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边界：本书的范围和结论

范围。本书的主题是美国的生活水平。自1870年以来，美国一直在开拓技术、推动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突破到哪里，西欧主要国家就会跟随到哪里，而日本直到“二战”之后还相对落后。两次世界大战都极大地延误了19世纪后期的伟大发明在欧洲和日本的应用，以至于到1950年西欧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一半。当欧洲进入被法国称为“辉煌三十年”（1945—1975年）的时期时，欧洲人正在追赶美国在几十年前开创的技术前沿。事实上，有人声称1948年法国人口中能够使用电力和汽车的比例大致等于美国1912年的相应比例。

本书内容不仅限定为1870—2014年的美国经历，而且限定为承担消费者和生产者双重角色的普通民众的视角。许多美国经济史的传统主题并不属于本书的考察范围，包括金融繁荣与崩溃、信托公司的崛起和随后的反垄断立法、进步时代以及工会斗争。我们对美国禁酒令的兴趣不在于其实施或废除，而是看它如何导致美国20世纪20年代食品和饮料消费数据被严重低估。

本书涉猎范围广泛，必须有所选择，因此这里并没有太多空间来讨论过多细节。如果有的话，也与地区差异有关。农场生活的细节反映了19世纪后期美国中西部和北美大平原地带的典型农场，仅仅从侧面考察了南方佃农的困境。南方农民只有一次受到关注，那也是仅仅在表格中显示，与1940年就已经基本完成向现代世界转变的城市居民相比，他们在获得电力、自来水和室内浴室等现代便利设施方面有多么落后。

方法。本书打算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来记录美国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地增加了消费者福利，这在特殊世纪（1870—1970年）中尤其如此。本书主要关注人类生活改进中被GDP完全忽视的方面。例如，实际GDP将啤酒、猪肉、土豆和洋葱的耗费以不变价美元相加，计算食品消费，但是并没有考虑从19世纪70年代的猪肉玉米粥这种单调膳食向20世纪20年代饮食更加多样化的转变。第3章考察了食品和服装的演化，该章从定量角度记录了发明家的故事和他们发明的加工食品（从安德伍德的辣味烤火腿到家乐氏的玉米片），以及美国人的实际饮食情况。对服装的考察则聚焦于缝纫机在减轻妇女负担方面的作用，考察如何从家里做衣服逐渐转变为从市场上购买衣服。我们不仅关心家庭的吃穿，而且关心他们在什么地方购买。因此，第3章讲述了大型城市百货商店的闪亮登场（它们通常是第一个外饰全用电灯的建筑），以及乡村购买因蒙哥马利·沃德公司和理查德·西尔斯公司提供邮购商品目录才可能发生的彻底转变。

后续章节探讨未纳入GDP的其他进步，包括家庭及家用设备、公共与个人转型、信息、通信、娱乐、公共卫生和医疗等许多方面。本书最新颖的部分，是讨论了工作条件改善的细节，包括成年男性的工作条件、成年女性在家中工作的条件以及年轻人从童工向受教育者的渐进转变。

发明和发明家。19世纪后期的主要发明来自个体发明家而非大公司。我们首先去幕后考察托马斯·爱迪生在新泽西门洛帕克的实验室。在1879年10月10日这一划时代的夜晚，一种炭化棉纤维最终使电灯泡得以出现，这个电灯泡能够持续数天或数周而非仅仅一个小时。我们同样会拜访卡尔·本茨的实验室，仅仅在爱迪生发明电灯泡10周之后，卡尔·本茨踏出了发展可靠内燃机的最后一步。

尽管本书的讨论主要针对美国，但是许多发明是外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做出的，或者由刚迁移到美国不久的外国人做出的。在这些对伟大发明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人中，主要有发明电话的苏格兰移民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提出细菌致病论的法国人路易斯·巴斯德、发明电影的法国人路易斯·卢米埃尔、发明无菌手术的英国人约瑟夫·李斯特和进行早期无线电实验的英国人大卫·休斯、发明内燃机的德国人卡尔·本茨，还有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他做出的一些重要发明，使意大利移民吉列尔莫·马可尼在1896年获得无线电专利成为可能。外国发明家在19世纪后期的角色明显比他们在一百年后的角色更加重要，因为个人电脑和互联网革命几乎完全是由美国人推动的，这里包括保罗·艾伦、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杰夫·贝索斯、拉里·佩奇和马克·扎克伯格。在这些互联网时代的先驱巨头中，谢尔盖·布林（谷歌的创始人之一）是少有的出生在美国之外的人。

