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韦尔施明确指出：“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绝不是艺术理论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一种发明。相反地，我们的现实和生活世界已经变得‘后现代’。”20世纪中期以来，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还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发源于西方的后现代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到了21世纪初，尽管西方有人断言“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霸权在西方正在削弱”，但是，后现代在西方乃至全球，对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当代人类的生活仍在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甚至促使人类的历史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当然，对这个历史阶段的命名各异，有消费社会、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等。但无论何种称谓，后现代都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对这个新的社会形态或文化，西方学术界曾为此展开了两次规模宏大的讨论。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在这次大讨论中，参加讨论的学者无论持何种观点，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20世纪50年代起逐渐兴盛的这股文化潮流，既无法纳入现代主义的范畴，又不可能意味着现实主义的复归。这股潮流打着反现代主义的旗号，以现代主义的对立面出现，它的本质特征是与现代主义的断裂。但也有学者在种种断裂中，看到了这股潮流与现代主义有着某种继承和联系。他们指出后现代只不过是一种激进的现代思想。这场讨论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时间之长，在西方思想史上都是罕见的。它造就了一大批有国际声望的后现代思想家，同时使这场关于后现代的理论建构由北美波及欧洲，进而走向世界，并衍化为一场国际性的文化思潮。第二次讨论发生在20世纪70～80年代初，法国著名的思想家让-弗·利奥塔与哈贝马斯展开了一场关于“现代性是否终结”的学术争论。哈贝马斯提出“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或“未竟的事业”。而利奥塔坚持其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提出的论点：由启蒙精神（或现代性）奠定的启蒙学说（自由、平等和人的主体神话）的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已经失去了其可靠的依据，不再是普遍性的绝对真理。这场讨论将后现代问题提高到哲学和文化批判的高度，不仅波及全球，而且占据了众多学科、文化和知识领域，为后现代的话语霸权开辟了道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始，后现代话语在各个领域迅速扩张。种种“后学”诞生，如出现了后工业主义、后福利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人道主义等流派，后学成为显学，著述数不胜数。如果从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角度看，尼采、德里达、福柯、德勒兹、瓜塔里、拉康、布希亚、罗蒂、波德里亚、德波、舒斯德曼等大思想家的著述都可看作站在现代性的对立面——后现代的立场上，对现代性弊端的反思、批判，甚至颠覆。在理论话语上，他们的思想与话语构成了后现代的主流话语。

经过学术界的两次大讨论，到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已经不是一个承认或不承认的问题，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文化现象，甚至是一个社会历史时期，其景蔚为大观。用加拿大学者凯文·奥顿奈尔的话形容：它“以雷霆万钧之势进入老百姓的话语”。可见，后现代文化早已深入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乃至经济运作方式、政治活动方式、知识生产方式都受制于后现代。进入21世纪，后现代话语虽没被消解，人们对它的热情似乎有所冷却，但其影响力仍不减当年。许多思想家以更加冷静、科学的态度对待后现代文化现象，后现代思想已被纳入思想建构资源之中。

一 后现代的类型

后现代主义是一股不同于现代性、现代主义的文化、哲学、社会思潮，其本身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流派众多，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对它的描述和界定就五花八门，难以统一，涌现出了一大批对后现代的称谓：约翰·巴思称后现代为“补充的文学”；查尔斯·纽曼称后现代为“一个膨胀经济时代的文学”；利奥塔称后现代为“资讯制度下的一种总的知识状况”；伊哈尔·哈桑称其为“通向人类精神统一之路的一个阶段”；杰姆逊称其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后现代”；让·鲍德里亚称其为“符号内爆的后现代”；等等。这些称谓一方面反映出后现代的复杂性、学科分类性，另一方面，也恰恰证明了后学的显学性、渗透性与广泛性。

但是，上述的界定还是停留在学科分类的层面上，不能区分后现代的流派性质。于是，国内外学者根据后现代对现代性的反思、颠覆的学术立场、学术姿态、学术观点的倾向性、强硬程度将其区分为：激进的或否定的后现代（亦称解构的后现代）、简单化的或庸俗的后现代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三种。王岳川认为激进的或否定的后现代其代表人物是福柯、德里达、利奥塔、费耶阿本德、瓦提莫等。激进的或否定的后现代的主要特征是“否定性、解构性”，他们对西方的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的自反性——在场的形而上学、理性主义、中心论、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人道主义、人的主体性等进行反思与颠覆，以“非哲学”对抗在场的形而上学，以非理性颠覆理性主义，以多元消除一元，以“后人道主义”取代人道主义。他们宗旨明确，锋芒犀利，理论透析，姿态强硬。

