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缘起

中国共产党举行纪念活动，既是尊重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也是进行政治动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社会整合、协调国际关系的需要。

一 尊重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

历史是客观的真实存在，尊重历史、敬畏历史是一个政党对待历史应持的正确态度。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中国共产党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其意正在于表达对历史的尊重、追忆和缅怀。纪念活动通过其特定的方式，可将人们带入历史的时空，让人们置身历史的场景，去感受历史、触摸历史，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保留历史记忆的重要途径。1941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双十节的决定》指出：“对于孙中山先生和当时无数视死如归的英雄豪杰，以及三十年来一切为民族解放与民权自由而奋斗的爱国志士与爱国人民，我们谨致深切的敬意。”这里所折射的正是对历史的尊重和缅怀。中国共产党举行的各种纪念活动，实际上都表达了对纪念对象的尊重、敬畏和追忆。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这是对孙中山历史地位的客观评价，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尊重和敬畏，也强化了对孙中山的记忆。事实上，每次纪念活动都要回溯纪念对象的历史脉络，以保存、强化对于纪念对象的历史记忆。

同时，历史经验包含诸多启人心智的道理，善于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是一个政党成熟的重要标识。中国共产党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其出发点之一就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以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比如，1931年11月，《中央关于广州暴动纪念日的工作决议》明确指出，“武装暴动的教训是值得每一个共产党人加以深刻和详尽的研究的”，要求在广州起义纪念活动中，“印发各种宣传品，在群众中进行广大的宣传与鼓动，解释广州公社的经验与教训……使广州公社的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为每一个党员与团员所深切了解”。从这里可以看出，纪念广州起义是为了总结其失败的经验，吸取教训，以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又如，1933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巴黎公社62周年发表的宣言也强调：“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与教训，以公社宝贵的经验来武装自己，这是纪念公社的任务，也是无产阶级争取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因此，总结和借鉴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纪念活动的重要旨趣。综观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纪念活动，无论是十月革命纪念、辛亥革命纪念、抗战胜利纪念，还是七一建党纪念、八一建军纪念、十一国庆纪念，都包含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比如，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三个方面总结了80年的基本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自觉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这种总结和提升，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有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理想信念、改革创新、战斗精神、革命纪律、军民团结六个方面，总结了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经验，并通过“历史告诉我们”的话语方式，直接诠释了这些经验的现实意义。如此，彰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的价值，有利于推进人民军队建设和强军事业发展。

二 进行政治动员、表达政治主张的需要

由于纪念对象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借助纪念活动进行政治动员，表达政治主张，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共鸣，有助于强化政治动员、政治表达的效果。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指出：“应当时时向兵士发传单，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宣传国民革命，尤其要趁国内各种政治运动式的纪念日。”结合纪念活动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政治动员，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思路和理念。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中共中央发表第19号通告，表示“借追悼会做广大的宣传，尤其要紧的是根据中山遗言做反帝及废约宣传”。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借助孙中山逝世纪念，在呼吁国共两党合作和国民党内左、右两派团结方面，开展了系列工作。1931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强调利用纪念节开展政治动员：“一切纪念节在苏区都应该是广大的宣传鼓动的日子。比如‘三八’应该是宣传劳动妇女解放，使劳动妇女起来参加一切斗争的日子……‘五一’应该是宣传鼓动苏区工农检阅自己的力量，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在一起的日子；一月二十一日应该是列宁纪念周，大规模征收党员的日子等等。”在这里，利用纪念活动进行妇女动员、工农动员，吸引民众加入党组织的思路十分明确。张闻天在谈到白区工作时也指出：“如果形势非常有利，利用纪念节有动员广大群众到马路上的可能时，那我们应该组织这类的纪念节活动。比如正在日本进攻中国、形势紧急、群众愤激的情形之下，‘一二八’与‘九一八’这种纪念节是最能动员群众的。”可见，利用纪念活动进行政治动员，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重要策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沿用了借助纪念活动进行政治动员的做法。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此，中国共产党在举行纪念活动的过程中，嵌入了政治动员的内容。195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国庆节宣传要点的指示》提出，应通过一年来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西藏和平解放、农业产量提高、工商业继续好转、文教卫生事业有显著进步等成绩的宣传，提高人民对于“建设光明幸福的新中国的胜利信心”。因此，国庆纪念蕴含新中国建设的政治动员，通过建设成就的展示激发、凝聚各方力量，是国庆纪念的出发点之一。

