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符码控制与《消费社会》

鲍德里亚对物体系的分析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情景：物脱离了它原有的自然功能变成了功能化的符号物，在符号差异逻辑和模范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功能物、符号物变成了互相指涉、差异化的物体系（物的符号体系），人们消费的对象是符号物，或者说是物的符号价值，凡是不能变成符号进入这个序列的都无法成为消费的对象，鲍德里亚用消费社会来指称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由此看来，消费社会是物体系的自然逻辑。为分析揭示消费社会的运作逻辑，鲍德里亚吸收马克思、马尔库塞等一系列伟大思想家的思想。沿着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异化理论和拜物教思想的线索等分析消费社会的消费现象，在肯定马克思分析的基础上，突出了物品的符号价值，深刻地剖析了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

一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理论来源

鲍德里亚建构消费社会理论具有明显的马克思理论的痕迹，又渗透了卢卡奇的“物化”意识、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思想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则是消费社会意识形态建构的直接工具。

1．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素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之称的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其“物化”思想，这一思想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在时代发展新的阶段上探寻资本主义工人的出路，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关系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问题，指出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关键是生产关系的变革，特别是所有制的变革，而卢卡奇看到了科学技术到来的生产变革，特别是生产力的革新，这种革新是人进一步沦为生产的客体，主体性沦丧，从身体到意识都处在不断深化的物化状态，面对这样的问题，出路在哪里？这是卢卡奇面临的重大理论难题。也正是对这个难题的揭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地位。

卢卡奇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人为物役，人被物操纵和奴役。卢卡奇认为，人之所以被物奴役，就在于劳动和产品成为一种与人的主体性相对立的力量，不是人控制社会的自然规律和生产规律，相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世界控制了人，“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在客观方面是产生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它的规律虽然逐渐被人们认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作为无法制服的、由自身利益发生作用的力量同人们相对立。因此，虽然个人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对这种规律的认识，但他也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改变现实过程本身。在主观方面——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这里卢卡奇更侧重于生产力方面自然对人的控制，把异化由纯粹经济上的生产关系领域拓展到生产力领域，拓展到人的思想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物化变化的过程只有渗透到生活的每个领域，资本主义生产才是达到理想化效果的前提。因此，生产被合理化了，法律、管理乃至整个国家都被合理化了，这种彻底的合理化使人与人格分裂，物化进入人的心灵，成为控制人行为的意识形态自觉地操纵着工人的行动。物化普遍化了，无产阶级的一般劳动人员难以幸免，被资产阶级雇用的无产阶级的管理者也难以幸免，他们“不仅成为社会事件的旁观者，而且对他自己的、客体化了的和对象化了的能力所起的作用也采取直观的态度。……正是主体性本身，即知识、气质、表达能力，变成了一架按自身规律运转的抽象的机器，它不依赖于 ‘所有者’的人格，也不依赖于被处理的各种对象的客观—具体的本质”。

其二，物化导致个性泯灭，主体客体化。在不断高速运转的工业化体系中，管理越来越技术化、严密化，特别是以提高生产效率为中心、以规范化标准化为准则的科学管理模式建立以来，工人越来越被当成生产中的生产资料来管理，越来越去人性化和生产资料化，去人性化和生产资料化的劳动者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个性，成为生产中的一个环节，“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特质即人的个体的特征越来越被消除。一方面，劳动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一些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以至于工人同作为整体的产品的联系被切断，他的工作也被简化为一种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人变成了生产中的一个机器或者机器的一个环节，任何一个人就像其他的生产资料不断重复一样都可以被代替，失去了个性的物化人越来越成为生产过程的奴隶，不是去操作生产过程，而是被生产过程操作，不是主体，而是被操作的客体，“人无论在客体上还是在他对劳动过程的态度上都不表现为是这个过程的真正主人，而是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他发现这一机械系统是现成的、完全不依赖于他而运行的，他不管愿意与否必须服从他的规律”。当工人长久被置于客体的位置中，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其观念，就是主体的物化必然上升为观念的物化，即物化意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

