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古代哲学的品格与方法

哲学作为人学，既是一种精神积存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又是人作为人而成之为人的基本生活性状。凭与哲学独特的心灵对话能通宏阔辽远之境，使心智得以觉醒，成为一个追求内在富有和充满自我尊严的人，为之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的人文环境，开启做人善端、培育人性根本；使之在不知不觉中净化心灵、陶冶性情，在反思历练中提升做人的价值与品性，在澄明之境中超越俗务与风情，赋予自我一种自信和浩气，获得一种清淡境界与性分之乐。

基于国学语境研究哲学的人学转向与生活还原问题，须检讨哲学及其操持者的品和性，应了悟：人之习哲，非为消磨时光、蹿升思想，而为启智明心并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走进哲学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既非兴趣使然，亦非生活驱使。哲学不是生活应对技巧，明哲保身、老到圆滑，确属庸人之思。叶燮《原诗》认为：“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作文之道，本无定体和成法，有的只是征询自然之纹，以立活法，其步骤是：“先揆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诸情，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则自然之法立。”如果“泥于法”则违于理，而必须，有所触而兴其意，取于心而出为情，而后才能，措诸词、属为句、敷成章，“人未尝言之而自我始言之”。

习哲旨在诠释“口不能言、意不可解”之至理，借“物指”而使意趣“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宣于口而为言”，而非为哗众取宠、欺世盗名。切问哲学是一种精神存在和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学术中人基本的生活性状，凭借独特的心灵对话、思想交流，而通达多谋善断、韬光养晦之境；通过特定的医人之愚、“凡中作圣”，而获得思家独具的心理期待、智慧愉悦和审美快感。真正的哲学能开启人的善端、培育人的善苗，能使人思想深刻、广开心意，三生受益、终身受用，通会之际、人成艺成。习哲犹如做人，学道志文、非悟不进，不迷不通、通则入神。深思熟虑而生巧，循序至精而会通。科学贵专不贵博，与其知十而非真，莫如知一而精准；而研哲，向来贵通不贵专，通则自有巧思、自我涌贯，专则进退维谷、画地为牢。古之贤哲认为，“德为才之帅”，识为才之魂，守人生信仰、重精神历练，常安贫乐道、能洁身自好，无行文人津津乐道于洞明时事，有操守者则于“无字句处”阅读，此阅读常能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使人的心智早日觉醒，成为一个拥有内在富有和人格尊严的国士、高才。而今之世人，激情已让位于实用，浅阅读成为时尚，大多位尊而无功、厚禄而无劳。好读书不求甚解、拿哲学充当门面，拒绝经典而宠“黄老之学”, “绝学无忧”而放任灵性，本来意蕴浅薄却故作惊人语，甘愿清静无为而经营白色语调。然则，做人须诚信利仁合一，治学要古今中西一贯，唯有“坐拥书城”、检视灵魂者，才能即物穷理，拥有“见道之言”。

习哲不为借光照人、借风扬场，而是为了尽心知性而知天，存心养心求放心，通达“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之境。大学之道，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做人之则，为世立心、为民立命，“内圣外王”、继绝开新。故而，凝神乃可晋学，固精所以养气；习哲贵乎有灵魂的参与，须全身心的投入，并非为了美妙的消遣和精神的漫游，意在追求灵魂的自我发现、自我成长；更贵乎以道观物、超然世外，知其道必达于理、技法高而明于变，专气至柔、“形全精复”，则能依于天理以把握变通之巧，这样才能游刃而有余、无事而心闲。若学养匮乏、底蕴稀薄，结构松散、基础脆弱，则难于实现视域融通、科际合作，唯有界外阅读、海纳百川，才能得到多点支撑、多方点化。质言之，只有获得混合文化的滋养才能向着普遍处生长；若故步自封、窒息灵性，缺乏文化胸襟和兼容魄力，那么即使是光明性的文化因子也不会产生文化助力，入心必浅、入耳必少，岂能活学活用、激活知识、涵养内心？习哲易广博而偏深，广而后深、博而后专，文本细读，若“闻银针之响于幽谷”；存养浩气，如品芝兰之香于心斋。有嗜好则能尽其多，祛私俗方能通其妙。古人“夜眠人静后、早起鸟鸣先”，旨在“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追求：“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今人时时随人脚步、处处学人言语，一味：盛气凌人欣欣然、“风流犹拍古人肩”。殊不知，安其学者来其师、乐其极者行其道，而志于道者据于德，依于仁者游于艺。不兴其艺则不能乐学，兼容并包乃书气自华，平生只怨寂寞多、书到用时方恨少。

