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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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方式

纪念活动的开展需要借助具体形式,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纪念活动,其纪念方式大致可分为会议纪念、文本纪念、行为纪念、艺术纪念、符号纪念。

一 会议纪念

召开纪念大会、座谈会,举办招待会、学术研讨会,是中共纪念活动的常用形式。

1.纪念大会

纪念大会有正式程序和较为庄重的纪念空间布置,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席并讲话,能容纳较多民众参与,易形成有影响力的纪念声势。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国革命大后方的延安相对稳定,对于着眼于政治动员的纪念活动,多以召开纪念大会的形式进行,并由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会上发表演讲,以强化纪念效果。比如,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对鲁迅精神的内涵进行了概括。1938年7月7日,延安各界民众举行纪念抗战一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王稼祥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各界同胞“踏着我们民族先烈的血迹,继续向着抗战的最后胜利,向着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光明前途前进”。《洛甫同志在延安各界民众纪念抗战一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解放》第45期,1938年7月,第3页。1940年5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周恩来发表讲话,称工人阶级是反侵略的最先锋的队伍,应坚决努力参加反日本侵略的战争,和全世界工人站在一起,取得整个世界的胜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464页。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明确规定,“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之后,中共中央西北局于1941年6月26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单独或并合数单位于七月一日举行全体党员与非党人员可以自由参加的纪念大会,报告‘中共略史’或‘学习方法’”。《中共西北局通知》,《解放日报》1941年6月27日。6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纪念中共成立20周年大会,毛泽东、中央政治局诸同志、边区党政军各界党的工作干部千余人出席,张闻天在会上作《纪念我党二十周年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纪念党二十周年西北局召开干部大会》,《解放日报》1941年6月30日。除西北局外,其他地方也举行了类似纪念大会。1941年7月1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大众剧场举行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纪念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报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根源、发展经过与今后的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58页。1943年7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抗战六周年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干部大会,到会者有党中央全体同志、各级党的干部和非党员干部,来延安不久的日本共产党领导和在延安的苏联、美国人士也应邀列席会议。《七一干部晚会上毛泽东同志总结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解放日报》1943年7月3日。在这次纪念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的报告,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世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世界、22年前的中国与当时的中国进行了比较,力求使全党认识到“世界将很快成为光明的世界,中国将很快成为光明的中国”。毛泽东:《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页。解放战争时期的建党纪念活动,同样利用了会议纪念形式。1947年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在驻地小河村召开纪念建党26周年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作报告,介绍党的历史和传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757页。1948年6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纪念“七一”和“七七”的通知》规定:“在七月一日,各级党委应该召集党的干部会议或党员大会或活动分子的纪念会。”《中央宣传部关于纪念“七一”和“七七”的通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2册,第706页。为此,7月1日,刘少奇在纪念中共成立27周年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申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重大的一个事件。从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就离不开共产党,不但离不开共产党,而且是以共产党为中坚来发展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在马克思逝世纪念、孙中山逝世纪念、三八纪念活动中,也召开了类似的纪念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重大事件、重要节日的逢十周年纪念,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诞辰100周年纪念,多召开纪念大会。其中,参加纪念大会人数最多者当数国庆纪念。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国庆17周年庆祝大会,参加庆祝活动的有150多万人。3000多名工农兵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和红卫兵代表,分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1页。

2.纪念座谈会

相对于纪念大会而言,纪念座谈会参加的人数少,程序与形式的要求也不如纪念大会那么严格,运用较为灵活,能适应较多纪念对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逢十周年诞辰纪念,均以纪念座谈会的形式进行。如201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尽管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出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但仍名之为“座谈会”。建党纪念、五四纪念等也曾采用纪念座谈会的形式。如1996年6月21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举行座谈会,江泽民发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基本要求。

3.纪念招待会

纪念招待会的规模可大可小,环境比较宽松,时间一般安排晚上,有的招待会以宴会形式进行。1944年11月7日,朱德为庆祝十月革命27周年举行宴会,出席宴会的有苏联、美国、英国的来宾,在延安的国际友人及延安各界人士百余人。席间,毛泽东举杯庆祝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苏联红军的胜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杨尚昆年谱(1907—1998)》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28页。国庆纪念在召开纪念大会的同时,常举行招待会;建军纪念则多以招待会的形式进行。比如,1974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有4500多人参加的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出席招待会的有全国各条战线的代表、各部门负责人、各方面人士,其中许多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到冲击的人。在这里,国庆招待会成为安抚人心的一种形式。又如,2007年7月31日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招待会。这是建军纪念的最高规格。纪念招待会一般由中央举办,新中国成立初期,亦可由地方举行。195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庆节纪念办法的通知》,规定有外宾和兄弟国家专家的地方,由当地人民委员会举行招待会。纪念活动过程中的宴会实际上也是一种招待会。1951年9月30日晚,举行盛大国庆宴会,应邀出席宴会的有老革命根据地的代表、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1400余人,还有各国外交使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出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页。这种宴会,带有慰问、协调、沟通的性质,是国庆纪念的有益补充。

