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类型

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纪念活动，既有对国际共运、近代中国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特殊节日的纪念，也有对中国共产党自身主要节日、重大事件、革命先烈与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纪念，其纪念对象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 国际共运重要人物、事件、节日纪念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纪念

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逝世。恩格斯生于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逝世。列宁生于1870年4月22日，1924年1月21日逝世。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诞辰和逝世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了相关纪念活动。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要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首先需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权威，增进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平、思想的了解和认同。1922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组织了首次马克思诞辰纪念活动。活动期间，李大钊、陈独秀等主要领导人在《晨报副刊》《新青年》发表了介绍马克思的文章，各地党组织举办了群众性纪念会。193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为纪念马克思诞辰而拟定《“五五”节报告大纲》，称“马克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他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个最有力的武器”。抗日战争时期，逢马克思诞辰纪念，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机关报发表了不少介绍马克思生平、思想的文章。如1938年5月出版的《解放》第36期，发表了凯丰的《马克思与中国》，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1940年5月出版的《解放》第106、107期合刊，登载了许之桢摘译的《卡尔·马克思传略》和拉发格著、王石巍译的《马克思回忆录》，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对于马克思的逝世纪念，中国共产党也相当重视。1933年2月，中共中央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发表告民众书，并就纪念活动的具体安排作出专门决议。

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的诞辰、逝世均有纪念。195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70周年纪念日，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35周年纪念日。1953年初，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宣布1953年为卡尔·马克思纪念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纪念马克思逝世七十周年》的社论，同时刊发阿·李赫拉特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活力》、格拉塞尔的《马克思的工作方法》、王南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读后》等文章。4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马克思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及宣传办法的通知》，鉴于“各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都将举行纪念”和“我国党内外对马克思生平事业了解者不多”，提出举行纪念讲演会、纪念展览会，刊发纪念文章社论。198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大会，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胡耀邦作了《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长篇报告。他说：“现在，我们大家都更加深切地感到，没有马克思的学说，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向马克思请教，认真学习他的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这次纪念规格高、影响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认识，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产生了积极影响。全国各地也以各种方式举行了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活动。

对于恩格斯的纪念活动，尽管相对于马克思的纪念活动来说有些逊色，但逢恩格斯的诞辰和逝世周年，中国共产党仍不定期地组织了纪念活动。如1938年8月出版的《解放》第47期，为纪念恩格斯逝世43周年，刊载了列宁所作《纪念恩格斯》和黎平所撰《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恩格斯》两篇文章。其中，黎平的文章从“恩格斯与中华民族自卫战争”“恩格斯与新中国的建设”两个方面，论述了恩格斯关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基本思想。1941年1月出版的《解放》第122期，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20周年，刊载了《恩格斯传略》的译文，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恩格斯的生平。新中国成立后，恩格斯纪念仍以文字纪念为主。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90周年之时，马克思、恩格斯纪念像在上海揭幕，以镌刻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永久记忆。

中国共产党对于列宁的纪念活动是从其逝世后开始的。1925年1月，《向导》出版“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特刊”；中共四大也为列宁逝世一周年发表宣言，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和一切被压迫民众，“站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实行列宁主义，与全世界的工农阶级联合起来去消灭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从运作方式和字里行间，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于列宁逝世纪念的重视和关注程度。大革命失败后，对列宁的纪念活动被延续下来。1929年2月出版的《布尔塞维克》，为纪念列宁逝世五周年发表《纪念列宁的口号》，认为列宁“一生的经验、学问、著作，就是我们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路线”，因而强调“学习列宁主义”。抗日战争时期，为纪念列宁逝世，《群众》发表社论《列宁逝世十六周年纪念》，阐释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内涵与价值；1941年1月出版的《解放》第123期，设专栏载文纪念列宁逝世17周年，其中包括斯大林的《关于列宁的逝世》与实甫的《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两篇文章。对于列宁诞辰的纪念相对于逝世纪念则明显要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协调中苏关系、赢得苏联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系列列宁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多由带有官方色彩的中苏友好协会来组织。1950年1月21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京津各机关集会纪念列宁逝世26周年，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大会。1950年4月19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分会于列宁诞辰80周年纪念日，按照当地具体情况展开纪念活动和宣传活动，并发展中苏友好协会组织。4月22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与北京分会联合举行纪念电影晚会，并广播、发表纪念文字。1955年后，列宁纪念集中于诞辰，直至1966年未曾中断。即使“文化大革命”时期，1970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刊发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北京和全国各地举行了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活动。改革开放后，对列宁诞辰的纪念以学术活动为主，通过对列宁思想的发掘及当代价值的审视，表达对列宁的纪念。

