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尼采：虚无主义中的建构

作为转折时期的思想家，尼采在“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指引下，以其独特的思考方式和诗性化的语言表述连接了“破”与“立”的两端。即是说，尼采以力挽狂澜的魄力颠覆了否定现世世界和生存、肯定超验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又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新的肯定生存的价值原则——权力意志、永恒轮回和超人学说，这种新的价值原则和透视主义、系谱学等独特的思考方式以及它们在艺术中的诉求共同构成了尼采思想体系中不容忽视的建构性思想。尼采的批判思想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和发展，但后世在解析和承继尼采思想的脉络时却存在着注重其批判性思想而忽视其建构性思想的现象。因此，重新探究和评估尼采思想中的建构性思想能够为以“解构”为主旨的后现代主义注入新的具有肯定力、驱动力的建设性力量。

具体而言，当我们站在当下“后现代”文化语境中重新回视西方美学历史的时候，尼采的形象十分鲜明却又每每令我们困惑。尼采以他那幽灵般的思想横贯始终、震古烁今，他如同一颗定时炸弹，将西方传统美学思想炸成“碎片”，使柏拉图开创的传统形而上学陷入了重重困境，并预示了传统形而上学向“后现代”的多元化和异质性转化的前景。当我们以“后学”的身份浏览尼采那浩繁芜杂的“箴言”和“诗”时，又常常被那些诗性的语言所诱发的激情所震撼。与此同时，这些“箴言”和“诗”本身又“包涵了关于哲学的新观念、关于思想家和思想的新形象。尼采用解释价值判断代替了认识的理想、真实的发现”。他以“上帝死了”这样极端的宣言，判处传统形而上学以死刑，即把否定人所生存的“现实世界”同时又肯定遥不可及的“超验世界”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打入地牢，接着又以其“权力意志”、“超人”和“永恒轮回”学说确立了新的价值原则。这些宣谕式的说法在诱发激情之外，更每每引发理论的深思。可以说，恰恰是这种不同于传统哲学和美学的“新观念”和“新形象”，使尼采成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一个世纪以来，诸多思想家、哲学家、美学家站在自我体悟的基点上，利用不同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评论尼采形象及其思想，得到了诸多大相径庭的看法和结论。

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等存在主义美学家如若没有受到尼采的影响将“是不可思议的”（考夫曼语）；被认为对人类思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尼采思想的启发；20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学术界，对尼采思想研究的著述亦可谓汗牛充栋。可以说，在西方，尼采的思想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文学、历史、社会学等诸多领域。而在距尼采所在的欧陆万里之遥的中国，尼采的思想在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熟悉的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傅斯年等人，其思想都不同程度受到尼采的影响；而在20世纪中国的思想和文学巨人鲁迅那里，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尼采思想幽灵的游走。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思想界的“解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主体性的诉求，中国的“尼采热”被重新启动，并且迅速成为一道炫目的思想风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尼采思想的学理性探索日益深入。

对中西方学界已有的尼采研究加以检视，会发现诸多研究成果都呈现出一个主要倾向，即更多地注意到尼采思想对传统思想作出的挑战和批判，注重阐发尼采在否定性思维指引下的批判性思想，而缺乏对尼采思想内部建构性思想的把握。简言之，学界对尼采思想的形象描摹有重其“破”而不重其“立”的倾向。即便偶有学者看重尼采对生命重新型塑的努力，也多将其归为对作为个体的生命形态及其意义可能的阐发，因而不能在突破个体阈限之外的历史和社会层面充分发挥尼采生命意志的建构作用。这一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所塑造的尼采形象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具体到尼采思想与后现代思想的关联问题，尼采思想中对现代的解构性、尼采思想形态的反体系性、尼采言说的箴言式和诗化等特征，大多被轻易地与后现代思想的相应特点关联起来，而对这些所谓后现代式的否定性表征背后的深层次肯定性努力，则缺少更为充分和具体的彰显。正因如此，对尼采思想在后现代思想中延展历程的考察，甚至可能出现与尼采真实思想南辕北辙的危险。要客观、科学地梳理和阐释尼采思想与后现代思想之间关系的真实形态，就有必要辩证地认识思想外在形态的否定性特征，探究尼采一以贯之的深层次思想，即对生存的肯定性驱动力。只有这样，我们或许才可能描绘出一个更为立体的后现代视域中的尼采形象，这个形象既驱动了当下后现代思想的生成，又引领它们以建构性的姿态面向人及其世界的未来。

的确，尼采的思想本身是博大精深而又异彩纷呈的，但如果必须把尼采的思想归结为一点的话，那就是他始终在追寻着人的存在——生存。人的生存是尼采思想关注的焦点，也是其思想的基点所在。可以说，追寻人的生命意义和人的生存价值是尼采思想的主旨。尼采的一生可谓波诡云谲、起落沉浮，再加上遭受着满身疾病的苦痛，使他对人世生存的“阴郁惨淡的层面体悟至深”，并且，“他的哲学确实离不开悲观主义，对人生阴郁惨淡层面的态度（正视还是逃避）构成了他检验其他哲学宗教体系的基本尺度”。在这个问题的缠绕和驱使下，年轻时期的尼采狂热地迷恋上了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在其影响下产生了“生命本无意义”的思想。但尼采很快就摆脱并超越了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他并未沉浸在悲观主义的情境中而不能自拔，这种超拔的动力或许正来自他自身体验到的“强力”的生命意志，以及由之而生的坚毅的生命姿态。“他自己的哲学就立足于以一种强毅的姿态勇敢地揭示和正视（乃至颂扬、感激）包含着不可消除的阴郁惨淡因素的现世人生这一基本点，这就是悲剧性的生存态度”。正是在这种坚毅的姿态中，尼采从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思想中超脱了出来，于现实的残酷和悲剧性生存中追寻着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因此，当我们谈论尼采在虚无主义中的建构性思想的时候，亦理应把其建构性思想放在对人世生存的价值、意义的体悟和追寻这一基点上。而事实上，尼采所谈论的权力意志、永恒轮回、系谱学等建构性思想，确实是与对生存的意义追寻相关联的，或者说是以追寻人的生命意义为旨归的。

由此，在后现代视域中，以“生存”指涉下的建构性思想为内在旨归、以“批判”为外延方向，对尼采的建构性思想进行重新估价，探究其建构性思想对以“解构”为主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内在肯定性影响和建构性意义，不仅在思想史领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对站在驳杂并存的现代和后现代思想文化面前的当代中国人来说，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简而言之，尼采在追寻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的过程中，首先展开了对传统哲学和美学的批判。传统哲学和美学由柏拉图开启，而柏拉图的理念论则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思想的发展趋向，具有为西方哲学奠基的意义；由理念论开启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模式在此后的西方哲学、美学史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历史就是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发生、发展直到解体的历史。尼采对传统哲学与美学的批判，首当其冲的就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揭示其虚无主义的本性。尼采的伟大贡献不仅仅在于对传统哲学、美学的形而上学模式的纯粹“解构性”批判上，更在于他在批判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确立新的价值原则的工作，即创立了“权力意志”与“永恒轮回”的全新的价值原则，以引导世人走进“超人”的世界中。尼采的新的价值原则，不仅肯定了现实世界与生存的真实性，还力图使人以追求强力、提升自我的方式超越现实生存。尼采也由此建构了自己的生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