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物的符号化与《物体系》

《物体系》是由鲍德里亚（尚·布西亚）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来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常见物件分析入手，细致分析了充斥于现代人生活里的各种“物”的变化，尤其指出了物从功能性到非功能性、反功能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并借此得出了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结论，打开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秘密，确立批判现代社会的标靶。在对“物”的分析过程中延续了马克思的分析路径，并在鲍德里亚的视野中“推向当代”，通过物这个客体展示主体的存在状态，延续马克思的异化问题域：“主体的存在样态 ‘反映’于客体的存在样态，这便是布西亚（鲍德里亚——笔者注）在《物体系》一书中的基本提问起点。同时，就此观点，此书可以摆在历史人类学的书架上，其中所进行的是一个现代社会物体系的民族志，而它的内含基础，则是马克思的人类学。”“然而作为批评思维，而非只是纯粹描述，《物体系》亦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 ‘异化’和 ‘物化’的问题丛结。”如林志明在《物体系》译后记中所言，“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异化批判，集中于生产程序，马尔库塞和戈尔德曼则集中于技术官僚体制中的理性化组织问题，而我们可以说布希亚质疑的是消费层次。质疑的基础相同（主体和客体间的关系），不过异化问题的处理层面，则随着问题重心的移转而改变。”这种说法虽难免偏颇，但也揭示了鲍德里亚物体系思想与马克思思想的某种内在关联。

“《物体系》提出的基本主张，究其根柢，乃是物向符号的转化（conversion）。这四个体系，实际上是此一转化的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可以由它们基本构成物品身上脱离出来。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它们可以重叠地应用在同一种物品上，作为三种决定其意义的模式。在表面上，《物体系》提出了一套物品的符号学和语义学的建构，但在根柢处，物品的符号化程序，才是《物体系》中描述和批判的社会性程序。”我们就从分析物体系的三种符号化模式入手分析其《物体系》的思想架构，体会其与马克思思想的关联。

一 功能性与功能化

在鲍德里亚的视野中，物的符号化过程其实就是物的功能性（功能物）向物的功能化转变的过程，在物的符号化中“功能性”和“功能化”是两个杠杆词汇，特别是在阐述功能物符号化（此外，其还阐述了非功能物、后设功能物和伪功能物的符号化）的过程中，二者相伴出现，用鲍德里亚的话说，符号化的第一种类型（功能物的符号化类型），也即最关键、最普遍的类型就是功能物功能化的过程，这也是由传统物到现代物的过程。

功能性指的是物自身满足人的实际需要的效用，是物品的自然属性与人的客观需求之间的内在连接，指的是物的使用价值，功能性“是物品本质的实现，存在于它的真实世界及人的需要间的准确〔适应〕关系”。水能解渴、火能取暖、粮能解饥、衣能避寒、土能垒屋等说的就是事物的功能性。功能物指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对人的日常生活有深刻影响的、能满足人的日常生活需要的事物。一件功能物往往主要满足人的一样需求，也就是事物与目的往往是固定的一一对应关系。

“功能化”指的是物功能性的泛化，即功能物从单一的目的指向性中（事物与目的的一一对应关系）解放出来可以指向多目的性，也就是物和人的多种需求能够组合结合，形成事物与目的“一对多”的关系，“功能化丝毫不代表适应一个目的，而是代表适应一个体制或一个系统”。鲍德里亚把功能化的本质概括为对传统体系三个面向，即物的基本功能、冲动和初等需要以及对这两者的象征关系的否认和超越，进入一个不同于物原有功能的二次度功能，在一个新的体系中，其意义指向的建立实际上就交给了主体，由主体去组合，在这种新的组合中实现主体的身份或意义，其中符号物的自然意义只是一个载体，而其自身的属性则被隐藏，“在这样的体系内，自然的存在总被推翻，这使得它成为一个具有否认、缺席和（不在场）无罪证明性质的体系”。鲍德里亚提到的布尔乔亚时代家具里的镜子，在传统的意义里象征着中心和权威，作为功能化的镜子，主体可以根据需要只想自己需要的目的，可以摆在平民家里或者房屋的任何一个空间。染发，作为初等级功能那就是改变了头发的颜色（这种改变往往对人体是有害的，比如会伤害人的皮肤），二次度功能是其代表着染发主体的时髦、青春的个性与活力。这些物品都脱离了其与原初功能的一一对应关系，而处在二次度甚至是多次度功能体系中，实现了由功能性到功能化的转变。

由功能性的物到功能化的物（当然不仅仅如此，还有非功能性的物、后设功能物和伪功能物到功能化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是鲍德里亚整个符号体系建构的支点，也是在他的视野中传统到现代转变的支点，是其继承到批判和颠覆马克思主义并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的一个重要支点。

二 符号化模式

1．功能物的符号化

功能物的符号化：去象征化、符号化。

鲍德里亚从日常生活中的家具和生活中常见的设施着手进行分析，他发现传统物件都经历着一个“象征性”被剥离而不断被功能化的过程，剥离象征性被功能化的物正是功能物符号化的前提。

鲍德里亚首先分析了家具的去象征性过程，他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家具及其摆设具有鲜明的象征性意义，“组合家具的方式是一个时代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忠实形象。典型的布尔乔亚室内表达了父权体制：那便是饭厅和卧房所需要的整套家具。……每套家具互别苗头，相互紧挨，并参与一个道德秩序凌驾空间秩序的整体。它们环绕着一条轴线并列，这条轴线则稳固了操守行止的时序规律：家庭对它自身永久保持的象征性存在。在这个私人空间里，每一件家具、每一个房间，又在其各自的层次内化其功能，并穿戴其象征尊荣——如此，整座房子便圆满完成家庭这个半封闭团体中人际关系的整合。”布尔乔亚时代的家具摆设，是建立在传统和权威的父权体制基础上的，家具布置的核心首先是父权核心的象征，“所有的家具，功能各异，但却能紧紧地融合于整体中，分别以大橱和［位于房中央的］大床为中心，环布散置。……功能单一、无机动性、庄严巍然、层级标签”。在家具的摆设里不仅鲜明地并首要地体现着父权中心的同时，也体现着各成员间复杂的关系、位置和层级。