2．对十月革命、巴黎公社的纪念

十月革命开启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对十月革命的纪念是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自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之后，为总结十月革命经验，赢得苏联对于中国革命的支持，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机关报发表了大量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并为此发表通告或宣言，提升十月革命的纪念意义和纪念价值。1924年11月，《向导》出版“十月革命特刊”，号召全世界工人、农民、被压迫民族“研究列宁主义，实行列宁主义，努力继续十月革命的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随着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十月革命的纪念意义凸显出来。1928年12月出版的《布尔塞维克》，为纪念十月革命11周年发表《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之经验》一文，从小资产阶级问题、革命转变问题、党的领导作用、革命的客观环境等方面，论述了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借鉴意义。193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为十月革命16周年纪念发表宣言，在分析造成工人失业饥饿、农民破产饥荒、学生失学贫困等问题原因的基础上，号召全国劳苦民众“团结起来，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为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而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为争取苏联的援助，中国共产党举行了诸多与十月革命纪念相关的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十月革命纪念活动走向规范化，多由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组织安排。比如，1951年10月2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发出《关于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四周年纪念办法的通知》，要求“本会各地组织应联合各人民团体于十一月七日举行庆祝集会。市、县以上机关团体可举行代表性的庆祝会，各基层组织则应尽可能举行小型的群众集会”。并且要求通过谈话、读报、讲演、广播、出壁报、办图片展览、放映幻灯电影、在报纸上发表纪念文字等形式，在群众中宣传“苏联及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壮大，苏联对于我国人民的援助，联合苏联和学习苏联的重要”。11月7日，为庆祝十月革命34周年，首都各界举行纪念大会，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刘少奇等千余人出席。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将十月革命纪念推向高潮。11月2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典礼；11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共中央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苏共中央，祝贺十月革命40周年；11月5日，由文化部和中苏友好协会主办的“苏联电影周”在北京开幕；1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十月革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首都各界1.8万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刘少奇发表讲话；11月7日晚，首都50万人联欢，“为革命佳节而高歌，为中苏友好而欢舞”。这些简单罗列的史实，实际上呈现了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的壮观场面。此后，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十月革命纪念开始降温。

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是建立新型民主国家的初次尝试。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直接借鉴意义。1923年2月，巴黎公社52周年纪念之时，李大钊应《申报》之约，撰写了《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一文，称巴黎公社“开始了一个自由的新时代”，“‘康妙恩’就是劳动者的共和国”。1926年3月，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广州成立了筹备会，出版了《巴黎公社纪念册》，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发表演讲，既论述了纪念巴黎公社的意义，又从中总结了对中国革命有益的教训和启迪。他说，巴黎公社的失败，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没有一个统一集中有纪律的党作指挥，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由此，毛泽东得出重要结论：“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我们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使毛泽东意识到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的重要性。1933年2月1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巴黎公社62周年发表宣言，系统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认为巴黎公社“结束了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写了工人运动史最光荣的一页”，“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与教训，以公社宝贵的经验来武装自己，这是纪念公社的任务，也是无产阶级争取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为此，中共中央就纪念巴黎公社62周年作出决定：“动员党、团、工会及一切群众组织到广大的群众中，经过各种集会、演讲和刊物宣传巴黎公社的意义与教训，并使这一宣传与拥护中国苏维埃，揭穿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紧密的联系起来”；各级党部应在广大的群众基础上筹备巴黎公社纪念大会和示威游行。《红旗周报》第58期还刊发了《巴黎公社六十二周年纪念》的长篇论文，系统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失败原因，说明了巴黎公社经验教训对于中国革命的启迪意义。抗日战争时期，《解放》《群众》等报刊亦刊载了纪念、研究巴黎公社的文章。

1949年后，对巴黎公社的纪念延续下来。《人民日报》先后刊发了《纪念巴黎公社八十周年》（1951年3月18日）、 《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196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的伟大启示——纪念巴黎公社九十五周年》（1966年3月26日）等文章和社论。19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100周年纪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强调“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力图通过巴黎公社纪念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寻找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对巴黎公社经验进行了错误解读，步入了巴黎公社纪念的误区，留下了历史的遗憾和教训。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由人民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