简单化的或庸俗的后现代是对激进的或否定的后现代和建设性的后现代的庸俗化和简单化，他们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认为激进的或否定的后现代仅仅只有否定、颠覆，其采取彻底的反传统、反理性、反人道、反文化立场，以极端的、以偏概全的姿态走上了一条反人道、反文化的非理性之路。该流派在文学艺术上表现的最为明显，一些摧残人的身体“艺术”便是其产物。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侧重于在激进的或否定的后现代主义开辟的空间中从事建设性的工作，其最大特征是“建设性”，主要代表人物有罗蒂、霍伊、格里芬。建设性后现代反对绝望，提倡重建；反对悲观主义，提倡乐观主义。他们寄望于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哲学、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上重构一个新的美好世界，正如伯姆所说：“在整个世界秩序四分五裂的状况下，如果我们想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得到拯救的话，就必须进行一场真正有创造力的全新运动。一种最终在整个社会和全部个人意识中建立一种新的秩序的运动。这种秩序将与现代秩序有天壤之别，就如同现代秩序与中世纪有天壤之别一样，我们不可能退回到前现代秩序中去，我们必须在现代世界彻底自我毁灭和人们无能为力之前建立一个后现代世界。”建设性的后现代秉承了“在现代世界彻底自我毁灭和人们无能为力之前，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哲学、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上，重构一个新的美好的世界”的宗旨，力图从后现代思想理论中挖掘创造性的存在物、本体论的平等观、生态主义、有机整体性、过程性、对话、他者等富于建设性的理论话语，为今天的人类社会提供正确的新理性。这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亦有针对性的现实价值。

二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后现代是个含混不清的词汇，“如果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时可以从不同方面找到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所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用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它是基于共同的反对现代主义的情绪产生的。当然，格里芬是从后现代主义起源的角度来说这段话的。其实，后现代主义还是具有许多共同的精神特质的。应该说，后现代主义强调自我的主体精神，从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思维模式。这也就是其之所以能够出入各门学科的原因。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精神特征有必要进行阐释，而在对特征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在文化理论中的作用。美国后现代理论家哈桑在《后现代主义转折》一文中对比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做了详细概括。他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包括：反形式、游戏、偶然、无序、解构、无中心、反讽、不确定性等。哈桑为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副简洁明了的图式。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就存在于在与现代主义的对比中所显示出的这些特征中。在这些特征中，以下一些观念尤其能够体现出后现代的精神特征。

首先是反中心、反权威。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德里达指出，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体系受到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制约。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言语中心主义”或“在场的形而上学”。它主张言语高于文字。因为言语直接表述在场的事物，而文字则是一种间接性的表述。这种传统的形而上学创造了一些二元对立的概念，如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善与恶、形式与内容等。对立的双方总是不平等的，一方是主要的、主导的，另一方则是次要的、派生的。这些二元对立最终可以归纳为“在场”和“不在场”的对立。在场是主要的，不在场是次要的。一些与基础、中心相联系的概念如理念、真理、上帝等都是恒定在场的。这些概念都是与权威、中心相联系的。后现代主义主张颠覆权威、废除中心，摧毁神圣性的事物，推崇边缘性。与此相关，就出现了“上帝之死”“作者之死”等理论。

不确定性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后现代主义具有某种语义的不确定性。学者们对它的内涵尚无明确一致的看法。——这种普遍的异议由两个因素造成：其一，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相对而言较晚出现，确乎正值莽撞的青春期；其二，其内涵与当今许多术语有某种亲缘关系，而这些术语本身的内涵就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异端、多元性、散漫性、零散化、分裂性等联系在一起。不确定性贯穿于整个后现代文化，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影响着政治实体、认识实体以及个体精神——西方的整个话语王国”。不确定性成为理解后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的一个基本视角。

平面化或无深度也是后现代主义凸显出的精神特征。后现代主义反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否定深度模式，呈现出“平面化或无深度”的特征。传统哲学秉承“深度模式”，认为事物现象背后还存在着本质和意义。后现代主义消除了表象与本质的对立，从而消解了深度，从本质走向现象。平面化的特征导致后现代主义文化本身的无深度，也直接影响了一些艺术创作。

碎片化的体验构成文本的基本特征。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任何整体性观念，喜爱随意的组合、拼凑。“他们选择并列关系而非主从关系形式，选择转喻而非暗喻，精神分裂而非偏执狂。他们也因此求助于悖谬、悖论、反依据、反批评、破碎性的开放性、未整版的空白边缘。”他们认为世界就是由各种碎片构成的，碎片之间也没有中心以构成整体。整体性只是人类的幻象。从而，后现代主义者否定全面性、完满性、整体性等目标，把片段性、边缘性、分散性等当作世界本来的面目。这些思想在后现代艺术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解构的后现代主义针对的是现代主义，其基本精神给我们反思现代主义的缺陷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后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实现的。20世纪中期，以“量子力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协同理论、突变理论、自组织原理等为代表的后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引起了粒子观的危机、粒子序列危机、单一性危机、身份危机……”可以说，后现代科学的兴起直接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知识系统。后现代主义虽然源于艺术领域，但它从思想的层面直接回应了后现代科学。后现代的解构性也是后现代科学对现代科学建立的世界观的一种解构。它承担了打破旧有的思想观念，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世界另一幅图景的重任。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过度解构导致在人们面前呈现出的知识状况是支离破碎的。“我们越是接近后现代主义，就越会带有偏见，因而我们就越容易怀疑使我们认同于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或非艺术的目标的诱惑。一种缺乏远见的目光也许会使我们对后现代世界观的价值及局限视而不见，并对其语言的可能前景及其有限性熟视无睹。”面对后现代主义时，人们沉浸在解构的狂欢中，而忽视了后现代主义的诸多局限性，而且也没有关注到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价值。

