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公共外交理念的发展动因

公共外交这一新事物的出现绝非偶然，其勃兴发展必然离不开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内推外拉。那么促发公共外交理念的动因究竟有哪些呢？我们不妨从理论支点、时代支撑与技术支持三个层面做一些探索。

一 公共外交的理论支点

公共外交是外交领域中的一种新形式，与传统外交一样，在运作实践中既接受相关国际关系理论的指导，又反过来丰富充实理论的内蕴。“身段柔软，内心强大”的公共外交不仅折射出若干理想主义的理念色彩，而且能反映出某些现实主义的利益关切，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建构主义互动建构的社会考量。

（一）理想主义理论与公共外交

理想主义突出了避免战争的目标并强调了公众舆论的力量：通过教育和改造，人类会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通过创建新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借由国际机制消除国际合作的障碍因素，国家间能协调彼此的利益从而避免战争；相较于国家行为体，个人和团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容忽视，呼吁外交公开化，更加注重在民众中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更加注意用充满情感的道义行动，来赢得大众的支持。可以看出，这些主张在一个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基本理念存有不少内在相通之处。

如以公共外交大国之一的美国为例，无论是在美国立国之初还是在它此后的扩展进程中，理想主义都是其对外关系上最浓重的一抹底色，深刻影响着美国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天赋使命观”可谓是美国理想主义思想传统最为集中的一个体现，在美利坚合众国建立起来之后，“美国由此自诩为‘拯救国家’,‘山巅之城’的‘圣光’开始射向仍处于‘黑暗’之中的蛮夷之地”。这种带有强烈宗教狂热色彩的特殊使命感积年累月地自我强化，汇聚成一股激发美国外交对外强势扩张的冲动。美国历史学家莫雷尔·赫尔德（Morrell Held）等人在《文化与外交》一书的导言中写道：“美国外交事务的出发点总是基于这样一种信仰，即美国在国际关系中享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享有的特殊使命。”著名学者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也认为，19世纪后期这种源自基督教的“天赋使命”观念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趋于强化，并支持了美国的海外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然可以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中看到这种观念的影子。这种天赋使命观反映到美国公共外交的实践中，常常使其表现出较强烈的扩张倾向和“拯救”色彩。长期浸淫着理想主义理念的“天赋使命观”已然成为一记促动美国公共外交蓬勃展开的推动力，构成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积极施展公共外交最深层次的动因之一。

（二）现实主义理论与公共外交

现实主义的某些核心理念如“权力界定利益”“无政府状态”等在一国的对外政策中所反映出来的逻辑主张，很容易给人以如下两种直观的印象——主要在政府间展开的传统外交与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实力外交，而这些看上去与我们常说的公共外交概念似乎相去甚远，甚至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实则不然，现实主义理论与公共外交理念在实现与促进国家利益这一根本目的上是高度一致的。现实主义将国家利益视为国家对外交往进程中的行动指南和行为准则，认为任何主权国家在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时都必须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而公共外交作为外交形式上的一种新事物，虽然有别于传统外交，但也同样是围绕国家利益展开、受国家利益支配并为国家利益服务。

不仅如此，现实主义理论在强调国家行为体、无政府状态、权力、利益这几个重要概念的同时，也从未完全忽视或排斥诸如引导公众舆论以赢得支持、进行文化交流以增强吸引力等这些行之有效的外交技法。如古典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就曾特意提醒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对公众舆论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应予重视。而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并不赞成当时美国国内甚嚣尘上的“先发制人”主张，而积极倡导美国在开展反恐战争中应努力推行一种“赢取民众的心灵”的战略。由此可以看出，这与公共外交所一贯重视的对外国公众的思想进行积极引导的思路是相一致的。

（三）建构主义理论与公共外交

建构主义者趋于使用“规范”“文化”和“认同”等一组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概念去理解和阐释国际关系现象。在国际舞台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期望不断发展壮大，都必须在合法性基础上积极塑造国际社会对自身所倡导规范、文化的认同。具体到公共外交这一领域来看，建构主义的相关理念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与印证。