3．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纪念

五一劳动节是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五一劳动节纪念成为中国共产党实施政治动员、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契机。围绕五一劳动节纪念，中国共产党一般要作出专门决定，发表宣言、口号，举行集会、游行，刊发文章、社论。比如，1927年5月1日，中共五大为五一劳动节纪念分别发表《告世界无产阶级书》《告中国民众书》，要求中国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应当做世界的‘五一’运动中的主要队伍”，实现“中国工人及被压迫民众和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联合”。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劳动节纪念发表宣言，表明了对这一纪念重视的程度。又如，1939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展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决定》，要求“与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的工人运动进行统一战线，在统一运动中把工人组织起来，积极参加战争的各方面工作，在抗战中去解决工人失业饥饿与改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以增加抗战建国的力量”。为此，各地党部应“按照各地不同的情况，参加或组织‘五一’的大会、纪念会、座谈会，解释‘五一’的意义与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作用，进行组织工人及领导工人参战的各种工作”。因此，抗战时期的五一劳动节纪念着眼于动员、组织工人参加抗战。解放战争时期，五一劳动节纪念仍是中共动员民众的重要途径。1947年5月1日，新华社为纪念五一劳动节发表社论《全力准备大反攻》，其主旨就在于“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每逢五一，都要举行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以动员工人阶级和各界劳动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1950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由胡乔木起草、刘少奇修改、毛泽东审阅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38条，对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军人、华侨分别提出了要求，以强化作为劳动者的责任意识。《人民日报》刊发社论，已成新中国五一劳动节纪念的惯例。如《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为世界持久和平而奋斗》（1952年5月1日）、《更加勇敢而勤劳地建设我们的祖国》（1953年5月1日）、《庆祝“五一”，争取全面完成国家的计划》（1954年5月1日）。召开纪念大会，是新中国五一劳动节纪念的常用形式。如1950年4月29日，在北京召开了4000余人参加的纪念大会，刘少奇作长篇讲话，强调“劳动节乃是我们工人及其他一切劳动人民团结的节日，乃是全世界的工人和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节日”，明确了五一劳动节的地位和意义。1986年4月30日，各行各业劳模和职工代表在北京集会，纪念五一劳动节100周年，胡启立在纪念大会上发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的讲话，提出中国工人阶级新的历史使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紧密团结，坚持开放，坚持改革，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历史和时代赋予中国工人阶级新的使命，通过五一劳动节纪念，使中国工人阶级明确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既有利于国家奋斗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工人阶级作用的发挥。新中国初期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曾举行庆祝游行，颁发五一劳动奖章也成为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的组成部分。

革命、建设、改革需要妇女广泛参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充分利用三八妇女节纪念进行政治动员，吸引妇女投身革命。比如，1933年、1934年，中共中央就三八妇女节作出相关决议，提出各级党、团、工会开展妇女工作的基本策略，要求在女工、农村妇女中广泛宣传三八妇女节的意义，在工厂、作坊和农村中组织三八妇女节的筹备会，召集女工农妇及学校中的三八纪念会，利用一切活泼的宣传鼓动形式（画报、游艺会、谈话会等等）和接近她们的方法来开展三八节群众运动，建立党、团、工会与广大劳动妇女群众的联系，吸收先进的女工农妇入党入团，增加工会中的女会员，成立一切劳动妇女的群众组织。可见，利用三八妇女节纪念动员妇女、组织妇女，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妇女工作的重要途径。抗日战争时期，三八妇女节纪念规格有所提升。1939年3月8日，在延安北门外广场举行了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纪念三八妇女节开大会，就是要妇女结团体，争取妇女的自由与平等。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联系的，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毛泽东通过阐释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关系，指明了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途径。1940年、1941年，中共中央为三八妇女节工作给各级党委发出指示。其中，1941年的指示规定，为扩大妇女运动宣传，“各级党委必须注意使各地方党、政、军、民的各种报纸杂志经常刊载妇女问题的论文和材料，能出专门妇运刊物的地方应该出版专门刊物。同时，须认真注意《中国妇女》及《新华日报》的‘妇女之路’副刊的发行推销和转载翻印工作”。因此，《中国妇女》《解放》《新华日报》等报刊，刊发了系列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文章或社论。

新中国成立后，为动员全国妇女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957年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1978年又改名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开展了系列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1950年3月7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各人民团体代表及国际妇女友人聚集一堂，庆祝三八妇女节40周年。朱德在讲话中指出：“妇女工作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发动广大妇女群众参加生产。因为只有当妇女能够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事业，妇女的完全彻底的解放才成为可能。现在我们要建设新中国，生产工作更其重要。”在这里，三八妇女节纪念成为生产动员的方式之一，结合生产开展纪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八妇女节纪念的重要特点。1990年3月7日，江泽民在三八妇女节8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在回顾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充分肯定妇女的作用和贡献，认为“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全国各族妇女的英勇奋斗和自觉奉献，就不会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他希望中国妇女提高自身素质，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为深化改革、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多作贡献。对妇女作用和贡献的肯定，对妇女期望和要求的明确，有利于调动妇女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性、创造性。