应该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有解构和建构两个维度。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像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有解构就有建构，即使是否定性的后现代，它在解构的同时也在建构。如颠覆一元化，其实质是建构多元化，以多元取代一元。韦尔施在评价后现代的多元论时指出：“如果把这种多元化仅只解释为解体过程，这就完全错误了。它反映了一种非常积极的预示未来的幻景。它和真正的民主是密不可分的。”可见，由于看不到解构中的建构的积极意义，对后现代思想理论的诟病、否定渐成主流，这不仅无助于全面、正确地评价后现代，也不利于为人类的未来提供新的理性。更为危险的是用前现代的视角来审视一个不可能回到前现代的后现代社会。由此，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解构与建构视作思维不可分割的两种方式，是对后现代思想理论做出客观的、多维的、辩证的分析之关键。

三 后现代主义凸显的建设性价值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浩瀚如海的后现代理论著述中，关注后现代建构思想的理论非常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科学家大卫·雷·格里芬等为代表的理论家开始倡导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他们站在新的立场上，重新打量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成果，集中提出了后现代的建设性思想。应该说，在后现代凸显了解构之后，建构是必然的趋向。王治河对这股潮流进行了概括，他指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三个方面：创造性、多元性和对世界的关爱。

首先，后现代主义倡导创造性，体现出建设性的价值。后现代思想家推崇创造性活动，他们把创造性看作人的一个基本属性。正如格里芬所言：“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是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能量。”人的本性就是一种创造性。这一思想也同时在利奥塔、理查德·罗蒂、德勒兹、福柯等人那里获得了共鸣。似乎，在后现代的理论家园中，人的存在价值即在于创造性。后现代思想家不但在理论上倡导创造，在实践上也身体力行。他们不再局限于前人探讨的问题，而是提出新问题，体现出思想的独创性。在后现代思想领域中到处都是独创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如知识考古学、系谱学、欲望机器、精神分裂分析法、解构等。

当然后现代的创造性与现代的创造性并不一样。“现代人不是受机械论的影响而将创造进行机械的理解，就是受浪漫主义的影响将创造看作是随心所欲，看作对秩序的破坏。而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后现代的创造既尊重无序，又尊重有序，过度的有序和过度的无序都是与真正的创造格格不入的。……其二，现代人仅仅将创造看作是少数人，特别是天才、艺术家的事，从而将创造特权化了。而后现代思想家则试图还创造性于民，通过阐发创造乃人的‘天性’来激发普通民众的创造热情。”在这里，后现代的创造性就具有其特殊性，尤其把创造性还给了人民大众更是具有其现实意义。

其次，多元性观念的凸显。现代性思维推崇中心，习惯运用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是有所侧重的，本质上也是一元的。后现代思想家则推崇多元论，德勒兹、德里达等理论家都是如此。后现代的多元论是基于“本体论的平等”，也就是任何东西，无论是人还是思想都是平等的、真实的。没有什么比别的东西更真实或者更高等。这样，在人的面前就呈现出一些有差异的东西，体现出对差异性的接受。多元性的观念蕴含着平等的政治诉求，同时也蕴含着对于主体权利的认可。这种认可是借助对话来实现的。“后现代思想家所谓的对话，绝非内心的独白，而是一种人际发生的过程。它是指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解释者与解释者之间的对话，这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过程。”这种对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双方改变自己的观点，形成新的视野。由此，对话精神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合作关系，实现了人们之间的宽容和尊重。

最后，后现代主义倡导关爱世界。格里芬在《后现代精神和社会》一文中提出了后现代精神的三个特征。与现代精神相比，其一，“后现代精神以强调内在关系的实在性为特征”。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这些关系都是其个人身份的构成性成分。其二，后现代精神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有机主义。后现代精神超越了现代的二元论和实用主义，秉持后现代精神的个体不把自己当作生活在自然界的异乡人，而是拥有一种家园感。“借助这种家园感和亲情感，后现代人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在后现代精神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超越了实用主义，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将自身与生态思考结合起来。其三，“后现代精神与时间亦即过去和未来也有某种新关系”。后现代精神构造的是一种新的时间观。现代性的激进个人主义让人们摆脱了过去，却削弱了人们对未来的关注，宣传只关注当下。后现代精神认为个体经验已经包括了对过去的观照，从而恢复了个人与传统的联系；它也包含了当下性，未来就是从这里长出来的。同时，后现代精神又通过与神圣实体的关系关涉未来。后现代精神把过去、现代、未来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时间观。

总之，在反思现代精神的基础上，后现代精神具有了建设性价值。它在主体自身、思维观念、人与世界的关系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新的观念，从而为现代主义之后思想理论的走向，提供了一条较为踏实可行的道路。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角度看，后现代主义解构并不是一味地摧毁，解构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东西。由此，从解构到建构成为理解后现代思潮的基本线索。在对这条线索的梳理中，我们关注不同的文本之间、思想家之间的思想交叉，审视思想历史的脚步，从而探索20世纪西方思想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