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等·奖
资本吞噬未来——读《21世纪资本论》
《21世纪资本论》是本很不一样的书，与其说它是一本经济学著作，倒更像是部社会历史著作。作者法国人托马斯·皮凯蒂在全书中没有运用复杂的数学工具或者抽象的经济模型，而是通过跨越三个世纪的历史数据，将现实完整、真实地呈现出来，让任何读者都可以一目了然看到真相，而这个真相竟然如此触目惊心，推导出的未来令人信服却不安。本书关于资本的历史性观点，无疑对我国当下正在开展的全面深化改革充满启示。
一、从《资本论》到《21世纪资本论》
本书讲述财富分配。几百年来，财富分配无疑是最充满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气息的政治经济问题，但这样一个关乎人类社会政治架构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总是充满偏见并缺乏事实依据”。19世纪及之前的经济学家，如李嘉图和马克思，基于他们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理解，认为制度本身的根本问题无法调和，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充满悲观的预期。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讲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根本问题，归根结底是分配问题。
19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是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尽管资本主义在19世纪迅猛发展，但根据皮凯蒂掌握的历史数据，“从19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十年中，工人的工资一直停留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18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是和之前一样悲惨，这样不公平的现实催生了变革的思潮。马克思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下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并在文章最后做出了那句著名的革命预测：“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如今，资本主义仍旧是人类世界主流的社会制度，同时，诱发20世纪初轰轰烈烈共产运动的尖锐阶级矛盾也似乎趋于缓和，那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的预测错了吗？支持他得出这个结论的理论错了吗？还是什么原因推迟了这个预测的实现？带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阅读《21世纪资本论》，很有收获。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研究重心放在了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上，认为资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这样将遏制资本积累，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是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增长（迟早成为工人运动的导火索），无论发生何种情况，资本主义社会都将失衡以致消亡。150年过去了，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解体？皮凯蒂认为，马克思完全忽视了持久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以及稳定增长的生产率，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平衡私人资本累积进程的重要因素。显然，皮凯蒂并没有否认马克思的资本无限累积最终将导致社会结构崩溃的基本逻辑，只是指出马克思忽视了几个关键因素对这一进程的影响（如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也就意味着，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无限制的增长仍将严重威胁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对于这个观点，马克思的《资本论》与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是统一的（尽管双方对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有显著分歧，皮凯蒂认为马克思没有真正花心思去研究没有私人资本的社会在政治和经济层面要如何运行），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更倾向于纯粹的逻辑分析，而皮凯蒂则借助难以反驳的历史数据阐述观点。
简而言之，两本著作都认为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分配的不公是资本主义核心矛盾，更为关键的是，与绝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不同，两者都认为依靠制度本身的力量是无法解决这个矛盾的。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干涉，资本主义将自我走向毁灭。从这个角度看，《21世纪资本论》实际是《资本论》在新世纪的延续。
二、资本主义三百年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搜集了法国、英国、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18世纪以来财富和收入分配动态变化的相关历史，并选择资本/收入比和财富集中度两个指标进行衡量和比较。
首先看资本/收入比指标，该指标是指一个国家存量资本（或财富）与当年国民收入的比重。在如今的发达国家，资本/收入比一般在5～6倍波动，而资本存量几乎完全由私人资本组成。以统计数据最完整的法国为例，从1700年到1910年的两百年里，资本/收入比稳定在7倍左右，只是资本的结构有所不同。资本/收入比为7倍意味着什么？如果资本收益率为5％，则每年的国民收入中有约35％为租金、利息等资本收入（资本收益率×资本/收入比），即“食利者”们无需劳动就可以在每年新创造的产出中取走三分之一。