但是布尔乔亚典型的家具结构随着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发生了转变，传统笨重的、单一功能的家具逐渐被灵活的、功能多样的家具取代，“屋角长沙发、靠角落摆的床、矮桌子、搁板架子、元件家具取代了古老的家具项目。组织方式也改变了：床隐身为软垫长椅，大碗橱和衣柜则让位给可隐身自如的现代壁橱。东西变得可以随时折曲、伸张、消失、出场，运用自如。……如果说古老的饭厅充满了沉重的道德规范，那么 ‘现代’的室内，在它的巧妙发明气息中，却时常给人为了功能考虑、草率解决的感受”。现代社会，家具的摆设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庄严和单一功能，而是根据功能化的需要“随意”设置和摆放，家具的形状、样式、位置都因功能的需要而调整，其传统的道德价值等象征意义被打破，家具成为“功能化”的物。“现代家具组合所呈现的状况：结构已被破坏却未重建——因为没有任何别的事物出现，前来弥补过去的象征体系所负载的表达力。……由于这些事物不再行使且不再象征道德上的禁制，它们的使用方式更具弹性，因此它们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更为自由：个人不再经由这些事物的中介紧密地联系于家庭。他在它们的能动性、它们的多功能用途中找到了组织上更大的自由，这一点反映了他在社会关系中拥有更多不受拘束的空间。”事实上，家具的摆设解放正是现代社会人性解放、人性自由的一个表征。传统家具结构在解体过程中，自身也获得了不再从属于某种道德意义的规约，表面上看，它失去了“原有的风格”，但正是这种失去，使它才有可能成为功能物，成为现代人的意义载体和现代人风格重组的中介。

在鲍德里亚看来，传统的物件是象征性的载体，当然被象征性所固化甚至僵化，物件的去象征性使物件不再被固化的象征性制约，而可以根据实际的功能需要自由组合，“每一单件都有多重组合可能：您可以随意调整，在家中创造出您所梦想的精致气氛”。被去象征性的物件到底能组合成什么样的图景，不再是由其自身的本能所决定，而取决于组合者的策略，“老家具的实质（substance）和形式（forme）被决绝地抛弃了，以便以一个极自由的功能游戏取代之。我们不再赋予物品 ‘灵魂’，物品也不再给您象征性的临在感；关系成为客观的性质，它只是排列布置和游戏的关系。它的价值也不再属于本能或心理层面，它只是策略层面的价值”。也就是说，物品自身的价值已不再是传统的固有的，不再是物品与生俱来的，不再是带给每个人同一的意义，面对物品的人不再具有先入为主的临在感。也即物品带给欣赏者或持有者的意义不再来自物品的自然本身，象征性不再是物品自身的“本能”。

为进一步说明物品的去象征性的功能化的去向，鲍德里亚在解读布尔乔亚经典家居布局的基础上，进一步解读生活中的物品，比如镜子与画像、时间与时钟等。

在传统社会里，镜子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传统农家中没有镜子存在，或许甚至是害怕它吧：镜子有一点像巫婆。在布尔乔亚家中正好相反，在墙上、衣橱上、餐橱碗柜上，还有雕花镶板上处处布置繁衍玻璃镜子；这种作风还遗留在今天的大众化系列家具设计中。”传统农家没有镜子不是因为贫穷买不起，而是镜子的象征性与农家的身份地位不相符，也就是说镜子的象征性对普通农家来说是被排斥的。它象征着高贵和中心性，“镜子的角色，是在各处表达一个意义反复、丰饶有余、反应反射的意识形态：此发现将自我外貌繁衍增值的特权，亦可玩赏其家产。更一般地说，镜子属于象征层次，它不只反映个人的特征，它的生成发展也和个人意识的兴起相随”。

但是，到了现代，镜子的传统象征意义不再，它不再象征高贵、中心和繁衍，而只是一件普通的帮助人整理衣冠的物品，“然而，如今情况已不相同。在当代以功能为主导的家具组合中，已不能再为反射而反射。镜子当然继续存在：但它现在只是在洗手间里，执行其基本功能，而且不再镶框。镜子现在既然只为社交要求的衣冠整齐提供功能明确的服务，它便由家庭主体性所要求的优雅和权势中解放出来”。从优雅和权势中解放出来的镜子也才能进入寻常百姓家，它的摆设才能根据需要而随意搁置，不用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对其心怀敬畏/高高挂起。

通过对这些生活中的物件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化的分析给我们展现了这样的一种景象：在传统社会中物品具有强烈的象征性，附有严格的道德意义，每件物品都有特殊的指涉，物品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物品的体系共组了一个道德体系场，这个场展现着居于其中的每个人的地位，体现着当时的社会关系。而现代社会的工业生产和标准化生产，使物品间就具有了完全的可通约性，作为工业品的家居摆设也就失去了家庭成员间的感情投注，传统家具沉重的道德规范意义被抽离，面临物的（道德）临在感丧失，那么，物及其组合（传统社会的物体系）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结构也就被解构了。这种解构为物品的自由组合提供了可能，使它能够超越原来的“功能”处在一个二次度的“功能”中，这就是现代社会功能化的物。

在物去象征性和功能化的途中，技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工业化生产造就的产品的无限复制打破了它原有的神圣性。技术和功能化处在共时态的结构中，技术发展越快，指物发展水平越高，物品的功能化程度也就越高，鲍德里亚引用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位熟悉钟表机械的魔术师，做了一个自动木偶（automate）。由于木偶是这么完美，动作如此柔软自然，当魔术师和他的作品一起在台上出现时，观众反而无法区别谁是真人谁是木偶。此时魔术师被迫把自己的手势机械化，而且以极高的巧妙，使得他自己的外表产生轻微的破绽，如此他的表演才能得到意义，因为与其让观众到后来因为长时间搞不清楚谁是 ‘真的’，因此陷入深深的焦虑中，还不如让他们把人当作机器，把机器当作人”。这个故事说明，技术器具过度完美时，它会变成手势的综合，比传统需要手势的器具更为高超，传统的器具需要手势来展现它，而完美的器具则比人的手势本身更完美，甚至让人难以分出真假。完美的器具达到了取代人的手势的功能，技术的进步使物的功能化程度大大提高。“技术物所强制规定的行为举止是不连续的，是一串贫乏的手势、一串作为记号的手势，其中毫无节奏可言。这便像是故事中的魔术师，面对他所制造的完美机器，只有把自己解体，把自己机械化。人反而被它的结构性投射的严密一致，推送到一个不一致的地位上。面对功能物，人会变得失去功能、不理性、主观，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开向功能深化，和与世界炫人耳目的效率相关的幻想投射。”

在传统社会，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样物品几乎与特定的道德意义、价值相连接。比如家中高贵的椅子总是摆在最显眼、最庄严的位置，而且一般由父亲来坐，它代表着在特定范围内特殊的地位和权威。而如果年轻的后辈占有这个位置则被认为不孝或者没有道德，那一定会受到批判甚至惩罚。卧室也是如此，面南朝北的正屋为尊屋，等等，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物品都与道德价值相衔接成为有特定道德象征性的物品，与其自身的功能相远离。现代社会使物品与道德结构体系相分离，不再处在单一“回应”的固定闭环中，而是处在开放性的空间中，根据功能性优化组合的需要可以“任意”地连接，物品被解放了。

在现代社会，物品与道德价值、意义的连接逐渐被打破成为可随意摆放的物品，那么，失去了道德体系结构的物体系如何形成一个体系呢？也即去象征性的物怎么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结构？被解放了的物品如何进入一种新的结构，成为物体系。鲍德里亚认为，这是气氛的功能，即色彩、材质、形式和空间演算的结果，功能物的体系化遵循着“气氛”的逻辑。