学出于思，思发于问，深思熟虑自有巧思；然则，言不尽意，须“得意妄言”、“默而识之”；以象释道，才能显微无间、“体用一如”。故习哲，无思不保、无魂不生、无学不立、无道不存。既“博取象之数、远征之古今”，又虚以生其明、思以穷其隐，这样才能以世间之实“核于见”、以哲理之精“契于思”。正如程颢《秋日偶成》曰，“道通天地有行外，思入风云变幻中”。古之立身做人强调，质测通几、训诂至于神明；而立言醒世则追求，内外相交、博学征于见闻。换言之，出文入史再入哲，天地人神化于心。

基于国学语境省思哲学的人学转向及其路径问题，须权衡哲学的切问之法与价值取向。对此古之善谋篇者，早有明训，譬如唐·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认为，文“有大法”而“无定法”、有活法而无死法；元·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主张，“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故而，研先人之法而自创新法，其法必活；不“以意运法”而“以意从法”，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其法必死。晋·陆机《文赋》认为，为文应“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文自新而法无穷、道行高而神自明。故为文之法，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孤法不存、“援术而立”。清·黄图珌《看山阁集闲笔·文学部》强调，“毋失古法，而不为古法所拘；欲求古法，而不期古法自备”。凡为文以意为主，意在笔先，章句次之，“言授予意而能遣词”、词不达意则失风采；作文妙法、全在会意，执意脉以玄览、颐情志于典籍。故劳于读书、逸于作文，才之能通、必资晓术，思极则奇、文法通妙，纵笔所如、无非法者，知之甚则行必至、文思奇而术必精。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篇法之妙，有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是法极无迹”。清·魏际瑞《伯子论文》也说，“不入于法，则散乱无纪，不出于法，则拘迂而无以尽文章之变”。大道无术、大雅近俗，无法而有法、有法而无法，“思家诀窍在运思”、精于谋篇近于道，恪守文法，又要有高出文法之眼光；遵循文法，又要有超出文法之道力。文质之妙契，能觉悟而不可以意到；学理之真证，可意会而不可以言传。金·王若虚《文辨》认为，“文有大法无定法，观前人之法而自为之，而自立其法”。其实，真正作文妙法，未尝无法，亦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巧能为文，则无法如有法；拙而为文，则有法如无法。擅长作文者先从法入，后从法出，能以无法为有法，以此乃得文法真趣。正所谓，志在新奇无定则，千言万语必体妙；清·石涛《画谱》曰，“至人无法非无法”, “无法而法”“为至法”。但是唯有神超尽变，有法之极才归于无法。法以适变、不必尽同；文成法立、未有定局；文随世变、道与世更，世道既变，文法常新。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文体无千年不变之常轨，言无常宗、物无常用，智无常理、法无常则。说文有定法，为的是严整谋局；又说文无定则，为的是纵横变通。

