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研究

改革进程中“经济特区”与“自贸区”的政治辨析

黄卫平 袁进业

摘要：如果说设立“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那么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比较来看，当年创“经济特区”到如今建“自贸区”在改革的层级、改革的直接目的、改革的宏观效应、地方政府的改革空间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是，在改革的共识、地方政府主政改革者、国内外的背景条件、产生的社会效应、最高决策层面临的挑战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分析和评估这两项改革举措出台的异同，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当前的“自贸区”建设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功能、意义及其困境。

关键词：经济特区 自由贸易试验区 改革开放

中国的“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在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阶段，由国家最高决策层推出的重大改革举措，除了所需要推进的改革具体内容不同外，分析和评估这两项改革举措出台的背景、动因等方面的异同，也许有助于更深入地从政治层面去理解当前的“自贸区”建设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功能、意义及其困境。

（一）当年创“经济特区”与如今建“自贸区”的若干相似因素

第一，就改革的层级而言，都是属于“获得中央授权的改革先行试验区”，属于国家行为。

1980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后，还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批准，当时广东省委领导清醒地认识到，“特区是中国的特区，在广东举办，所以广东的特区条例是中国的条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搞特区，没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正式授权，是无法创办的”，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同志对此给予了充分理解和重要支持。当年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相关说明者，正是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后来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从而明确体现了广东省的“经济特区”也就是中国的经济特区，是全国人大通过国家立法形式创办的。

2013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的上海“自贸区”的全称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也明示了在上海建的“自贸区”是国家层级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第二，就改革的直接目的而言，都是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缘优势或区位特点，以及相应的不同发展目标，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总体部署，先后选择了若干改革试验区，希望通过先行探索，取得改革经验，逐步推开，以辐射全国，从而推进国家的整体改革与发展。

如1980年中国的“经济特区”始创于广东、福建两省毗邻港澳台地区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城市的部分地区，1988年又增加了海南经济特区，2010年再加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喀什经济特区，总体上服务于国家以推进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努力推动并保障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选择的4个“经济特区”，都是在地缘上与国际市场最为接近，又是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相对薄弱的地区。

而国家从2013年先在上海市浦东的特定片区创建“自贸区”，再到2015年将“自贸区”扩大到广东、天津、福建等三个省市的若干片区，2016年又进一步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等七省市增设“自贸区”，则是在迎接新一轮全球经济治理和贸易规则的重构中，进一步统筹内外，扩大开放，将长江经济带规划、粤港澳合作、两岸经贸发展、京津冀协同、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国内区域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战略对接和串联，全面提升国内国外一体化开放的新格局。

第三，就改革的宏观效应而言，都是以经济改革来拉动或倒逼全面改革。

无论是当年“经济特区”探索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成功后最终推广为国策，还是如今的“自贸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要求，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贸易投资、金融服务便利化，探索公布“负面清单”，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其实都是以发展市场经济、促进自由贸易为突破口，来以点带面，逐步倒逼和拉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体制机制的变革。中央要求“自贸区”在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等方面加快改革，尽快探索出有效的成果，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和完善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更多地引进国际先进经验，同时做好各方面的风险测试和管控，以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容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发展的全新格局。就是要迎接美国奥巴马政府所谓“重返亚太”，企图策划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来遏制中国崛起的挑战。虽然美国新一届总统特朗普对TPP持否定态度，但美国政府对中国崛起的忧虑与恐惧，以及千方百计试图遏制中国的图谋和总体态势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特别是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反全球化的言论，与当下甚嚣尘上的逆全球化潮流相互激荡，既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也提供了重大机遇。因此，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11月19日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将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尽早结束谈判”。中国不仅试图通过新一轮扩大开放来促进国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且主动扛起了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旗。也正如习近平同志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强调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

第四，就地方政府的改革空间而言，虽然都是“中央授权的改革先行试验区”，但这种授权总体上较为宏观，具体改革举措还需要地方政府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精神、实现国家意志。

这不仅在客观上给各“经济特区”、各“自贸区”的地方政府自主创新、积极探索预留了一定空间，促进了地方政府间的绩效竞争；而且在事实上并不能免除地方政府改革决策者所必须承担的“政治风险”和“行政”及“法律”责任，那就是“改革”取得的成就无疑是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改革”中很多难以避免的“瑕疵”，乃至“失误”，地方政府的主政者也必须有所担当，这种情况特别是当最高决策层在思想解放的方向和程度出现重大分歧时尤甚。

