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对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需求
工业经济模式在一个繁荣的表面下面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工业经济模式是在非再生能源的基础上充分发展起来，其结果就是耗尽生存的资源、污染生存的环境、忽视生存的发展空间（精神世界），形成了一种及时行乐的以“人欲”为第一目标的物质消费观。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工业经济模式其实质是在使人类向“崩溃的深渊”一步步逼近。
一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
我们的生存面临严峻的挑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一些有识之士见微知著。早在1949年，美国学者福格就发表了《生存之路》，系统地阐述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相互关系，特别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维护和恢复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不过，这还只是星星之火，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报纸杂志上很难找到“环境保护”这个词，自然和生态系统作为我们生存的环境，依然是我们索取、征服和控制的对象。1962年，蕾切尔·卡逊，一位瘦弱、身患癌症的美国女学者，写出了《寂静的春天》，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虽然两年后她就心力交瘁，与世长辞，她也遭到了空前的诋毁和攻击，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
《寂静的春天》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同时促使环境保护问题提到了各国政府面前，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1972年6月12日，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这次研讨会云集了全球的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共同界定人类在缔造一个健康和富有生机的环境中所享有的权利，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
同样在1972年，由德内拉·梅多斯、乔根·兰德斯、丹尼斯·梅多斯主持的罗马俱乐部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发表。这部书对传统的不顾生态环境代价而沉湎于经济增长的西方社会敲响了警钟，认为为了防止世界这个系统崩溃，必须立即放慢经济增长，人口必须停止膨胀。这个报告促使理论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1974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二个报告《人类处在转折点上》，提出有机增长的思想。罗马俱乐部的这两个报告，使人们开始重视增长方式的问题，注意人口、资源、环境、经济间的协调，开始产生系统的持续发展思想和理论。
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提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1981年，美国学者布朗（Lester R. Brown）出版了《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198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推出了一部具有国际影响的文件《保护地球》，它突破了以往将发展和资源环境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改进人类生活的质量，同时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作者是挪威首位女首相布伦特兰夫人（Gro Harlem Brundtland），她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被广泛接受并引用，这个定义系统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文件，标志着可持续发展正式成为人类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模式成为人类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巴黎气候大会召开，由近200个国家或地区组成的代表团通过磋商，就遏制地球灾难、全球都适用的气候保护协议达成一致。最终目标是提出把全球升温限制在2℃以内的有效措施。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对于人类而言，可持续发展才是目标，而单纯的人的欲望膨胀和满足，不是我们人类真正的福祉。随着人类对生存及宇宙的进一步探索，在科学界已开始逐渐抛弃机械论，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多种新的非线性理论的出现，已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这种以系统论、控制论、协同论、混沌论、突变论以及超循环论等理论为基础的世界观将指导人们从新的视角重新认识世界、发展经济，使人类社会从纯粹的经济增长转向可持续发展。
二 当前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从1972年人类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经过40多年的努力，可持续发展完成了从观念到理论、从战略到行动的飞跃，并已逐步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观念层面，这是人类的认识层面；第二是理论层面，即构造可以指导实践的理论，由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所以，这个层面的实质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第三个层面是实用层面，即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各种可操作的制度和技术。
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之后，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延伸到了各个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之中。目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环境经济学家提出了“外部不经济内部化”的观点，利用价格机制、税收、信贷、赔偿等经济杠杆，使社会损失计入私人厂商的生产成本，把外部因素内部化，使环境资源得到保护。80年代以后，又进行了大量的环境价值论研究及价值评估，环境资源价值论的逐步完善标志着环境经济学的成熟。环境经济学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除了将环境资源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以外，还有在微观层次上的建设项目的持续发展的费用效益分析，中观层次的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调整和宏观层次的政策研究。
2．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学的可持续化是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只有真正做到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化，才能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道路问题，到目前为止，人类的经济发展仍然是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新古典经济学道路，而这与可持续发展存在着矛盾；二是经济活动的生态环境成本问题，目前的经济活动过程缺乏一个有效的对生态系统保障的机制。在经济活动的外部效果即社会成本方面，可持续发展理论把它从过去的宏观和微观分别考虑，转向宏观微观结合，还需要更进一步，达到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以及纵向上的代际传承。
3．社会与可持续发展
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目的，要达到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化，还需要从经济的可持续化进一步推进，达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化，包括人口与资源的问题，人类生活的幸福问题，人类的和谐相处问题等，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对人口资源的正确估计是可持续发展战略考虑的前提之一。在这方面，要首先考虑：人口的绝对数量与粮食问题；人口老化及养老保障；城市化与农业人口过剩；妇女问题和社会分工；人口素质、教育和社会结构的完善；人口信息的开发与利用及家庭结构问题。另外灾害防治和环境法制的研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4．可持续发展模式与评价指标体系