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至于先哲达士，不局于一家，必兼收并览，广议博考，其治学为文之法，杂见于百家之书。其次，古之贤士善于治学，不虑荣辱进退、不恋烟云逝水。记诵经典、阐发微言大义，以揣摩如何“代圣人立言”；整肃修身、刻意徐图自强，以思虑怎样“为生民立命”；心无旁骛而“蓄才养望”、“主一无适”以诚敬端庄；详览前史以求“经世之学”，以仁养心而践行中庸之则。既陶铸世风又不过于刻板，既持敬慎独又不刻薄寡恩；含蓄内敛但不约束过紧，淡泊宁静却不“陈义过高”。此之谓：胜日寻芳柳荫下，荣耀禁口再读书。外惭清议而内疚神明，气量恢宏则城府资深。虽智慧悠然心会、洞察先几，却不喜形于色、以逞其能；虽是非了然于心、老到成熟，却不当下点透、以炫其才。以道相交淡如水，以师自策乐孔颜；《中庸》曰，亲其师而信其言，“尊德性而道问学”。择善而从且见贤思齐，循序致精而身体力行，质疑问难且虚心涵泳，居敬持志而渐入佳境，这样才能做到才德双馨、学范世人。梁·刘勰《文心雕龙》曰，虚一而静以“思接千载”，反复推敲以“视通万里”，字里行间如“吐纳珠玉之声”，结构内外若畅叙风华之志。故先博览而精阅、总纲目以会通，忌浮华矫情、祛繁文缛节，以意新而得巧、凭理趣而显奇，合为时而著、合于事则作，感于物而发、基于理而兴。

须知，“正理不文”而“美言不信”，文质相交方能妙趣横生，字斟句酌以易于辩说、雕饰文采以顺乎性情。心意于笔、手妄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妄想，求之得趣、乃入妙理。“文思蓄愤”而因情造势，联辞结采以辨明析理，言以文远而意藉词丰，原道宗经则文法之祖，若不懂“衔华佩实”，又如何正末归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正所谓，莫说玄妙与高深，开窍在于动脑筋。

基于国学语境反思哲学治学的人学特性及其基本功能问题，必须考量哲学的内在品格与为文之道，使人明白习哲贵乎树起思想边界，总使人有所坚守。无所坚守则随波逐流，无边放任则意义低迷。不分良莠，看似公正，实无原则，既是对低俗平庸的放任，更是对高雅健康的侵害。良莠并置、鱼龙混杂，就失去了精神的感召、思想的引领，无法在思想中成全人，在行动中造就人。“知行相资以为用”，体道识几得于行；日进高论而不穷，学思并重以为功；察之精而尽其变，付诸行则得化境。

习哲使人对优秀品质充满敬畏之心，虽不一定都能身体力行，却懂得爱戴和歌颂。人不是不可以怯懦和懒惰，但不能将之伪装成高风亮节，更不能因自己做不到高尚就将一切视作伪善。习哲贵乎文通精妙、博采众长，借深厚学养以炼句，凭扎实功底以写意。推理准确、板上钉钉，不能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取舍得当、文约意丰，而不能拖泥带水、画蛇添足；谋篇严密、布局巧妙，而不能矫揉造作、以词害意。“思精体大”，会通百家，则能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否则，若以忧郁的咏叹调唱些灵异之音，以尖刻的牢骚话博得众人喝彩，那哲学就成了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声、半是未来的恫吓。既不能赢得时代与未来，更不能见重于人民与生活，又怎能“诉诸百代而不夭”、历经万世而不灭，成为“永远的光荣”？此哲学势必西化畸形、汉化乏力、取向繁杂、自生自灭。

哲理不虚妄，常现造化功；举事莫明于有效，放言莫定于有证；无征于事言不合，无考于籍论不通；验诸天人生死以，务得其实而行之；博学而详论古今，兼陈万事语中的。而哲学志在以品格高尚之伟大思想引人上路，以挥洒自如之精湛文笔谱写华章，用入木三分之犀利笔锋去反思批判，用言简意赅之绝妙文字捕捉生活灵感。其为文愈流畅，其理趣愈交融；其精神愈深邃，其品格愈朴实。充满感情、懂得爱憎；敢于颂扬、敢于反讽。既别出心裁、不落旧套，更清新俊逸、流光溢彩。篇篇美文、字字珠玑，朴实真切、入情入理，读之“如沐春风、如浴秋阳”。如若思想保守、反应迟钝，“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又怎能思入时代、召唤生活？《文心雕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义聚则语秀、声发则文生；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巧夺画工之妙，无猎匠人之奇，心灵际会而自然天成，刻意外饰则弄巧成拙。诚可谓：画家之巧在运色，书家之巧在运笔，匠人之巧在运斤，思家之巧在运思。