其三，物化导致了人的原子化和总体性的消失。马克思辩证法是总体性的辩证法，只有辩证的总体观才能帮助我们发掘社会的本质，资本主义的一系列规律掩盖了资本主义的真相，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的辩证法，必须揭开资本主义拜物教的神秘面纱，颠覆其物化机制，唤醒工人大众，革命才有出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沦为生产资料的工人，在可计算的条件下，整个生产环节的整体链条变成了形式，工人被可计算化条块分割，比如计件劳动，每个人的收入根据自己的劳动件数获得报酬，与其他人的连接关系几乎看不到。特别是在现代工业下，大的工厂往往只承担着组装的功能，由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密密麻麻的小厂生产，然后组合在一起。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厂形式上因为这一件大的物品连接在一起，但是实质上它们是没有关联的，形不成一个真正的整体。“劳动主体也必然相应地被合理地分割开来。一方面，他们的机械化的局部劳动，即他们的劳动力同其整个人格相对立的客体化（它已通过这种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出卖而得以实现）变成持续的和难以克服的日常现实，以至于人格在这里也只能作为旁观者，无所作为地看着他自己的现存成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去。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被机械地分成各个部分，也切断了那些在生产时把劳动的各种个别主体结合成一个共同体的联系。在这一方面，生产的机械化也把他们变成了一些孤立的原子，他们不再直接——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的机械化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

总的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趋势导致了三个后果。一是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力和批判力大大下降。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人们的职业越来越专门化、微观化，他们的生活被局限在越来越狭小的范围，致使他们的目光很难超越周围发生的局部事件，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的理解力和批判力，失去了对资本主义整体的理解和批判。二是物化使活生生的历史现实机械化、僵硬化，使原本应该多彩的生活变成可计算的计件计时的劳动力，人们对物/商品的追求窒息了其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思考。他们面对的不再是生动的历史过程，而是沉闷的物的累积。物成了一切的归宿和生活的唯一宗旨。三是物化使人丧失了创造力和行动能力，人只能被动地适应，被动地劳动，成为被整个生产链条支配的奴隶。只能消极地躲在旁边目光无神地“静观”。物、事实、法则的力量压倒了人的主体性。仿佛社会和自然、人和物都颠倒了，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秩序仿佛成了一种自然的环境，其不再是人的创造行为的结果，人们只能服从却无法控制物的法则。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早期同样在探索新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批判资本主义并走出其困境的革命道路，在分析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时，沿袭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其物的“丰盛”、消费的神话并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这些分析和批判里不难看出物化理论的痕迹。

2．马尔库塞的“虚假需求”理论

在马尔库塞看来，消费社会尽管看起来物质富足，人们丰衣足食，但是人们精神是痛苦的，人成了商品的奴隶，成了“无灵魂”的物质人。物质生活的满足没有给人们带来所期望的幸福感，“物质富足、精神痛苦”是这个“单向度社会”的典型表现。人们之所以在物质富足的情况下物质的消费没有带来期望的幸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的消费不是自主的消费，而是被“挟持”的虚假消费。

马尔库塞把需要分为两类：“虚假需求”和“真实需求”（有的译为“真的需要”和“假的需要”）。“‘假的需要’是这样一些需要，它们是通过社会对个人的压抑的特殊影响附加到他头上去的：这种需要使得劳苦、侵略性、困境及非正义永恒存在。……大多数对松弛、玩乐、按照广告来表现与消费、爱憎他人所爱憎的需要都属于这个假需要范围。”由此看来，虚假需求是来自外力的一种被迫性需求，是社会对个人的挟持，人失去了选择消费需求的自由。何以如此？在广告的引导下，在大众传媒的宣传下，在人们满足一个需要的情况下不断制造新的需要，追求潮流的需要成为最流行的文化和观念，大家互相攀比，依靠消费物品的流行程度作为辨别身份地位高低的重要依据，当这种观念成了风气，就成了“压抑”大众去消费尽管自己并不是生活所需的物品。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人们都被“裹挟”着消费，消费不是自由的选择。虚假需求是不可能满足的需求，每一个需求的满足意味着新需求的产生。

“真实需求”是指无条件的、能够满足的需要，如物质生活上的食品、住房（这里说的是生活中真实的需求，不同于符号化的房子）等是生活必需的，也是可以满足和实现的。真正的需要是比较少的，更多地需要都不是出于真正的需要本身，而是互相攀比、虚荣心的结果，但从根本上是现代社会消费刺激的结果，被物化意识的人是不可能区分并拒绝虚假需求的。激发虚假需求正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

