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推动中央企业实现中高速发展——读《追赶接力：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有感
《追赶接力：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升》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度重大研究课题“增长阶段转换的成因、挑战和对策”的研究成果，从比较宏观的视野，详细回顾了我国及国际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比较了我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和规律，对我国近年来实现了高速增长及经济增速回落的原因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增长潜力和增长前景作出客观评判，对增长阶段转换的性质和特征作出科学分析。现代经济增长有两种典型的模式：一种是以技术前沿国家为代表的前沿扩张模式，这类国家人均收入水平高、市场体系完善、经济结构稳定，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开启新的商业机会；另一种是以后发国家为代表的追赶模式，这类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将充裕的发展资源与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结合，形成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双轮驱动的增长。这两种增长模式可以解释绝大多数国家的增长历程。从增长速度上看，后发国家的追赶进程存在从低到高再逐步回归到低的长周期波动，构成一个包含不同发展阶段的“追赶周期”。课题组认为，我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符合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结构变化等方面的典型规律，当然也有鲜明的特色。当前，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和增长潜力正在发生变化，现阶段的增速回落并不仅仅是经济景气循环和外部冲击等短期因素所致，也有潜在增长率下降因素的影响，再实现两位数高增长的条件已不再具备，但并不意味着我国后发优势的消失和追赶型进程的终结，而是后发优势性质、结构和程度的变化和追赶型增长的阶段转换，我国经济仍然具有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本书所关注的新旧增长动力的转换，也正是中央企业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认真阅读本书所展示的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历程、分析架构和经验总结，对深入思考中央企业如何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实现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具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当前，国内进入经济新常态，“三期叠加”的影响仍在持续，传统增长动力日渐衰弱，新的增长模式和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中，结构性、周期性矛盾交织，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而中央企业在经历了十多年快速发展后，也进入了“爬坡过坎”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的不适应和问题，“稳增长”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央企业的巨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上指出“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增长动力源也不同。经济新常态下，原来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传统动力在衰减，改革和创新已成为中央企业发展的两个关键的主题词。
一、新旧增长动力正在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大量的要素投入，包括人口红利带来低成本劳动力投入、持续高速增长的投资及资源能源投入；二是通过改革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长速度不断趋于潜在增长水平；三是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追赶，潜在增长水平获得提升。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并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变化，还存在增长动力和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中高速增长并不会在延续旧增长模式下自动实现，而是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如果不能建立起适应发展阶段变化的、有利于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不能培育出新的增长动力，那么不仅中高速的增长潜力不会变成现实，经济也有可能滑落至低俗徘徊，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受益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近年来，中央企业在完善体制机制、优化布局结构、提高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003到2013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均实现了年均2位数的高速增长。探析中央企业的快速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国内国际发展环境的向好、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完善、中央企业经营机制的健全、科技创新和技术追赶的驱动。但从微观进一步的分析看，自2010年开始，中央企业的营业收入和经济效益增幅逐年收窄。尤其是2013年开始，实现中央企业效益稳增长的挑战越来越大。2014年，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为2.8％，利润总额增速为2.6％，中央企业经济效益的低速增长也成了“新常态”。剖析原因，一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不断提高，节能减排约束越来越大，国际和国内传统市场接近饱和，部分领域供大于求，产能严重过剩，投资带来的增长动力大幅削弱；二是全球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国际市场竞争不断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央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面临“两头挤压”；三是随着中央企业技术实力的不断提高，技术追赶壁垒越来越高，合资学技术、花钱买技术的路径越来越窄，创新不足、前瞻性和引领性技术的短板更加突出；四是在高速增长中容易被忽视的产业布局和经营机制等方面的问题开始凸显。新旧增长动力的转换，就是要从过去依靠大规模投资、大批量出口的排浪式增长，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结构优化，提升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
二、改革是中央企业发展的最大红利
从我国经济和中央企业发展的历史看，每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革都会带动一轮新的增长周期，但持续一段时期后，随着改革效应释放完毕，新的矛盾和问题逐渐增多，增速开始逐渐下降。“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重要举措，是新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为下一步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分层看，推动中央企业发展的改革包括三个范畴。