在实践层面，可持续发展理论主要从技术方面考虑。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要建设和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核心是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和教育。从思想实质上看，可持续发展包括三方面的含义，即人类与自然界共同进化的思想、世代伦理思想和效率与公平目标思想。在评价指标体系方面是将资源核算、环境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进行关联研究，从而克服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缺陷，建立持续发展目标导向的“资源-环境-经济”一体化管理体制。
5．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经济增长点。增长点也叫增长极，是指某些特定的产业部门或地区在经济增长中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和占据支撑区域的作用。首先其规模应相对的大，才能产生充分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其次，应当是增长最快的产业和地区；再次，应同其他产业部门之间具有高强度的投入产出关系，能够使增长效应被传递分散；最后，它应是创新的“朝阳式”产业或企业。新经济增长点的作用已被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所证实。
《世界可持续发展年度报告（2015）》作为全球首部关于“后发展议程”的专业研究报告，以“可持续发展科学”作为基础理论，依据国家类型、发展阶段、优先次序对联合国开放工作组的目标设计提出了全面修正，拟定了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全新目标体系。计算了世界主要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时间表。在可持续发展内涵中凝练出全新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并计算了全球192个国家（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运用独创的理论与方法制定了全球可持续能力的“资产负债表”，明确指出各国可持续发展的比较优势与比较劣势。该报告是在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在2015“可持续发展年”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行动作出的整体回应。
从以上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发展理论是当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但这里指的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要提高生产力水平，是社会的整体发展。②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城市、城乡、省域乃至国际制定发展战略首要问题，区域的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协调发展是推动整个世界发展的前提。③技术创新和技术支撑体系的建立是目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内容，应大力发展有关技术及监测手段。④科教效益的作用逐步在社会进步和发展中显露出来，最终形成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科教效益的统一。⑤微观单元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内部要素结构正在逐渐向可持续发展方向靠拢。
三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我们必须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是实践性的发展理论，处于中间的理论层面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但却是当前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从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来看，目前观念层面和实用层面发展比较迅速，而理论层面比较迟缓。如何建立起真正符合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目前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关键。目前理论层面最为重要的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得到体现，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正式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命名的经济学学科，是在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提出并被人们广泛接受后产生的。
1．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演进
虽然“可持续发展”是在1972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但是在西方经济学中，其实一直在关注人类发展的可持续问题，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然是经济学所必须面对的，只是在不同的时代，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关注的程度会不同，所持的观点也不同。
（1）古典经济学阶段
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资源的稀缺程度与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关系，古典经济学所说的“资源”，主要是指人口、土地和资本，威廉·配第就说过：“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在古典经济学那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等，都关注了人口的增长与土地的稀缺，基于此，都对人类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但观点各自不同。
斯密认为，资本积累的增加可以增加被雇用的劳动者人数，分工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的发展又会推动技术进步和新机器的发明与使用，从而引起报酬递增，这就克服了由于土地稀缺所产生的报酬递减。所以，在人类的持续发展道路上，斯密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而李嘉图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必将不断增加，而土地的数量是固定的，由此出现两种趋势：一是人们不得不耕种肥力和位置越来越差的土地；二是在原有的土地上不断追加投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将发生作用。随着土地的稀缺程度提高，工人与资本家、资本家与地主在收入分配上的矛盾会越来越尖锐。虽然工业生产中由于分工的发展和技术进步而存在报酬递增，但是，在所有的土地资源被利用了之后，资本积累率从而对劳动的需求下降，农业中的报酬递减趋势将会压倒工业中的报酬递增趋势，于是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放慢，直至进入人口和资本增长停滞和社会静止状态。
马尔萨斯的观点是，如果人口的生育率保持稳定，那么人口将会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和资源是有限的，且存在土地报酬递减规律，所以生活资料就会按算术级数增长。这样，就出现了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人类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也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活资料的供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必将超过资源的供给。因此，人类面临一个黑色的未来：如果不能控制人口的增长，不断增长的人口将会耗竭我们这个地球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就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2）新古典经济学阶段