家具等去象征化使得它们成为纯功能性的，从而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组合，但是这种组合不再是来自自然的、品位的统一，而是存在于符号文化体系之中，没有任何一个物品能够逃脱这个逻辑。气氛的逻辑一个层面是物体直接意指层面排列组合的整体协调逻辑；另一个层面也是更重要的层面，是物体系统的文化性、文化功能，即文化意指层面的协调逻辑。这种文化层面的协调逻辑越来越超越事物直接意指的逻辑，后者则越来越降为次度逻辑。“功能性的真义是能被整合于一个整体中的能力。就物品而言，正是它拥有超越它的 ‘功能’的可能性，以迈向一个二次度功能，并且也代表有可能，在一个普遍的记号体系中，成为游戏、排列组合、计算中的一个元素。”也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家具的自由摆设、色彩与材质的自由组合以充分显示自己的个性，从而使物品具有个性特色的符号，同时物品还能通过与其他物品的差异来体现拥有者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成为社会区分的符号。传统功能物的体系通过去象征化、功能化和气氛的协调机制下演变为物的功能体系，演变为一种社会符号体系。这是物体系的奥秘，这个奥秘延续了马克思对商品物化分析的客观论述理论。

如上所述，解放了的物品在特定的空间中具有两层功能性：一是作为物品使用价值层面的功能性，即直接有效发挥其自然功能的功能性；二是作为文化层面的功能性，即可彰显物品使用者的身份、个性、地位等的文化意义功能。这些功能的实现依靠形状、材质、颜色、空间组合等形成的整体“气氛”来体现。也正因此，适应这一趋势的行业、职业和专门人才在现代社会快速兴起，“迈向摆设的社会学”“摆设人”（鲍德里亚语）（或者用更时髦的话语叫“空间设计学”“设计人”）等流行开来。

2．非功能物的符号化

在时间的流转和空间的变迁中，一些古老的独一无二的物品失去了其原有的自然的功能性，成为一种特殊意义的存在，越来越“似乎与功能计算的要求相抵触，它们回应的是另一种意愿：见证、回忆、怀旧、逃避”。这些远离其自身功能性物品在现代社会被重新编码，进入新的符号系列，成为这个社会有机的一部分而存在。

功能物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物件，这类物件的鲜明特点是具有有用性，源于其使用价值能直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类物品，它不具有明显的有用性，或者它主要的价值不在于其自身的有用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直接的物质需要，而是满足人们的精神和情感、心理和文化的需要，是情感和文化的符号，“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巴洛克的、民俗的、异国情调的、古老的物品。……我们可能会倾向去把它们视为传统和象征体系的劫余”。这类物品虽与功能物非常不同，但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鲍德里亚主要论证了古物和收藏两类非功能物的符号化。

古物具有明显的非有用性，越久远的古物越是离它自身的原始功能越遥远，其甚至已经完全否定了自身的原始功能。比如发掘出土的秦砖汉瓦、蚕丝衣、兵马俑、青铜剑、木马车等与其原初的功能性如建房、遮体、制敌等几乎没有一点关系，今天不仅不再用它建房、遮体，而是保存在建设豪华、环境优美的博物馆的精致窗罩内，供人神圣地“瞻仰”, “当它指涉过去时，则纯粹是在神话逻辑里。不再有实用的情况出现，它完全是作为记号存在的。它是非结构的，它否定结构，它是否认初等功能的极限点。然而，它并非无功能，亦不是单纯的 ‘装饰’，在系统的框架里，它有一个十分特定的功能：它代表时间”。古物不再“实用”，而是记录历史和时间的符号。历史性是它的第一个符号价值，古物是一种符号化的历史或历史的符号化。

功能物的符号化意味着自然（物）以自然性的身份进入我们的文化系统、符号系统，满足人们功能性层面的需要。那么古物和收藏则是历史（物）以历史性的身份进入我们的文化系统、符号系统。就像自然性是对自然的排除一样，历史性也是对历史的排除，古物进入我们的视野，其历史性的价值并不在于历史本身，而是人们的心理机制，人对现实存在焦虑，这种焦虑会因为缺乏历史而大大深化。古物回应的正是人们这种心理的焦虑，对此鲍德里亚作了深刻而又形象的分析：

古物所回应的要求，是作为中介性之存有、作为完美的存有。神话学中的物品，它的时间便是完美“完成”（parfait）：它们在现在的续存就好像它们在过去曾经存在，也就因此，它们是自己存在的基础，“真诚”（authentique）的存有。就其强烈的意义来说，古物总是一张“家庭照”。这是在一个具体的事物之下，过去的存有变得淹远得难以追忆的程序，那就好像是在想象中，以中间省略的方式去连接两段时间。这一点，当然是功能物所不及的，它们只在现时存在，以直述句、实用命令句的方式存在，它们的存有仅止于其使用，却不能说它们在过去存在过，而且，如果说它们对空间环境能够或多或少地完成任务，对实践环境却是无能为力。功能物效率高，神话学物品则已完满达成。它所意指的事件，便是诞生。我不是［只］存在于现时之物，这样的东西给人带来焦虑，我是曾经存在的事物，而沿着此物给我作记号的一条诞生线索反追溯，我由现时深潜时间之流：心理退化。古物便是如此地演出一出源起于神话的剧目。

正如鲍德里亚所言，功能物是当下之存在，是“现时存在”，只能满足现在的功能性需求，这种功能物的存在止于使用，是一种无父无母的存在，仅仅是指向当下的日常生活，不管其多么繁富，但终归缺乏意义的深度，它无法满足人们对历史感的需求；古物的存在是一个中介，是一个历史性的中介，它是“曾经的存在”，是真正的存有，它以自己的存在来证明现在事物的续存，满足人们对起源性追求的心理需求。“在古物的神话学中，必须区别两个面向：一是对起源的怀念，另一面向则是对真确性的执迷。对我而言，两者似皆来自由古物的时间密闭性所构成的，对［自我的］出生，一个神话式的回唤——出生代表曾有父母。向根源反向演化显然是向着母亲退化：物品越古老，它越能使我们接近一个先前的时代，接近‘神圣’、自然、原始知识，等等。”越古老的物品越能让我们触摸到久远的先贤和神圣，越能感觉到今天之物，特别是我们人类自己一种深厚的历史存在感。古物作为曾经的存在、作为中介把过去某个遥远的点和现在桥接，成为现在的某种程度某个侧面的原点。同时古物是真确性的符号，它让人们相信过去确实如此，代表着真实的过去，正是这种真确性让人们对于现在何以如此的困惑在某种程度上得以解决或者缓解。在历史性和真确性双向指向的基础上，我们在某方面与过去连接并建立跨时空的传承关系，古物“表现出的，是一种对确定性的执迷：作品的来源、年代、作者、签名。只要一件物品曾经属于某个名人大公，这个简单的事实就会给它一种价值。手工艺品的魅力来自它曾经过某个人的手，而此人的工作仍留痕其中：这是一个曾经被创造过的东西的魅力（也就因此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创造的那一刻，无法恢复）。然而，对创造痕迹的追寻，由真实的留痕到签名，也是对传承关系和对父性超越（transcendance paternelle）的追寻。真确性永远由父亲处来：它才是价值的源头。古物在想象中激起的，与朝向母亲乳房的退化同时的，便是这种崇高的传承关系”。