结构。本书正文从第2章开始，主要讨论1870年的生活条件。第一篇包括8章（即第2章到第9章），主要讨论到1940年为止生活水平取得的革命性进步。之所以选择1940年作为分界线，一方面因为它是1870年与2010年的中点，另一方面因为1940年开始了第一次家计调查，该调查提供了对住房及住房设备的详尽定量测度。第二篇（第10章到第15章）将论述从1940年到现在的变化，这篇较少关注变化缓慢的食品、服装以及生活的其他方面，重点强调快速变化的娱乐、通信和信息技术等方面。第三篇从第16章开始，试图解释“大跨越”之谜，并评估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在1920—1970年的增长远快于其他时期的原因。随后，第17章将1970年以后创新速度的改变与今后25年可能出现的情形进行比较。第三篇以第18章结束，主要讨论哪些阻力导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至低于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潜在增长率。本书以一篇简短的后记结束，其中提出了一系列可能有助于克服阻力的政策方向。

生活水平增速的上升与下降。后续章节主要描绘生活水平、劳动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上升与随后下降的鲜明对比。图1.1和图1.2中展现的历史记录提供了这些记录的定量部分。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实际GDP低估了生活水平的实际提高，那些创造了特殊世纪重大成就的许多新发明，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通过第一篇各章节的全面考察，我们发现生活改善的一些方面并未纳入GDP。以从乡村商店转向西尔斯邮购商品目录为例，这种方式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降低了价格，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消费者福利。除第12章（考察娱乐和通信）和第13章（讨论信息技术）之外，第二篇各章节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它们都涵盖了从1940年至今的进步，但我们通常会发现，在1940年至1970年间进步非常快，随后变得缓慢。这些章节证明，要使增长维持在1970年以前的速度，并不具有现实可能性。然而，虽然速度较慢，但1970年之后进步仍在继续，并且通常发生在本书第一篇中较少受关注的领域。例如，汽车事故死亡率和航空事故死亡率急剧下降，尤其是航空事故死亡率几乎为零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 类似的，1990年以后几乎每个城市的谋杀率都已经下降。

第三篇的新因素是阻力，包括不平等、教育、人口和债务偿还，这些阻力减缓了美国经济增长，并使收入分配底端99%人群的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降至接近于零。对美国生活水平未来增长的展望并不乐观，本书的结尾质疑了如下说法：今天年轻人的生活水平将比他们父母的生活水平翻一番，与19世纪末以来的每一代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都有所不同。

过去与未来。要得出清晰的结论，就需要明确区分过去与未来。过去的事情有案可查，而未来则需要推测。我们知道1970年以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不尽如人意（如图1.1和图1.2所示），而1970年以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几乎仅是1920—1970年增速的1/3。同样明显的是，人均实际GDP的温和增长率并未被公平地分享。而且，人口正在老龄化，受教育状况萎靡不振，而增长放缓产生了一个要求更高税率和/或更低转移支付的反馈回路。

假如知道不久以前做了什么，我们就可以推测未来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不能预测每一个新的发明；事实上，即使对那些已现端倪的发明，例如无人驾驶汽车和批量化小型机器人，我们仍然对其作用和重要性争论不休。但是，我们可以预测的事情也有许多。例如，婴儿潮一代如今正在老龄化，年龄处于50~68岁。因此，我们可以较为合理地预测这些人的退休将降低劳动参与率1~2个百分点，具体取决于他们中有多少人会工作到比之前几代人更晚的年龄。如果美国高中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的国际测试中总是排名靠后，那么其分数突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股票市场继续上扬，我们知道不平等将会加剧，因为股票的资本收益将不对称地积累到顶层收入人群那里。

本书预测未来增长将比过去更慢，这遭到了我统称为“技术乐观主义者”的一些评论家的强烈反对。他们倾向于忽略过去10年生产率的缓慢增长，忽略客观存在的阻力。相反，基于人工智能的能力指数化增强，他们预测未来的生产率增长将会非常迅速。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不假思索地驳斥了悲观主义。例如，经济史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写道：“悲观主义一贯是现代经济世界的拙劣向导。与两个世纪前相比，我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已经变得非常富有。” 在考察横跨过去两个多世纪的增长情况时，麦克洛斯基只计算了一个增长率。而本书为过去150年提供了三个单独的增长率，分界点是1920年和1970年。确实，与1870年的同行相比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但是，我们的进步已经放缓，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持续增长的阻力，这些阻力远大于一两个世纪前的前辈们所面临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