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经典作家纪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传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正因为如此，纪念经典作家的过程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一 揭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中国革命，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统治》《波斯和中国》《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等文章、评论。中国共产党在纪念经典作家的过程中，注意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以彰显马克思主义对于解决中国问题的意义，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解释力。

1926年4月，中共中央就5月各纪念日的宣传发表通告，强调“五五”是马克思诞生的纪念日，在我们一切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物上，公开或秘密的集会上，须借此机会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否能解决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关系，并答复各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之曲解和误会。当时，社会上有人以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为由，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经典作家纪念，诠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联，说明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已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争求解放的旗帜和武器。我们党应比前加倍努力与更广泛地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灌输到中国劳苦群众中去，来武装他们，以争取伟大的解放。”并且要求“切勿一般地抽象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宣传，要将这一思想和理论战线上的工作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联系起来”。因此，经典作家纪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注意结合中国革命的任务来阐释、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贴近中国国情、贴近民众实际生活。1938年5月5日，《新华日报》刊发社论强调：“马克思是中国人民最热烈的同情者，当他在世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社会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他曾经对于贩毒的鸦片贸易，表示强烈的反对，他曾经对于鸦片战争、对于亚罗船事件、对于英法联军，表示痛切的愤慨；他曾经对于太平天国运动、对于中国人民反抗外国的侵略者，表示热烈的同情；他曾经对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作过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从他的结论中得出了警告侵略者和指出中国人民斗争的目标——‘中华民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是西方历史传统、文化积淀、社会现实的产物，似乎与中国的关系不大。社论通过具体罗列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同情和关切，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关联及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凯丰也认为，马克思不仅对于西欧民族问题表示强烈同情，而且对于东方被压迫民族，尤其是中国解放运动同样表示强烈同情。纪念马克思，“应当研究马克思所遗给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从他的伟大不朽的著作中，学习得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科学的理论，这是保证抗战胜利的重要方法”。华西园在介绍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时，通过引用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侵略》《波斯与中国》等文所表达的中国民族解放问题的见解，说明了恩格斯在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时，“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热烈同情，对于列强侵略中国的反对态度”。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日报》为纪念马克思逝世70周年刊发的社论仍然强调：“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对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寄予了无限的关怀。他曾不断揭发各资本主义强国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强盗政策。他曾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写了许多精辟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痛斥了侵略者的海盗行为及其对中国的非正义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热烈欢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认为它是‘全亚洲的新时代’的曙光。”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中国民族解放的同情与关切，既有利于拉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众的心理距离，也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提供了支撑。既然马克思主义包含中国民族解放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也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列宁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更为关注，中国共产党人在纪念列宁时，注意揭示列宁主义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1925年1月21日，为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陈独秀发表告中国民众书。他说：“列宁的外表，象一个很朴素的教授，又象一个很活泼的工人；他的内心贮藏了对于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同情热泪，他不但同情于被压迫的工人农民阶级，指导全世界的阶级争斗，他并且同情于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指导全世界的民族争斗。”自义和团事件起，列宁即表示深切同情于中国人，攻击他本国政府非常严厉；列宁对于中国的辛亥革命，表示满腔同情；列宁对于列强扶助袁世凯造成中国的反动政局，曾在《真理报》上进行批评。这些事实说明列宁“对于中国及中国民众之同情是何等诚挚”。陈独秀提出，现在全世界人类对垒的形式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抗，“我们若真要纪念列宁，永远纪念列宁，只有接受列宁遗训——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者，向全世界压迫者作战，为脱离被压迫的地位而战”。陈独秀在肯定列宁关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重点说明了列宁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情和支持。硕夫在《殖民地被压迫人民所应纪念的列宁》一文中称：“列宁是个世界革命的理论家与实行家，他一方面指示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道路与方法，使他们脱除改良主义的羁绊，知道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是他们唯一解放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指示东方殖民地或半殖民的弱小民族，只有团结起来环绕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向国际帝国主义进攻才是出路。”文章倡导国人依据列宁的指示寻找民族解放道路，实现民族解放的最后目的。1943年1月21日，为纪念列宁逝世19周年，《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列宁非常注意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中国革命的根本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是列宁所规定的”。“我们有许多事情还办得不太好，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还需要努力来克服自己的许多缺点。我们应该多多去请教那位革命中的‘圣人’列宁。”揭示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意义，既有利于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也有利于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

二 诠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要求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将妨碍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发挥。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借助经典作家纪念，中国共产党人表明了基本观点和态度。