正是因此，当我们面对一个古物时，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其是什么时代的，时间越久远我们越会感觉到其厚重，越能带我们“超越”个体生命的短暂局限而“穿越”历史的纵深去触摸祖先的生活，感知我们的源头，越是历史悠久的文物就越能担当我们和古人沟通的中介，我们对所有古典文物的敬仰和虔诚都是对我们人类自身过往以及人类自身的源头迷思，就像挪亚方舟一样，它传递着曾经“灭亡”时代的“鲜活”信息，历时性——历史的意义是文物的首要价值。

古物的另一个符号价值是“真确性”，古物是古人生活中直接与之打交道的物件，它是古人生活最真实的记载或者最能代表古人生活的真实存在，对现代人来说，古物无疑是古人最真实的替身，它代表着真实和确证。“历时性”和“真确性”共同构成了古物的符号价值。

正是古物变成了历时性和真确性的符号，桥接了当下的现在和远古的过往，在跨时空的传承中减缓人们对当下存在状态和生存状态的溯源性焦虑与真确性的渴求，所以不管现在的工匠如何技艺高超，造出的产品如何超越古人，古人的产品如何粗糙，今人也莫不在古老事物面前俯首，也不敢丝毫否定古者的智慧。所以，尽管今人生产的产品琳琅满目，但古物市场依旧红红火火，遍布世界的角角落落，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大量古物被盗卖，古物黑市猖獗，以至于鲍德里亚慨叹，“西班牙古罗马殖民区及跳蚤市场都不足以供应西方世界里布尔乔亚室内原始部落般的吞噬欲望和怀旧伤感。有越来越多的圣母像、圣人像、绘画，由博物馆和教堂中消失。他们的黑市买主便是一些过于新颖的华厦的有钱屋主，而且是为了他们深沉的满足。最后，这是文化上的矛盾，却是经济上的真相：现在只有赝品才能满足对 ‘真确性’的渴望”。

就像今天的产品是今人根据今天的发展需求、发展状况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工具一样，古物本来就是古人在他那个时代那个背景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或工具，是那个时代驯化的结果，这本身没有什么神圣的，或者说论神圣肯定胜于古人，因为历史的车轮一直在快速前进，无论是生产工艺、生产材料还是生产技术，都早已今非昔比，但是问题是今天人们的需求把古物变成了满足今天需求的符号，作为符号的古物它是神圣的，它越是神圣的就越能满足人们的历时性和真确性的需求和对现存的焦虑的缓解，古物必须被神圣化，越来越被神圣化，以满足人们的消费“在其四周集满被功能驯化的环境，和过去的驯化记号、‘祖先遗物’，其本质为神圣，但〔实际上〕已被去除神圣，而我们又要求它们能在没有历史的驯化环境中，让人窥见它们的神圣性（或历时性）。如此，整个过去成为消费的形式目录，前来附加于现时形式的目录之上，并构成流行中一个超卓的领域。”古物成了人们消费序列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对于这种远离其自身功能的——甚至完全不在乎其自身功能的——物品的消费，消费的不是其自身的天然的价值，而是其作为符号的价值，是符号的消费。

收藏亦是如此，它变成了自恋、恐惧和死亡超越的符号。在现实的功能性世界中，收藏者是无法实现收获物品独一无二的证据的，对物品的收藏就是满足收藏者这种独一无二的心理的途径，“拥有一个 ‘稀少’、‘独一无二’的物品显然是占有物品时的理想目标；但另一方面，一件物品是否是独一无二的证据，永远不是在真实世界中取得，……一件物品的特定品质，它的交换价值来自文化和社会领域。它的绝对独特性，相反的，则来自于被我拥有——可以使我在它身上认识到，我是一个绝对独一无二的存有”。这种独一无二的占有反映了现代人深刻的自恋情结和心理，收藏者收藏的对象不在于其自然价值，而是它在文化社会场域中获得的独特性、唯一性，“拥有，从来不是拥有一件工具，因为这样的事物会将我带到（外在）世界，拥有，永远都是拥有一样由功能中被抽象出来的事物，如此它才能与主体相关。在这个层次上，所有被拥有的物品都参与同样的抽象化过程，而且因为它们都指向主体，也就成为相互指涉”。

独特性、唯一性是收藏物满足收藏者自恋意向的关键所在，当这种唯一性、独特性遭到挑战时，他内在的自恋心理就会受到莫大的冲击，不惜一切代价地去守护这种唯一性、独特性就成为收藏者千方百计要完成的行为，否则，他会寝食难安，“一位收藏孤本的藏书家，有一天听说纽约一家书店要出卖一本和他手上的版本一模一样的另一本书。他便搭机去买下这本书，并且约了一位法院见证人，以便在他面前将此书烧去，同时立下一张摧毁的见证书。之后，他把这份见证书夹入重新成为孤本的那本书中，并安然睡去”。

收藏者对收藏对象的独特性、独一无二性的心态实际上也是对他者的“施虐”，这种施虐主要出于害怕物品丧失的焦虑（同种物品在他者身上的再现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失去，是独特性和独一无二性的失去），实际上这是一种极度的自恋心态，“收藏者的升华与所收藏的物品性质无关（物品依着年龄、职业、社会环境而改变），而是来自他的狂热心态，这种狂热心态，在一个波斯工笔画的富有爱好者身上，和一个火柴盒的收集者身上，并无不同”。这都是来自极度狂热自恋的心态。收藏者只在乎是否独一无二，并不太在意它是什么。有的人钟情于名家字画、金银首饰、名家乐器，有的是钟情于邮票、火柴盒或者一粒纽扣，等等，只要稀少，足够的稀少便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根源于人们内在追求与众不同、独一无二价值的迷恋。

在整个收藏系列，收藏者本人是收藏系列中的最终项，终极项的出现使得收藏系列以一种幻觉和深化的形式实现了人对自然和历史的全面占有与彻底控制，但收藏系列的完成也导致了对死亡的恐惧，而收藏系列中缺席以死亡的形式逃避着死亡的恐惧，“终极项对象物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主体的死亡，相反的，这个项［在系列中］的缺席，可以使他只是玩弄自己的死亡，以物品来扮演死亡，而这正是在驱除死亡的恐惧”。收藏物在收藏系列中的缺席（死亡），正是这种缺席（死亡）更激起人们对其的狂热向往，也因此确证着它的强烈在场，鲍德里亚举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个电视节目可做很好的说明：每一个出现向观众展示他的收藏的收藏者，都会提到他特别缺少的哪一件 ‘物品’，而每个人都受邀为他寻找。如此［收藏］对象也可以呈现一个社会性论述。但这时必须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呈现在其中的，很少是存在，而是缺乏”。