近年来，我国不少地方政府为了积极推动改革创新，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破解在国家雷霆反腐、高压执纪的背景下一些官员的“不作为”现象，纷纷试图推出一些“容错免责”的相关制度。这从主观动机而言，也许是正面的，但从客观现实来说，则并无实际意义，可以说是“有口惠而无实至”。因为首先从理论与逻辑分析来看，我国实行的党内监督和问责体制是以自上而下的逐级监督问责为特征的，是否“容错免责”的权限在上级党组织，各级官员并无自我“依法容错免责”的可行性；其次从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事实而言，大量案例表明，各级决策层在推进改革中出现的重大“失误”，其领导人都毫无疑问被追究了“政治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如改革开放初期著名的“80年代初广东走私和‘投机倒把’现象”、“1984年海南汽车事件”、“1985年晋江假药案”等，都是典型的因为地方政府改革决策者缺乏经验、操之过急或管控失当，以及片面理解中央精神所致；最后从当下“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全局而论，党中央正在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推动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全覆盖”，党内监督要“在强化日常监督执纪上下功夫，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因此，如何实现“两个尊重”和做好“三个区分”，是由上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才可能把握的，“容错免责”不可能成为规范性的体制机制，至多属于精神激励性政策导向，其尺度与标准是上级党组织的“自由裁量权”，严格意义上只有党中央才可能给勇于担当者担当，为敢于负责者负责。

这也正是为什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选拔干部的标准，不仅要求其“忠诚”、“干净”，而且还必须对党的事业有“担当”，能为推进改革开放义无反顾。就这个意义而言，改革者的勇气比智慧更重要，因为“改革的红利”是与“改革的风险”成正比的。如果改革是毫无风险而又受到体制高度激励的事业，那早就不知有多少官员高歌猛进了，何至于党中央既要积极呼吁，又要谨慎从事，唯恐犯“颠覆性”错误。而对于处于我国改革前沿的广大地方干部，只有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局出发，勇于改革，大胆创新，积极探索，“用担当诠释忠诚”，所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才能真正不辜负党中央设置各类改革先行先试地区的期待与初衷。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

（二）当年办“经济特区”与如今建“自贸区”的重大差异

第一，就“改革的共识”而言，当下中国与30年前相比较差异极大。

当年“经济特区”的创立，拉开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序幕，虽然当时也有强大的传统意识形态阻力，但刚刚经历了“文革”悲剧，百废待兴的中国，以“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联盟为主力，以广大急于脱贫致富的普通群众为主体，社会各阶层都对抛弃“阶级斗争为纲”，拥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路线有着广泛的共识，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同邓小平同志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的判断，而那些“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的少数“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总体上不得人心，这正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对市场导向的改革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广泛社会基础。

而现在“自贸区”的创建，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近40年后，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社会利益不断分化的条件下发生的。一方面，全国人民逻辑上都是改革的获益者，国家综合实力空前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改善；另一方面，由于对改革红利分配机制公平、正义程度存疑，不少人面对难以想象的官场贪腐，因而对未来的改革心存疑虑，期待感降低；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人民群众对改革有“获得感”、共享发展红利的重要原因。

如果一定要说当下中国对“改革”有何“共识”，那就是“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唯一可能的共识，也就是社会各阶层都期待通过“改革”来摆脱困境，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但对于具体“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则充满争议。因此，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

第二，就地方政府主政改革者而言，已经整体性从当年的职业革命家群体转变为职业文官或技术官僚群体。

当年“经济特区”的改革推动者，是一批历经革命战争年代考验，又在新中国成立后承受了多次政治运动与党内斗争历练，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文革”洗礼的职业革命家群体，他们不仅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和献身精神，而且有着开放的思想胸襟和深刻的历史反思意识；他们的文化程度并不是很高，但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坚持学习，勤于思考，从而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他们不仅是最后一批职业革命家，也是改革开放的先驱；他们在创建、主政“经济特区”时，往往也是官场的最后一站，他们敢闯敢试，勇于担当，“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无论他们在改革进程中思想解放的程度如何超前，他们的政治履历决定了其对党的忠诚度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最后的命运也许多舛，但其为改革“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所创立的伟业，已无可争辩地表明他们是以“革命”献身精神开创“经济特区”的“改革元勋”。历史经验不断地告诉我们，由于改革不是一般意义的改动与变化，而是体制机制的重大变革，是权力与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因此，改革无疑是高风险事业，必然遭遇巨大阻力，改革者往往会在艰难的探索进程中付出必要代价、作出重大牺牲，但改革的许多具体成果会被历史积淀下来，不断地惠及后人。习仲勋、任仲夷、项南、梁湘、袁庚等同志就是当年创建与推动“经济特区”建设最典型而杰出的职业革命家群体中的一员。