二 近代中国重要人物、事件或节日纪念

1．近代中国重要人物纪念

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纪念最为重视的当数孙中山纪念。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认为孙中山之死“自然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并致唁中国国民党，希望中国国民党“承继中山先生的遗产，积极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伟大事业”。第二年，逢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又发表《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针对当时国民党左右派出现的分裂，诚恳劝告国民党右派“完全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而不加以怀疑和修正”，“取消和左派分离的党部组织合成整个的左倾的中国国民党，来努力担负中国民族革命的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背叛孙中山，曲解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纪念活动因此停顿下来。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中国共产党自称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对孙中山的纪念活动得以恢复和提升。1938年3月12日，延安各界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三项是留给中国人民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应当继承并发扬光大”。同一天出版的《群众》刊发社论《纪念孙中山先生》。4月1日出版的《解放》第33期，除刊发《毛泽东在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边区各界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宣言》外，还以“纪念孙中山先生特辑”的形式，刊载陈伯达的《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艾思奇的《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两篇文章。1939年3月12日，毛泽东出席延安纪念马克思、孙中山晚会。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在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求达到中国之自由平等上基本上是相同的，国共应该很好地团结，长期合作。这就借马克思、孙中山纪念彰显了三民主义的地位，表达了国共合作的主张。1944年3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延安各界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解放战争时期，对孙中山的纪念活动因内战爆发又相对减少。

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诞辰、逝世均有纪念。1955年3月10日，在孙中山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上，董必武发表讲话，称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在无数先行者之中是“一个最卓越的代表人物”。1956年11月11日，毛泽东为孙中山诞辰90周年大会题写“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和刘少奇、周恩来以及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副主席何香凝等一起，在全国政协礼堂出席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周恩来在开幕词中指出，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卓越先驱，“是领导推翻封建帝制、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的英勇战士，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祖国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爱国者”，“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11月12日，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对孙中山的功业、品格进行了客观评价，称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既“是一个谦虚的人”，又“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这种评价，定格了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为评价孙中山奠定了基调。1965年10月2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全国政协常委第三次会议，决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并通过了筹委会委员名单。此前，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报送的筹委会名单（草案）时批示：“没有陈云，似应加入。”毛泽东对孙中山纪念活动细节的关注，由此可见一般。

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谈到孙中山纪念时，毛泽东提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反康、梁，反帝制的。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要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要和红卫兵商量”孙中山纪念一事，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的非正常状况，但表明了毛泽东在孙中山纪念问题上的态度。11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由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时，再次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始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要开一个会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11月12日下午，北京举行万余人参加的盛大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肯定孙中山是“伟大革命家”，领导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个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毛泽东没有出席纪念大会，但举行纪念大会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体现了毛泽东的主张。

改革开放后，孙中山的诞辰、逝世纪念延续下来。1985年3月12日，首都各界人士举行仪式，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60周年，乌兰夫代表中共中央献花篮，习仲勋、王震、杨尚昆等参加。198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邓颖超、乌兰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海内外来宾及各界代表万人出席，彭真发表长篇讲话。他说：“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不屈不挠地奋斗了一生。他的革命业绩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将孙中山视为“民族英雄”，认为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提升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199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召开，李瑞环、朱镕基、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江泽民发表讲话，沿用了“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伟大先行者”的评价，号召学习、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200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发表讲话，以“追求真理，始终与时俱进”“不懈奋斗，始终坚韧不拔”“热爱祖国，始终致力于振兴中华”三组表述，总结了孙中山的一生，并且强调孙中山“追求真理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这就对孙中山一生的业绩、品德作出了更为全面的评价。2016年11月11日，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发表讲话，仍称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并从“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四个方面，概括了孙中山的优秀品质。