1932年马克思诞辰纪念前夕，慧素在《为马克思主义而斗争》一文中指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我们武断的教义，也不是学究先生的公式，它是世界革命运动的总结，是实际斗争的方针。离开了实际的具体的行动，便不配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离开了实际的具体的理论，便不会有革命的行动。”这里强调结合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与公式。1939年1月，实甫在《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提出，“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不看做教条、不看做一般公式，而看做行动底指导”，所以，“他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了伟大的发展”，并“敢于以许多适应于新的历史条件的新公式来代替马、恩著作中某些过了时的旧公式”。实甫主张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时代要求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1942年1月21日，《解放日报》为纪念列宁逝世18周年发表社论《掌握马列主义的锁钥》。社论批评了“掌握马列主义，就是背诵马列主义典籍上的词句，遇到困难，便把这些成语引证出来”的错误观点，指出：“真正的马列主义武器，不是马列主义个别的现成的结论，而是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只有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宝，只有应用这种立场和方法，才能认识我们的现实，解决我们的问题。个别的公式和成语是僵硬的，死气沉沉的，立场和方法，是创造的，生机勃勃的。前者是驱壳，后者才是灵魂。由此可见，学会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是共产党人完成一切革命任务的首要条件，同时也就是共产党人第一等重要的责任。”社论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它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的活生生的统一”，是“克服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抗毒素”，“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方法，是全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又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中国实际、中国国情，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领所在。

三 表达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纪念经典作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面临的系列问题，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

1924年2月2日，恽代英在《列宁与中国的革命》一文中提出：“从列宁所说的与列宁所做的都告诉了我们，我们若是有了一个有主义有纪律的党，我们若是用这个党去宣传与组织工人农人兵士革命的团结，我们可以成功革命。革命的同志，要集中力量，整齐步伐，而且要得着劳兵农的赞助拥护，然后才有真正的成功。”这就借助列宁纪念，说明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支持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1927年1月21日，彭述之在《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一文中，批评了国民党右派鼓吹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列宁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言论，并依据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则”：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国的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先锋队；中国的革命应该拥护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到底；完全承认国内一切民族平等。这些原则既源于列宁主义，又包含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领导权、力量来源等问题。华西园在《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一文中，依据恩格斯关于各民族自求解放的原则，对中国抗战应该依靠的力量进行了阐释。他提出：“中国的抗战应该主要是靠自己的力量，对于国际的援助，当然应该努力争取，但绝对不应有所依赖，要知道：中国民族的命运，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而事实亦已证明中国是有充足的力量可以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问题只在能否加强团结与力求进步，以发挥自己的民族潜力而已。”这就依据恩格斯的民族解放理论，说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黎平在《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恩格斯》一文中，借助恩格斯对于中华民族自卫战争的态度，表达了对于抗战的主张。他说：“恩格斯认清中华民族只有从民族革命战争中求得自己的解放，所以他和马克思一起最恳挚地赞扬拥护中国民族抵抗外国强盗侵略的自卫战争。”文章依据恩格斯的观点，提出了争取中华民族自卫战争胜利的主张：扫除残破腐化现象，发动全中国的民族狂热情绪；坚持持久战，运用我们民族所善于运用的战略、战术；发扬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纪念经典作家的过程中，注意结合经典作家思想来表达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方案。

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注意利用经典作家纪念，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1939年1月，实甫在《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环境，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关于革命的武装力量问题、关于革命的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实甫强调，运用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分析中国具体环境和社会特点，一句话，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还是摆在中国马列主义者面前底一个主要任务”。这就结合经典作家纪念，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申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结合经典作家纪念，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1960年4月，《人民日报》刊发的社论《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指出：“在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主要的有三个方面的任务，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争取世界和平的任务，团结国际友人的任务。”社论不仅提出任务，而且对于任务进行了具体阐释。如社论提出：“中国人民当前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完成这个任务，不但对于中国人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世界人民的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也有显著的巨大的意义。”这就借助列宁纪念，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国际环境、国际条件。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仍借助经典作家纪念，表达改革主张、发展愿望。胡耀邦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提出：“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今天中国的中心任务已经是：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建设一个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里借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重申了中共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和发展任务。知识分子问题关系改革、发展力量的凝聚，是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澄清的问题。胡耀邦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通过反思1957年以来对待知识、知识分子“左”的错误，阐明了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和政策。他指出：一定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化成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尊重科学文化知识的正确观念，动员全党全民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一定要反对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看成“异己力量”的错误倾向，确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观念，百倍地加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团结；一定要反对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实行内行领导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要领导就必须内行的正确观念，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在革命化前提下的知识化、专业化。如此，借助马克思逝世纪念，提出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总之，经典作家纪念是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重要方面，对于塑造经典作家形象、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