同时，纪念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表达政治主张的有利时机，容易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在为纪念活动发表的有关宣言、口号、通告、讲话中，中国共产党一般要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表达政治诉求。1943年7月2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发表宣言，便提出了“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四大主张，将抗战纪念与政治表达融为一体。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事变九周年发表宣言，对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局势进行了分析，一方面是人民力量空前高涨，要求独立、和平与民主；另一方面是反动派坚持独裁和内战，美国企图代替日本的地位，变中国为其殖民地。为挽救中国的独立、和平与民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如下一些主张：立即重行发布全国（包括东北）无例外无条件无限期的停止冲突、停止运兵、停止建筑工事、停止征兵的命令；重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各级政府成为各级民主联合政府；在政治协商会议的监督之下，实行最大限度与最高速度的复员裁兵，彻底废除军队属于少数个人的军阀制度；美国政府停止武装干涉我国内政，停止助长我国内战。这些主张，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应对内战危机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舆论上的主动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依然借助纪念活动表达政治主张。195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五一节宣传要点和纪念办法的通知》提出，各地党委应在五一节前后组织报告员、宣传员和一切宣传力量，向全体人民群众广泛进行一次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宣传。国际方面，“着重说明国际斗争和国内建设的关系，说明我国积极参加争取国际和平的斗争，既是为了履行我国对全人类应尽的光荣责任，同时是为了保证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国内方面，“向城乡人民群众充分解释目前国家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解释当前有关群众切身经济生活的问题”。这里的“说明”“解释”，实际上就是表达中国共产党关于外交、内政的基本主张，使保卫世界和平、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政策能为民众所接受。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重申了邓小平提出的新时期“三件大事”，即实现四化建设、保卫世界和平、完成统一大业，使这一谋划为海内外更多的中国人所知晓，辛亥革命纪念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表达政治主张的契机。2011年10月9日，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主张，即“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三个必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顶层安排，指明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路径。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通过八个“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主张、行动路径，政治动员的指向明确。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从六个方面表明了推进强军事业的基本思路，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人民军队永远跟党走；坚持和发展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当代中国军事实践发展新境界；始终聚焦备战打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做人民信赖、人民拥护、人民热爱的子弟兵。这就借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指明了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可以说，纪念活动是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形式，也是表达政治主张的重要契机，借助纪念空间、纪念符号和媒体力量，能强化政治动员、政治表达的效果。

三 实现社会整合、凝聚各方人心的需要

纪念活动既有政治动员、政治表达之功，亦能收社会整合、凝聚人心之效。借纪念活动协调党际关系、整合各派力量、凝聚各方人心，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纪念活动的着眼点。事实上，孙中山诞辰与逝世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对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协调甚至国民党内部关系的协调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三八纪念、五一纪念、五卅纪念、七七纪念、九一八纪念、一·二八纪念等，对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整合，亦有非同寻常的效果。

1926年3月，中共中央在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发表《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其主旨就在于号召“中国国民党左右派结合起来”，“全中国的革命派结合起来”。尽管这种呼吁未能挽救国民党分裂和大革命失败的危局，但中国共产党借孙中山逝世纪念来推动国民党整合、革命力量凝聚的意图十分明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亦注意借助纪念活动协调国共两党关系。1939年3月12日，毛泽东出席延安纪念马克思、孙中山晚会。他说：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在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求达到中国之自由平等上基本上是相同的，国共应该很好地团结，长期合作。这就借纪念表达了国共团结合作的愿望。1941年6月13日，中央统战部、军委总政治部提出：“对友军部队利用年关佳节或友我共同纪念节，以赛球、赛戏、闹秧歌、开纪念会等方式实行联欢。”同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可见，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纪念活动，修补国共两党的裂缝，维持国共合作关系。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指出：“中国各抗日党派不但在抗战中应是团结的，而且在抗战后也应是团结的。”“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并且表示：“必须按照合理原则改善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间的关系，加强国内团结，不给日寇以任何挑拨离间的机会。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同一天，《解放日报》刊发朱德为纪念抗战五周年而作的文章《胜利在望，团结向前》，提出“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各党各派共同建设一个民主共和国”。可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七七纪念提出了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主张，表达了国共两党继续合作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亦注意借助孙中山诞辰纪念、辛亥革命纪念协调国共两党关系。1981年10月9日，胡耀邦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在历史上，国共两党已经有过两次合作，这两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和抗日的大业，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民族的进步，现在为什么不可以为建设统一的国家而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呢？”胡耀邦还以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等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在这里，辛亥革命纪念成为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通道。1986年11月12日，彭真在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台湾的出路在于祖国统一，国民党的前途系于国共合作。任何政党和个人，都应当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顺天应人，为祖国的统一作出贡献。”在这里，彭真借助孙中山诞辰纪念表达了国共两党合作的诉求。

