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绒藏族的家屋与名号

从成都出发，经过284公里的跋涉，就到达了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的硗碛藏族乡，这里的居民有5000多人，均为嘉绒藏族。

嘉绒藏族的分布与语言

嘉绒藏族的历史非常古老，有学者认为，他们是岷江上游最古老的居民之一，属汉代史籍记载的西南夷“夷系”民族的一部分，也是羌人从河湟地区南迁时遇到的戈基人。到唐代，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嘉良”，他们在唐代史籍中被称为“嘉良夷”。唐代以后，由于吐蕃势力的进入，来自吐蕃“琼部”的移民成为这里的统治者，因此，嘉绒十八土司均有大鹏鸟卵生的祖源传说。与这些吐蕃移民共同进入嘉绒藏族地区的，还有他们信奉的本教。吐蕃分裂后，这些人留在这里，在统治的过程中与原有的属民相互融合。到明代，中央王朝在这里建立了土司制度，形成了嘉绒十八土司。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土司的力量和势力范围变化很大，但嘉绒藏族的整体布局基本稳定。清乾隆年间，土司相互争夺权力，危害到嘉绒地区的社会稳定，清王朝进行了规模浩大的平定大小金川之役。平定大小金川后，清王朝采取了设土屯、以藏传佛教格鲁派取代本教等一系列措施，对嘉绒藏族地区进行了管理。

按照嘉绒藏族传统的划分，嘉绒地区共十八土司，其中讲嘉绒语的有十四土司。其领地以今天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梭磨乡马塘村为界，分为嘉绒本部和嘉绒冲部。嘉绒本部位于马塘以西，一直到大小金川，又分为三小部：（1）四土部——包括梭磨、卓克基、松岗、党坝四土司，均位于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境内；（2）大金部——包括绰斯甲、促寝、巴底、巴旺、丹东五土司，其中绰斯甲、促寝土司属地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境内，巴底、巴旺、丹东土司属地位于今甘孜州丹巴县境内；（3）小金部——包括攒拉、沃日、穆坪三土司地。其中攒拉、沃日土司属地位于阿坝州小金县境内，穆坪土司属地则位于今雅安市宝兴县、丹巴县和小金县。嘉绒冲部则指马塘以南，也分为三部：（1）来苏部——即原杂谷土司部，乾隆改土归流后，来苏部划入梭磨土司区，今属马尔康辖地；（2）杂谷部——即原杂谷土司部，乾隆改土归流后，建立了九子、上孟、下孟、甘堡和杂谷共五屯，今属理县；（3）瓦寺部——即瓦寺土司，今属汶川县。

在学术界，“戎”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历史上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众多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者的著作中，“戎”与“嘉戎”都还是一个独立的族群。1952年，在四川藏族自治区成立时，根据嘉绒上层人士及民族代表的意见，嘉绒称为藏族，全称“嘉绒藏族”。对“嘉绒”这一族称的来源，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嘉戎民族称呼的来源，乃从藏语Giarung一词，直接译为汉音。按藏语Gia指汉族，rung指溪谷，合称则谓近于汉族而住溪谷区域的民族。……此词实系根据地域观念而引申为民族团体的名称。”马长寿更进一步指出，除由地理之名引申为民族之名外，“居于溪谷之民，大抵土质腴沃，水源昌盛，宜于穑稼，故嘉戎之民多业农”。第二种认为，藏语中整个墨尔多神山周围地区都称为“嘉尔木·察瓦绒”，是指墨尔多神山周围的农区。“嘉尔木”就是墨尔多神山，“察瓦”指某一区域或居民区，“绒”指“低湿温暖的农区”。二者的解释虽然略有不同，但都认为嘉绒是由地域名转为民族名的。

嘉绒藏族居住在大渡河和岷江流域，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全部在四川省境内，主要聚居在阿坝州的金川、小金、马尔康、理县、黑水、汶川六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雅安市的宝兴县，甘孜州的康定县也有分布。据林耀华1945年对嘉绒地区调查的情况看，“嘉戎住处的范围较大，包括靖化、懋功全境、理县大部、汶川在岷江以西之地，以及康北丹巴、道孚、宝兴、金汤设治局等部分地。全部嘉戎人口，按作者考察估计，不过十五万人之谱”。1950年以后，道孚和金汤设治局的嘉绒地区大部分并入康定县，其间人口的变化没有相关的统计。到2000年人口普查时，人口分布大致如下：金川县约4万人，小金县约3.9万人，马尔康县约4.2万人，理县约2.1万人，黑水县约3万人，汶川县约2.1万人，丹巴县约1万人，雅安市的宝兴县约5000人。共计约20.8万人。

嘉绒藏族讲嘉绒语。语言学家认为，嘉绒语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语言，由于它是藏缅语族语言里唯一保留古老面貌特征最多的语言，因此也是一种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语言。国内外对嘉绒语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学者们一般认为：嘉绒语分为东部、西北部和西部三个方言区。东部方言以阿坝州马尔康话为代表，俗称“四土话”，它的通行面最广，硗碛的嘉绒藏族就使用这一方言。

