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虚无主义——尼采批判视野下的传统形而上学

在尼采的文本里，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阐释大多是同“虚无主义”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我们似乎不能把它们明确分割开来，也就是说，尼采思想中的传统形而上学就是虚无主义。但在尼采箴言式的话语言说中，我们却找不到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确切”阐释。受到尼采思想影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其著作中对“传统形而上学”有过这样的界定：“在尼采的观念里，对现实世界加以否定和虚无化，同时又对虚构的世界加以肯定和实在化，这就是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无疑，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解析通过海德格尔的界定得到了明晰、恰切的体现。

具体而言，在尼采看来，传统形而上学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开启的。在理念论中，柏拉图创造了一个超验的“真实世界”，即“理念世界”，“以他（柏拉图）来看，我们所理解的客观现实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只有理式（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而客观现实世界只是理式世界的摹本”。依据此种观念，柏拉图在自己的思想中构筑了三种世界。其中，理念世界是真实的，人所生存的现实世界是依据理念世界而存在的，是其摹本，而艺术的世界是依据不真实或部分真实的现实世界而存在的，与真实隔了“三层”。因此，后两者成为了“不真实”的存在，而生活于现实世界中的生命也就以非真实的样态存在了。于是，进入被设定为真实的“理念世界”成为了人类成就自我真实、自我意义和价值的必然归宿。

这就是柏拉图所开启的传统形而上学模式。应该说，柏拉图之后西方两千多年的思想皆是对这一模式的诠释，不管是拥护还是批判，都没有能够绕过这一基本模式。在传统形而上学模式的图示构造中，“二元化结构”是其明显的表征：一元是具体、显在的生命存在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另一元是现实世界背后的理念或共相，并被设定为“存在、真实的世界”。依照此种观念，诸如“理念”、“上帝”和“绝对精神”等这些以“终极存在者”面目出现的形象或概念就构成了一个所谓“真实”的超验世界，它们具有“自身同一性”“永恒不变性”“合理有序性”“意义确定性”等特征，只有通过理性才能够把握；与此同时，人所生存的现实世界则被贬斥为“摹本”，甚至是“非存在”和“假象”的东西，是能够直接被感官所接受的生生灭灭、变化无常、混乱无序、矛盾荒诞、充满激情本能的“混沌”。

事实上，柏拉图的理念论启发了西方文明的两个有力支撑：基督教文化和西方理性文化。前者是启蒙运动前西方文化的主要支撑，后者则在启蒙运动之后取基督教信仰而代之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一种基本文化形态。事实上，西方传统思想也正是在理性文化和基督教信仰的支撑下否定着人世生存，使生命本身成为虚无主义的存在，同时也使自我的文化设定进入了虚无主义的历程。基于此，尼采在追寻生存意义的指涉下，对哲学理性和基督教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把传统形而上学推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为肯定现实世界和人的生存以及建构新的价值原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尼采对西方理性文化的批判

从古希腊到尼采所处的时代，“理性”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中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而在尼采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就是一种“理性虚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否定生存的罪魁祸首就是“理性”。因此，在尼采对传统形而上学发动的猛烈攻势中，他首先将矛头对准了“理性”这个顽固的堡垒。

在尼采看来，“理性”的始作俑者是苏格拉底，确切地说，是由柏拉图在其描述中呈现出的一个思想家形象。此形象表现为一个十足的理性信仰者，他相信由概念和逻辑支撑的理性思维，依靠逻辑推理和观念辩驳可以穷尽万事万物的本性，可以寻求到一般性、本质性的结论，并且把这一做法看作获得知识的唯一正确路径。显而易见，这种知识是一种理性知识，是一种万事万物背后具有共相性的知识，而苏格拉底把获得理性知识作为人生的第一追求，同时又把知识、美德和幸福相等同。在这一公式的影响下，理性主义的传统由此产生并发展起来，后世理性主义思想家也大都追随苏格拉底的步伐，以自我设定为唯一正确路径的理性思维追寻着自我认为正确的理性知识，并认为此种知识可以使人类到达一个没有苦痛的太平盛世。简而言之，“理性”是这样一种思想传统，一方面，它贬斥非理性的思维模式和人的感官的价值和作用，认为人的感官易受迷惑，是不能到达“真实世界”的；另一方面，迷信理性，将理性作为获得知识、美德和幸福的唯一路径，作为低级形态的感官对世界的接受必须要经过理性的矫正才可以获得“正确”的知识。而在尼采的观念中，恰恰是感官所把握的世界显示了真实的多元与变化，显示了生命存在的真相，因此感官提供的东西才是真实的，恰如其所言：“只是在我们对它们的证据进行加工时，才在其中塞进了谎言，例如统一的谎言，物性、实体、持续的谎言……‘理性’是我们纂改感官证据的根源。只要感官显示了生成、流逝、变化，它们就没有说谎。”

