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与社会互构论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相一致，将理论思辨与参与观察、人文性与实证性、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相结合。由于本书是一种跨文化比较研究，因此还使用了文献分析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

思辨研究方法运用的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方法，即从一个基本的前提出发，经过小前提的演变，最后达成一个以命题形式出现的基本结论。本书在总体研究框架的设计和对一些理论的运用上都采用了这一方法。本书从已有的关于基金会及其准入规制的概念、分类或类型出发，分别描述和分析了中日基金会准入规制模式、法律地位、法律制度框架、准入规制的变迁、法律地位的形式和程序（设立或获得方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影响中日基金会准入规制的共同特征和差异之处的最显著要素是传统（即中日政治－法律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思想传统），影响其差异之处的最显著要素是现实（即中日国家－政治制度和崛起的民间力量）；同时，运用社会互构论对社会与国家的互构及其机制进行了论证，得出基金会是国家与社会利益群体（社会）互构的一个样板的结论；通过用国家与基金会的互构理论对中日基金会准入规制进行深入分析，得出当代中国的基金会呈现从“依附范式”到“互构范式”趋势的转型特征等结论；最后根据以上结论，针对中国当代的基金会现状，提出了具体经验应用中的启示、借鉴和对策建议。

同时，本书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大量的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而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所使用的主导性方法也是一种思辨研究，因为这些研究是通过研究大量的中日有关基金会及其准入规制的历史变迁之后得出的，而不是从日常观察出发的。

所谓参与观察法，就是研究者深入所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在实际参与研究对象日常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观察，目的是对现象发生的过程提供直接的和详细的资料，以便对研究对象有更加深入的理解。由于工作之缘，笔者参与观察了某基金会设立的全程。笔者从局内人的角度出发，通过在基金会个案设立的情景和场景中，用参与观察法获得的经验材料阐释和理解中国基金会准入规制的特征、问题、趋势等，提出关于基金会与国家的互构模式。这部分内容和对一家日本NPO（奥斯维辛和平博物馆）理事长的访谈放在了第七章。

本书坚持了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社会学的人文主义研究取向是以韦伯等古典社会学家为代表的，他们认为社会现象有其独特的性质和规律，绝不能盲目效仿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而应确立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主张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进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本书坚持了这一社会学传统，把基金会看成从事社会行动的人类共同体，尝试在现实的社会行动中来解释基金会准入规制的特征和历史变迁，并力图对这一过程及结果给予因果性的解释，把中日基金会准入规制的异同放在两国长期的文化历史的宏大背景和现实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行动中进行理解。

社会学的实证主义研究取向是以孔德、斯宾塞等社会学创始者为代表，并经古典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涂尔干发展后日趋成熟的。他们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遵循着同样的方法论准则，都可以用普遍的因果律加以说明；他们主张把社会事实当作实在物来研究，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模式，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认为科学的目的就在于对现象的因果性做出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对现象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并没有把基金会及其内在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成是简单的主观建构的结果，它作为制度性的社会共同体和社会事实具有一定的普遍因果性（如对基金会在一定法系中的法律地位的分析）及相关性（如对影响中日基金会准入规制异同的重要因素的分析）。本书还尝试在对以上现象说明的基础上对基金会及其准入规制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

本书还坚持了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基金会作为人类行动共同体，其本身是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存在。它自身中包含着双重关系，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根据社会互构论的观点，在微观层面上，基金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其内部包含着各种不同性质和形式的个人间的关系，如小群体、小派别等个人丛。在中观层面上，基金会是一个社会组织，在其中包含着各种不同形式和性质的地区性、业务领域性社会利益群体。本书主要是在这个层面展开中日基金会间的比较研究的。在宏观层面，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作为个人丛构成了国家和整个社会的重要基础和内容（郑杭生、杨敏，2010），它所包含的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反映了双重关系结构。基金会中所包含的这一双重关系结构是本书研究的重点。

文献分析法主要指搜集、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科学认识的方法，它通过对与工作相关的现有文献进行系统性的分析来获取工作信息。本书的研究对象——基金会准入规制，就是遵循文献分析方法，一步一步得以确立的。最先的研究是集中锁定在一般的非公募基金会上，随着对文献资料的研究和老师的指导，笔者进一步把研究对象锁定在了中日基金会管理制度的比较上，最后确定在了管理制度中的一部分——准入规制的具体问题上面。在研究中，几乎每个问题都离不开文献分析法，在上面的基础上，又找出文献中涉及的各种有关研究对象的概念，再进一步梳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若干完整的主题。最典型的就是对中日基金会概念、准入规制概念、基金会准入规制概念、基金会理论的文献分析。