而现在主政中国“自贸区”的地方官员，都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由现行体制精心培养起来的技术官僚或职业文官，他们都有很高的学历，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很多人还有海外学习经历，拥有博士、教授头衔，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很高的专业素养，当中国“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寄希望于他们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来推动改革，是值得持续关注的。因此，习近平同志最近特别强调，“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抓改革的关键，要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来抓，不仅亲自抓、带头干，还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做到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扑下身子，狠抓落实”。

第三，就改革的决策模式而言，已逐步从“摸着石头过河”过渡到重视“顶层设计”，而改革的方向也从主动与国际市场接轨转而尝试让世界与中国的发展战略接轨。

从国内情况来看，30多年前建“经济特区”，强调的是解放思想，冲破传统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所谓“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是“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由于当时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落后、法制建设薄弱，改革实际上就是要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挑战不合时宜的法规；就是要向发达国家开放、向先进文明开放，而最高层实际上实行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理性决策模式。

而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和火车头，并正处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期，各项法规制度比较健全，开始强调改革要重视“顶层设计”。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要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在研究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时，要同步考虑改革涉及的立法问题，及时提出立法需要和立法建议。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的、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如果说当年的“经济特区”，还曾经是某种程度的“优惠政策的洼地”，那么现在办“自贸区”，却是试图建设“制度创新的高地”，两者的难度与风险很难等量齐观。

从国际背景而言，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建“经济特区”，是在百废待兴之际，抛弃“文革”时期那种“唯我独革”、扬言要与全世界“帝修反”作斗争的自我封闭的极端政治，转而学习、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来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杀出一条血路”。而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总体上以正面的态度来看待中国进入世界市场体系，其主观上也许是试图通过“和平演变”，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但客观上中国也因此通过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接受已有的“游戏规则”，在吸收、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开拓海外市场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与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也是重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满怀信心地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假以时日，只要决策层不犯“颠覆性错误”，重登GDP世界第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日可待。而这种新兴大国崛起的趋势，正极大地挑战着现存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也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地缘政治的格局，所谓美国“重返亚太”、搞TPP、遏制中国，不仅曾是美国的国家战略，也事实上迎合了东南亚不少国家地缘政治的需要。中国越强大，周边国家疑虑越重。为此，党中央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需要扩大对外开放。为了努力抢占先机、赢得主动，中国最高决策层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体系，努力促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善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积极要求参与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的治理规则，这些都是极具象征意义的重大历史转折，全面开启了新一轮大国博弈的全球性竞争态势，深刻影响着世界的政治经济发展走向。

可以说，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中国主动向国际社会开放，与主流世界接轨，接受既有的“游戏规则”来参与博弈；而今天中国在过去改革成就的基础上，开发“一带一路”和建立“亚投行”，就是开始尝试要让世界与中国的发展战略接轨，至少是要求“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以“共同完善全球治理”，“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改革发展的重大转向和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重大转换。在这样的背景下，“自贸区”试验与当年办“经济特区”时的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和综合国力相对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根本性逆转。

第四，就改革的宏观效应而言，“自贸区”建设的改革动力已远不及当年创办“经济特区”。

正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国家经济体量和综合国力快速跃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内改革创新动力机制的衰减。在经历“文革”悲剧之后，中国社会各界曾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一度热议所谓“球籍”问题，强烈要求推动改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邓小平同志更是深感危机，大声疾呼“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社会财富和政府的财政能力急剧增长，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体中早已“坐二望一”，似乎已经彻底摆脱了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全社会的危机意识不断减弱；另一方面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却没有得到相应重视，从而导致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相当一段时间内，官场腐败愈演愈烈，“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现象一度甚嚣尘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动力机制逐步衰竭。