4.学术研讨会

围绕纪念对象,由中央有关部门主办或由学术界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是纪念活动的形式之一。近年来,毛泽东诞辰100、110、120周年纪念,邓小平诞辰100、110周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90周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举办了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比如,2013年12月27日,中央七部门联合召开全国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入选论文100余篇,集中反映了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来自全国各地150多位专家学者在会上进行了学术交流。《深入阐释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当代价值 凝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8日。除中央层面组织的学术讨论会外,逢重要人物、事件、节日纪念,各地方、各学术团体也组织了数量众多的学术研讨会。通过学术研讨会,深化了对纪念对象的认识。

二 文本纪念

以文本为载体实施纪念,运作成本低、传播范围广,简便易行,是中共纪念活动运用最广泛的形式。

1.发表宣言、通告或口号

宣言、通告或口号能集中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且能在较大范围内传播,因而是纪念活动中常用的形式之一。抗日战争时期,逢七七纪念,中国共产党多发表宣言或口号;逢三八纪念、五一纪念,中国共产党也常发表通告或口号。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了促成革命胜利的具体要求,并正式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第283—284页。的号召,由此揭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序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纪念口号。逢十月革命纪念、孙中山逝世纪念、鲁迅逝世纪念、五卅纪念,中国共产党亦曾发表宣言、通告予以纪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逢五一劳动节、国庆节,沿用了发布口号实施纪念的方式。1950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发表《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38条。口号由胡乔木起草、刘少奇修改,经毛泽东审阅。刘少奇在修改时,将“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胜利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万岁!”将“毛主席万岁!”改为“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122页。1950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庆纪念办法的规定》,提出了庆祝口号13条,包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解放台湾!解放西藏!”“全亚洲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中央关于国庆纪念办法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册,第116、117页。

2.出版专刊、特辑,发表纪念文章或社论

纪念专刊、特辑传播面广,形式灵活,是纪念活动中普遍运用的形式。《向导》在创办过程中,为纪念活动出版了八期特刊,即“双十特刊”“十月革命特刊”“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特刊”“孙中山特刊”“五一特刊”“五卅特刊”“上海市民纪念五卅运动特刊”“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特刊”。《解放》在创办过程中,也出版了不少纪念特刊、特辑。如“纪念孙中山先生特辑”“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专刊”“纪念‘三八’与开展妇运特辑”“‘七七’纪念特辑”“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特辑”“二七特辑”“抗战三周年纪念特辑”“纪念七七特辑”等。1938年7月1日出版的“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专刊”,其中“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特辑”载有张闻天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林伯渠的《伟大的七月》等文章;1939年7月7日出版的《解放》,其中“中国共产党十八周年纪念特辑”,载有张闻天的《在民族自卫战最前线的岗位上》与《论共产党的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的一致》两篇文章。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在推出中共建党纪念特刊特辑方面发挥了表率作用。《解放日报》作为党的机关报,也为纪念活动出版了不少专刊、特辑。1941年7月1日,《解放日报》出版“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辑”,刊发朱德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林伯渠的《中国共产党与政权》、吴玉章的《我和共产党》等文章,并配发社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1943年7月2—9日,《解放日报》连续出版“中共二十二周年”“抗战第六周年”纪念特刊,发表林伯渠的《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前进》、吴玉章的《共产党改造了我的思想》、邓小平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等纪念建党的文章。此外,《新青年》《布尔塞维克》《群众》《新华日报》等报刊,也因纪念活动编辑、出版了大量特刊、特辑,刊载相关纪念文章或社论。

除出版特刊特辑较为集中刊发纪念文章社论外,各报刊还分散发表了一批纪念文章和社论。如《解放日报》逢建党纪念发表的社论,立论高远,富有思想性、启迪性和说服力。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1943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创立二十三周年》(1944年7月1日)、《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四周年》(1945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1946年7月1日)。此外,《解放日报》还刊载了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1943年7月8日)、刘少奇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1943年7月6日)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建党纪念文章。又如,为配合建党纪念宣传,《新华日报》也刊发《为保卫祖国而英勇斗争的中国共产党》(1940年7月1日)、《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1941年7月1日)、《忠实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共产党》(1946年7月1日)等纪念文章。