本书最直接、最显著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学的比较方法。所谓比较研究方法，是指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对象加以对比，以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探求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一种分析方法。首先，本书所运用的社会互构论，本身就是这一理论的创始人在与西方社会学的对比对照中提出来的。“对西方社会学的系统审视和全面梳理，对西方社会学及其代表人物大量论著的分析、思考、扬弃，并在与西方社会学观点的对比对照中，提出和论证社会互构论的观点，形成了本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比较研究的特点。”（郑杭生、杨敏，2010）其次，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是中日基金会准入规制，研究的目的就是在跨文化的比较中，发现中日基金会准入规制的相似点和差异点，探求二者的带有一定规律性的原因、问题和范式。

选择日本基金会准入规制作为与中国的比较研究对象，其价值自不待言。其可比性在于，中国和日本除了同处于汉字－儒家文化圈，地理和文化历史传统非常接近之外，两国都经历了现代化过程，并在对传统与现代、本土化与全球化关系的处理上都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不可比之处在于，两国现代化所经历的时段不同，对历史文化传统所采取的态度不同，国家政治制度不同，基金会及其准入规制的形态和环境也差别极大，但对它们的研究同样会给中国带来有益的启示。

对中日基金会及其准入规制进行比较研究，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对处于不同文化、历史、现实背景中的社会现象（基金会）进行比较如何可能？即，这种比较的困难之处在哪里？哪些地方可比？哪些地方不可比？对不可比之处的基本设问是，为什么不可比？对可比的设问是，在何种意义上是可比的？

用宏大的社会运行的视角考察基金会的历史变迁，会得出这样的基本判断：中日基金会及其准入规制是现代性的产物。然而在现代性中，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中日两国基金会的现代性背景是大不一样的。

17世纪以来，现代性在西方发轫，标志着人类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结构、社会组织模式由传统向现代变迁。从这时开始，人类自觉地以自己为“主体”，开始了形塑人类社会的进程，这一进程本身决定了现代性的两个基本点——价值性和人为性。这两个基本点分别构成了“走向现代”的两大基本目标及趋向：价值性构成了实现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目标和趋向；人为性构成了建构人为规划的宏伟社会工程，即使价值性得以实现的社会行动策略和方案（郑杭生、杨敏，2010）。在以后的近200年的时间里，伴随着以掠夺资源为特征的殖民化运动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西方的现代性得到了迅速推进并在全球扩展，到一战前形成现代性的第一波浪潮。另外，在这种扩张中，现代性内在的矛盾和冲突，即社会和自然的对立、个人和社会的对立使现代性陷入危机，人赢得了对自然的控制权，人的自由却变得更加不可思议。20世纪前半叶的连续两次世界大战是现代性内在矛盾和冲突的极端表现，也是对以欧美为中心的旧式现代性的曲折性的集中反映。这种情况引发了社会学家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有学者把这种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称为“旧式现代性”（郑杭生、杨敏，2010）。

现代性的第一波浪潮在一战前后出现分流，朝着两个流向演变和推进：一个是全球化——现代性继续在旧式的两大基本目标和趋向指引下在欧洲大陆延伸，并在资本的本能冲动下脱出欧美地缘，进入了非欧美国家和地区，在“异邦”不断复制着西方现代性；另一个是本土化——旧式现代性因非欧美国家的卷入而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本土社会现实。旧式现代性在殖民化过程中创造出了自己的对立物，标志是二战后第三世界的形成。第三世界以本土策略推进现代性，使本土社会以自己的方式走向现代，这构成了现代性的第二个流向。这个流向在20世纪50～70年代达到高峰。这两个流向相互汇聚、相互冲荡，汇成了20世纪激荡的近百年历史，这是现代性的第二波浪潮。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代发生巨变，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两级世界格局终结，东西两半球合二为一，意识形态冲突退减，文明冲突凸显。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伴随着新技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全球一体化时代真正到来。另外，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第三世界空前分化，一部分国家步入现代化门槛，大多数国家沦为边缘地区——非西方现代性严重受挫，风光不再。旧式现代性的全球性和本土性都遭遇新问题，学术界进入对旧式现代性的反思和新型现代性的探索时期。新型现代性的含义应当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扬弃，应当促进现代性内在冲突的化解，具体而言，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自然双赢，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降到最低程度的现代化，这是现代性的第三波浪潮。