尼采并未沉迷于由重视感官而批判理性这一层次上，而是进入到理性思维的路径深处去彻底揭示理性知识的虚构性。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尼采发现“逻辑”是理性产生的前提，是理性的内在思维方式，因此也可以说是一切传统价值体系的前提和基础。

“理性”思想家认为世界本身具有逻辑性，人自身及其思维都是受逻辑支配的。因此，人只有依靠逻辑思维才能够把握理性知识、达到理性认识世界的水平。但在尼采看来，也正是对逻辑的崇拜造成了理性主义对形而上学之理念世界的虚构。于是，尼采对于理性的批判就集中在了对逻辑的“解构”上。

尼采认为，逻辑事实上起源于一种“非逻辑”，并且世界的源头乃至于其本身就是非逻辑的。尼采说：“逻辑学过去被认为是缓解剂：是表达方式——不是真理……后来它起了真理的作用。”即是说，逻辑在开始时并未被人类看作一种真理，而只是人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生存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化繁为简的习惯性思维方式。由于人生存的外在世界的复杂多变和原初时人类思维能力的欠缺，特别是当生存处境要求人类迅速作出判断的时候，这种化繁为简的思维模式就起到了暂时保护人类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种思维方式就被慢慢确定下来，在人的生存和思想中变为常态。正是这样一种对非逻辑、非理性、复杂多变的生存状态的人为简化，在经过理性主义者或形而上学者的明确言说式的“化繁为简”后，构筑成为一套具有自我“逻辑性”和系统性的逻辑理论，乃至于被看作通往真实、真理、超验世界的必然的思维方式，逻辑本身亦被看作绝对的、自明的真理。由此而言，逻辑只是一种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和手段，它是以“因果化、抽象化、一元化和系统化的方式对世界进行把握的”, 从而强制性地“逻辑化”着这个世界。恰如尼采所言，“在我们看来，世界表现出了逻辑性，因为我们事前使世界逻辑化了”。

形而上学者对世界的逻辑化是从虚构或设定概念实体开始的，即是说，他们自认为依靠逻辑、理性可以看到复杂现象的“共相”基底，可以从现象背后抽取出所谓的“本质”或“理念”，并把它设定为是真正的、真实的“存在”。但与此同时，人所生存的现世世界则被设定为所谓“真实”的“理念世界”之摹本，是非真实的存在。尼采认为，这种逻辑（理性）的虚构是“在伪造存在物，把并不存在的东西统一起来”，并且致使“人们对形而上学的世界只是断定在一个他在，一个达不到的、不能理解的他在，一个具有消极性的东西，……关于它的知识将是一切知识中最无用处的”。因此，“逻辑性”是形而上学者或人自身强加给这个世界的，并非真实世界所应呈现的状态。那么，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所谓的“理性”在起源处就是非逻辑、非理性的，理性失去了其自身的可靠性，而依据理性虚构的传统形而上学也就显现出其不合法性。

尼采对逻辑的批判并不仅仅止步于对逻辑的产生概况与其一般作用的考察，他最突出、最具有独特性的贡献是对逻辑化语言的批判式分析。“尼采认为，逻辑化的语言是一种概念化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实质是取消存在的个别性和变异性，虚构事物之间的普遍统一性和自身同一性，造成后者真实前者虚假的假象。”也就是说，逻辑化的语言首先去寻求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万物背后的“有限而不变的本质”，然后再以下定义的方式把这种“本质”转化为语言概念，转而又以这种话语形式来指代事物。但在尼采的观念里，真实的世界是一个“流转异形”、变动不居的世界，任何具有永恒性、普遍性、确定性、统一性、不变性的虚构实体都不能够解释这个“无始无终”“流转异形”的世界。所以说，那种以“化繁为简”的逻辑化语言来表征世界之万物的传统形而上学做法，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话语虚构。

