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治与改革的一点思考——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是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代表作，有着一个非常贴切的英文译名：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过来就是没发生什么大事件的一年）。但作者偏偏选取了这一年，即公元1587年，来展开叙事。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所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重点。但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无数琐细的小事背后所反映出的现象和隐藏在更深处的客观规律，才是作者真正希望去论述的，也就是这本书的精华。
对于明史，目前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明亡始于万历”，大意是明朝灭亡的诸多祸根都在万历朝埋下。一个封建王朝由盛转衰是历史必然，而万历皇帝在位时间很长，同时见证了明朝的中兴和衰落，因此万历朝的各种问题比较有代表性，可以用来研究并解释后面的许多历史事件。明朝的灭亡原因虽然众说纷纭，但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点：后金入侵、农民起义、天灾和党争，除了大规模农民起义之外，其他三点在万历朝都有所体现。
不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并没有在这三件事上着有太多的笔墨，作者试图透过这些因素去探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并在书的最后进行归纳：“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这句话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全书的叙事和论述最后都指向这个内涵深远的结论。通读全书后，我对这句话有了两方面的感悟。
一、关于道德与法律
有人曾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以此作为法律和道德的区分。封建时代的法律和现代法治国家框架下的法律基本没有可比性，二者最根本的区别是封建时代的法律没有权利和义务的概念。明朝的律法制度集大成于《大明律》，基本代表了我国封建时期的最高立法水平，覆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不过其基本精神和一千多年前刘邦的“约法三章”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仍旧是单向的、重义务轻权利（甚至没有权利）的命令式文件。这其实是封建律法的共性，靠这种封建律法来管理和规范国家方方面面的运作显然是不可能的，规范老百姓忠君、纳粮和不偷盗尚可，但无权利和义务概念，如何去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其他行为呢。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靠道德来进行管理和规范，而以律法作为辅助。
道德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缺乏约束力，而在于它不具备普遍的约束力。客观地说，道德的约束力有时候比法律要强大，比如“七出”“三不去”的道德规范从西周一直延续到近代，持续三千年而不衰，律法条文中能持续这么久的，大概也只有“杀人者死”和“谋逆者诛”了。但是，道德约束得了普通百姓，却约束不了官僚阶层，更约束不了皇帝。书中单独有一章讲海瑞，海瑞自然是不折不扣的清官，但并非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人物，作者单独作为一章其实就是说明那个时代除了海瑞，清官寥寥无几，整个官僚阶层充斥着贪污腐化、尔虞我诈以及权力斗争。如果贪污腐化律法还能约束，那么后面两者，以及更严重的庸官碌官问题，就不是一部《大明律》甚至朝廷的各种制度能约束得了的。律法行不通，这个时候就需要道德出面。虽然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僚，无一不是通读四书五经，满腹孔孟之道，儒家思想浸淫多年，但是儒家忠君爱国的道德规范对他们并没有什么作用。至于皇帝就更不用说了，万历一心想废长立幼，和大臣决裂，最后干脆多年不上朝，这些行为和道德偏了十万八千里。如此种种，说明道德和律法编织的制度体系太脆弱也太无力，无法让官僚阶层齐心协力。
以史为鉴，结合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理念，法治国家应以法律为主，道德为辅。能依靠法律的，就不要依靠道德来规范，不然权力阶层随意践踏道德的局面又会重演。当然，依法治国不是光有无数的法律条文就可以的，这些法律一定是要能渗入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真正发挥规范政府、企业和个人行为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立法时应避免只谈义务、不谈权利，只有权利与义务并重，法律条文才能真正落地实施，否则，重义务轻权利，这样的法律无法给大众带来太多的实际权益和利益，恐怕难以实施。
二、关于改革的推进与落实