鲍德里亚的理论与马尔库塞理论特别是虚假需求理论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虚假需求正是消费社会消费现象和本质的一个重要借鉴，鲍德里亚强调需求是可以满足的，消费是无法满足的，消费本就是消费，这里的消费用马尔库塞的话说就是虚假消费，当然，对这种现象的剖析，鲍德里亚比马尔库塞走得更远，更详细更深刻。

3．罗兰·巴特的符号学思想

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是鲍德里亚解读消费社会和建构消费社会分析模式的直接工具，可以说巴特的符号学思想是鲍德里亚思想最直接的来源，巴特的符号理论直接为鲍德里亚建立关于消费符号的批判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1962～1963年，巴特在法国的高等实践学院开设了名为“当代符号意义组构系统目录：物的体系（衣服、食品、住屋）”的讨论课程，鲍德里亚就是参加讨论课的成员之一。在对鲍德里亚的一次访谈中，他曾回忆说，萨特曾经对自己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法国“五月风暴”期间），但后来我发现了巴特，和他一起工作我很快便发现更为有趣。鲍德里亚在其首部著作《物体系》中，多次引用和发展了巴特的思想，并将之用于考察物品的符号系统以及消费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意义。在《物体系》的开篇鲍德里亚就从家具等日常生活物品讲起，这延续了巴特开设的“物的体系”课程的分析思路，巴特认为物的符号在现代社会中总是试图用“指称”功能来掩盖“意指”功能，目的在于取得合法性，巴特将之称为当今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重大的意识形态事实”。鲍德里亚接过这一话题并将其进一步的拓展和发挥，通过对四类物件的分析得出所有的物品符号系统都是建立于功能性的概念之上，都是功能化的结果。消费本质上就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鲍德里亚强调符号的能指，否定作为符号的物品的功能性和使用性，即否定所指，最终走向了符号帝国。从这里我们能看到鲍德里亚的理论和巴特符号学思想的内在延续。

此外，作为老师和同事的列斐伏尔，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对鲍德里亚有着深刻的影响，“布希亚（即鲍德里亚——笔者注）的老师勒费弗尔（即列斐伏尔——笔者注）对他的影响以深远来形容。布希亚早期的作品可以视为延长了勒费弗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对当代社会的长期检视。”列斐伏尔在《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所开启的计划，实际上是《物体系》研究的前提。他们两人的思想之间有着深刻的理论联系，一是两人都以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为理论视角，以分析当代人的消费本质为根本的手段，鲍德里亚在对消费社会的探讨中，始终贯穿着类似于列斐伏尔的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意识。二是列斐伏尔在对当下社会的分析中指出了信号对社会的统治，鲍德里亚则更进一步地将符号学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这一点深受巴特的影响）系统地运用到对消费社会的剖析中，从而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符号学分析方法。列斐伏尔从消费社会学和符号学出发，深刻揭露了日常生活的异化本质，指出日常生活的特征是通过“信号—符号”“偶像—象征”的日益增长所体现的，在鲍德里亚的理论中信号理论进一步拓展。三是列斐伏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了一个“被控消费的官僚社会”，人在自由的消费中，变成了商品的等同物，通过消费品的控制，每个人都被纳入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符号的编码、广告的激发、大众媒介的灌输等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是列斐伏尔和鲍德里亚共同关注的关键问题。

二 消费与消费社会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生产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消费成为生产、流通、交换等环节的目的，一个以商品的大规模消费为特征的消费社会产生了。

“消费社会”这个词语的产生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20世纪20年代末期30年代早期，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消费者保护运动，达美昂（Dameron）称其为“消费运动”。英国人在1939年已经注意到了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消费现象，并将其描述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消费经济”。二战后，消费社会在欧美呼之欲出。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鲍德里亚出版了名为《消费社会》的著作，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使“消费社会”广为流传。