然而，“理性虚构”的力量作为一个文化传统或固定化的思维模式在两千多年的思想史演变中却成为一种主导模式，到了启蒙时代其发展之强势更是无与伦比，“几千年来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的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脱他们的手掌”。理性由于自身的虚幻性而与肉体、感官相对立，也因此纂改着肉体、感官所认识和接受的世界形态。尼采则相对于人的“理性存在”更推崇人的“肉体存在”，“我完完全全是肉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肉体上的某物的称呼”。尼采认为只有我们的肉体和感官才是可依赖的，诸如理念、灵魂、绝对精神等概念只不过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工具与玩具”。

至此，在尼采熊熊燃烧的思想火焰中，“理性”的拐杖和武器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效能——逻辑的神话显示了其“虚无”的根基，前提已经失去效能的“理性”又能如何自保呢？在这种状况下，它也只能“灰飞烟灭”。而灵魂、理性、逻辑与概念这些看似“坚固的东西”也都随之“烟消云散”了，理性所虚构的传统形而上学大厦轰然倒塌，由其构筑的所谓真实的超验世界失去了它以往的有效性。尼采就是以这样的事实勾勒来质疑着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化虚构，“否定”着传统形而上学“否定”人世生存的内在意图，从而把它推向了“虚无主义”的深渊。

二 尼采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

尼采在其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另译《苏鲁支语录》）中借疯子之口宣布：“上帝死了。”其实，这是他对整个时代和自身所生活的现实之诊断，是从宗教信仰方面阐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发展的虚无主义命运。杀死上帝，肯定生存，尼采把人的希望从彼岸世界拉回到了此岸。

尼采之所谓“上帝之死”势必与“上帝之生”相关联，因此我们必须对上帝的“生”与“在”做一个必要的考察。应该说，上帝并非是一个“原在”、并非是“横空出世”，在上帝“诞生”之前，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已经为其奠定了文化基础。在早期古希腊哲学的“始基”概念里，我们似乎就可以找到未成型的“上帝”的影子，如泰勒斯的“水”，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等等。这些为万事万物寻找共相、同一性的努力无不与后世构造“上帝”形象有着相似乃至于同一的塑造模式。而其后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具备了“上帝”形象的某些因子，甚至可以看作“上帝”的胚胎。

当希伯来人的宗教信仰、基督教的道德律令和古希腊的哲学理性相碰撞之后，一个作为西方文化象征的上帝就“诞生”了。这里的上帝是一种抽象的理性构造物或理性原则，还是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信仰力量，同时还具有非常巨大的道德感召力，成为了理性、信仰和道德的“三位一体”。由此，人类一切行动的依据、目的、意义和价值都需要从上帝那里得到某种“启示”或确认。

由此看来，上帝并非是超越于历史文化之外的一个实体存在，而是诸多文化形态相互碰撞之后形成的一种文化构造物。因此，有其生也就必有其死。尼采指出：“……众神之死，它们总有种种的死法。”那么，作为“三位一体”的上帝又当如何死去呢？

事实上，尼采之前的哥白尼和达尔文已经以科学实证的方式宣布了上帝创世说和上帝造人说的破产，但是他们的发现只是使作为信仰之神的上帝就此死亡，而并未实质性地撼动“上帝”的地位；康德在哲学领域宣布“上帝”是理性所不能证明的形而上学命题，从而将上帝赶出了“理性的殿堂”，但是他随后在修建道德庙宇的过程中又为上帝留了位置。因此，尼采之前的科学家、哲人并未彻底瓦解上帝对人类的统治，人类的心中仍然存在着上帝的“投影”。

对上帝做最后也是最痛一击的是尼采。尼采以“重估一切价值”的魄力宣告：“上帝死了，永远死了！是咱们把它杀死的！”由此，作为道德化身的上帝也死了，这次上帝是真的死了！

尼采说：“我非难基督教，我以所有非难者所能采取的所有非难中最厉害的非难来反对基督教教会。”尼采对基督教的态度是“深恶痛绝”的。而要理解尼采的这种态度，我们有必要重申一下尼采思想论说的基点：肯定生存及人所生存的现实世界，追寻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可以说，尼采正是以此基点为标准来评判基督教信仰的，而恰是立于此点，尼采对基督教的厌恶才具有了可解释性。