精义艰深自然神理通天，英华吐蕊方能独秀前哲。文达辞灵以写天地之辉光，雕琢性情以晓生民之耳目，“厚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化成。今之为文，敏于思而讷于言，敏于事而慎于行，谨小慎微、裹足不前，辩理则害辞、文丽而损义；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不能开学以养正，不能昭明以融通，穷力追新、极貌当下，弥文乏术、谋篇无端，不知“积学以储宝”、不懂“酌理以蓄才”，丧见于物、失性于俗，束于行而羞于口、乐其庸而堕其志，唯上唯书不唯实，厚今薄古乏根基。知行不一、口是心非，立意模糊、务在媚俗，虽一时浪得虚名，然于国于民何益？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智人则哲、“能哲而惠”，若哲理不明、不谙世事，其自保尚乏力，更遑论在精神中成全人、在实践中历练人，所谓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之昭昭乎，诚则斯言！须知，尊德性才能道学问，致广大才能尽精微，“出世间而即世间”, “极高明而道中庸”，做人并育不相害，为文并行不相悖。淡泊宁静才能简约为文，温顿言理才能辨明是非，知微之显而知彰之著，厚德载物以悠久无疆。道不远人、智不伤身，诚身有道、明智自存，博学慎思、明辨笃行，立身以立学为先，做人以习哲为本，养心莫善寡欲，至乐无如读书。老子《道德经》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而荀子《劝学》曰，“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先哲之名训、如雷贯耳，古今乃一体、须入耳入心。

基于国学语境反思哲学对人的境界提升及其理性塑造问题，须在高境界、大视域中阐明：习哲为文须懂得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圆而行欲方；坚志者乃功名之主，不惰者乃众善之师；有其志则必成其事，志不衰而文通玄妙；志以成道、言以宣志；淡泊为大，立意深远；华丽容易，简朴后难。诸多学子，终生劳碌不止息，茫然四顾丢真性。须时常检视自己的内心，权衡自己的目标。唯有“虚一而静”，才能通达空灵世界，唯有心如止水，才能发现人间大智慧，唯有气定神闲，才能获得“大自在”。心游万仞、取舍自如，以一种清楚的视界确定准则；心随物游、卓尔不群，以一种平常心去调整自己的内心。在动态中求平衡，拥有自由欢畅的心灵。

人生至高境界是过一种善的灵魂生活，与哲为伴、升华灵性，正是平淡至真的高尚情趣，只有将自己的灵魂放到无限广大的空间，学贯古今中西、理通天地人神，才能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唯有厚德载物、民胞物与之大胸怀，淡泊名利、肩担道义之大境界，才能穿透时空、“洞察先几”，博采众长、高屋建瓴。儒家求担当，宋·辛弃疾《破阵子》曰“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道学求超越，日本·梦窗国师诗曰，“眼内有尘三界窄，心头无事一床宽”；而佛子求解脱，宋·朱熹《奉酬九日东峰道人溥公见赠之作》曰，“三生漫说终无据，万法由来本自闲”。其实，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至上哲理，悠然心会但“难与君说”，其中真意，自我明察而“欲辨忘言”。万物静观皆自得，无须附会胡解译；花自飘零水自流，莫让玄思绕心际。有境界者自有高格、自有名句，厚学养者自得光明、自得从容；“外重者必内拙”、自化者定内秀。心有定力，可处变不惊、随遇而安；懂得坚守，可“挥斥八极”、神气不改。哲学乃惊异之思、灵性之悟，悟透无语、“心行处灭”，理事圆融、可出神入化。智思兴发，若“眼中之竹，行之于目”；逻辑运思，若“胸中之竹，行之于心”；物化改造，若“手中之竹，行之于手”。大道归于自然，至善合乎天德。哲思若山间花木，自开自落，虚无恬淡，可入禅意。若扭捏作态、刻意穿凿，机械比附、任意解读，则魂不附体、沦为他者。