中国共产党不仅善于借助纪念活动协调国共两党关系，而且注意利用纪念活动协调与民主党派的关系。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呼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响应，增进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举行纪念活动的过程中，主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如在辛亥革命纪念时，安排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在纪念大会上讲话；在国庆纪念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国庆典礼；在建党纪念时，以自愿为原则，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纪念活动。

同时，中国共产党注意利用纪念活动凝聚各方力量，以赢得更多支持者、同盟者。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发表对时局宣言，借抗战纪念表达对前方将士的敬礼、对后方民众与海外侨胞的问候、对民族英烈的慰问及对世界各界人士的谢意，其目的正在于整合各派力量、凝聚各方人心。“两年来，我数万万民众及海外侨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努力生产，协助军队，输财输力，支援前线。而在沦陷区域之同胞，虽身陷水深火热之中，仍群起抗敌，奋斗不懈。中共中央谨向我全国同胞及海外侨胞致亲切的敬意。”这里肯定全国同胞及海外侨胞对于抗战的贡献，有利于激发抗战热情，增进海内外团结。新中国成立后的纪念活动，仍注意借助纪念活动凝聚人心、整合力量。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向全国参加抗日战争的老战士、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卓著功勋的海内外中华儿女，致以崇高的敬意！向支援和帮助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这种敬意和谢意的表达，说明中国共产党尊重历史、不忘过去，能收凝聚人心之效。2006年10月22日，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结合红军长征胜利的经验，强调“维护和加强全党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维护和加强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以及各方面的团结，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让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一切有利于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这就借助红军长征纪念，直接表达了凝聚各方力量的主张。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呼吁：“所有敬仰孙中山先生的中华儿女，包括大陆同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无论党派信仰，无论身在何处，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把握历史机遇，担当历史责任。”事实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所有中华儿女团结起来，凝心聚力，同向同行，否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难以成为现实。

四 协调国际关系、融入国际社会的需要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与共产国际、苏联和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协调问题，也需要扩大自身影响，尽快融入国际社会，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通过组织纪念活动，给共产国际、苏联和世界其他国家以配合和支持，是协调国际关系、党际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共扩大自身国际影响的有效形式。

中苏关系协调，是民主革命时期对外关系协调的重中之重，中国共产党注意借助十月革命纪念、三八纪念、五一纪念等来协调中苏关系。十月革命在苏联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共产国际和苏联每逢十月革命纪念日均有纪念活动的安排，中国共产党相应地组织纪念活动既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认同，也是对共产国际领导地位的维护，对中苏关系的协调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的扩大，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民主革命时期，每逢十月革命纪念，中国共产党都要发表纪念文字或组织纪念活动。1942年11月6日，毛泽东发表《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一文，称“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做出了有关全人类命运的英雄事业。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儿女。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消灭”。这里既肯定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意义，也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以协调中苏关系。

三八妇女节是国际性纪念节日，中国共产党注意利用这一节日纪念协调中苏关系。1933年2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三八妇女节工作的决定》，要求介绍苏联妇女生活的情形，“加强宣传和实地组织拥护苏联的工作”。193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三八”妇女节的决议》指出：“各级党、团、工会的组织，应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劳动妇女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与苏联妇女生活的情形”。在苏联，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已成为现实，借助三八纪念让中国妇女了解苏联妇女生活、工作的情形，既有利于促进中国妇女的解放，也有助于中苏关系的协调。