鲁迅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为追悼与纪念鲁迅，10月22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三个文件，即《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电》。其中，《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称鲁迅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其“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对鲁迅给予了高度评价。为纪念鲁迅，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在全苏区内举行如下纪念活动：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举行追悼大会；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十万元；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八项要求：鲁迅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废止鲁迅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此后，逢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亦举行了纪念活动。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认为纪念鲁迅“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称“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将鲁迅的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适逢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除与会代表全体静默追悼外，特致电许广平女士表示慰问。电文说：“扩大会全体追念先生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与对文学运动伟大的贡献，深切表示敬意。当此民族危急之际，尤深哀悼”。1938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出版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团体举行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10月31日出版的《解放》第55期，登载成仿吾的《纪念鲁迅》、陈伯达的《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两篇文章；11月7日出版的《解放》第56期，登载周扬的《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一文。成仿吾在文章中强调：“我们应该高高地举起鲁迅的旗帜，为着民族解放事业的完成与中国文学的进步，坚决前进。”“我们的作家应该拿起鲁迅的精神，创造出新的形式来适应今天民族自卫战争的需要；应该大大地大众化，使文学由少数人手里解放出来成为大众的武器。”鲁迅纪念活动，既是对鲁迅历史地位的肯定，也是对鲁迅精神的推崇和传承。

新中国成立后，逢鲁迅诞辰、逝世均有纪念。195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纪念鲁迅活动的指示》指出：“九月二十五日为鲁迅七十诞辰，十月十九日为其逝世十五周年，决在十月十九日合并纪念。各大行政区中心城市除在报刊上发表纪念文章外，并应举行纪念会。在纪念会上望各中央局有负责同志出席讲话，号召文艺干部认真研究鲁迅。”这次鲁迅纪念与当时文艺界正在进行的自由主义倾向批判结合在一起，在纪念鲁迅的同时，为现实服务的色彩明显。1961年9月25日，首都文艺界及其他各界1400多人隆重纪念鲁迅诞辰80周年，周恩来出席大会，郭沫若、茅盾发表讲话，号召学习鲁迅精神。1966年10月，鲁迅逝世30周年纪念之时，《红旗》杂志发表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北京举行了纪念大会。

改革开放后，鲁迅纪念的规格提高。19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国朋友和各界代表共6000多人出席大会，胡耀邦发表讲话，高度评价鲁迅的历史地位和伟大功绩，称“鲁迅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的伟大英雄，是文化战线、思想战线上的伟大战士”，“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强调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就是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纪念他为中国人民建树的不朽功勋”。1991年9月24日，鲁迅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发表讲话，指出“鲁迅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一生”，“他的作品的思想深度、历史容量和战斗性，是中国文化史上所少有的；他的作品、思想和人格，在唤起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奋斗、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近代中国任何别的作家都无法比拟的”，强调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韧的战斗精神和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通过鲁迅纪念，中国共产党塑造了作为文艺界“巨星”的鲁迅形象，彰显了鲁迅精神的时代价值。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学术界对鲁迅评价分歧的产生，中共纪念鲁迅的规格亦有所降低。

2．近代中国重要事件或节日纪念

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当数辛亥革命。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辛亥革命纪念意义的发掘，借助辛亥革命纪念建构革命话语、协调国共关系。1924年10月，《向导》出版“双十特刊”，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肯定了辛亥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和地位。大革命失败后，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成为动员民众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192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为纪念辛亥革命发表《告民众书》，号召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1928年辛亥革命纪念之时，蔡和森也提出，国民党“欲利用今年辛亥革命纪念日做一番大规模的宣传，以欺骗全国民众”，中国共产党“实有乘此纪念辛亥革命的时机，向全国民众揭破统治阶级国民党之假面具的必要”。如此，辛亥革命纪念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抗斗争的工具。抗日战争时期，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成为凝聚民族力量、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重要形式。1941年10月6日，中国共产党就辛亥革命30周年纪念作出决定，要求各地共产党员向人民作广泛解释，使每一个中华民族的男女明白10月10日这一天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活中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天”，“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与民权自由的伟大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解放战争时期的辛亥革命纪念成为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动员。