古之圣哲，是对万千世态的独特体认，是对中华文明的理性跃升，是通灵性的智慧之果，是形而上的精神述说。其为文，气势磅礴，纵情恣意；其运思，深邃宏阔，笼盖古今；其旨趣，言约旨丰，寓意深远；其风格，批判反思，了无拘束。看破名利乘物游，独与天地相往来；好学深思谈雄略，经天纬地展英才。今之俗人，意趣失高妙、人格乏力量，徒为字句见功、只为浮名忙碌，才情不显而学说不彰，人品不高则文法难通。那种：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与四时并运”之担当意识，早已忘到九霄云里；那种：清心地、善读书，却早誉、亲风雅，不为利禄而动、不为虚荣而惑之高贵品格，早已逸出“内识”之外；那种：远功名、淡从容，纵山水、任风月，真气流通存内美，腹有诗书气自华之旷达胸襟，也早已遁入“匠气”之中。若沉湎于酒、贪恋于色、剥削于财、任性于气，焉能“合天德”、“一真如”，通达妙悟仙境？如若迷头认影、幼稚虚骄，气虚烦躁、浮气上升，又怎样合知行、一理势，“参天地之化育”，知天同天而乐天？相反，如能养心不绝、善积浩气，阅读不辍、笔耕不止，元气安稳、神闲意定，境界高远，可得独特气韵与非凡情愫。

总之：心境旷达，为文深厚；情理高妙，哲理宏大。唯积存禀赋、张扬气度，参悟生命，富足心怀，可于通会之际以象释理、明心见性，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可解不可解之会”，通达思致微妙，使哲理含蓄无垠，充满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在冥漠恍惚之境、语言断裂之处，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法天归真、不拘于俗，“文包众体”、思精玄妙。总而言之，阐明哲理务必做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践行而有常、致一而不懈；意定理明，而无疏易邋遢之乱；阔达博通，而无思维凝滞之忧。此乃为学真功夫，实治学之善端矣。

基于国学语境省思哲学的学科性质及其人文底蕴问题，须从多元融通的特定视角，讲清哲学的人学化转向及其路径选择。哲学玄远高妙、晦涩难解，誉之者多，损之者亦众。誉之者，对之赞赏有加：哲学乃科学之王冠、文化之母体，学术之精髓、生活之睿智；是时代精神之精华、活的文明之灵魂，社会变革之向导、时代前进之号角；是生命过程之艺术升华、时代内容之理性结晶，是伟大的认识工具、锐利的思想武器；也是传承文明之历史根基、资政育人之精神法宝；损之者，当然无所不用其极：认为哲学喜玄思、善究问，徒有文化外表、实无可行之事，“有骛广而荒之弊”、抽象而奥之病，“助士气之浮嚣、怅人心之延宕”，其目标难以实现、其问题无由解决，常常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供衣食住行之资、不圆发家致富之梦，实千头无一利、万续无一用。

然则在笔者看来，哲学乃致思之慧、反思之学，是心性之本、立命之基、智慧之源，抽象玄远是其特点而非优点，真正融会贯通之学，并不拒绝大众理解，是意义之复合体、精神之集散地，捕捉时代命脉、顺乎民众意愿、承继文化大统、确保恒久平安。真正达观之贤哲，常常精神流贯、志气通达，无人己之分，无主客之别，忘物我之间、存天人之际，浑然乎与万物为一，澄明兮通心性之域，善养浩然之气、保重寂然之体，刻意为生民立极，绝非为私欲遮蔽，精义入神而活用其间，孔颜乐处而达情随欲。庄子《逍遥游》曰，“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于内外之分、明于荣辱之境，安时处顺、是非不争，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陶渊明《形影神赠答诗》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具，当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道不欲杂，杂多必乱，此乃为文之至道、“不刊之鸿教”，若沉迷于故纸堆中、游淡于生活之外，怡然于细枝末节、隐匿于现实之上，不究实践之则、不循发展之理，不察兴衰之故、不探成败之因，如何挺立时代潮头并引领时代前进？若放言高论而空言义理，任情褒贬而急功近利，思辨乏力而妄腾口说，徒托空理而牵强附会，又怎能思入生活、写出“金针度人”、“真水无香”之佳作？