逢纪念日,党的领导人将根据纪念活动的需要分别撰写纪念文章。1943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纪念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提出:除中央发表宣言外,各根据地负责同志均须做文章。中央书记处要求周恩来、林彪、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程子华、贺龙、罗荣桓、陈毅等同志作文,并且要求一般的文章不要超过五千字,“多作生动活泼之描述与分析总结,少用枯燥无味之表格统计”。《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纪念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第329页。事实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不少文章,就是为纪念活动而撰写的。比如,毛泽东的《反对投降活动》《苏联利益与人类利益的一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团结到底》《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均为纪念活动而写。周恩来因纪念活动的需要也撰写了不少纪念文章,如《怎样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伟大》《辛亥、北伐与抗战》《抗战两年》《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七·七四周年》《抗战四年》《“九一八”十年》等。

新中国成立后,逢纪念活动出版专刊、特辑,发表纪念文章或社论,得到广泛运用。重要节日、重大事件纪念,如十月革命纪念、巴黎公社纪念、三八妇女节纪念、五一劳动节纪念、辛亥革命纪念、抗战胜利纪念、七一建党纪念、八一建军纪念、国庆纪念,《人民日报》都曾刊发社论。各报刊为纪念出版的专刊、特辑,发表的纪念文章或社论,则难计其数。

3.出版文集、纪念集

民主革命时期,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是借助纪念活动推出的;在纪念活动中也编印了不少纪念文集、纪念册。1922年,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印了《马克思纪念册》。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个马克思纪念册。纪念册封面套红印有马克思的半身照片,纪念册内载文3篇,即《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纪念日敬告工人与学生》、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传》和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3—264页。1938年5月5日,逢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延安成立马列学院,设立编译部,专门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编辑和翻译工作,后陆续推出了“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等著作。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第127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往往选择纪念活动之机,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彰显其价值与意义,以引起全党全社会对这些文献的关注和重视。1951年7月1日,《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发出通知,决定在《毛泽东选集》未出版之前,先选择毛泽东从1926年以来所写的几十篇最重要著作,除篇幅很长的须出单行本者外,在《人民日报》陆续发表。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新编的《列宁选集》四卷出版。1960年10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7月1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向全国发行;1987年7月1日,中央决定重新发表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1991年7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在全国发行;1999年6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六、七、八卷,在全国面世。这些文献在重要纪念日前后出版,既有助于营造纪念氛围,也有利于引起全党全社会对这些文献的关注和重视。

4.发致敬电、贺电

民主革命时期,七一建党纪念期间,不少基层组织、单位纷纷致电中共中央及党的领袖,表达对于党的庆祝之意、敬佩之情,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主张,这种纪念形式虽带有自发性质,但对于塑造中共中央及党的领袖的权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对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对于营造建党纪念的氛围,具有积极意义。1942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华北《新华日报》社员工致电中共中央,对于中共“领导中华民族解放斗争,二十一年如一日”表示钦佩,并誓言“团结在党中央旗帜之下”,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胜利。《纪念党二十一周年 华北新华日报社员工电党中央诸同志致敬》,《解放日报》1942年7月4日。1943年,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纪念之时,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致电毛泽东与朱德,“表示最衷心的崇敬和爱戴,并对民族解放事业之胜利,抱有巨大信念”。《抗大致电毛泽东同志朱总司令》,《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中共七大召开后,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24周年纪念,这类致敬电文更为集中。1945年7月1日,中共晋察冀分局直属机关全体党员,致电毛泽东与中央委员会,表示以毛泽东思想“改造我们自己,改造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保证党的路线的彻底实现和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的完全胜利”。《晋察冀华中分局直属各机关纪念“七一”》,《解放日报》1945年7月6日。与此同时,中共华中分局直属各机关举行纪念七一大会时,也致电毛泽东与新的中央委员会,指出中共“已经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有了强大的组织与坚强的力量”,“不仅替中国人民指出唯一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而且也创造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模型——敌后各解放区”,中共“已成为抗日的重心和建设新中国的决定力量”。《晋察冀华中分局直属各机关纪念“七一”》,《解放日报》1945年7月6日。1945年7月,广东区党委亦致电毛泽东及新的中央委员会,表示“迅速扩大华南敌后的人民军队,扩大解放区,提高人民的觉醒与团结,建立巩固的华南根据点,把目前被分割的解放区打成一片,以肩负起解放华南人民配合盟国驱逐日寇的责任”。《广东区党委纪念“七一”大会电毛主席及新中央致敬》,《解放日报》1945年8月5日。致敬电文尽管多属表态性质,但表达了基层组织、单位对于党的历史的认同、党的权威的认可、党的未来的信心,对于塑造党的形象,表征纪念活动效果,仍是不可缺少的。