由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发轫，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其研究重心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资源的稀缺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在资源稀缺或资源数量一定的条件下，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配置资源使得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使得资源稀缺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被降低了。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可以解决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从而可以避免马尔萨斯陷阱。他们认为技术的力量能够提高土地和其他资源的生产率，从而克服报酬递减的趋势，而价格会对资源的稀缺程度做出灵敏反应，价格机制会促使人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开发新的替代资源，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倾向于缩小家庭规模，从而缓解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的矛盾。总体上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在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是持乐观的态度。马歇尔就认为，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如知识的进步、教育的普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新机器新方法的采用、市场范围的扩大等）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报酬递增的倾向会压倒报酬递减的倾向。不过，马歇尔当时所谈的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层面，没有像现在这样把视野放在全球的层面上。
（3）当代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20世纪经济学的主流，其核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就业理论。凯恩斯主要关注如何将一个国家的经济由非充分就业水平提高到充分就业水平的短期分析，长期、动态的经济问题则不是重点。凯恩斯奉行一种“长期我们都将死去”的短期哲学，所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太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
以索罗（R. 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派，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大大超过劳动、资本这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资源和环境并不构成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约束条件。
2．当代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提出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门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它研究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由不可持续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状态转变及维持可持续发展动态平衡所需的经济条件、经济机制及其综合收益。
传统经济学关心的是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虽然稀缺性是经济学基本理念之一，但正因为资源是稀缺的，所以经济学是一门“选择性”科学。当土地成为稀缺资源，出现边际劳动报酬递减状况，土地、产出、劳动力、工资的增长不再如土地资源充裕可被充分利用时期那样同步增长时，亚当·斯密依然乐观，他认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技术进步和新机器的发明，引起报酬递增；资本的积累可以增加劳动力的人数，从而可以克服由于土地稀缺而产生的报酬递减。相对于亚当·斯密所处的英国产业革命前夜时期，李嘉图从事经济研究的时代正是英国产业革命蓬勃开展的时期，生产率大大提高，对外贸易也空前增长。他认为随着资本积累和人口的增加，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利润有下降的趋势。如果利润下降到近乎为零，则一切积累都会停止，社会将形成生产发展、资本和人口增长停滞的“静态社会”。虽然他的看法不如斯密乐观，但他对发展的前景还抱有信心，因为农业和工业技术进步，新机器的发明，对外贸易的发展将会对利润下降有遏制作用。
可持续发展强调人口、资源、经济、环境、技术社会等因素综合协调发展，总结过去人类处理经济建设和资源环境发展关系的经验，形成经济、生态和社会持续地均衡地最优发展，将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既达到发展的目的，又可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并公平满足后代发展与环境的需要。这种新的经济发展观是对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观念的一种摒弃，其经济学理念的形成可以沿着经济思想发展的足迹去追寻。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和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传统经济学的很多理论问题提出了挑战，需要以可持续发展，特别是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来对传统经济学进行改造，并按可持续发展思想来对经济学进行理论创新。但是，目前经济学的发展仍然没有走向可持续发展轨道，甚至受到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比如，《增长的极限》就并未引起传统经济学转向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也没有动摇传统经济学的增长信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和西蒙·库兹涅茨都公开反对《增长的极限》，认为《增长的极限》中的世界模型是“坏”的科学，是公共政策的坏导向。
如何从经济学的角度，尤其是从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角度去分析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性与可行性，也就是说从经济学原理的层面而不是从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环境学、资源学、生态学等意识形态学科或技术学科层面上，找到可持续发展的依据，即如何使经济人的自利动机、理性行为和最大化倾向与可持续发展观念有机统一起来，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学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只有让可持续发展经济与主流经济学融会，才能使得人类的经济发展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3．目前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是从可持续发展观出发的，从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利用开始，结合生态经济学、环境资源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当代经济理论等发展起来的，所以，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具有前沿性、综合性和交叉性的理论经济学的属性。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仍处于发展阶段。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学术界经过艰苦努力，在可持续经济发展研究方面，出版和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不仅确定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性质、范围和任务，而且科学地阐明了本学科的基本范畴、理论性质、实现形态、运行法则，初步建立了学科理论体系。但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尚未融入目前的主流经济学，仍然处于边缘的状态。其他方面，学科建设上仍有很多尚待完善的地方，在学科建设的结构体系上，还未有认同的观点，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研究上仍然缺乏深度等，这些都需要认真、深入的探讨。
（1）国外的研究状况
可持续发展概念深入人心后，国内外的学者都积极地进行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出版了一批有很高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初步建立起了学科理论体系。