五一劳动节也是国际性纪念节日，共产国际往往为此发表宣言，对纪念活动作出统一部署。1940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五一”宣言，要求全世界的无产者、劳动民众在五一“举行示威，来拥护和平，反对战争的挑拨者及放火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举行相应的纪念活动，向世界其他国家的无产者、劳动民众表达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既是对共产国际的配合，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步入国际舞台、建构国际形象。

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二八纪念、七七纪念、七一建党纪念，也蕴含协调中苏关系的考虑。1932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周年纪念的通知》强调，利用一·二八纪念“广泛的解释苏联和平政策、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发展”，“积极的进行拥护苏联”。1934年1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两周年运动的决议》又提出，借一·二八两周年纪念宣传“中国民众与苏联兄弟联盟”的口号，尤其要宣传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胜利。这样，一·二八纪念成为建构苏联形象、协调中苏关系的载体。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赢得苏联的支持，七七纪念、七一建党纪念也嵌入了协调中苏关系的元素。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指出：“一切帝国主义战争都是屠杀人民的战争，惟有未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才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真正援助者。中国抗战的可靠的朋友，正是苏联与全世界人民。”这就借七七纪念表明了中苏之间的“朋友”关系。1943年7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干部晚会，毛泽东发表《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的讲话，认为苏联“变成了全世界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角。没有苏联红军、苏联人民和苏联领导者斯大林，没有斯大林格勒一战，人类的命运就还在不可知之数。有了一个列宁、斯大林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旧的俄国经过革命变成社会主义的苏联。世界上有了这一块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就影响整个世界，以至现在成为全世界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角”。在这里，毛泽东高度评价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位，既符合历史事实，也有助于中苏关系协调。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注意利用纪念活动协调中美关系。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以每年的6月14日作为联合国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都在这天举行纪念活动。为回应这一倡议，1944年6月，逢第三次联合国日，延安举行民众大会，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社论说：“我们在中国纪念联合国日，不要忘了苏、美、英人民的艰苦奋斗，不要忘了斯大林元帅、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的英明领导和他们所指道路之正确。”这里对美国人民、美国领导人的赞誉，虽有客观的事实基础，但着眼点在于中美关系协调。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为美国独立纪念日刊发《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一文。文章说：“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我们相信，这才是使中美两大民族不论在战时，在战后，一定能够永远地亲密合作的最基本的成因。”这里所表达的对美国民主政治的推崇，其意在拉近中美之间的距离。1944年7月4日，延安各界举行庆祝美国独立168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发表讲话，赞扬美国国内团结、民族团结的精神。毛泽东、朱德设宴招待在延安的美国侨民和中外记者团。组织类似的纪念活动，仍着眼于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依据胡乔木的回忆，1944年，中外记者团到延安，毛泽东很兴奋，与记者畅所欲言，因为总算是打开了局面。外国记者的情绪也很高，像发现了新大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对延安挑剔的，都很惊讶、意外和兴奋。许多人回去写了书。这一年，《解放日报》发表过一篇庆祝美国国庆的社论，里面对美国评价很高，谈到美国的革命、独立，没有一句批评美国的话。这个社论也带有欢迎的性质，一方面是欢迎外国记者，另一方面也是欢迎即将到来的美军观察组。这篇社论是由胡乔木起草的，题目是《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毛泽东对这篇社论亲自提出修改意见。社论对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人在世界自由民主运动中的影响颇为赞许，称“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哲佛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对华盛顿、杰斐逊等美国民主主义的先驱表达了敬仰之情。社论还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外交的希望：“罗斯福总统、华莱士副总统的外交主张，是美英苏中的战时团结和战后团结……这个外交路线是符合于美国利益，也符合于全人类利益的。我们中国不但在战时要求国际反法西斯的团结，以求得民族的独立，而且在战后也要求国际的和平合作，以推进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在庆祝美国国庆日的今天，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的这个外交路线，能够成为美国长期的领导路线。”同一天，《新华日报》也刊发了这篇社论。