中国是在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被动地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它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对西方传统的背离。在西方现代化和中国本土社会的激烈对撞中，中国做出了与西方不同的选择：中国大体上是在世界现代性第一波浪潮进入尾声的19世纪末开始现代性进程的，与脱半殖民化运动以及第三世界的现代性的第二个流向一起，在20世纪40～70年代将现代性的第二波浪潮推向高峰，成为20世纪激荡的近百年历史的重要部分。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性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在实践中摆脱了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局限，在对西方和传统本土现代性的扬弃以及对中国转型现实的探索基础上，从80年代开始了探索新型现代性的第三波浪潮。

日本与中国同处东亚地区，以天皇制为特征的社会政治体制与中国的皇权制一样，具有东方专制主义特征，因而在西方现代性的挑战面前，中日都是以被动的姿态卷入这一进程的。从总的方向上说，同处东亚的中日两国在“价值性”层面，都被动抛弃传统的“自我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形成新的科学实证的世界秩序观；在“人为性”层面，都被动地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了客观的估价，承认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性。然而在“被卷入”现代性的起点上，两国因地理位置、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语言、国际环境等的不同，都曾采取了一连串相似的举措：先是都坚持“闭关锁国”，其后分别采取“中体西用”和“和魂洋才”模式，只学西方的科技而排斥其制度和思想，而后开始探索各自的现代化道路。但几十年后，两国呈现强烈的反差：日本成功地克服了殖民地化危机，发展成为独立工业国，成为西方新式工业化强国，并摇身一变成为殖民列强的一员；而中国在发展现代性的同时，却在100年间陷入了半殖民地化的泥潭中，并始终伴随着丧权辱国、被动挨打、错失时机。

结合中日两国走向现代性的具体史实，考察中日两国现代性的起点，可以将两国现代性发轫过程概括为前后相续的两个发展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指中日两国在与西方文明的早期接触过程中所发生的思想文化观念的变革，其核心内容是传统世界秩序观的解体和现代世界秩序观的产生以及几乎同步兴起的从“形器”层面摄取西方先进文化的运动；后一阶段则是指在传统世界秩序观解体和新的世界文明秩序观形成的基础上兴起的包括“制度性变革”在内的现代化改革运动。上述两个阶段前后相续，构成了两国现代化发轫的全过程。很显然，在上述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的变化构成了中日现代化真正意义上的原初起点；而第二阶段则属于现代化的具体推进阶段。比较观之，日本现代性发轫的起点是18世纪70年代的兰学运动中《解体新书》的出版；而中国摆脱传统世界秩序观束缚则发生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世界史地研究”热潮，主要以《海国图志》 《瀛寰志略》等世界史地研究著作的刊行为标志。据此，我们会发现，日本的现代性发轫于18世纪70年代，而中国现代性则是以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为起点的。相比之下，两国间存在着一个80多年的巨大的“时间差”（田毅鹏，2005a）。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当西方现代性的第一波浪潮大约进入中段时，日本便开始了“价值性”方面的现代性过程，从思想文化形态方面为“制度性”的现代性转换做好了准备。而中国是在第一波浪潮最后50年才开始现代性过程的，在“价值性”部分一直没有认同西方的现代性，决定了其后整个过程的基本特征。在对西方传统的背离，以及西方现代化和中国本土社会的激烈对撞中，中国做出了与西方、与日本不同的选择：在第二波浪潮（20世纪初～20世纪70年代）中，与日本加入殖民列强和冷战中加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不同，中国展现了这样一种现代性：一方面现代性严重受挫，另一方面表现为脱半殖民化运动以及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本土现代性；从现代性的第三波浪潮（20世纪80年代至今）开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主动融入新式现代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和日本一样，都遭遇旧式现代性的全球性和本土性的新问题，进入对旧式现代性的反思和新型现代性的探索时期。

基于对以上宏大背景与历史事实的讨论，关于中日基金会的比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中日基金会作为社会现象，其比较必须放在宏观的现代性过程中。第二，中日两国基金会的可比性是限定在现代性的第三波浪潮的意义上，二者共同面对如何化解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如何减缩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实现人和自然双盛、人和自然双赢的问题，同时两国的民间力量都获得了巨大释放，使基金会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获得重构，中日基金会在这一时期轨迹基本是一致的，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将作为比较的重点。第三，对于社会现象的分析具有复杂性和历史性，由于中日两国同处汉字－儒家文化圈，在比较基金会时，还要超越“现代性”，进入两国的文化“基因”中，如“公” “私”理念中进行分析。第四，日本在第二波浪潮中，民间非营利组织力量第一次获得释放，如在二战结束后的众多新型组织的出现以及若干特别法的设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的基金会不复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在3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中国处于现代性的第二波浪潮中，但并没有与日本可比的内容，所以这个阶段是不可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