在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主要有由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赫尔曼· E．戴利（Herman E. Daly）于1996年所著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戴利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他被世界有关杂志列为“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的当代100位有远见的思想家之一”。《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是戴利关于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集大成之作。在书中，戴利提出了如下理念：一是人类应摒弃对数量性扩张的盲目崇拜，应建立以福利为中心原则的质量性发展观；二是人类不应将生态系统作为经济系统的子系统，恰恰相反，人类经济系统只是有限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三是建设生态文明要达到三个层面的目标，即生态规模上的足够、社会分配上的公平、经济配置上的效率；四是操作性建议，包括更新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开征资源税费等。戴利指出，人类社会的规模已经从过去的“空的世界”走向一个“满的世界”，工业革命以来那种依靠化石燃料作为驱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将越来越受到资源有限性、热力学定律和生态的相互依赖性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生物和物理条件的限制，人类最终将认识到经济活动是怎样与自然世界——一个有限的、非增长的、物质上封闭的生态系统相关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戴利针对经济发展的范式、人口、全球化、伦理和宗教等问题提出了革命性的建议。戴利强调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该论点准确地揭示了生态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戴利的这本书对国际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艾尔斯于1998年出版了《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该书值得关注的观点有以下几点。①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何如此注重增长，其基本原因是政府和企业的预算安排建立在经济增长的预期之上。如果增长目标未能实现，积欠的债务会迫使决策者追求更高的增长，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和对增长的过度依赖。②认为传统经济学中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为衡量生产力发展的指标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环境与自然资源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由此造成的最大问题是误导资本的投向和技术的发展方向，造成资本不断排挤劳动力，鼓励了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因而加剧了就业问题和环境问题。③指出可持续经济的特点是不断地非物质化，充分利用技术、组织和能力这样的人力资源，而不是损耗性地使用自然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人类福利的提高。社会生活方式将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引导生产者更多地销售服务（效用）而不是物品。
德国的巴特姆斯所著的《数量生态经济学》，运用环境账户和实证分析，提供了衡量经济绩效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具有操作性的概念和指标。该书目的在于促进悲观的环境学家和更多的乐观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对话，进而将这些概念和工具传播到教室、会议室和办公场所等，希望从量化的角度研究生态经济学。
英国的芒纳星河（M. Munasinghc）在《使发展更可持续》中，致力于探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和路径，针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发展困境、原因以及解决方案，提出并创建了可持续经济学这个新的跨学科体系，旨在为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该书跨越学科、空间、时间、利益相关者立场等各种局限，促进学科的整合与综合，并通过各类实证案例，阐释各种创新方法和分析工具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实际应用，具有极强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
1968年，英国大气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E. Lovelock）提出了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后来经过他和美国生物学家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共同推进，逐渐受到西方科学界的重视，并对人们的地球观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盖亚假说也成为西方环境保护运动和绿党行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盖亚（Gaia）一词源于古希腊，意思是大地女神，古希腊人用这个词表示大地及大地上所有生命及人类组成的“大家庭”。盖亚假说至少包含5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认为地球上的各种生物有效地调节着大气的温度和化学构成；二是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体影响生物环境，而环境又反过来影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过程，两者共同进化；三是各种生物与自然界之间主要由负反馈环连接，从而保持地球生态的稳定状态；四是认为大气能保持在稳定状态不仅取决于生物圈，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为了生物圈；五是认为各种生物调节其物质环境，以便创造各类生物优化的生存条件。盖亚假说的核心思想是认为地球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洛夫洛克说过：“地球是活着的！”而且地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为了这个有机体的健康，假如它的内部出现了一些对它有害的因素，“盖亚”本身具有一种反制回馈的机能，能够将那些有害的因素去除掉。主流科学家以盖亚假说不够严密为由坚决拒绝接受。但在1981年，盖亚假说这一观点首次得到支持，洛夫洛克创造出计算机模拟的反射或吸收太阳辐射的白色或黑色雏菊世界，由于雏菊的数量随着普遍的表面温度变化而相对改变，因此雏菊群维持全球气温均衡。此后，更多生物多样性的复合模型提高了该系统的稳定性。
（2）国内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状况
在国内，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众多的学者从各个方面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进行深入的探索。
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著作方面，1994年，刘思华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它从“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各个方面全方位探讨现代经济应该如何发展和怎样实现发展才能使它自身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全书主要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应用理论探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对策探讨等方面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进行了研究。另外还有由贾华强所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导论》（1996年6月）、由潘家华所著的《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1997年6月）、由刘思华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1997年10月）和由洪银兴主编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2000年10月）等。这些著作的出版，是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这门科学体系进行探索的有益尝试。