人皆知科学有实用之用，而不知哲学有“无用之大用”，皆知洞明世事即文章，却不知凝练文心之精髓，只知醉于性情之娱、溺于词采之艳，而忘记开学以养正、昭明以贯通。其实，《文心雕龙》曰，唯有思接千载而神通万里，意援于思而研阅穷照，此乃“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思极则奇、“极深而研几”，哲理玄妙、神随物而游，至此可吐纳珠玉之声、谱写华丽之章。须知，理郁则紊乱、词溺而神散，唯有博而能一、深而后专，才可治散乱之疾、才可医凝滞之病；文无曲直、行之不远，故治学须秉心养术、含章词契，至精可以阐其妙、至变可以通其微，先博览以精约、总概括以摄魂，此乃“为文之玉律”、为道之金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男子树兰、其叶不芳，为文即如为人，为人讲求“素位而行”，为文提倡“言隐荣华”，须知美言不信、恶乎辩析，言以文远、意以词彰。入情入理而文采行乎中，极处会通而变化以趋时。究天地造化之奇、考古今沿革之变，穷圣哲名言之奥，察当代精英之略。哲学乃“通学”，它要求融通于万事万物，若身居高楼深院、书斋讲坛，不为革新时代谋划、不对生活主题发言，那思想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趋向贫乏；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的愚诬之学、小人之儒，焉能开拓理性世界、激活思维空间，刷新精神地图、释放智慧能量？

可见，为哲须坐拥书城、反身而诚，要求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论带史；清·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曰，“析之极而神不乱”，合其大而智无余；付于事而诉诸理、束于心而塑诸行；尽心知性而能够气定神闲，“定慧双修”而能够止于至善。以此则：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利失根本；涤除玄览生异志，虚一而静识乾坤；其举事可以类推，其言理可以会通，其质疑可以旁解，其践行可以有功；心愤涌而疾虚妄，明哲理而求真是；与神会通合天意，“精研百氏”立新说；胸藏万汇凭吞吐，笔有千钧任翕张。

基于中国传统语境对“哲学作为人学何以可能”问题进行文化之思，须指明哲学及哲学家的庄严使命和担当意识：古之先哲，续微学于将坠，发妙理于浅近，品味古人之言，以达古人之意，寄兹说于将来，启蒙迷于未悟。并奉劝世人，只有博学深思，细心穷玩，方能融古人之言，通古人之志，成就一番伟业。因为他们大多是视野宏阔、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其立言基于实事、其奉身“恪守廉操”，博通经术而危言高论，通于天理而达于性情，即物以穷理、意穷而成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悠久而不废，虽飘逝而不疆，此之谓不朽。

为文须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但是，曹丕《典论·论文》曰，“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者，乃在于：“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与千载之下”，此真乃渊雅之士、“拓落雄才”矣。其研究国学为的是经世致用，终生诉求：既引领治学之路、向学之风，又塑造科研意识、成才之志；既领略哲学智慧之独特情致与韵味，更使人忘却物化时代之吵闹与喧哗，升华一种读书人的淡定心境，享受哲人那份深沉与灵动，这才是，“闲中寻伴书为上”，感悟至理是良药。只有“才高行洁”之士、德艺双馨之人，才真正是诲人不倦之精神导师、素位而行之学术诤友，懂得人可以平凡，但绝不能拒绝崇高；人可以位卑，但绝不能放弃追求；水浮万物而漂逝，“玉石留止”彪千古。