新中国成立后的辛亥革命纪念，规格高、影响大。1961年10月9日，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召开，董必武发表讲话；1981年10月9日，首都各界隆重集会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叶剑英、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内外来宾万余人出席纪念大会，胡耀邦发表讲话；1991年10月9日，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杨尚昆发表讲话；2001年10月9日，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发表讲话；2011年10月9日，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发表讲话。可见，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辛亥革命纪念。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由于五四运动与青年群体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注意利用五四纪念对青年实施政治动员。1923年5月4日，李大钊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纪念五四大会上发表演讲：“今天是‘五四’纪念日，是学生加入政治运动之纪念日，也是学生整顿政风的纪念日。因为政治不澄清，使我们不能不牺牲求学之精神，而来干涉政治。”在他看来，现在学生应该做的事有二种，一是“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二是“对现政府立于弹劾的地位”。这就借助五四纪念向青年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行动要求。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向全国青年发出倡议，将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得到各地青年团体的同意，五四运动纪念亦成为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1939年5月1日，毛泽东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撰写《五四运动》一文，希望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认清自己的责任，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在建构中国革命理论的同时，肯定青年的“先锋队”作用，号召“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如此，在进行政治动员的同时，指明了中国青年成长的正确道路。与此同时，《中国青年》等刊物出版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专栏或专刊，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撰写了回忆五四运动的文章，发表了关于五四运动的感想。此后，五四运动纪念成为动员青年、传承五四精神的有效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逢五、逢十周年的五四运动纪念备受关注。1959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的请示报告时指出：“‘五四’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纪念日。各地应当通过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革命传统教育，号召他们继承与发扬‘五四’精神。”5月3日，三万多人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集会，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5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发扬光荣传统，建设伟大祖国——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1979年5月3日，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华国锋发表讲话，重申“五四运动是一个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是伟大的爱国运动，也是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并希望广大青年“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勤奋学习，敢想敢做，勇于创造，担当起时代赋予的重任”。1984年5月3日，首都各界青年6000人集会，纪念五四运动65周年，习仲勋作题为《发扬“五四”光荣传统 做最富有创造精神的新一代》的报告，提出青年要富有创造精神，“必须认清历史发展潮流，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坚持正确的方向”，“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积极投身到改革的实践中去”。这里以“创造”为中心，说明青年成长的路径。5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纪念五四运动六十五周年》。1990年5月3日，江泽民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发表《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的讲话，认为五四运动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相比较，具有本质的进步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强调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本质上是统一的。江泽民提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深入实际，深入工农”；“追求真理，锐意进取”；“艰苦奋斗，乐于奉献”，是中国知识分子成长的正确道路。1999年5月4日，在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发表《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奋斗》的讲话，将五四精神界定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强调其核心是爱国主义，并向青年提出了具体要求：“坚定理想，服务人民”；“深入群众，投身实践”；“勤奋学习，勇于创造”；“脚踏实地，艰苦奋斗”。这是青年成长的价值取向、行为特质和能力基础。2014年5月4日，逢五四运动95周年纪念，习近平来到北京大学视察，并发表《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讲话。他说：“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坚守和践行的核心价值”。这里对五四精神的概括，沿用了五四运动80周年纪念时的提法。习近平勉励青年在“勤学”“修德”“明辨”“笃实”四个方面下功夫，“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因此，五四纪念成为回顾历史、动员青年、引导青年成长的重要载体。

1937年7月7日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七七纪念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视的纪念活动。自1938年开始，便有了对七七抗战的纪念；1939—1943年的七七纪念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抗战宣言，提出对于时局的主张；1944—1945年的七七纪念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抗战口号，彰显抗战建国的方略。抗战胜利后，逢七七纪念日，中国共产党仍发表宣言或口号，以表达政治主张，化解当时国内出现的内战危机。新中国成立后，逢七七、八一五、九三均有纪念。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每年9月3日国家举行纪念活动，提升了纪念规格。与七七抗战纪念相关的九一八纪念、一·二八纪念，也是抗战纪念的组成部分。1933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九一八”二周年纪念的决定》提出，“组织群众的反日运动”“开展领导反日的民族革命的战争”“进行拥护世界反帝同盟的运动”“反对国民党继续的出卖”“进行反日的斗争与罢工”“建立和扩大党的组织”等，作为对九一八的纪念。抗日战争时期，《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解放》等报刊均发表文章、社论，对九一八予以纪念。对一·二八的纪念是从1933年开始的。1933年1月，《红旗周报》临时附刊发表《怎样纪念“一二八”》的时评，提出了纪念一·二八的具体方法，如发动反日罢工，扩大、巩固反帝抗日组织，动员力量检查、没收日货并抵制日货，要求一·二八纪念成为“推动反帝抗日运动到更高阶段的关键”。1934年1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二八”两周年运动的决议》明确提出，一·二八两周年纪念的主要任务是：“在反帝统一战线基础上，号召与组织广大的群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的新进攻，反对国民党新的出卖与‘中日直接交涉’，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这一时期一·二八纪念的旨趣在于动员民众投身反日反帝反蒋。