在尼采看来，基督教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基督教里，无论是道德还是宗教，它们都和现实没有一点交往。相反，充斥基督教的道德和宗教的只是纯粹想象的原因（‘上帝’、‘灵魂’、‘自由’、‘精神’、‘自由意志’——或者也还包括‘非自由意志’）；只是纯粹想象的结果（‘罪恶’、‘赎罪’、‘神恩’、‘惩罚’、‘赦罪’）。只是各种想象物（‘上帝’、‘魔鬼’、‘灵魂’）之间的交往，只是一种想象的自然科学（这种想象的所谓的自然科学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并且完全没有什么自然因果的概念）；只是一种想象的心理学（这种想象的心理学纯粹只是一种误解，只是借助宗教道德特质的象征语言如‘悔改’、‘良心的痛苦’、‘魔鬼的诱惑’、‘上帝的显现’等以解释那些适意的或不适意的普通感情——如对于交感神经系统一些状况的解释）；只是一种想象的目的论（‘上帝之国’、‘最高审判’、‘永恒生命’）。”由此来看，基督教信仰纯粹是一个人为想象的世界，它在构筑一个看似美好的彼岸世界之时，也恰恰是在剥夺着现实存在的价值并否定着人所生存的现世世界；看似为人类的存在寻找希望，实际却是以彼岸生存否定人的现实生存。因此，尼采眼中的基督教信仰是颠倒了“真实”与“虚假”的虚构之物，“凡是最有害于生命的东西在这里却被称为‘真实的’，而凡是颂扬生命、提高生命、肯定生命、为生命而辩护并使生命获得辉煌的胜利的东西都会被称为‘虚假的’”。尼采认为基督教信仰纯粹是“颠倒黑白”，纯粹是一种“谎言”。

“颠倒黑白”的基督教为何能够深入人心呢？为此，尼采考察了信念的心理学，或者称为信仰的心理学。“信念是否是比谎言更危险的敌人”这个问题是尼采一直在思考的，而他得出的答案是信念和谎言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和对立，“任何一种信念都有其相应的历史、基本形式、试验与错误：在这些错误很长时间以来不被看成是错误以后，或者在这些错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几乎不被看成错误以后，这些错误就变成了信念”。基督教就是这样由谎言变成了人的信念、信仰。但是，“基督教只有‘坏’的‘目的’：对生命的毒害、谋害和否定以及对肉体的蔑视，以及由于罪恶概念而导致的对人的亵渎和自我戕害”。即是说，基督教的本质是“谎言”，其目的就在于毒害乃至于否定人生。

于是，尼采告诉我们，基督教教会是一切可以想象的堕落当中最大的堕落，它具有彻底的堕落意志，基督教教会绝不会放过任何东西，它要使所有的东西都染上堕落的色彩；它把每一种价值变成价值的反面，把每一个真理变成谎言，把每一种诚实变成灵魂的卑贱。基督教教会为了能使自己变成永恒，以创造各种困境为生，比如其所创造的“罪”的概念，基督教以这种“悔罪”的困境来“丰富”人性，欺骗生活在困苦中的人们。

深刻认识到基督教的本质和目的的尼采，用近似于刻毒的话语批判着否定人生的“谎言”。“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根本与现实扯不上一点关系，一旦现实性获得了它应有的地位，这种宗教就会立即从崇高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并成为‘尘世的智慧’的死敌，也就是成为科学的死敌。”因此，伴随着尼采的谶言以及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人的自主性地位的增强，宗教的价值设定必定会随之跌落。“谎言”使上帝丧失了自己存在的基础，即是说，上帝死于自我构筑的“谎言”。

三 传统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本性

传统形而上学的两个有力支撑（西方理性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失去了自身的可靠性，寄希望于超验世界的人类陷入无所依归的境地，在固执地认为现世世界非真实的同时，所谓真实的理念世界却实际上并不存在。虚无主义就这样到来了——纷乱繁杂的现象和价值消失的迷惘随之涌现。“这样一来，生命（行动、受动、意愿、感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徒劳无益’乃是虚无主义的激情——同时，无结果。”

“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于目的的回答。”由此看来，虚无主义不仅代表着传统形而上学在历史演进中自行贬值的结果，还显示着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演进历程。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对尼采而言，虚无主义就绝不是任何人所‘主张’的某个观点，也绝不是一个任意的历史‘既定事件’，可以用历史学方式记录的各种历史‘既定事件’中的一件。而毋宁说，虚无主义是那种会长期持续下去的事件，在其中，关于存在者整体的真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并且走向一个由这种真理所规定的终结。”无疑，这里海德格尔所谓“存在者整体的真理”就是传统形而上学。由是观之，传统形而上学从开始悬设最高价值之时就已经预示了虚无主义的到来，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对现实世界与人世生存的否定，这种将现实和生命虚无化的背后是事实上的生命力衰微，苏格拉底—柏拉图所预设的形而上学模式正是生命力“颓废的预兆”。由其造成的对生命的弱化或对颓废的强化贯穿着基督教的历史，用看似完美的“彼岸世界”向生命本身复仇。这种对彼岸世界的悬设更是生命力衰微的充分暴露，上帝只是人类悬设的“最高价值”。也就是说，对生存的否定本身就预示着虚无主义演进的征程。