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政府主要职责是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加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力度，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不少领域仍存在着审批和审核事项和环节过多、重监管轻服务等问题。比如，对重大项目的建设审批，政府要做好的是行业规划和总量管控等，政府部门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深入到具体项目的技术、经济论证；再比如，部分地区在一些行业和领域，设置了较多准入门槛，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导致“落后的死不掉，领先的进不来”，不利于发挥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制约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二是国资监管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推进国有资产监督机构的职能转变。张毅同志指出，国资监管工作的改革不应是动其皮毛的修修补补，而必须是动其筋骨的大刀阔斧，有些方面甚至要脱胎换骨。国资委决不能成为像某些舆论媒体所说的“中央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要正视弊病，坚持问题导向，痛下决心，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入推进自身改革，明确履职边界，注重依法监管，“该管的坚决管住，不该管和可管可不管的坚决不管”。当前，国资委正在牵头或参与制定一批国企改革配套文件，增强改革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关键是做好各项改革的统筹协调，保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又要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充分发挥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作用，鼓励部分企业在若干领域先行试点，实现局部突破，以点带面，共同繁荣。
三是中央企业自身改革，核心问题是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当前，大部分中央企业已完成公司化改制，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不少已成为上市公司。但不少企业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完善，尚未真正形成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尚未健全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从实践看，不少企业一言堂现象较为突出，导致许多重大项目出现决策失误和国有资产流失。推动企业自身的改革，关键是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提高企业活力。要健全企业激励约束机制，既要充分发挥和弘扬企业家精神，又要注重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意见》，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在文件落实中，要注意防止演变成“降薪文件”，更不能搞层层降薪。要尊重市场规律和企业家价值，拓宽企业家路径，大力发展职业经理人队伍，对于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要实行市场化的薪酬制度。要坚持强激励硬约束，对于效益下滑企业，其负责人绩效年薪不得增长，严格执行企业职工工资和企业效益联动机制，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不断增强中央企业活力。
三、创新是中央企业发展的源泉动力
创新并不是科学界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不是科技术语，而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熊彼特认为，经济的发展是由于经济本身内部存在一种破坏均衡又恢复均衡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叫创新。近年来，中央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高铁、特高压、卫星等领域技术居世界前列，构筑了下一步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整体上，与国际领先企业相比，创新仍然是中央企业的短板，不少行业的核心设备、关键零部件依然依赖进口，核心技术、原创性技术与国际竞争对手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虽然近些年，我们一直在高喊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但是若没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不掌握关键的技术，一切都是空谈，只能原地踏步。创新驱动是中央企业实现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原动力。对于中央企业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有以下四点体会和建议。
一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继续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加大研发投入，重视前瞻性、战略性技术研究，积极发展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机器人等新一代技术，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应用。要避免重投入、轻应用，科技创新不是终点，科技创新的价值最终靠市场来实现。将科技创新与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传统产业，落实“中国制造2015”战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智能装备，积极走出去，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
二要顺应新的生产和消费趋势，集成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成果，大力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当前新一代新兴技术和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融合，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腾讯公司推出了创新产品——微信，但事实上，微信还代表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形成了涵盖社交、电子商务、金融、生活服务等领域的商业生态系统。阿里巴巴、京东等企业以电子商务为支点，挖掘用户海量交易数据，大力发展金融理财、小额信用贷款等业务，有力冲击了传统金融企业业务。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中央企业要抓住这轮新的科技革命，寻找创新突破口，抢占未来发展的先机。
三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将中央企业创新驱动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结合。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双创”不仅是个人和小微企业的兴业之策，也是大企业的兴盛之道。要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生产经营模式的创新，注重集众智、汇众力，在产品和技术创新中，依托“互联网+”，集聚企业员工和社会创新力量，鼓励外部创客对新产品开发设计、提高产品质量等方面提出解决方案，使企业成为开放式、协同式的创新平台，实现新形势下的“创新弯道超车”。
四要注重资本运作在中央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作用，积极构建创新投资平台，以资本为纽带，通过设立创新基金，并积极利用政府引导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和股权私募基金，加强国内外技术收购储备和高科技企业股权投资并购，积极孵化高新技术企业，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商业化，尽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