张居正可以说是明朝历史上最知名的人物之一，成为近年来明史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万历十五年》中有专门的一章讲述了张居正的故事，描写了张居正如何把权力集中起来，进行了一系列有成效的改革，比如“考成法”“一条鞭法”等。经过张居正的改革，明朝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不仅国库充盈起来，吏治变得更有效率，而且对外用兵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不过书中也提到，张居正之后继任的首辅申时行，不再具备张居正专权的条件以及改革进取的锐气，对付朝政运转中出现的问题经常采用类似于和稀泥的办法，结果就是无法阻止明朝中兴之后的再次衰落。
从张居正的故事，联想到当今的全面深化改革，有不少借鉴意义。
首先就是改革如何推进。改革改革，有改就有革，必然要触动既得利益。改革是一个寻求妥协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妥协。不过现实的问题在于，有些妥协可以达成，有些无法达成，当无法达成妥协时，只能采取强制推行的办法，而强制推行的保障是什么？自然就是强大而集中的权力。改革是需要适当集权的，越是处在深水区的改革，越是需要集中权力，不然不足以撼动既得利益。要知道，触及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在改革只剩下硬骨头要啃的时候，想要和既得利益者轻松达成妥协基本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是正确并有利的，但问题在于这些措施，他之前的首辅和之后的首辅其实不可能不懂，说不定懂得比他还多，为什么张居正可以锐意推进这些改革并卓有成效，他的继任者申时行就只能和稀泥了呢？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张居正本身的强势集权，背后有李太后和实权太监冯保的鼎力支持，外加当时的万历皇帝年幼，使得张居正手中掌握了足以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将改革不断推向前进的绝对权力。反观他的后任申时行，本身并不是强势性格，也并非功高震主，又赶上皇帝成年，自然无法再像张居正那样集中权力搞改革了，简单地说，就是改不动了。
不仅是张居正的改革，历史上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改革，从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变法到20世纪开始的改革开放，从日本明治维新到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无一不是有强大的集中的权力为保障。当然，改革的目的有可能在于权利的分化、对公权力的限制或者是更多地将行政的权力交给市场，但这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要真正实现这些目的，适当地集权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是改革的落实。改革的关键在于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决议列出了诸多的改革措施和目标，之后各项改革文件和举措也都扑面而来。不过光有这些是不够的，正如中央一再反复强调，改革的关键在于执行，在于狠抓落实，再好的改革措施，如果只停留在纸面上，那么毫无意义。
张居正并没有做出多少制度上的创举，其最大的功绩应当算是“考成法”，就是一个官员的绩效考核体制，但是由之却可以使得很多好的政策落到实处，也就是“执行”。他以一种不惧清算的无畏实现了当时扭转颓势所必需的大权独揽，得以减少无用言官对政策贯彻推行的干扰，推进人事的改革，得以任用一批有才干的官吏，强力贯彻了“考成法”，抓住机遇巩固了边防，加强了水利建设，开始了全面的经济普查，总之，张居正将好的改革举措真正落实到了实处。事实上，张居正的改革主要还是基于已有制度的探索、完善和提升，更侧重于内部挖潜，和北宋王安石变法相比，创新性有不少差距，这也就是历史上很少有人管张居正的改革叫“张居正变法”或“万历新政”的原因。但最终的结果是，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一条条连列宁都称赞的创新的变法措施不能说完全没有落实，但也是基本没落实。反观张居正的改革，创新之处虽然不多，落实情况却很好，起码将明朝多延续了几十年。
我们现在的全面深化改革，每一项改革举措出台后，都会强调狠抓落实，没有任何疑问。那么如何判断有没有落实？这甚至是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不然没落实也说落实了，改革就成了空话。站在人民的角度上，能让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就是真正的落实。简政放权，让老百姓办事省时间省力气了，那就是落实了；生态机制改革，让老百姓见到更多的蓝天白云了，那就是落实了；医疗体制改革，让老百姓看病更便利更负担得起了，那就是落实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改革，其复杂程度当然远远不是万历年间张居正的改革能比的，但其改革的精髓“执行”和“落实”，却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要全力做到的，也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
事物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犹如一双有力的手，左右着历史的进程。《万历十五年》通过理顺相互关联、数量众多的史实信息，更加入作者自己深入的分析和感悟，对万历朝乃至明朝的兴盛衰败规律进行了探究，值得我们细读、借鉴、反思，让我们能够以史为鉴，读着几百年前的故事，思考的却是当今的国家和社会，相信这也是一本历史著作高水平和高境界的最佳体现和最好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