如此高的资本/收入比会导致财富在依靠资本和劳动获得收入的不同人群间分配的极为不平等，并以复利不断自我强化，通过遗产代代相传，逐渐形成并稳固为一个承袭制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收入比与财富集中度往往有对应关系。1810年至1910年间，资本/收入比在7倍水平，法国最富有的10％人群占有了全国80％至90％的财富，最富有的1％人群占有了全国45％至60％的财富；1910年后数十年，资本/收入比急剧下降，前10％人群的财富比重也下降至60％，前1％人群的财富比重下降至20％。不仅仅在法国，皮凯蒂对比了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数据，结论基本一致。更为惊人的是在1910年之前的100年，财富等级中最后50％的人群占有的财富比重为0！其中很多人一生没有积蓄甚至资不抵债。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将会灭亡，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但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整个20世纪，战争最大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政治版图的变化，而是对财富及其分配的巨大冲击。资本/收入比和财富集中度在1910年后急剧下降，随后缓慢上升，终于在2010年重新接近一战前夕的水平。在这一剧烈变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看似已经被解决，但其实只是一个偶然因素——战争（或者必然因素？）暂时性地改变了财富结构，经过战后70年的演变，资本主义内在规律重新发挥作用，财富集中度恢复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最典型的是美国，截至2010年，前10％人群的财富比重超过70％，前1％人群的财富比重接近35％。2008年金融危机后，财富集中进程加快，根据皮凯蒂模型预测，美国将在未来20年内达到财富极端的高度集中——前10％人群占有资本90％，前1％人群占有资本50％。无疑，这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
三、资本主义核心公式
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导致300年来资本不断累积、财富集中度不断提高？显然，如果不是因为战争，很难想象财富集中度会达到什么程度。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给出了答案，资本主义核心公式为r>g。r为资本收益率，g为产出增长率。r>g意味着过去财富的积累比产出和工资增长得要快，资本一旦形成，其收益率将高于产出的增长率。这既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结构的核心矛盾。从公元0年至2010年，除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导致资本收益短暂地低于产出增长率外，资本收益率稳定在4％～5％之间，一直高于产出增长率。而r-g则决定着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程度。
从极长期视角看增长，由于追赶效应消退和全球人口增长即将达到顶峰，21世纪的世界极有可能重新回到慢增长模式，g将维持在1％～1.5％。尽管人类可以通过投资教育、知识传播、技术进步来促进增长，但这些都无法把增长率提高到资本收益率4％或5％的水平。历史表明，只有正在赶超更发达经济体的国家（追赶效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中的欧洲或今天的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才能以这个速度增长，对处于世界前沿的国家而言——并且最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球而言——没有足够理由相信增长率可以长期超过1％～1.5％，不管采取何种经济政策都是如此。同时，即便在公元世纪最初的几百年，根据资料显示，当时最主要的资本收入形式——土地租金就维持在4％～5％的水平。
皮凯蒂认为，r>g将再度成为21世纪的准则，就像它曾经贯穿历史，直到一战前夕一样。两次世界大战将资本世界推倒重来，显著降低了资本存量和资本收益率，从而制造了资本主义基本结构矛盾（r>g）已经被克服的假象。在资本基本规律的作用下，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重新达到甚至超过一战前夕的极端水平，全球的财富集中度将达到一个令人恐怖的高度。更为关键的是，制度本身并没有纠正这个趋势的能力。
我们此时是否正沐浴着美好时代黄昏中最后一抹余晖的温暖，向着末日般的未来狂奔而去呢？
四、资本会吞噬未来吗
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探讨过一个可能性，资本如果积累得足够多，根据边际收益率递减原理，资本收益率r将会下降至和g同样水平或者低于g，从而重新达到平衡。研究这类问题正是西方经济学家们的拿手好戏，用“完美”的理论去证明制度的“完美”。《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则是通过历史观察得出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的经验式结果，并由此推导出r将始终大于g的结论。
我认为，在一个理想化的经济模型中，资本收益率随着资本存量增加而下降是合乎逻辑的。但在现实社会中，究竟什么程度的资本/收入比才会导致资本收益率的下降呢？也许10倍、20倍甚至更多？与之对应的财富集中度早以远远超过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举例而言，保守假设资本/收入比达到10倍时，资本收益率r等于g，而此时对应的财富集中度极可能会达到前10％人群拥有全社会财富95％的水平，人类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忍受这种现实的。当然，在极端的独裁统治下或许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这样的未来显然不可持久。
所以，对于资本边际收益率递减问题，我的思考是该理论并没有考虑到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一个社会的承受能力与它的传统文化、人文素质、经济基础甚至地缘政治等因素密切相关，它们的复杂性、主观性和易变性导致其无法被经济学家们纳入模型中分析，这便是理论和现实的差距。在现实面前，也许资本还没有累积到导致收益率下降的水平时，社会就早已不堪重负，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既有偶然因素，也可能是历史的必然。战争成为了资本主义推倒重来进行自我纠错的机制。在非理性的资本主义制度拥护者看来，也许这正好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完美性”，但在热核武器横行的21世纪，我们的世界能够承受一次世界大战吗？资本会吞噬我们的未来吗？