因此，尼采对西方形而上学史进行详尽的考察就显得异常必要了。尼采的考察主要集中在一些有代表性的“形而上学家”上，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主要的基督教哲学家，笛卡尔，以及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在尼采看来，正是这些哲学家建构并推动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发展，也正是他们在自己的思想脉络中逐步显露出传统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本性。

尼采把柏拉图看作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奠基者，对于尼采来说，形而上学甚至可以直接被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柏拉图的理念论作为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形而上学体系，开启了虚无主义的征途。理念论虚构了一个超验的理念世界，并把它定性为真实的世界，而与其相对立的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则只是理念世界的一个摹本，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形而上学虚无主义模式。也就是说，柏拉图在其理念论中所创立的超验世界造就了一种虚构性的“最高价值”，以此来统摄世间的一切，否定着现实世界和人的生命。这种否定现实世界的思维模式本身已经孕育着虚无主义的萌芽，它所悬设的最高价值只是给人生和现实世界留下了一个被支配的位置。当人类遥望超验的理念世界而又不能及的时候，虚无主义的征程就开始了。

在此后的漫长历史发展中，柏拉图的理念世界逐渐被人们接受为绝对真理，并经由与别的文化形态相互碰撞而转化为一个超越尘世的上帝，它代表或象征着一个无法企及的彼岸世界，或者说，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相结合形成了作为西方文化象征的、无处不在的基督教哲学。事实上，二者的结合进一步加剧了超验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分裂与对立。基督教哲学虚构了一个与此岸的现实世界尖锐对立的彼岸世界，并把这一世界设定为具有最高价值的真实世界。依照这种逻辑，彼岸世界的上帝就成了最高的价值，而现实世界却成了完全虚幻的、没有任何意义的幻象。这就意味着彼岸的理想世界在现实的此岸世界中不能够实现，其自身必然被废黜。也就是说，建立在人与上帝、此岸与彼岸、感性与理性分离的二元对立思维上的基督教思想体系，是以上帝、彼岸、理性否定着人、此岸、感性，基督教哲学否定了自己存在的基础，也就在根本上否决了自己。

17世纪是近代历史的开端，由柏拉图奠定的理性主义的地位也由此确立。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断，强调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重要性。在尼采看来，由于笛卡尔所在的时代是“贵族政体：理性的天下，意志主权的证明”的时代，笛卡尔高扬的理性主体因而得以构筑一个可以与基督教的彼岸世界相抗衡的理性世界，在此世界中，虽然上帝被保存了下来，但是此上帝非彼上帝，其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地位，即使上帝本身还是至高无上的，并且还在发挥着它潜在的效能，但此时的上帝要完全仰仗于理性的“我思”。由此，理性主体取上帝而代之成为最高价值。但在尼采看来，这仍然是一种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模式，仍然是在理性、感性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二元世界图式。然而就其高扬理性主体而言，笛卡尔毕竟在某种程度上重视了人的主体价值、人的生命意义以及此岸世界。从客观上来说，笛卡尔的理性世界第一次促成了传统形而上学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值，动摇了上帝在思想史中的超感性地位。因此，尼采对笛卡尔并未有过多的讥讽和调侃（这在他对别的形而上学家那里是经常有的），而是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对于继笛卡尔之后的康德，尼采又恢复了他惯有的调侃和讽刺。他说：“康德以他的‘实践理性’和道德狂热贯穿了整个十八世纪；他完全处在历史性之外；对他的那个时代的现实不屑一顾，譬如革命；未受到希腊哲学的触动；他是义务概念的幻想家；感觉论者；带着教条主义恶习的神秘嗜好。”尼采为何对康德有如此看法？原来，康德设定了一个不可知的“物自体”世界，并且在认识论领域限定了人的认识界限，哪怕是刚刚确立的理性。康德认为理性只能认识现象界，而不能认识物自体。虽然，他把理念、上帝、彼岸世界等这些超验性概念从其知识系统中剔除了出去，这对传统形而上学来说确实是一个沉重打击。但是他又提出道德实践理性，在道德领域保留了上帝、物自体等超验世界的位置。在尼采看来，康德哲学是向传统形而上学的复归，康德的不可知的物自体分明是一种主观臆想的产物，一种人为的设定，也可以说是其为树立道德权威所创造的一个工具，而绝对不是自明的绝对真理。因此，在尼采的观念中，这也是一种“最高价值”的设定或“自行贬值”的表征，甚至是传统形而上学即将终结的先兆。因为继康德之后，叔本华走向了更加深刻的虚无主义。

