藉华中基督教团名义，擅自侵扰，强迫迁搬，并将总理遗像主席玉照及公物等件，系数弃置大礼堂外。”日军对国民党武汉特别市的区党部办公处说赶就赶，说占就占，足见汪记国民党在日军中的地位，以及湖北省伪政权的合法性和控制力。可以说，如果说原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是一党专政，那么湖北省的日伪政权实际上是“无党政治”，其合法性和控制力都相形见绌，它更多地只能靠日本军人的刺刀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