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劳动与共同富裕——《21世纪资本论》读书心得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013年的这本著作从出版以来就获得了保罗·克鲁格曼等著名经济学家的大力推荐，被誉为是“本年度，甚或是这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经济学著作”，同时，也引起了巨大争议。本书围绕收入、资本、财富、分配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而不是充满了晦涩难懂的数理模型，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共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大众生活水平普遍提升，贫富差距也在迅速拉大。本书对思考对社会财富如何更公平地分配，让普通大众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一、21世纪的收入差距
平等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当人类摆脱原始社会的蒙昧状态，形成私有产权的概念，特别是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产生以来，似乎就伴随着天生的不平等。因此，一直以来，人们对最终可达到的理想世界有着美好的憧憬，如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等。这些理想社会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平等。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明显的不平等例如人与人之间的附庸关系逐步消失了。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天赋人权的概念深入人心，成为了人们的普遍共识。不过，近年来，随着资本的日益崛起，社会的不平等更多地以更隐蔽的方式，即以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表现出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也揭示了资本所有者是如何通过攫取劳动的剩余价值来获得超额利润。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的分配结构才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拥有资本的人必然会占有越来越高的国民收入份额，而劳动者的所得占比只会越来越低，使得工人阶级走向长期贫困。但是，现代社会毕竟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黄金30年”，经济高速增长，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贫富差距缩小，社会矛盾普遍缓和，过去那种“羊吃人”“包身工”这类赤裸裸的剥削现象在发达国家是近乎绝迹了，资本主义展现了很强大的调整能力，也让人们对马克思所提出的论断产生了一些疑问。
皮凯蒂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20世纪50—60年代欧洲弥漫的左翼思潮无疑对他还是产生了影响，出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热情，他收集了自18世纪以来法国、英国、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家庭与个人财富资料，对多国两个多世纪的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图景进行了翔实分析和解读。《21世纪资本论》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21世纪头十年的收入集中度回到了（事实上略微超过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100多年前，马克·吐温、欧·亨利等人的小说曾对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美国即所谓“镀金时代”有过辛辣的讽刺，大亨、垄断、财富、腐败、贪婪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到2010年，美国和欧洲等国最富的10％人群的财富比重占国民财富已经超过了70％，前1％人群财富比重则超过了30％。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且，在美国特别是在金融行业出现了一个超级经理人阶层，例如美国对冲基金Appaloosa Management创始人大卫·泰珀成为2013年全球收入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收入高达35亿美元。这是一个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皮凯蒂进而认为，考虑到历次工业革命后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只要资本的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这种分配的不平等将会持续而且不断拉大。特别是随着老龄化社会以及低生育率时代的到来，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所能继承的财富。而20世纪初期至中叶收入差距的缩小，更多的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过去累计的资本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且，由于政府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欧，税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与过去相比显著增加，通过加大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支出，缓解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趋势。
二、“先富”会不会自动带动“后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在经济建设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经历了许多曲折。而苏联的兴衰表明，共产党可以在一个资本并不发达的地区取得政权，但完全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脱离了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就提出把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一个大政策定下来，从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千方百计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鼓励劳动者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寻求致富之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一部分勤劳肯干、有经营能力的人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群众走向富裕。
到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现实和研究都表明，贫富差距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任何时期。例如，描述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基尼系数，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是0.48，按照西南财经大学的统计是0.61，无论哪一种都远高于0.4的警戒线。另外，即使在今天，按照中国的标准，到2013年年底我国还有82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参考国际标准，还有两亿多人，也就是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并没有完全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一边是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一边是自然环境恶劣的老少边穷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更加凸显。