叔本华的思想深受康德、柏拉图和东方宗教，尤其是印度佛教思想的影响，具有深刻的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色彩。在叔本华看来，我们所在的世界只是一个表象的世界，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他否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同时，他也不相信这个表象世界背后有一个传统形而上学所设定的真实的超验世界，只认为现象背后只是一种“恶的、盲目的意志”。这种悲观主义哲学预示着传统形而上学已经走到了末路：一方面无力面对和接受眼前的这个充满矛盾和苦痛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又没有能力构造一个所谓真实的彼岸世界，从而陷入一种极度悲观绝望的心境，走进了一种彻头彻尾、极端虚弱的虚无主义。在尼采看来，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是虚无主义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它标志着传统形而上学所悬设的最高价值已经彻底贬值了，形而上学已经耗尽了它的所有可能性而走到了自己的终点。

尽管传统形而上学所虚构的超验世界是完美的，但是人类只能生活在充满缺陷和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中。对现实的否定只能导致被现实所否定，对虚幻世界的信仰也只能归于虚幻。传统形而上学否定现实世界而又肯定虚构的超验世界，在其自身的历史演进中必定自取灭亡。既然理想世界绝不能在现实世界内实现，那么，那些最高价值就已然被废黜了。

尼采到此并没有止步，他通过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的超越，把虚无主义推向了极端，走向了一种彻底的或者说是极端的虚无主义。事实上，在尼采的观念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虚无主义，一是作为精神力的提高的积极的虚无主义；二是作为精神力的衰落和倒退的消极的虚无主义。从柏拉图到叔本华的传统形而上学，其否定生命及其所在世界的过程，也反映出人的精神力量的衰落，是消极的虚无主义。而虚无主义的极端形式是指：根本就不存在传统形而上学之所谓的真实世界，任何信仰、任何自以为真实的行动一定是谬误。这也就是说，彻底的虚无主义是对传统哲学和美学的极端反拨，是将矛头直接对准它们所竭力构筑的所谓的超验的、真实的世界的心脏，彻底颠覆传统形而上学所设定、虚构的最高价值，因为积极的虚无主义宣称：不存在真理，不存在绝对的物性，不存在“自在之物”。

由是观之，积极虚无主义是对消极虚无主义的反拨与超越。尼采认为，要想克服虚无主义就必须要把虚无主义推向极致——积极的虚无主义在根本上否定一切传统价值的存在，“一切皆虚妄”。但是，积极虚无主义仍然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它虽然以极其强大的破坏力摧毁着传统形而上学所设定的最高价值，但是它还不能创造新价值，而只是创造新价值的必由之路。很显然，尼釆所倡导的彻底的虚无主义是有其特殊内涵的，它把一切都置于虚妄的境地，使人的生存失去了传统思想所虚构的外在的根据，而此时的人也就只能在自身生存的这个世界中寻找意义和价值；人丢掉了外在的包袱，把人本身归还给了自己，这无疑是对人的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的肯定。

作为过渡形式的积极虚无主义，连接着价值“破”与“立”的两端。因此，积极虚无主义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否定一切旧的价值，还在于它为创建新的价值原则奠定了基础。尼釆自认为最重要的著作是未完成的《权力意志》，而他给这本书定下的副标题就是“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尼釆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我用这个公式来表示一种反运动，意在提出原则的任务；这种运动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取代彻底的虚无主义；但它在逻辑和心理上则是以虚无主义为前提的，它简直只能知道虚无主义和来自虚无主义。可为什么虚无主义的兴起势在必然呢？这是因为我们迄今为止的价值由虚无主义得出了它的最后结论；因为虚无主义是我们彻底思考出来的伟大价值和理想的逻辑学；——因为我们必须首先经历虚无主义，然后才会弄清这些所谓‘价值’的价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某个时刻，我们将需要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