作为嘉绒藏族的传统社区，硗碛对嘉绒传统文化保留得非常好。与它相比，位于大小金川和汶川理县的嘉绒藏族，受汉文化的渗透较多；位于传统四土地区，即今马尔康县的嘉绒藏族，则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很深。而硗碛恰恰是汉藏两种文化交流的边缘地区，因而既能反映传统嘉绒藏族社会的特点，又能反映其作为汉藏交流边缘的特征。

家屋是嘉绒藏族社会的基本单元

要理解嘉绒藏族的社会结构，最重要的钥匙是理解家屋的名号——房名在嘉绒社会中的作用。林耀华认为“嘉绒家族为其社会组织的中心”,“戎人家族没有姓氏，但每家住屋必有专门名号。这名号的含义甚广，它代表家屋承继人的一切权利与义务，举凡住屋财产，屋外田园土地，粮税差役，家族世系，以及族内人员在社会上的地位等，莫不在住屋名号之下，而有传统的规定。质言之，屋名概括家族团体的物资方面与非物质方面的两重内涵”。这个定义，是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家屋社会”定义的，概括得非常准确。但他同时使用了“家族”这一概念，导致一些学者认为嘉绒藏族的房名就是汉族的姓氏，是嘉绒社会的家族传承的机制，因此对嘉绒藏族房名的研究未进一步深入。

在实行份地制的藏族半农半牧区，房名广泛存在，但在不同的地区房名的含义是不同的。在西藏，贵族有房名，房名是一片封邑的权利和义务的象征，因此，不是通过继承关系取得房名的人，必须经过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的认可。例如，拥有阿沛这个房名的贵族，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杀，其继承者由噶厦政府指定为在政治斗争中有功的人。除了贵族，获得份地并承担租税的差巴也有房名。在西藏不同的地区，这些差巴的称呼不同，例如，在日喀则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处的定日，这样的人称为“绒巴”，就是“支差交租”的佃农。他们在从政府或者其他地主那里承租来的土地上务农，“绒巴”有权“将自己承租的土地传给自己的后代，有选举村长的权力，对村子内部的事务有发言权，他们也有从事贸易，扩充财产的机会”。而在昌都左贡县军拥村，民主改革前有23户差巴家庭都有房名，“当时房名与社会和经济地位相关，特别是与社会地位相关，有高低之分，例如有什么事大家聚在一起时，会按照房名的高低排座位。现在房名已无高低的区分，但仍与名声相关”。改革开放后，一些原来没有房名的人家新起房名，“对这些新起的房名，很多群众都不承认，平时也不叫。”在西藏的调查显示，房名一般贵族和差巴才有，堆穷是没有的，它成为藏族社会等级制度的一个标志。为了维持自己在这一等级制度下的位置，拥有房名的贵族和差巴都不轻易分家，这一家庭准则被戈尔斯坦称为“单一婚姻原则”和“单一婚姻主干家庭”，即一代人只有一个家庭，而家庭的指称则是房名。

根据嘉绒藏族形成的历史资料，明代土司制度确立时，嘉绒地区的房名就已经成为其社会组织的中心。在土司制度下，嘉绒藏族社会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社会上层是土司，他们占有所有的土地，实行严格的等级内婚制。社会下层的嘉绒民众领取份地耕种，承担差役，其份地和差役的权利义务均由继承房名的人承担。在传统的嘉绒藏族社会中，所有拥有一份份地的“绒巴”都有房名，没有土地打长工的人和必须租种别人土地的人，则都没有房名。一个房名的主人离开或者绝嗣后，土司可以指定别的绒巴顶替，也接受部分人通过购买土地顶替房名。

在硗碛实行土司制度时，其房名的意义比家族要更加丰富。第一，房名是与份地制度相联系的，每一个房名都能得到一份份地，同时承担相应的差役。第二，由于各种原因一家人迁移或者绝嗣后，迁入该房屋居住的人同时就继承份地和差役，因此房名不变，而居住其中的主人不断在变。即使是搬迁而来，仅在原地基上修新房的人，仍然要使用原来的房名。房名不能反映其居住者之间的血缘联系。第三，一家之子，可能一个继承自己的房名，另一个迁入别家，继承他人的房名。因此，不同的房名之间往往有很近的血缘关系，是否通婚要视情况而定。第四，房名的继承，通常情况下由父系亲属继承，但如果父系亲属没有继承人，则可以由母系亲属继承，是一种两可的继承关系。因此，土司制度下嘉绒藏族的房名，既是一种家族结构，也是一种基于份地制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嘉绒藏族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单元。正如费孝通在《云南三村》、巴特在《斯瓦特巴坦人的政治过程》中指出的一样，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所有权及其使用方式都是决定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主导因素，嘉绒藏族的房名也不例外。

同样，房名还促进了嘉绒藏族社会的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对西藏的研究认为，通过份地制，农奴们就被固定在土地上，无法流动。事实上，由于房名制度的存在，流入的人口可以通过“顶房名”获得资源，因此，嘉绒藏族地区的人口流动是比较快的。虽然习惯上人们实行族内婚，但一直都有其他族群的人通过入赘、顶房名等方式融入嘉绒藏族社会。这实际上使得嘉绒社会成为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而许多人口众多的家庭，也通过让儿子顶房名来摆脱贫困。

由此可见，嘉绒藏族的房名是这一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地位与汉人社会的家、日本社会的家元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