新中国成立后,逢七一建党纪念,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仍向毛泽东、中共中央致电表示祝贺。1951年7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联合致电毛泽东、中共中央,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最可信赖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是“中国人民解放自己建设新中国的正确道路”,并表示参加统一战线的成员“经过学习进步,将永远追随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而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贺电》,《人民日报》1951年7月1日。贺电表明了中国的政党关系,表达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推崇。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成立逢十周年纪念,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仍向中共中央发来贺信。2011年6月30日,《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前仆后继、顽强拼搏,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开拓进取、励精图治,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而不懈奋斗、无私奉献,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1年7月1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业绩、地位的高度评价,是多党合作的重要基础。

5.发表纪念题词

针对纪念对象,因应各方纪念要求,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发表了大量题词。1938年7月7日,毛泽东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并献挽词:“抗战到底,浩气长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83页。1942年,毛泽东给《解放日报》三八纪念特刊题字:“深入群众,不尚空谈”。1950年5月,毛泽东为《北大周刊》纪念五四题词:“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149页。1957年8月1日,《解放军报》刊登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的题词:“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95页。类似的题词对于动员民众、鼓励民众具有积极作用。

三 行为纪念

中国共产党在发起、组织纪念活动的过程中,将纪念游行、纪念阅兵、生产活动作为纪念活动的重要形式。

1.纪念游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壮大声势、营造氛围,动员群众参与革命,三八纪念、五一纪念多采取游行的方式。1930年五一纪念之前,中央号召广大群众参加全国五一总示威,组织工人的政治罢工,与农民、士兵、贫民的斗争相配合。在中央部署下,全国主要中心城市及各苏维埃和游击战争区域,举行了集会、示威,至少有千万以上群众参加,“实现了五一运动与地方暴动的联系,开创了全中国空前未有的伟大的示威运动”。《全国五一运动总结》,《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页。这次五一示威,“与全世界的五一运动相呼应,成为世界革命浪潮中一支巨流”,且“提高了党在群众当中的威信,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全国五一运动总结》,《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第284、286页。但这次五一游行,带有一定冒进色彩。

新中国成立初期,五一纪念、国庆纪念沿用了游行的方式。1950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国庆纪念办法的规定》,要求“北京及各大行政区中心城市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示威。各省会及其他重要城市举行群众游行示威,各地驻军参加”。《中央关于国庆纪念办法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册,第116页。1956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六年国庆节纪念办法的通知》指出,10月1日,在北京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各省会和其他大城市举行群众游行。从1960年开始,五一劳动节纪念不再举行群众游行,国庆纪念群众游行延续至1970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庆纪念形式有所改变。1971年9月26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向群众解释当年不举行国庆游行的材料,决定当年国庆节不举行游行,也不放焰火,而改为各种形式的分散庆祝活动。

改革开放后的国庆纪念,仍保留了群众游行的纪念方式。2009年国庆60周年纪念时,由10万名各界群众代表、60辆彩车组成的36个群众游行方阵和6个行进式文艺表演队伍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中心区,给观众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2.纪念阅兵

1950—1959年,各兵种接受检阅是国庆纪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1950年的国庆阅兵由聂荣臻任总指挥,朱德总司令乘检阅车检阅部队后,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给全国武装部队和民兵的命令,号召全国武装部队和民兵进行充分准备,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为保卫我国神圣的领土、领海、领空而奋斗,为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世界和平而奋斗。随后进行武装部队的分列式检阅,步兵、炮兵、战车摩托化步兵、骑兵各兵种部队经主席台前由东向西行进,空军各种飞机在会场上空由东向西飞行受阅。“各兵种部队的严整阵容,给了参加典礼的人们以极大的兴奋。”《北京四十万人举行庆祝大会》,《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日。196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本着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改革国庆典礼制度,实行“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连续24年没有举行国庆阅兵。1981年,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国庆阅兵,并于1984年举行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大型国庆阅兵。1999年国庆50周年纪念阅兵,被称为中国军队的“世纪大阅兵”,江泽民乘车检阅部队,受阅兵种涵盖了陆海空三军、第二炮兵、武警部队等,受阅方队包括42个地面方队、10个空中方队。2009年国庆60周年纪念阅兵,胡锦涛乘车检阅部队,参加分列式的14个徒步方队、30个装备方队和12个空中梯队,依次接受检阅,这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建设发展的全方位检阅。