五、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
《21世纪资本论》既抛出了问题，也尝试做出解答。皮凯蒂的方法是实施累进资本税，通过对资本征税来人为降低资本收益率，并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提高劳动者收入。累进资本税并非新生事物，但更多是债台高筑的政府应对危机的一时之策，比如金融危机后的希腊和欧债危机中的意大利都曾出台过类似政策，但都因效果不佳而很快被取消。导致这项政策不可行的关键因素是资本税不能只在一个国家征收，在没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不同国家的税收竞争会导致本国资本因避税而大量外流，这显然不是任何国家愿意接受的结果。
皮凯蒂在书中亮明了他的核心观点：“只有区域政治一体化可以实现对21世纪全球承袭资本主义的有效管理。”所谓区域政治一体化，实际是淡化了民族国家的概念，一体化组织不仅有统一的货币政策（现在的欧元区国家），也有统一的税收和财政政策，民族国家需要将最大的主权让渡给一体化组织。书中末尾，作者谨慎地认为现在的欧盟是最有希望发展成区域政治一体化组织的地区，从而通过在区域内实施统一的年度累进资本税，比如100万欧元以下的财富税率为0.1％或0.5％，100万到500万欧元之间为1％，500万到1000万欧元之间为2％，1000万欧元以上的税率高达5％或10％，来遏制资本的自我膨胀和财富的集中。
在我看来，像皮凯蒂这样思路缜密并重视现实的学者，不会不清楚他在书中提出的解决方案实际是空中楼阁，而且还只是踏步楼阁路上微不足道的第一步，但受立场及舆论环境所限，他不愿或不能像马克思一样，完全放下成见地去思考人类未来。
假使欧洲各国能够克服困难实现政治一体化，但能避免资本从整个区域逃离吗？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又有什么根本分别呢？资本会不可避免地逃向不征收资本税的国家或地区，美国、中国、日本、中东或者太平洋一个不知名的小岛。实施资本管制？在21世纪，只要顺应历史潮流的全球化进程不停止，作为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欧洲便很难在资本管制问题上倒退。所以，要想创造一个资本税能够发挥作用的环境，需要大半个地球在政治上连接为一体。
不得不说，这个目标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人类而言有些遥不可及。看看现在的地球吧，巴以之间的流血冲突在大国博弈中已经延续了半个世纪，发生在叙利亚的内战导致百万难民流离失所、路死他乡，阿富汗医院被美军空袭造成平民丧生的新闻很快成为大时代下的一桩旧闻。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民众被过度肥胖和低生育率困扰，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端，出生在非洲的孩子却因饥饿而无法保障生存这个基本权利。我们能指望这样一个唯利是图的世界，在没有经历一场改变世界的变革前，就能自我实现天下大同吗？
资本主义之所以被称之为资本主义，正是因为它的一整套制度设计，无论是市场经济或是民主选举，最终是为了实现一个核心目标，即首要保障资本的利益。在我看来，这是用以鉴别一个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的本质并非市场经济或是民主选举，这些只是达到目标的工具或手段，且非资本主义社会独享（比如，中国的成功经验便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采用市场经济），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在于核心目标的不同。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一个社会制度能够让掌握社会大部分资源的人群每年从个人财富中拿出5％～10％来补贴整个社会，那它就不能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了！
皮凯蒂用跨越300年的历史数据揭示了现实，但却浅尝辄止在累进资本税，不愿再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否允许累进资本税的存在，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也许有点浪漫或者理想主义色彩。我认为，只有一个“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资为本”的大同世界才是人类的未来，唯一的希望火种正在我们自己手上。中国是一个拥有传统儒家“重仁轻利”文化基因的国家，是一个拥有大无畏定力和能力排除干扰走自己道路的国家，是一个拥有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强有力政党领导的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可能探索出一条适合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当然，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和可能，资本的核心规律r>g同样适用于中国，在经济增速缓慢下降的背景下，其所导致的财富集中和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并不比西方国家轻松，再结合我国多民族的独特国情，未来的道路绝非坦途。但是，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把握住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党坚强有力的集中领导，二是党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资本就绝无可能成为吞噬人类未来的老虎，而只能俯首甘为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仆人。这应是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时刻牢记的底线。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的经验将惠及整个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