一些人认为，经济发展能自动改善收入分配情况。如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提出的“库兹涅茨曲线”就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在国民人均收入从最低上升到中等水平时，收入分配状况先趋于恶化，继而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改善，最后达到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呈颠倒过来的U的形状。从目前实际情况看，中国目前完成了“库兹涅茨曲线”的前半部分，但后半部分，根据皮凯蒂的研究，并不会自动完成。《21世纪资本论》告诉我们，库兹涅茨曲线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错误的原因，而且实证基础非常薄弱。1914—1945年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的锐减与库兹涅茨所描述的跨行业流动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托马斯·皮凯蒂指出，如果不采取措施干预的话，收入分配差距在资本自由流动和高度市场化的今天，只会越来越大，而且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放缓，问题会更加严重。
三、如何让社会实现共同富裕
应当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千差万别的大国，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对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其实邓小平在1985年就曾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
但从实践过程看，一直以来，我们还是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注重先把蛋糕做大，再来考虑分配的问题。我们在消除地区和个人收入差距上也做了很多努力，例如财政的转移支付、征收个人所得税等。不过，这种调节显然还有缺陷，以我们国家的个人所得税为例，从实践操作来看，更多地变成了对劳动所得的征税，对于在国民收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地位的资本利得，缺乏实际的征税手段，对于富裕群体的纳税，累进效果并不明显，富裕群体承担的税收水平实际上可能还低于欧洲发达国家水平。而且，政府财政支出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公共投资，在民生领域的支出特别是感受直接的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还不足。例如，去年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才首次突破4％，刚刚达到了20世纪90年代设定的目标。
皮凯蒂对消除不平等给出的政策建议主要是加强对资本的监管，特别是理想状态下全球累进的资本税。从这个角度考虑，我国要实现未来共同富裕的目标，收入分配改革迫切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包括征收遗产税和财产税，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实行综合制的个人所得税模式而非目前的分类所得税模式，形成完善的资本税体系。不过，在全球资本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如何避免征税后富人将财富向一些所谓“避税天堂”地区转移，是一个现实的难题。同时，要让初次分配更多地向劳动者倾斜，争取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这个职工工资包括公务员、企事业单位职工和一般社会劳动者等各个劳动群体。
二是教育的公平。在全球视角上，《21世纪资本论》揭示，资本流动性并不是推动富国和穷国趋同的主要因素。在东亚地区，日本、韩国、中国等地区通过参与全球经济体系，通过自由贸易带来了知识的扩散和生产率提升（也即人力资本的提升），这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也充分说明了教育在弥补地区和个人差异方面的重要性。而且，皮凯蒂指出，从20世纪到今天，所有的数据都表明美国的社会流动性要弱于欧洲，美国的高等教育也更多的成了一种“拼爹游戏”，如目前哈佛大学学生家长的平均收入是45万美元，与美国收入最高的2％居民的平均收入相同，从这方面说美国的高等教育模式特别是招生模式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理想。
三是缩小消费分配的差距。有学者认为，财富差距、收入差距都应该关注并引起重视，但更为重要的是消费差距，后者的失控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欧美等发达地区通过各类保险、退休养老基金及其他投资基金等金融产品的丰富发展，加上政府保障体系的建立，很好地满足了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要求，也使得社会在各阶层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21世纪还是保持了基本稳定，没有产生大的政治和经济动荡。
四、国有资本的作用
与欧美等发达地区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优势就是国有和集体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美国一直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而欧洲在经历了私有化的浪潮之后，公共资本也是大幅下降。而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调节资本与劳动的所得上应具有天然的优势。皮凯蒂也认为，考虑到中国的公共资本占据了国民资本的半数左右，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及其赋予的经济权利，可以促进一个在结构上更加平等、面对私人利益更加注重保护公共福利的中国模式，找到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平衡，实现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
要让国有经济在收入分配中发挥更良好的作用，一是对于国有企业的薪酬分配，在避免大锅饭的同时，还是应该坚持向基层劳动和技术骨干倾斜，对于领导层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应该有一定的控制。皮凯蒂就认为，美国的超级经理人薪酬的提升超出了传统理论对于工资收入由技能和生产效率决定所能解释的范畴，更多的是因为管理层有权决定自己的收入而已。因此，应切实发挥好国有和集体资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二是个人认为，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确实有必要提高。但是，这部分收益应该更多地直接用于民生领域，真正让广大群众享受到国企改革发展的成果。对于目前的国有股转持社保基金等方式（主要用于弥补今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社会保障需要），并没有实际的相关支出。一方面国有企业负担并不轻，另一方面民众也没有享受到实际利益，只是从左手到了右手。而且，该部分资产收益率因其社会保障的目的并不高，资产配置的效率有待提升。
三是抑制国企中的腐败现象。目前许多国有企业的用人机制还谈不上市场化，不够公开、透明。国企就业市场的腐败和利益输送问题还时有发生，一些企业还存在广受诟病的子女顶岗等机制，形成了实际上的内部利益小团体。另外，皮凯蒂也提醒，在中国，公共资本转为私人资本的进程已经开始，合理的理由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有时却让个别人借此暴富，他认为，中国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寡头。这足以让我们对当前的国企改革特别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出现的一些乱象保持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