宋·陆九渊《陆象山语录》曰：“读书且戒在慌忙，涵咏功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需要急思量。”而且，哲学治学，须学识与智慧并流、情趣与神理俱发，殚精竭虑而入巧，心性浮躁而无功；《文心雕龙》认为，“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既要于形而之上言其道，又要于形而之下述其事，但哲理博大精深、微言大义，语言不能穷其意，意象难以喻其真，须据实以写意、缘古而证今，推演逻辑明事理、举乎世事阐大义，锦心绣口著华章，肩担道义写春秋，此先哲之楷模、治学之通例。文章由学而贵在精思，才自内发而学以外成，下笔立文需要“心与笔谋”，引经据典更要博约相宜，体裁为妙手所度、雅言为高才所择，文之美定于详谋、意之新制于深思，心之声寄托于章句、文之心雕琢于理趣，此“著文之奥区”、习哲之神道。并强调，文外重旨者曰隐、篇中独拔者为秀，隐以意蕴深刻为工，秀以“状以目前”为奇，若石之韫玉、义生文外，意畅而文通、“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此“文心雕龙”之妙法、虚实相间之规矩。立象明意，说理于具体；露锋文外，惊艳乎妙心；蓄隐而意愉、抱秀而心悦；篇中乏隐，若宿儒之无学，“或一叩而语穷”；句间鲜秀，如巨室之少珍，“或百诘而色沮”，此寓意之象教、乃弘道之法则。

而今之众人为文，学不逮文且常常信伪迷真，崇己抑人且急于轻薄为文，以至于贵古贱今、“轻言负诮”。故而下笔不能自休、行文离题万里，信口开河而不假思索，文情难鉴而意脉不连，迷心窍而智不达、想当然而费文思，文质疏内并流于浮浅，形散神散而陷入理障，好陈套华丽之文，喜离经叛道之说，不懂得：说理意在韦家国、著文旨在经天下，“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事建功业；君子处世为的是树德立言、彪炳千秋，为此必须出类拔萃、智慧超群，岂可徒托空理、漫然选题，吊诡猎奇、离本毁基，又怎能华而疏略、散而碎乱，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若吐辞狂妄、远离圣域；“要其归”，与道统相悖；总其旨，与人性无涉；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大瑕与小疵混杂、异端与恶说并生，“弥近理而大乱真”、戕圣言而淫于邪，“教化陵夷”以至于风俗颓败，惑世愚民以至于充塞仁义，使大众不得蒙哲理之泽、使学问不得获普光之照，最终使得国学淡薄、学术荒疏，又如何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浑然与道同体、万物与我为一之天地境界？其实，《尚书·大禹谟》讲道，“人心惟危”而“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才能“允执厥中”，明乎此，则择善固执且处处“时中”，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续千载不传之绪、接百家众流之说，使哲学真义“粲然复明于世”、使中华文明再度得以复兴。

基于国学语境对“哲学作为人学何以可能”问题进行文化之思，要检讨物化时代及其思想淡出的现状，细察今之众人为文，歧义迭出、杂芜丛生，顿失居所、无从容身之窘境。当代学者在治学时，与学理大统，了无相涉、分道扬镳；与时代走势，大相径庭、无从置喙，即使另起炉灶、攀援别式，徒然离经叛道、悬置思想，大都陷入瞠目结舌、左右唯谷之失语状态。一时间受媚俗之流风所及，牵强附会、简单比附，漫不经心、任意解读，离经叛道之说甚嚣尘上，荒诞不经之词沉渣泛起，人文精神低迷、身份认同危机、学术日益式微、价值信念悬空，大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势。