“缺场”本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在场”，正是这种缺乏，不在场，使其成为超越死亡的符号，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以此拯救着人类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成为主体心理的投射场和功能化世界中的一种心理补偿，“物品便是用来悼亡自我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下，它扮演了我们自己的死亡，但因为我们拥有了它，这个死亡便（以符号运作的方式）被超越了，也就是说因为下列的事实而被超越：将它吸收（introjetant）于一个悼亡的运作（travail de deuil）中，也就是说整合于一个系列里，而在此系列中，‘运作’的缺席和在此一缺席之的再度的出现，两者间所形成的持续循环扮演，也就是如此，人们得以解消缺席和真实的死亡令人焦虑的事件。在日常生活每一个当下，我们通过物品进行对自我的悼亡运作，如此我们才能活着，当然那是以心理退化的方式进行，但那仍然是活着”。

3．后设功能物和伪功能物的符号化

后设功能物和伪功能物的出现是技术快速发展的结果，技术——特别是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使机器越来越成为人自身的代言和象征。后设功能物和伪功能物的符号化——自动化主义与功能错乱的符号，是人主导世界的心理投射；自动化机器主导世界而又对人唯命是从的双重性使其成为人征服世界的象征、符号。

后设功能物和伪功能物的符号化都是技术崇拜、极端技术化的结果，鲍德里亚通过对这两类功能物的符号化分析引出了物品和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在工业化时代，物品功能化的程度都是飞速发展的，物品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主体变得越来越省事省力，就连许多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的执行枝节的物品也越来越自动化，不断出现一些诸如调鸡尾酒专用的机械调羹、干脆不用动手的超声波洗碗机、利用太阳能剥鸡蛋壳的“玩意儿”。

在工业社会，依靠科学技术实现的物品的不断自动化，让人们逐渐从繁杂沉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推动了生产和社会的进步，减轻和节约了人类劳动，这是技术理性的逻辑投射，纺纱机、自动搅拌机、起重机等让人类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大大提高了效率，工业革命是技术革命的结果。但不断走向极端的功能化主义，则不再是实际运作本身的客观需要，而是一种来自心理的投射，是自我完善、完美的意向性投射，不在属于初级的功能或自然使用价值的功能，而是“功能化”的超越，“人投射在自动化物品身上的，不再是人的手势、能量、需要和身体形象，而是人意识上的自主性、人的操控力、人的个体性、人的人格意念”。工具作为人体力的替代不断发展本是技术理性的逻辑，但自动化主义遵循的则不再是技术理性的逻辑，而是人类的完美意象与整体控制心理投射，满足的是一种心理的追求，“自动化主义在此称王，而它之所以会有如此强大的蛊惑力，则正是因为它不是一种技术理性的倾向：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基本的欲望，仿佛物在形象世界中的真相，与之相比，物品的结构和具体功能对我们来说，显得无足轻重。我们梦想的是一个基本心愿，也就是在每一个时刻里，‘所有的东西都可不需人力，自动运行’，我们也希望，就其个别负担的功能，每一个物品都能完成此一花最少力气即能达完美的奇迹——对使用者而言，自动化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缺席状态，而它所提供的愉悦，则在另一个层次上，和看人却不必被看的愉悦相似”。自动主义的强大吸引力就在于它满足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欲望：物代替人，在人缺席的情况下，它作为形象世界中人的真相而存在。但这种存在又丝毫不能危及人的安全，“它同时是人和世界的小宇宙，也就是说它同时取代了人和世界。这是绝对的功能性和绝对的拟人主义间的综合。如果它模仿人可以做到人的柔软动作，那么它会引起人的焦虑。它要扮演的角色，是作为一个完全功能化和人化的世界的象征，因此就所有层面而言都要令人感到安全，如此它便可以极端地体现人的抽象力量，又不会陷入［和人］完全的等同之中”。这种自动化主义的集中体现就是机器人。透过它的多种功能性，见证了人君临天下的帝国时代，但同时也见证了它如此神奇（自动化的程度和人十分接近）仍被控制、被宰治、被支配、被驯服，在它身上只剩下一个彻底的但又唯命是从的功能性，见证了一个和“我”相似的事物，它能主宰世界，却臣服于“我”，它不具有“我”身上具有的威胁性，同时又是比照“我”制造出来的自傲于世的奴隶。物体自身的结构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心理和观念的投射。也因此，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不断涌现，满足着人们的这种心理需要而又几乎没有实质性功能，“是为了符合使用之外的目的。世界具有奇迹般的功能性，此一神话与具有神奇功能性的身体的幻想相关。世界的技术施为图式和主体的性发展完成图式相关：就此一地位而言，玩意儿作为一种典型的工具，基本上是阳具的取代物，因为后者是功能典型的操作媒介。另外，任何物品都有点玩意儿的味道：当它的实用工具性消退时，它便适于成为一个原欲工具性的投注场域”。

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性、为生产生活提供强大的支持是技术理性的逻辑之一，不在乎实质性功能的功能物实际上是违背了技术理性的逻辑，只是一种纯形式的操作，是一种全面控制世界的意向性投射，“玩意儿呢，代表的则只是一项纯形式上的操作，但它是对世界进行全面的操作。玩意儿的优点，如说在真实之中微不足道，在形象层面上却是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这个以电力来去除水果内核的悦人玩具，或是吸尘器附加的新道具，专门用来对付衣橱的上方，它们也许并不是真正使用，但它们所满足的，却是一项信仰——对于任何需要，都会有一样机械的操作方式存在——所有实用上的（甚至心理层面的）问题，都可以为一件技术品所预见、警告、解决，而此一物品既是合理又适应，绝对的适应——但适应什么呢？这一点却不要紧。重要的是，如此一来，世界便仿佛呈现为早就 ‘被操作过的’一般。玩意儿的真正符号所指，因此不是李子的内核，或是衣橱的上方，而是指向自然的整体，依照现实中的技术原则，被重新发明一次，成为机械人一般的自然，这样一个全面的拟象”。“玩意儿”真正的使用价值微乎其微，可以擦到壁橱高处尘土的吸尘器只要脚下垫一个凳子就能解决问题，几乎不需要煞费力气地搞个技术发明弄个新道具，这些“玩意儿”之所以还大量涌现的一个关键是我们关于和世界相面对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是技术万能主义的体现，整个的世界都可以被技术操作，小“玩意儿”折射的却是整个自然界甚至整个世界。