钟茂初2006年著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不同于前面提到的几本教材，明确从新的经济学范式来开发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在这本著作里，作者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新的阐释范式，即从人的三种需求：物质需求、人文需求和生态需求出发，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修正，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人类基于多种需求（物质需求、人文需求、生态需求）、多层次利益（个人利益、群体利益、人类整体利益）的考量，权衡决定自身行为及行为关系的行为准则，可持续发展即是在这样的行为准则下所有行为及其后果的总和。在这种新的阐释范式下，作者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011年，钟茂初与史亚东、孔元合作，又推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进一步对“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探索，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方面有所推进，提出要超越微观、宏观的视野，站在“人类整体”的角度来认识可持续发展问题。并指出，只有站在“人类整体”的角度，可持续发展所讨论的核心问题（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绿色经济核算、代际公平等）才有真实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超越传统经济学的努力方向。较为全面地讨论分析了带有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全球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全球治理、全球性公共品、国际环境协议、全球污染权交易、全球生态贫困、全球性生态功能区、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行为准则与法律制度等），尤其对全球环境公平、全球性公共品、国际环境协议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分析，得出了一些有理论创新性和实践借鉴性的研究结论。2013年，钟茂初等又出版了《可持续发展的公平经济学》，一以贯之把握的是有关环境利益关系的问题，既有延伸政治经济学思想的讨论得出的认识，如环境问题是随着经济活动中的第一生产要素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的，现代资本经济中最普遍的行为是企业组织把转嫁为生态损耗的成本外部化作为实现剩余价值的本质手段，将经济不公平转化为环境不公平，现代资本经济运行中的资本积累矛盾和经济危机最终都转化为了环境问题和环境不公平等，也有从微观经济学方法角度得出的认识，如环境不公平的产生，或者是“资源”配置过程中的非帕累托优化所致（一个主体的利益改进损害了其他主体的利益），或者是市场失灵所致（外部性、“公地悲剧”、“搭便车”等），或者是交换过程中的非瓦尔拉斯均衡所致（“环境”的价格被低估）等，还有从制度经济学思路得出的认识，如不完善的产权制度（环境产权的不完备性、不完整性、产权残缺）是环境不公平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情形则是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为环境不公平的重要成因；环境规制，本质上是一个权利的再分配过程，政府进行环境规制或放松环境规制，实质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等。这些从不同经济学研究思路得出的认识，相互之间是互补或互相印证的，并不是相互抵触的。可以说钟茂初是对可持续发展经济研究最为深入的学者。
梁义成、李树茁2014年出版了《中国农村可持续生计和发展研究》，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融合了微观经济学、人口学和公共政策的视角，探讨了包括农户生计多样化、家庭劳动时间供给、技术效率、集约化农业生产等重要主题，并进行了案例分析。从农村生计的角度丰富了可持续分析框架的理论和实践，也为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可持续发展实践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王振中于2011年出版了《经济危机与可持续发展》，以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为契机，探索经济学向可持续方向发展的问题。这场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现在，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遭遇的第一场严重的席卷全球的经济大灾难，而从高度理性思维的角度讲，这场危机实质上是现代经济学的危机，是现代经济学思想滞后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鲜明表现，该书以此为基点论述了经济危机与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当前我国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论文方面，马传栋（2002）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是一门边缘性的理论经济学，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以及跟其他学科的渊源进行了分析。方福前（2000）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演进进行了很好的梳理和探析，很有启发意义。苏海燕等（2003）研究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与经济人范式的演进，并且提出了“理性生态人”假设，并以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石。任保平（2004）从经济发展成本分析出发，对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3）目前存在的关键问题与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外关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指导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在基础理论上的薄弱，没有建立一个可以与主流经济学融会的理论基础，也不能与主流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达到一定程度的相容，没有建立起主流经济学那样的“形式化”逻辑体系，这样，就造成了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边缘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必然要从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开始，建立起与主流经济学相融会的通道，从而将主流经济学引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正是本论文的目的所在。
2014年，中央在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深改组）下设立了6个专项小组，包括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小组、民主法制领域改革小组、文化体制改革小组、社会体制改革小组、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小组和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小组。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小组作为深改组下6个专项小组的第一个，首先，说明了中央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从未来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任务将陆续落实，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形成一整套制度体系。但是，未来的改革进程绝不会一帆风顺，许多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寻求共识。在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建设上，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学科，需要在理论上有新的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