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证类本草》编撰的历史背景

《证类本草》的编撰，受到北宋尚医风气的影响。北宋帝王大都重视医药。宋太祖通晓医学，《宋史》记载：“太宗尝病亟，帝往视之，亲为灼艾，太宗觉痛，帝亦取艾自灸。”北宋建立之初，朝廷即重视整理编纂医药书籍。宋太祖下令编撰《开宝本草》，亲自撰序。宋太宗未登基时就重视医药，收藏了历代名方千余首，称帝后发布访求医书诏：“宜令诸路转运司，遍指挥所管州府，应士庶家有前代医书，并许诣阙进纳。及二百卷已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予迁转。不及二百卷，优给缗钱偿之。有诣阙进医书者，并许乘传，仍县次续食。”从而掀起了民间进献医书的风气。宋太宗命医官王怀隐等人将搜集来的医方分门别类整理，编修了《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收方16834首，并赐序。《太平圣惠方》成为唐慎微《证类本草》“以方证药”的重要文献来源。

嘉祐二年（1057），宋仁宗下令成立校正医书局，命苏颂等人为校正医书官，编校刊行医药书籍，影响较大的《嘉祐本草》《本草图经》即编撰于嘉祐年间。《证类本草》将这两部本草专著合二为一，并续补了大量文献。可以说，没有这两部本草专著的刊行，就不会有《证类本草》的问世。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至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校订刊行的医药书籍有《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它们成为唐慎微编撰《证类本草》的文献来源。这些医药书籍的刊行，有助于我们从宋代医药学的传承谱系来观察《证类本草》编撰的历史背景。

《证类本草》的编撰受到蜀文化的沾溉。五代时中原动乱，社会遭受大破坏，文化中心南移，蜀地成为五代至北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地区。蜀地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为本草学专著的编撰提供了实物依据。五代前蜀李珣撰《海药本草》，后蜀韩保昇撰《蜀本草》，这些蜀地医药前贤在本草学上的开拓，激励影响了唐慎微。唐氏立志于编撰《证类本草》正是延续了蜀地的本草编撰传统。宋代印刷术广泛应用，使得书籍流通便捷。唐慎微及为他收集文献的蜀地士人，可以便利地阅读到相关文献。

在思想领域，北宋理学对医药学亦有推动作用。宋代理学除了义理之学、性命之学，还有物理之学，宋代理学家李之才与邵雍对问时即已明确了这一点。物理之学，是探索物质世界普遍规律的科学。宋代物理之学又纠正了传统医学不少谬误。二程对神农尝百药提出质疑：“神农作《本草》，古传一日食药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当尝；若大毒，一尝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视色嗅味，知得是甚气，作此药，便可攻此病。须是学至此，则知自至此。”二程认为是神农观察药物的色、嗅、味，从而认识药性，这是理学家对神农“一日食药七十死”的质疑，用“理”推理还原神农认识药物的过程。以宋代物理之学为视角，揭示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剔除附加在中医学之上的道德伦理、谶纬迷信因素。把中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这是宋代理学相对于宋代中医学而言，可以提供的最大意义和价值所在。

前文所引南宋赵与峕《宾退录》的记载，唐慎微是由蜀帅李之纯（字端伯）招到成都居住行医的。而李之纯曾师从二程，其言行记载于《二程遗书》卷首《端伯传师说》。李之纯重视医药，当是与他受二程“知医为孝”的思想以及北宋理学探讨医理的精神的影响。李之纯与唐慎微的交往，已无文献可考。仅从唐慎微接受李之纯的邀约，举家迁到成都，可知他对于有理学背景的李之纯并不排斥。虽然不能断论唐慎微受到理学的影响，但是唐慎微编撰《证类本草》确是在理学兴起的时代，这亦是《证类本草》编撰的历史背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