在自动化主义的观念下，自动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而自动化本身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同时也是对人的排斥，人被排除在系统运作之外，而不再是传统中生产上的环节，琐碎枝节性的环节彻底的自动化，最终会在封闭的系统内阻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彼此依存的程度非常高，任何一点的问题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罢工，这就大大降低了事物间组合的可能性，事物的功能性也会因此大打折扣，“要使得一个实用的物品自动化，就得依它的功能把它典型化，而这一点还会使物品变得脆弱。因此自动化自身很少有技术内涵，它甚至是包含了一个使得科技停顿的风险：当一个物品未被自动化，它仍有可能改变，并且以参与一个更广大的功能组合来自我超越。如果一件物品进入自动化程序，它的功能便达到极致，但也就仅止于此：它在功能上便具有排他性，只为单一功能服务。自动化因此是一种功能上的封闭性和意义重复，而人在其中，反被排除于一种观看者的不负责任的地位”。人的主观的心理投射却影响了技术的走向，长期以来人们关注的是技术如何影响了人、技术的异化等，这里鲍德里亚深刻地揭示了另一面，人的心理投射深刻地影响了技术，“在人性、太人性和功能化、太功能化之间，其实存有一层紧密的共谋关系：人性世界在技术目的性中的浸润，也永远同时是技术在人性目的中的浸润——为了最佳的最坏的打算。对技术在人际关系中荒谬而极权的干扰所造成的破坏，我们比较敏感，但对人性在技术的演进中荒谬而极权的干扰所造成的破坏，我们便比较不敏感”。人的心理投射使自动化走向“完满”和“彻底”，这种功能物“在技术的纯形式完满中使得世界成为其仆从的梦想，其服务的对象其实是一个有惰性而又好梦想的人性”。因此，这些大多数“玩意儿”的价值不在于其具体的价值，而仅仅在于其是满足人们梦想的中介，“只要失去了具体的作用，物品便可以被移转到心智用途之上。换句话说，在每一件真实的物品背后，都有一件梦想的物品”。

通过对如上三种符号化模式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鲍德里亚看来，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中，物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传统的生活物件变成了功能化的物；传统的象征意义的抽离是功能物功能化的基本路径，功能物功能化了、符号化了，非功能物也符号化了，也正是在符号化的轨道上，一些新奇的功能错乱的小“玩意儿”不断涌现。符号化是物件由传统社会到现代传统转变的枢纽。物的符号化使物在传统社会中与某种特定“象征”的关联被打破，成为因应人们生活需要而实现“任意”连接的功能物，依靠空间、气氛等形成了新的物体系，即物体系统。

三 模范和系列的辩证法

物的功能化转换，使物变成了符号，但是符号怎么变成符号体系呢？也就是琳琅满目的物如何在一种结构中互相指涉成为有机体系？鲍德里亚认为这个相互指涉的形成过程是“模范与系列”的辩证运动，遵循着“模范与系列”的辩证法，并在这一运动中形成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成为控制当今社会运行（生产和消费）的心理结构与观念控制。

在前工业文明时期，模范与系列的辩证运动并不明显，此时等级制度严格，贵族与平民间基本上不存在模范与系列的回应关系，彼此生活界限森严，上层人士的“风格”成为其身份的独特权利，为君者讳，为贵者讳，上层特别是帝王层面的“风格”很难真正传入民间，至少很难在民间流行起来，此是此，彼是彼，很难形成模范与系列的关系。皇帝的龙椅与农家的小凳子、皇帝的龙袍与褴褛的布衣属于各自的生活舞台，皇家的模范难以变成农家的系列，同样农家的系列也很难以皇家的风格为晋级的目标，甚至避而远之。当然也不排除上层的风格偶尔会渗入民间，在“社会上一群享受特权的少数，总是接连而来的各种风格的实验场，然后其中的解决之道、方法和窍门才再由地方上的工匠手里流传出去”。

在布尔乔亚的家居摆设里，位于中心的大床、装饰的墙壁有各自的象征，这与普通农家的床和墙壁没有关系。它们在不同的阶层上凝固，布尔乔亚的床和墙壁成不了普通农家的模范，反之普通农家的床和墙壁也无法成为布尔乔亚床和墙壁的系列，因为二者是个封闭的体系，没有流动的可能，模范就是模范，系列就是系列，二者的区分是相对性的绝对的。到工业社会，工业化生产的大规模复制特别是社会阶层固化在文化上的打破使模范和系列的转换成为可能，物也实现了向功能化的转变，并进而实现符号化。那么，在模范和系列之间的转换本质上不再是初级功能意义上的，即物的使用价值意义上的，而根本上是物的二次度功能意义上的转换，是心理和文化系统结构中的转换，“模范和系列的心理动态关系，因此并不在物品的初等功能作用上，而是在一个二次度功能上作用，那边是 ‘个性化’的物品。也就是说它同时建立于个人的要求，和一个差异的体系之上，而后者是一个纯属文化的体系”。

当物功能化成了符号，按照符号的差异体系，模范和系列辩证运动，相生相长，由此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社会的产品的更迭和衍生，形成了互相指涉的物体系统，构成了物体的意识形态，成为助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意识形态。

1．从模范到系列

从模范到系列的运动，正是现代工业社会每一个产品的现实命运和真实轨迹，是资本主义生产线运动的直接反映，更是消费社会实现促进大众消费的客观操控机制，这一运动既根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意识形态，更有消费社会对消费的开发、创造、刺激所形成的消费强制社会结构和氛围的规约，也有被消费社会结构所绑架的大众在消费意识形态中自我身份、地位和认同建构的客观需要和实践行动的推动。

一方面，任何一个新产品的出现，商家都会首先打上“个性化”的标签，个性、差异是模范的核心气质，当所有的商家都竭力打上这个标签时，那么都成了模范，“构成流行的，便是这种二次度的系列性。最后所有的东西都成为模范，也就不再有模范。但实际上则是有限度的系列接踵而来，而不连续的转换过渡则永远朝向建立在越来越小和越待定的差异上的、限度越来越高的系列。绝对的模范，决然相对于无价值的系列产品，这样的模范已不再存在”。模范都以差异性来彰显自身，显示独一无二的尊位，而这不仅迎合了消费者“个性化”塑造的需要，更成就了商家把产品推向大众从而实现“从商品到货币”这至关重要而又惊险的一跃！

在现代社会人身自由解放的公民享有充分的选择权，面对五颜六色的商品，每个公民都可以根据自身“个性化”的定位选择商品（实际上是通过商品符号实现自身的个性化）。“但在我们的工业里，‘先验’地被赠送了一种东西，它仿佛集体性的荣宠和形式自由的记号，那便是选择。在这种可能性的基础上，建立了 ‘个性化’的程序，也就是因为提供了不同的变化以供选择，购物者才能超越购买的严格必要性格，而个人地介入更进一步的层次。”当然这种选择未必是真正的自由，大多时候是被迫的消费，“不论自愿或是被迫，我们所拥有的选择自由强迫我们进入一个文化体系之中。这个选择因为有似是而非之处：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种自由来感受，那么我们比较不会感觉到它是一种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东西，而且，透过它，是整个社会强加在我们身上”。这种选择是在社会符号体系结构中的强迫性选择，在一个“被控消费的官僚社会”，商品被编织成一张承载身份、地位的网络，而要建立个性化的公民个体不得不处在这个网络中。因此，这种选择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而人的社会性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人的这种选择更大程度上是被社会决定的被动行为。