公共外交是一种平等双向的交流过程，不是单向式灌输，而是注重通过双向的交流互动，以求达成理解和共识。公共外交在实践运作中极为重视的一个环节是在不同文化类型之间努力寻求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权利的平等”，正如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哈贝马斯所言，“不同的文化类型应当超越各自传统和生活形式的基本价值的局限，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并在一种和谐友好的气氛中消除误解，摈弃成见，以便共同探讨对于人类和世界的未来有关的重大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这应当作为国际交往的伦理原则得到普遍遵守”。在平等双向的交流过程中，借助于公共外交这一互动建构的有力武器，帮助建构外国公众对于本国思想文化、外交政策、国家形象的认同，从而增进提升实施国的国际话语权，进而服务于该国的外交战略意图和国家战略利益。

二 公共外交的时代支撑

公共外交的发展脱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其中全球化浪潮与公众舆论影响力是公共外交两个相当重要的时代支撑。

（一）全球化浪潮为公共外交登上历史舞台布下一道厚重的背景

全球化进程既充分体现了在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中开展合作与交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又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国家行为体的固有领地，提升了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个人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如果说早期国际关系中有限互动形成的相互依赖只是‘薄弱的全球化’（thin global-ization）的话，那么现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流动所造就的则是‘紧密的全球化’（thick globalization）。”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或能够彻底独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国际恐怖主义蔓延等诸多危及人类社会的全球性难题更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有鉴于此，全球化浪潮的汹涌澎湃就为公共外交登上历史舞台扮演重要角色搭建了一道颇为厚重的布景。

（二）公众舆论影响力渐趋加重使公共外交有了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

公众舆论是一个古老的课题，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起人们就对其有所关注，进入近代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后，西方政治家尤为重视公众舆论的作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借由传播媒介、利益团体、民意调查、选举投票，甚至集会结社、示威游行等多种表现形式，公众舆论对于一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日见增强。在国际话语权之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谁能获取国际国内公众舆论的支持，谁就可以比较高效地推行其外交政策，从而在国家间博弈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外国公众是公共外交所要针对的目标群体，本国公众是施展公共外交的重要角色之一，正是由于公众舆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公共外交才越发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广被视为一个对外宣传本国、塑造良好形象的有力武器。为了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其国家利益目标，各国政府并不只是满足于对国内公众舆论施加影响，同时还着眼于大力开展公共外交，积极引导外国的公众舆论，尤其是公众当中感召力强大的精英阶层，以期从外部赢得对其政策、措施的了解、理解直至支持。

三 公共外交的技术支持

公共外交的勃兴还受到各种现实条件的影响，其中信息革命的拉动力与核武器的杀伤力是公共外交正反两个方面的技术支持。

（一）信息革命为公共外交的蓬勃发展提供一记有力的推动

从国际交流史上看，交流媒介的变迁历经了多个阶段：从族群迁徙、战争征服到商贾集散、传教士传教，从书信往来、图书译介到电报电话、影视作品，再到卫星远程通信技术及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将世界一“网”打尽的互联网络。当代信息革命“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微电子技术革命，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后的网络革命和数字化革命”。从人类发展进程来看，每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同时带来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在全球化大潮涌动背景下，以微电子学理论为基础，以现代通信技术为主体，以全球互联网络的形成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已将世界整合为一个紧密的信息共同体，这为公共外交的兴起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首先，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使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对彼此之间的了解成为可能并日趋便捷，并为各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碰撞、交流、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其次，信息革命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国家对舆论的控制和信息的垄断，使政府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增加了公众的“知情权”，进而强化了公众舆论在政府制定对外政策上的影响力。最后，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核武器的出现是公共外交兴起和发展一个相当重要的刺激因素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美国出动B-29战略轰炸机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当时刚刚研制成功、世上仅有的两颗原子弹。广岛、长崎顿时化为焦土，日本军民伤亡极其惨烈。对此，美国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在其所著的《帝国的代价》一书中做了痛苦深切的反思：“1945年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深刻突破……核武器的出现本该会充分地说明（如果原来不清楚的话），大国间的战争已是自杀性战争，对文明国家的人民来说，是非理性的因而是不能容忍的。”核武器的出现，其所带来的影响是复杂而微妙的，实际上乃是集潜在的巨大威胁与客观的有力威慑于一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反对核战争渐渐成为世界热爱和平人士的一种共识。这为现代公共外交的勃兴发展犹如注入了一针强力推进剂，公共外交的目的之一便是力图通过增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彼此了解从而达到友好相处、和平共存。以研究美国文化外交见长的著名学者宁柯维奇也曾指出，“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中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尤其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在某种程度上，这无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核武器给公共外交客观上所带来的刺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