除协调中苏、中美关系外，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注意利用纪念活动赢得更多国际关注和支持。1927年5月1日，中共五大发表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呼吁各国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全力援助中国的无产阶级，援助中国的革命”，“中国革命成功后猛烈促进世界资本主义的完全崩溃，将使世界革命有更进一步的进展而底于成功”。这里力图通过说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以赢得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援助。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指出：“两年来，世界各国人士，或则主持公理，仗义执言，或则慷慨输将，助我抗战，或则抵货拒运，制裁暴寇，中共中央谨向同情及援助我之友邦人士致敬佩的谢意！”中国共产党借七七纪念表达对“友邦人士”的谢意，旨在赢得国际社会更多的支持。1941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双十节的决定》表示：“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则是坚决的站在拥护苏联方面，站在拥护苏联、英国、美国反法西斯联合方面，站在拥护一切欧洲被压迫民族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苏美英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缔结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共产党亦借助辛亥革命纪念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1942年7月7日，《解放日报》刊发朱德为纪念抗战五周年而作《胜利在望，团结向前》，表示愿意“与全世界反侵略国家共同建设一个和平的新世界”。对和平世界的渴望，有利于拉近中国与全世界反侵略国家的距离。

新中国成立后，五一纪念、建党纪念、国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成为协调国际关系的重要途径。1952年4月17日，《中央关于“五一”节宣传要点和纪念办法的通知》提出：“今年北京举行的‘五一’节庆祝典礼，将有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会代表，东南亚、中东、近东、北非各国的左、中、右三种工会的代表及其他来宾参加。‘五一’节后，他们将前往沈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广州等地参观。各地报纸应注意适当地宣传他们的活动，借以加强人民群众的国际主义认识。”如此，五一纪念成为中外交流、对话的通道。

邀请外宾参加国庆纪念活动，是新中国协调对外关系的方式之一。1954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1954年国庆节外宾接待工作的指示》提出，邀请50个国家1500余位代表来我国参加观礼和访问，要求“借此次各国外宾来我国的机会，宣传我国五年来的建设成就，解释我国的总路线和宪法，表达我国人民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宣传我国解放台湾的正当要求和决心，着重说明为着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卫亚洲及世界和平而必须解放台湾的理由；宣传我国的国际和平政策，宣传我国与兄弟国家间的亲密团结和友谊，阐明我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各国改进关系、增进与各国人民友谊的愿望”。中央强调宣传时“实事求是，不夸大，不作假，结合政策多讲生动事例，少讲空泛道理。宣传我们的成就，同时也不讳言我们尚有困难和缺点，以争取主动”。国庆纪念成为中国对外宣传、连通世界的纽带。1956年国庆前后，有许多重要外宾来我国，包括部分国家兄弟党派出的参加中共八大的代表团，中共中央强调：“做好此次接待外宾的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全党必须予以重视，并努力做好这一工作。各地和各有关党组织，应该借此机会向干部和群众进行国际主义的教育，继续反对自高自大的大国主义思想，宣传国际革命力量相互支援的重要性，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的重要性，以及我国人民对于加强国际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的重要责任。”因此，国庆纪念成为让外国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让国人了解世界、确立世界眼光的重要契机。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成为协调中外关系的窗口。一方面，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活动，借此加强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对话与沟通。1995年5月，江泽民应邀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并与世界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一起参加了莫斯科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仪式。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半个世纪之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之间的大搏斗。面对法西斯侵略，苏联、中国、美国、英国、法国等五十多个国家联合在一起，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联合在一起，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相互支持，英勇奋战，终于打败了法西斯侵略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世界和平的基础，开辟了民族解放的道路，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世界文明史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江泽民的讲话，既有对历史的回顾，也有对未来的展望，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有助于国际关系的协调与国际形象的建构。2015年5月，习近平也出席了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以深化中俄之间的合作与友谊。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系列活动，借助纪念活动铭谢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援助。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苏联最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提供了宝贵援助，美国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给予了很大支持，英国及法国等国家向中国提供了经济援助或军事合作。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战争后期，苏联红军开赴中国东北战场，同中国军民一道对日作战，加速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程。”这种对历史的回溯，对世界各国给予中国抗战援助的呈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历史的尊重和铭记，有利于国际关系的协调。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习近平也向支援和帮助过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表达了衷心的感谢。为协调国际关系，中国共产党在举行纪念活动的过程中，也注意借此表明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立场。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愿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这种外交政策和外交立场的表达，既有利于国际关系的协调，也有利于国家形象的建构。

总之，纪念活动的开展，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观的理性选择，也是现实多重需要的诉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举行纪念活动，举行纪念活动的旨趣何在，从这里不难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