大众选择之所以选择这件而非那件商品，是因为在他眼里这件商品是与众不同的，是有差异的，事实上本身就是他眼中的模范，“所有的物品都要透过选择，才能来到我们身边，这个事实有一个相关项，那便是实际上，没有一件物品宣称自己是系列性的产品，所有的物品都把自己当作模范。任何一样东西都可以一个差异来使自己与他者区别开来：颜色、配件、细节。这一个差异一直都被当作足够表现物品的特性”。他选择了这件商品，就总能够找到这件商品上与众不同的地方，哪怕非常微小也足够了，足够彰显这件衣服的特性，继而是他自己的特性了。这样的事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这件衣服的领子很有格调，这台洗衣机是高科技，噪声特别小，这个剃须刀是与众不同的防磁设计，这个车的流线形与众不同，这个裙子的褶皱多么奇妙，这栋楼房极其方正，这栋楼房是圆形的，这款车的玻璃是平视的，等等，时刻都在上演这样的与众不同、别具一格。

这种差异性是基于产品个别枝节的创新，实际上针对商品的功能来说是次要的方面，是“边缘性差异”即无关紧要的差异，“当物品越是需要满足个性化的要求，它的基本部分就越会被一些外在的奴役性拖累”。这些边缘性差异越多越会使其基本部分受到影响，比如手机最基本的功能是用于通话联络，这是手机的基本部分，但在个性化的驱使下，在这个基本部分上附加的个性化因素越来越多，而其基本部分在这越来越多的个性化附加因素的影响下也在退化，我们的手机附加的个性化因素加倍增长，其基本部分不得不腾挪空间而质量下降，所以我们今天的手机功能越来越纷繁复杂，但其寿命和在充电后可持续使用时间上远不如那些简单的老古董手机，事实是经常没有几年就无法使用而被淘汰。汽车也是如此，作为交通工具，其安全性、结构稳定性和质量是最重要的，同样在不断增长的个性化需求的驱使下，汽车的个性化功能可谓细致入微，从颜色到线条，从灯光到音箱，以至于细微到车内反光镜的形状等，极尽细致，无数的个性化因素叠加在一个小小的车上面，而作为车的基础部分却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动，甚至为了那些附加的个性化功能不能不瘦身，在个性化的追求过程中事实上是以不断牺牲其基础部分为代价的。

这种个性化的追求尽管不符合技术逻辑，但高效地服务了生产体制。按照科技的逻辑，科技产品应该越来越有利于人们的基础需求，但“就科技的角度而言，我们无法设想在一个工业体系中，个性化的产物如何能不失去它们的最佳技术表现。但在这里，生产体制的责任最大，因为它毫无节制地玩弄无关紧要的部分来促进消费”。这符合生产体制，生产体制的最高价值就是生产大众易于接受的产品，促进大众消费。

模范成了大众追求的目标，这是一个永恒的和变动的目标，模范在被达到之前已经被新的模范代替，因此模范永远不可能达到，人们永远都在追赶模范的路上，甚至“模范可以在实际上存在成不存在”。它可以理念的形式存在，本质上也是以理念的、形象的形式存在。它只要能发挥足够的蛊惑就够了，只要能把大众的消费欲望刺激起来，制造出来也就“功德圆满”了，“模范既非匮乏亦非丰富：它是一个类型的意念，它作为所有相对的差异在形象投射中的总结合，而它的蛊惑力的来源，便在于［它能］推动系列中的各个项，由一个差异进到另一个差异的自我否定运动，亦在于一种强烈的流动、复多的指涉、无尽的替代——将超越作纯形式的理念化”。

作为理念存在的模范制造着差异，这个差异又与单一的理念相对应，形成一个真实的符码：一个真实的商品，并且这个差异化的商品与模范的理念相连接，大众眼睛和手伸向这个商品时，心中浮现出的却是与之对应的模范理念，在这里实现了一个巧妙的、清晰而又模糊、虚拟而又真实的链接，“模范只是在一个理念的时候，个性化的程序才有可能进行。意识不可能化身为一个物品，这是荒谬的：它只能化身于一个差异之中，因为此一差异，在指涉一个绝对单一的理念［模范］时，同时也指涉了一个真实的符旨，那便是使用者、购买者或如前所述的收藏者的绝对单一性。吊诡的是，正是透过一个模糊而共享的概念，才能使每个人感觉到自己的绝对独符”。

在生产体制的主导下，在社会大众的迎合下，模范作为个性化载体被大众接受和消费成为系列，实现了模范向大众的转换，并在差异性的特质中建构大众的个性化，“模范在系列中到处存在。它就是那些使得物品见有所不同的细散 ‘特定的’差异”。所有的系列都是模范的展开，在大众眼中，它就是模范，系列就是模范。

另一方面，技术的推动是模范向系列转换的重要力量。任何一个模范的出现，在技术的推动下，很快就会克服产品的差异，实现由模范向系列的转换。也因此，在现代社会技术保护、商标专利保护成为生产者、企业非常关心的问题，甚至决定着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国与国之间的技术壁垒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不仅没有解除，反而保护的意识和措施都大大提高，国与国之间的产权专利保护争端也越来越多，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相关国际争端也越来越多。

模范向系列的转换不仅是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或曰内在动力，技术的发展则是外在动力，发挥着强力助推的作用，特别是大工业时代，大规模的产品复制、便捷的流通、多渠道全方位的广告推介等使模范向系列的转换的时间差越来越短，越来越便利。技术的发展还加速了模范的更替，正是由于技术使模范到系列的转换时间越来越短，那么新的模范产生的时间也就越来越短，如此循环往复，模范快速更替，模范向系列的转换也快速更替，在今天我们看到流行犹如一阵风，在你刚刚换了新产品兴奋的热情还没有退去，产品却已经过时了并快速迈入被淘汰的行列，物品处在“朝生暮死”的境地。

如上两个因素推动着物品由模范走向系列，没有一种物品可以逃脱这一法则，“物品绝不可能逃脱朝生暮死和随波逐流的命运。这便是系列产品的基本特性：物品在其中受制于一种有组织的脆弱性。在一个（相对）丰产的社会，继承稀少性，作为缺乏（manque）的向度，便是脆弱。系列是被人用强制的方式，保持在一种间断的共时状态，和一种可能衰亡的世界中，不可让物品逃脱死亡的命运”。这种死亡是预设的死亡，是在出生时就被制造商确定其什么时候被淘汰的死亡。就像巴尔卡德所言：“在好几个层面作用，我们可以有意地使得物品的寿命缩短，或使得它无法使用：功能——可以用另一个比它更先进的科技来使得它失去领导地位（但这是一种进步）; ——品质：在一定的时间后，它自动地故障或是耗损，而且这一段时间，一般来说十分短暂；——外形：我们故意使他不再流行，虽然它的功能仍然完好，但它不再取悦人……”这些结果的产生既有技术进步的被动结果，更有生产商、销售商的主动策略，“有意地制造缺陷”，在设定的时间内故障、耗损或停止运转，对此布鲁克·史蒂文斯指出，“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工厂出产的产品的寿命都被故意地缩短，而这种政策正是我们的经济基础”。美妙的敞篷车、绚丽的手机、尊贵的手表等会在预设的那一天突然解体或者沦为丑物让人心里产生强大的拒斥感而“沮丧”。