民主革命时期，激起民众反帝热情的纪念活动除抗战系列纪念活动之外，还有五七国耻日纪念、五卅运动纪念等。比如，1924年5月7日，《向导》发表《国耻纪念日檄告全国同胞》，历数帝国主义对华的种种侵略；1926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为“五卅”周年纪念告全国民众》，肯定五卅运动“是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站起来对压迫者帝国主义作大规模反抗之第一次，是全国各阶级民众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开始，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壮举”，申明五卅纪念“不是垂头叹气的纪念，应该是挺身奋起的悲愤纪念”，以“完成五卅运动的工作：对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对内解除一切人民的苦痛”。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为纪念五卅运动又多次发表宣言。1928年5月30日，中共中央为五卅运动三周年纪念发表宣言，系统总结五卅运动的教训，如只有广大群众的实际斗争，尤其是无产阶级的罢工抵制，才是切实有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豪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不能反对帝国主义到底；中国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宣言强调，“我们必须记取这些教训，才能完成五卅运动的使命”。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有抗战系列纪念活动，对五卅运动的纪念规格和频率有所下降。

三 中国共产党重大节日、重要事件与重要人物纪念

1．七一建党纪念

中国共产党珍惜自身的历史，举行建党纪念既是建构政党形象的需要，也是尊重历史、推进政党自身建设的需要。1935年底，共产国际已开始酝酿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193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纲要》发布，要求集中宣传党的性质、党的宗旨、党的历史、党的建设，统一宣传口径。此后，七一纪念成为常态，每逢七一纪念，或由中共领导人撰写纪念文章，或出版纪念特刊，或召开会议予以纪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为重视七一建党纪念。195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办法的通知》，对纪念的具体办法作出明确规定；6月30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朱德、陈云等出席，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1961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刘少奇发表讲话。会前，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讲话稿进行了多处修改。1971年7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社论说，中国共产党五十年的历史证明：一个政党的成功或失败，决定于路线是否正确。当前，特别需要在全党开展批修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改革开放后，逢中国共产党成立60、70、80、90周年纪念，中共中央均举行庆祝大会，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分别发表讲话。201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中共中央举行庆祝大会，习近平发表讲话，通过三个“伟大历史贡献”，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了概括，通过三个“历史告诉我们”，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

2．八一建军纪念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作出决议：1933年八一纪念节授予战旗于红军各团、授予奖章于领导南昌起义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定红军家属优待证，发给一切红军战士的家属收执。8月1日，中央苏区举行隆重的阅兵仪式，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颁发红星奖章，向红军团以上单位举行授旗典礼，其他苏区的红军也举行各种形式的活动，庆祝红军成立纪念日。1934年7月，中共中央在部署苏区“八一”国际赤色日纪念时，提出了红军七周年纪念的主要任务，即“巩固新战士，给他们政治与军事的训练，提高军事技术，巩固与提高纪律”。由于八一建军纪念与国际赤色日纪念重叠，土地革命时期单独为建军纪念而组织的活动较少。抗日战争时期，对八一建军的纪念更多体现在抗日的实际战斗中，专门的纪念活动亦不多见。解放战争时期，八一建军纪念有所增加。为纪念建军20周年，1947年8月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二十周年》，回顾了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的历史，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历史发展所积累的基本经验。1949年7月31日，新华社为纪念建军22周年又发表社论《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对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概括。

新中国成立后，每逢八一均举行纪念活动，由国防部举行庆祝招待会已成惯例。195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的通知》，认为“三十年来，人民解放军经历了英勇艰苦的斗争，表现了我国人民伟大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通知要求宣传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精神，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英勇顽强、坚忍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并对纪念办法作出了具体规定。1967年7月26日，毛泽东“同准备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杨成武谈话。谈到有人提出把九月九日秋收起义纪念日作为建军节时，毛泽东说：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八月一日，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八一建军节是一九三三年中央苏维埃政府做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这段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待历史冷静、理智、客观的态度。但是，林彪、江青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当周恩来将此电话请示毛泽东时，毛泽东“明确表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正是因为毛泽东的支持，7月31日晩，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均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建军40周年招待会。1977年8月1日晩，国防部举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招待会，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出席。改革开放后，逢建军60、70、80、90周年纪念，除举行招待会，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通过纪念强化了人民军队的历史记忆，展现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2017年7月30日，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举行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则集中体现了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最新成就。