那么，到底什么是消费社会呢？人类又是什么时候进入消费社会的呢？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公认的答案。根据消费是否还属于特殊阶层的消费特权作为判断消费社会的标准（即这种消费社会观认为消费不再是少数阶层的特权，而是大众消费），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麦肯德里克认为，消费社会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威廉斯则将其追溯到19世纪的法国；慕克吉则认为，早在15、16世纪的英格兰，消费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消费社会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判断消费社会的标准不是消费是否超越了少数阶层而向其他阶层渗透并引起消费浪潮，而是大众消费是否出现。

鲍曼认为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对人的一种新的控制手段。这种控制手段是资本主义在控制了生产领域以后所采取的一种更加隐蔽的、更具有欺骗性的控制手段。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谁是资本家，谁是工人一目了然，甚至哪个工人受到了哪个资本家的剥削以及多大程度的剥削都是明明白白的。资本家正是通过不惜一切手段，剥夺工人的生产资料而使其成为只能为资本家服务的“无产者”、制定严格而苛刻的规章制度、拼命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竭力地压缩工资，从而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润。

资本经过了几个世纪，才使工作日延长到了正常的最大极限，然后超过这个极限，延长到12小时自然日的界限。此后，自18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大工业出现以来，就开始了一个像雪崩一样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习俗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

1860年1月14日，郡治安法官布罗顿先生在诺丁市会议厅主持的一次集会上说，从事花边生产的那部分居民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其困苦程度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没有见过的……9岁到10岁的孩子，在大清早2、3、4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10、11、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体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像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就感到不寒而栗。马利特先生和别的工厂主起来抗议讨论这件事情，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种制度，正像蒙塔古·瓦尔皮牧师所描写的那样，是无拘无束的奴隶制，是在社会、肉体、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奴隶制……

这种赤裸裸的剥削，一方面给资本家积累了充足的财富、资本，使其牢牢地控制了生产领域，控制了工人，把工人变成了和机器一样的物，但另一方面，这种剥削的赤裸性也造就和加剧了资本家与工人间的相互仇视、敌对和斗争。因此，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也从来不会停止。再一方面，不利于维护资本主义所提倡的欺骗工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面纱，使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更容易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攻击。

但是，当资本家/资本主义完全控制了生产领域后，他们改变了对工人的控制方式：通过消费来控制。通过广告、服装表演等赋予物品以意义，以此来引导和诱惑人们消费。鲍曼认为，消费社会比传统资本主义社会更具欺骗性和隐蔽性。通过广告等引导的消费给人一种假象：每个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普通工人——都是平等的，都可以自由地消费，资本家和工人是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平等的。消费社会对消费和人的控制“比传统的控制手段更为廉价和高效，控制生产和消费的结果是导致了一个更稳固和安全的资本主义体系。现在这个资本主义体系是通过至少表面看起来的那种个体自由而不是通过更为显眼的压迫形式来自我再产生”。

和把消费看作控制的手段不同，赫尔曼·卡恩则认为，消费社会是比生产社会发展水平更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均年收入1500～4000美元，社会进入大规模消费的阶段也就是先进的工业社会阶段或者叫工业社会晚期。

瑞泽尔把消费社会主要看成不断采取新手段和新方式来促进消费的社会，是后现代社会某方面的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快餐店、信用卡，以及随之相伴的购物中心、超级市场、主题公园、电视购物、电话购物、网络购物等大量涌现出来，不断地刺激和促进消费。这些手段表面上看来都是积极的、对消费者非常友善的，但事实上，这服务于一个目的：有利于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利益。

理论家们认为，消费社会不同于生产社会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消费社会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个阶段，是富足的阶段，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指出的：“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第二，消费社会是个以消费为原则——消费主义——的社会，是富足社会的意识形态，整个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制造消费、引导消费中建构起来的；第三，消费社会是以消费为目的的；第四，消费主要由广告文化引导并操纵着人们的消费，甚至消费往往会在生产之前就已经发生，“它们的消费比它们的生产先行”。比如，分期付款等，这和生产社会只有生产才能消费、消费本身就是为了生产是根本不同的。