模范诱惑着、激发着人们的“欲望”蓬勃发展，产品的过失、老旧让人们“沮丧”，这一引导人们涌向新产品的“欲望策略”与促使人们尽快与陈旧产品割裂的“沮丧策略”相得益彰，共同完成着生产商的理想，实现着模范向系列的永恒转化和永不停歇。

2．从系列到模范

由系列到模范的运动，是每一个产品天然的追求，这一方面是因为产品作为符号直接承载了消费者的诉求，“往上爬”是消费者见证自己社会地位和身份的重要途径，“我们不可把系列和模范构想成系统性对立的两个项：在这样的想法中，模范就像一个本质，它经由群的概念而来的分裂和复多化，才达到系列。在这样的构想中，它就像物品较具体而致密的状态，被置换，流散于系列之中。模型和系列的对立在人们心中唤起的意向的确时常像是能量的消散过程（processus entropique），类似一种由比较高贵的能量形式，堕落像热力的过程。这种由模范中演绎出系列的构想，掩盖了生活经验的真相，因为其中的运动方向正好相反，是由系列中归纳出模范——不是一种堕落，而是一种向上爬的期望”。大众向上爬的期望促使系列向模范攀登，而系列向模范的攀登是大众攀登的世俗载体，即实现的中介和证明，“每一个人都可能一点一点地达到模范，持续的社会地位上升，值得社会各阶层一个一个地，继而全部地晋升到最豪华的材质，而且由差异到 ‘个性化’的差异，更接近绝对的模范”。几乎所有品牌的轿车都有一个看不到尽头的编码A1、A2、A3、A4、A5……X1、X2、X3、X4、X5……几乎所有的手机、相机、手表、衣服等生活中的每一件稍微重要一点的物品也进行着同样的看不到尽头的编码，给你一种无限的梦想和期望，同时也给你提供了一个不懈攀登的阶梯，不断地去接近自己期望的梦想、模范！整个商品的世界都在这样运转着：模范追逐着大众，大众追逐着模范，一个没有起点和终点而又永远停不下来的游戏！

另一方面，这是个性差异化的推动，差异就是地位，就是身份，在差异化的符号序列里，消费者通过模范的消费实现差异化的价值。系列向模范的转化才能在差异符号系统中居于链条的前端。另外是广告的推动，广告对商品的符号编码引导在超负荷信息接收中变成集体无意识的大众易于接受产品的模范宣传。

模范和系列的辩证运动正是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产品的生产、宣传和消费以及新旧产品不断更迭和衍生的过程，模范和系列之间的相对区别恰恰因应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阶层差别和社会身份认可以及差异化的需要。如何把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如何彰显自己的独特身份和地位？那就看你的消费是与模范相连接还是与系列相连接。模范与系列的区分又是相对的，是可以跨越的，是流动的，这反映了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层间的流动，又迎合了社会的民主和人人平等的观念，这又给人一个明确的心理暗示。这就与资本主义所宣扬的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相吻合了。

模范向系列转换，无不渗透在系列中；系列向模范转换，无不希望攀登到模范。在这一辩证运动中，物品变成了符号，成为大众追逐和建构自身地位、身份、意像的载体并借此实现文化身份和阶级阶层的认同。如此一来，在模范和系列的圆环中，二者越来越难以分开并永恒的转换成了控制大众消费的封闭系统，这就是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大众的消费被这种封闭系统操控，而大众只是这个圆环运转上的一个必要的物件（或者叫零件）而已，“它们宣称自己功能化的（而一件 ‘有风格’的家具永远不会这么做），并且理论上人人都有得到它的权利。而社会上的每个人，透过最卑微的物品，由应然而参与模范。同时，纯粹的模范或系列也越来越少。两者间的过渡被分化到无限［细微］的地步。和生产体制相仿，物品也离散于整个社会光谱之中。而且，这些过渡在日常生活中，则以可能或挫折这两种模式来体验：模仿为参与系列者内化——系列则为参与模仿者，标举、否定、超越和矛盾地体验。这样的流动穿越了整个社会，将系列带向模范，并使得模范持续地扩散于系列之中，这种永不间断的动态便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模范是通过差异来实现的，而“这些 ‘特定的差异’既然是以工业的方式生产出来的，它所能作的选择早就被僵化了：所剩下的，只是一个突出个人的幻象。因为想要加上一些可以令它具有独特性的元素，意识便在更贴近的地方物化了自身，也就是说在［物品的］细节里。这便是异化过程的吊诡之处：活的选择却体现在死的差异中，而就是在异化的欢愉中，计划自我否定且感到绝望。这便是系统的意识形态功能：地位的晋升在此只是一出表面上扮演的剧目，因为所有的差异早就被整合［在系统里］了”。在这模范和系列的辩证体系里，形成了一个颠倒的结构，大众活的欲望却要靠死的差异来体现、实现，死的差异成为控制大众欲望的遥控器，而这个差异还是被工业体系制造出来的，本应是人决定生产，产出差异的产品来满足人的需要，而先试运行的结构却相反，这个颠倒的结构就是消费社会的异化结构，人被模范和系列组成的异化结构左右，沦为这个旋转链条上的附属品、副产品。

在这个飞速旋转的圆环中，在模范和系列辩证运动形成的意识形态中，大众变成了追逐消费的机器，面对的是“朝生暮死”而又“价格不菲”的层次更迭的产品体系、物体系。模范永无止境，追逐永不停歇，共同铸造着资本的生产的永动机。

被操控的大众的这种追逐是注定达不到目标的，因为目标本身就在快速的运动，比大众追逐的速度来得更快，大众在一个没有尽头的梯子上攀爬，“如果把模范当做一个系列可以追上的理想目标，那我们就上当了。我们所拥有的物品，只是把我们就放为拥有者，它们把我们抛向了去拥有其他物品的不明确自由：因此剩下唯一可能，只是在一个物品的梯级上前进，然而这种晋升没有出路，因为它本身就是供养模范无法接近的抽象性。因为模范在根柢上只是一个理念，也就是说，系统内部的一个超越性成分，而系统可以持续地前进，整个儿地向前消逝：作为系统而言，它还是无法被超越。没有任何机会，可以使模范过渡到系列，而不同时被另一个模范代替。系统以整体向前进，可是模范由一个取代另一个，从未以模范的身份被超越，而连续而来的系列也无法超越自身的序列身份，模范动得比系列更快，它们有现时性，系列则漂浮于过去和现在间的某处，为了追赶模范气喘吁吁”。这就是消费社会的现实和悲剧，你在追逐商品中处在“永恒的期望、永恒的失望、永恒的再期望和永恒的再失望”中，“生命不息”，循环不止，永远处在“商品的追逐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