学子们在哲学四处飘落、走向终结的尴尬境遇下，急于振臂高呼以实现自救，然而应者甚稀、徒遭白眼，深感文化启蒙的一切努力皆化为乌有，虽不甘心用新瓶装旧酒，然而终因方法过时、资源陈旧、镣铐沉重，顿觉欲振无力、回天乏术，日暮途穷、前景灰暗。唐·李白《嘲鲁儒》曰，“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笔者鉴此可忧，常常忧思愤怀，哲学何为、为何哲学，哲人何堪、智慧何存，哲学作为人学何以可能，哲学人学转向的出口何在？故而不避浅拙而立意指认：习哲旨在“休学储能”、砥砺品性，而非“为稻粱谋”、为生计筹。故应精于内而博于外，揽万径而纳百川，若学养匮乏、底蕴稀薄，则难以视域融通、界外合作；只有积存禀赋、张扬气度，参悟生命，富足心怀，才能于通会之际，修身养性以立德、休学储能以增智，循所闻而得其意、思虑熟则得事理，“缘天官”而有征知、“薄其类”则能权机变，既广闻于外、又诠释于内，既“任于耳目定情实”、更要诉诸实践辨真伪，既要学思结合、温故知新，又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此时操作出的哲学才能真正成为人世间最自由的学问。

总之，大凡哲学操作，并非文字操作，亦非技术操作，而是对精神的操作，是思想者从事思想、进行精神生产的智力劳作。常年浸淫哲学精品，就会积淀下来大量的运思之花、智慧火种，这不仅辅助养思、帮人走上治学之路，更为之引领一种“唯实”、“求是”的谨慎之风，确立一种孜孜以求的笃实之志，还使人常驻足于哲学仿佛特地为之精心打造并充满眷眷深情的思想氛围中，时常细致品味，不时为那些颇具巧夺点化之功的神来之笔和能点亮魂灵的华章佳句而叫绝。每研习一篇，犹如打开一扇心扉，使人飞向一片心灵的天空；每阅读一文，仿佛是在与大师们谈心，读它就是在重新学习它。贤哲们竟不是在创作书而是在创造人，是在用学术良知抚摩莘莘学子的心田，用高尚的精神引领一个懵懂人逐渐走上治学向学之路。年年敏而好学、学而不厌，在精神塑造中成全学者形象并圆哲学之梦；在未曾谋面的先哲们悉心打造和扶助下，后生才运伟大之思、行卓绝之事，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化诉求。习哲乃人之心灵圆梦之处、智慧契合之所，哲学若启蒙之师、帮扶之友，与之一路同行，上下求索，可气定神闲、得大自在之福。孔子《论语·泰伯》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于有道之邦，可发挥才智，可“危言危行”；于无道之邦，要示拙显愚，要“危行言孙”；做到：邦有道其言足以兴，邦无道其默足以容。事实上，真正的贤者达士，处乱世而不惊、遇恶人而不辱，即使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亦能运用自如、拈重若轻，功不独具、过不推诿，未学为文，先学做人，使自己的作品，立意新颖、构思精巧，手法灵活、极富哲理，耐人咀嚼、发人深省，真正起到厚人伦、纯风化、美人心、启人文的妙用。

这表明，一个习哲之人，除非时常沉浸于哲学精品及其意义弹性中，再三领略那些充满睿智的精神性事件，否则就不能切问到哲学的真正妙谛，更难激活自己的创作灵性和欲望。只有视学问为“名山事业”，视治学为社会生命，把哲学操作视作对一种高尚情愫的自我履约，才能在怡情砺性中净化心灵，在“澄明之境”中超越俗务，拔高生命质量和人生境界。唯有遵循《论语·卫灵公》所言，敏而好学、学而不厌，“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才不断回归善良本心，倾听到来自内心深处的真诚之言谈；不知不觉在哲学的激励中净化了心灵、陶冶了性情，在反思积存中提升了做人的品性和价值，在哲学诉求中超越了俗务和风情，赋予自我一种少有的做人尊严和浩然正气，使自己获得一种学者特有的清淡境界和内在富足，从而逐渐摆脱了浮躁情绪和功利之心，获得了作为一个真正读书人的精神愉悦和清·喻昌《寓意草》中所说的“性分之乐”、“势分之乐”、“康健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