3．十一国庆纪念

国庆纪念关系国家形象的建构，也是政治动员、表达主张、协调关系的有效载体。新中国成立初期，每逢国庆，中共中央发布国庆节纪念办法，对纪念活动的具体安排作出规定，同时发布国庆节宣传要点、国庆节口号，以统一宣传内容和口径。比如，1950年9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国庆纪念办法明确规定：“北京及各大行政区中心城市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示威。各省会及其他重要城市举行群众游行示威，各地驻军参加。”“在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泽东像，但游行群众则应抬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五人的像。”“应出专刊纪念，总结一年成绩，加强胜利信心。在纪念论文中应着重指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力量的强大”。可见，中央对于国庆纪念的安排明确、具体。综观新中国国庆纪念，纪念方式包括：召开庆祝大会，举行国庆招待会、宴会；组织群众游行和阅兵；《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社论、纪念文章；发布纪念口号；邀请各方面代表、外国来宾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联欢活动，各地举行娱乐活动；等等。

4．革命先烈纪念与党和国家领导人诞辰纪念

对于为中国革命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相关纪念活动，一则寄托哀思，一则激励后人。1939年11月13日，加拿大共产党派遣来华参加抗战的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在晋冀察边区逝世。中共中央致电表示哀悼：“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华参战，在晋冀察边区八路军服务两年，其牺牲精神，其工作热忱，其责任心，均称模范。”“白求恩同志的这种国际主义的精神，值得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的学习，值得中华民国全国人民的尊敬”。1942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的决定指出：“我们纪念‘七七’五周年，应对抗战死难将士举行追悼大会，以慰死者，以励士气。”这正是中共纪念革命先烈的意义所在。1947年十二月会议期间，恰逢毛泽东54岁生日，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祝寿，他则说，“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事实上，毛泽东非常重视对革命先烈的纪念，为追悼张思德而发表演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闭幕会议通过《关于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定》。6月17日，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主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邢肇棠陪祭。对于革命先烈除召开追悼大会予以纪念外，中共领导人还撰写文章予以纪念。如1929年9月，为纪念彭湃等烈士，周恩来撰写《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1946年4月，为追悼“四八”烈士，毛泽东撰写祭文《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周恩来撰写署名文章《“四八”烈士永垂不朽》在《新华日报》刊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先烈的纪念延续下来。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矗立，使革命先烈的纪念成为永恒。近年来，每逢国庆节，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2013年10月1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和3000名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一起，冒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第一个烈士纪念日到来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烈士纪念日纪念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精心组织安排烈士纪念日各项纪念活动，具体包括举行公祭烈士活动、向烈士墓敬献鲜花、开展网上纪念烈士活动、关怀慰问烈士遗属等。2014年9月30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与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近代以来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为了国家繁荣富强英勇献身的烈士。2015年、2016年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样出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同时，为表达对烈士的纪念和缅怀，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2014年9月1日、2015年8月24日，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第二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分别为300名、600名。除此之外，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革命先贤，各地建立了诸多烈士陵园。如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延安四八烈士陵园、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等。

随着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的相继离世，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诞辰纪念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先后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彭德怀、瞿秋白、徐向前、谭震林、邓颖超、任弼时、王震、李先念、宋任穷、习仲勋、万里等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此外，还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毛泽东、朱德诞辰120周年纪念座谈会，朱德诞辰130周年纪念座谈会。这些纪念大会、座谈会，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历史功绩、历史地位、精神品格进行了全面总结和评价，表达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敬意。比如，江泽民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是对毛泽东精神品格、历史地位的高度概括。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胡锦涛对周恩来精神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概括，即：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为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求真务实的精神；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谦虚谨慎的精神；始终严以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为无私奉献的精神。六个“始终”与“集中表现”，充分展示了周恩来精神的时代魅力。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将邓小平的崇高风范概括为六个方面：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热爱人民，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领导风范；战略思维，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恢宏的革命气度；坦荡无私，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光辉的人格魅力。这一概括，从不同侧面评价了邓小平的一生，彰显了邓小平风范的当代价值。在纪念朱德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将朱德的精神与风范概括为五个方面：追求真理、不忘初心的坚定信念；无限忠诚、光明磊落的坚强党性；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心系人民、艰苦朴素的公仆情怀；一生学习、一生向前的奋斗精神。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勋，对于后人是一种激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卓越胆识和精神风格，对于后人是一种典范。通过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诞辰纪念活动，对其历史功绩进行缅怀和追忆，对其精神品格进行提炼和总结，既表达了对历史的尊重，也恰似在国人面前树起了一座座精神丰碑，富有教育意义和启迪作用。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纪念对象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就纪念活动的性质来看，既有庆祝性纪念，也有悲情性纪念。从纪念对象和纪念类型的多元性，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胸怀与对待历史的客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