鲍德里亚坚信这是一个消费社会的时代。这种社会的特征是“消费”和“富裕”: “如今我们无处不被丰富多彩的物、服务和消费所形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服务和富裕所包围，这在当今导致了人类生态学的一种根本变化。严格而言，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他人所包围。他们不再同其他人交往，毋宁说，他们的日常交往成了某种表现，旨在获取和操纵物与信息…… ‘环境’和 ‘氛围’的概念无疑成了时髦，仅仅因为我们的生活逐渐变得较少与其他人相关，较少同其他人的在场和话语相关，而是更多地处在欺骗性和臣服性的物的漠视之下，这些物持续重复着相同的话语……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消费社会同时又是一个物质极大过剩的社会：“大型百货商场充满了奢华的罐装品、食品和服饰，他们已成为富裕的主要场景和几何中心……我们的市场、商业大街和购物中心……是我们的迦南之谷，其中流淌着的不再是奶和蜜，而是番茄酱和塑料制品。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不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物质的过剩，是对每一个人都表现出来的过剩……”

虽然鲍德里亚承认“富足”甚至“过剩”的存在，承认这是一个消费的社会，也承认消费离不开物品（表面上消费的是物品），但是，他讲的消费和传统意义上的物品的消费，即功能性消费、使用价值消费是根本不同的。或者说，在他看来，消费社会的消费对象，从根本上说，不是物品的功能，不是它的使用价值。这是鲍德里亚和其他消费社会理论家一个很大的不同，也是他整个理论的一个立足点。传统上讲，消费指的就是物品的消费，即使用价值的消费，停留在功能性的层面上。比如，我们买衣服是穿的，买面包是吃的，买香烟是抽的，买车是开的……我们买的是物品，消费的是使用价值，在这种状态下，主要是人和物发生了关系。但是，在鲍德里亚看来，这根本不是消费关系。自古以来人和人就进行着物品的交换，“我们一直都在购买它，拥有它，喜欢它和享用它，但并不是消费它”。

鲍德里亚认为社会正由匮乏的“生产社会”（“生产原则”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转向相对富足的“消费社会”（“消费原则”占据主导地位）。消费的形而上学日益弥漫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正在实现由“生产—消费”的社会转向“消费—生产”的社会，消费变成了“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和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映的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消费在社会中的决定性地位日益凸显。

在“消费社会观”看来，匮乏决定了生产必然居于社会的中心地位，生产决定消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甚至人口的繁衍等都是以“生产”为核心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经济方面，行业的布局、分工，人员的作息制度，产业过程的规划、管理等无不是以效率为原则（以效率为原则就是以生产为原则，效率越高就越能加速生产，以生产为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表现为以效率为原则）；在政治生活上，不仅政治布局本身受制于经济发展的结构、状态，而且生产原则的可计算性、效用最大化，必然要求建立严密的科层制，使每个人都成为有机链条上的一环，成为工具化的人，成为政治生产运作中的一根发条，从而以严密的体系来达到政治效益的最大化。

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快餐文化、时间观念等无不服务于生产，无不贯穿着生产原则。即便是城市的布局、发展也是因应生产而已。正是传统大工业生产的需要，城市里一栋栋高楼大厦才拔地而起，造就了城市水泥森林景观。中国的城市化，乃至整个世界的城市化过程其实就是工业化生产过程的产物和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里我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人口的增长能促进生产，多出生就意味着财富的增长（一双手创造的财富总多于一张口消费的）。生产不仅仅是生产，而上升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

在“消费社会观”看来，生产原则是建立在社会财富“匮乏”基础之上的，而伴随着社会财富由匮乏到富足的转变，生产的意识形态地位也必然被消费取代。在一个逐渐富足的社会里，消费决定一切，重要的不是如何生产而是如何消费。能不能消费、在多大程度上消费决定着怎样生产，能不能生产，如何生产。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如何刺激消费、引导消费，是至关重要的。在经济上表现为广告先行是生产中最重要的环节，甚至广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广告的作用就是“唤醒”、“刺激”甚至“创造”人们的某种需求和某种消费欲望。在政治生活中，游戏政治的产生就是消费原则的反映。在生活领域，凡是能够被消费的都是有价值的，甚至身体也成了消费品，而且是最美的消费品。婚姻、性也越来越成为消费品，成为“婚姻游戏”“性玩偶”。在城市，水泥森林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逆城市化已经出现，田园城市呼声越来越高。消费观念已经渗透到每一个领域，消费变成了社会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