如果说，邓小平同志积极创建和大力支持“经济特区”建设，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就是在为深陷计划经济泥潭和极左政治的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摆脱困境、寻求出路，为共产党领导的市场导向经济改革探索，用的是“杀出一条血路”这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表述，这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觉醒和救赎。从1984年邓小平同志首次视察深圳后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再到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强调“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特区姓‘社’不姓‘资’”，都表明“经济特区”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窗口”、“试验田”、“示范区”、“排头兵”，为国家改革承担了“探路和示范的作用”，是改革开放的“精彩缩影”，也曾一度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和高层政治分歧。以至于以“经济特区”建设为标志的改革开放被党中央视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而现在的“自贸区”建设，是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中，各种类型、名目繁多的国家授权进行先行先试改革的试验区中的一种，而且还往往是各种类型的改革试验区的交叉叠加。从2005年以来，国家先后批准在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市、成都市、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深圳市、沈阳经济区、山西省、义乌市、厦门市、黑龙江“两大平原”等12个层次不同、种类不一的地区建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选择1个跨省级行政区域（京津冀）、4个省级行政区域（上海、广东、安徽、四川）和3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核心区（武汉、西安、沈阳）进行系统部署，重点促进经济社会和科技等领域改革的相互衔接和协调，探索系统改革的有效机制、模式和经验”。如深圳市既有老牌“经济特区”的品牌，又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前海区域还是“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而前海与蛇口区域也是“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组成部分，现在深圳无疑又在广东省境内被纳入了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所选择的特定区域。如此叠床架屋地给类似深圳市等部分地区授权改革，一方面固然反映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推进改革的紧迫性，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改革实际推进的程度远不如决策层的预期，各种授权改革的试验区“品牌效应”式微，社会影响力和显示度不高，才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颁发改革“特许证”，以催促改革。这与当年“经济特区”引发的争议和轰动效应相比，难以望其项背。

第五，就最高决策层面临的严峻挑战而言，维护国家政权安全成为一个重要考虑事项。

经验事实表明，改革是危机推动、问题倒逼的。近40年前，启动改革开放筹建“经济特区”，中国最高决策层面对的不仅是“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局面，而且是如何向世人，首先是如何向国人证明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合理地解释过去约30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10年“文革”悲剧的曲折历史。因此，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总结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恰恰是“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并尖锐地指出，总结建国以来指导方针上的失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也由此开始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的探索。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而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在不断发展，中国已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近代以来任何时候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邓小平同志1980年关于“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的预言，已经成为不争的现实。毛泽东同志当年关于“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的指示精神正在得到不断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已明确宣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表明邓小平同志那一代未曾完全搞清楚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改革洗礼，现在的中央决策层已经搞清楚了。那么，为什么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那是因为党在向国际社会和人民群众表达“四个自信”的同时，还极其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正前所未有地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那就是“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揭露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和完全超越一般普通民众想象的大批案例，不仅表明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坚强决心，也反映了酿成如此大面积高层次腐败的体制机制，如不“全面深化改革”将难以为继。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的“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严酷的现实已经将“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使命尖锐地摆在最高决策层面前。因此，必须“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表明中国改革决策层面临的重大挑战已经不再只是发展经济，而是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

所以，在深化自由贸易为品牌的中国“自贸区”改革试验中，人们却意味深长地发现，广东省珠海市“横琴自贸区”改革举措中出现了“试行全体公务员申报公示个人财产”这样的选项，并由珠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自贸区建设中首部关于“廉洁示范区”建设的立法，即《促进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廉洁示范区建设的决定》，以立法形式来推进廉政建设；而在广东省深圳市的“前海自贸区”也将“推动‘前海廉洁示范区’建设”作为重要的改革项目，不仅借鉴了香港廉政监督模式，整合纪检、监察、检察、公安、审计五种监督职能的机构，设立“前海廉政监督局”，并选聘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业精英和香港籍人士组成的廉政观察员队伍，还将出台《前海廉政监督条例》《前海防止利益冲突暂行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以及试行“廉政年金”制度，严格禁止副处以上领导干部和局属公司中层正职以上管理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前海经商办企业。可见中国在面对全球自由贸易新格局挑战的同时，还必须首先有效解决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这也许是比自由贸易更困扰中国决策层的关键，在当下中国政治语境中的表达就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决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而“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从根本上决定国家的政权安全。因此，目前国家正在制定国家监察法，探索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制度改革，进一步将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全面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