除国庆纪念举行阅兵外,201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也举行了阅兵。这次阅兵,共编50个方(梯)队。其中,徒步方队11个,抗战老同志乘车方队2个,装备方队27个,空中梯队10个,正式受阅约1.2万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十多个国家派方队或代表队参加阅兵。这次阅兵,既彰显了中国综合国力特别是国家武装力量的提升,也体现了中国对世界持久和平的追求与向往。

3.纪念与生产相结合

民主革命时期,五一劳动节纪念、三八妇女节纪念、七一建党纪念,往往结合生产进行,以实际行动表达纪念之情。如不少生产性单位通过开展生产竞赛活动来纪念建党,如此既能增加生产,又能活跃纪念气氛。1942年,八路军印刷厂为迎接七一,全体职工自动发起生产、学习、生活大竞赛,竞赛从5月18日开始,至6月底结束。5月16日召开全体职工大会,通过各方面的竞赛条例,并选出评委数人,以评定最后的竞赛结果。《迎接“七一”“七七”八路军印刷厂生产竞赛》,《解放日报》1942年5月26日。1946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5周年,太行区行署印刷厂工人开展生产竞赛,从6月23日至7月7日,“每人每天自动增加四小时义务工,作为献给共产党诞生的礼物”。《晋冀鲁豫各地热烈纪念“七一”》,《解放日报》1946年7月4日。

新中国成立后,五一劳动节纪念、三八妇女节纪念、七一建党纪念、国庆纪念,多蕴含激励生产的内容。比如,1953年国庆节纪念宣传的重点之一,就是动员工人、农民、经济部门、生产部门“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克服当前财政困难,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中央关于一九五三年国庆节纪念办法的通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第3册,第574页。纪念成为激发生产热情、促进生产发展的力量。

四 艺术纪念

艺术纪念既能丰富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也能营造纪念氛围,寓教于乐,达到纪念活动所要实现的目标。民主革命时期的建党纪念活动,充分运用了艺术纪念形式。1938年,延安各界为纪念中共成立17周年,在纪念周安排了内容丰富的文娱活动,包括提灯晚会、演戏、体育比赛等。《抗战一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延安各界筹备举行纪念周》,《新中华报》1938年6月15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为纪念中共成立20周年发出通知,明确要求“各单位单独或并合数单位举行娱乐晚会”。《中共西北局通知》,《解放日报》1941年6月27日。事实上,文娱活动已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建党纪念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解放战争时期的建党纪念,同样引入了文娱活动。1946年7月,为纪念中共成立25周年,太行区长治市由三个大剧团联合演戏庆祝。《晋冀鲁豫各地热烈纪念“七一”》,《解放日报》1946年7月4日。1946年7月1日,中央印刷厂为纪念七一,特放假一天,除会餐外,还举行了象棋、乒乓球、篮球比赛。《中印厂纪念“七一”》,《解放日报》1946年7月4日。1949年,北平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结束后,又举行了娱乐晚会,焰火表演首次进入中共建党纪念活动的现场。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会演在纪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庆祝建国十周年的通知》提出:“文化部门除积极准备一批优秀节目和作品,在国庆节前后演出或展出外,还应当适当地组织各种群众文化娱乐活动,让群众热烈地、欢欣鼓舞地度过国庆节。”《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庆祝建国十周年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966)》第32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2页。据此,国庆十周年纪念时,文化部举办了“国产新片展览月”,《回民支队》《林则徐》《林家铺子》《五朵金花》等17部新故事片参加展览。这一年是中国电影的丰收年,无论是电影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达到了一定高度。周恩来亲自领导国庆献礼片创作,展览后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各大剧组。崔斌箴:《国庆献礼片〈回民支队〉拍摄前后》,《百年潮》2009年第3期,第72页。1964年国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上演。10月6日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庆祝国庆15周年举办的晚会,同周恩来、彭真、贺龙、柯庆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驻京陆海空军、人民公安部队官兵8000多人一起观看了《东方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415页。

改革开放后,围绕重大纪念创作了大量艺术作品,电影《建国大业》、电影《建党伟业》、49集电视剧《毛泽东》、48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都是为纪念而创作。为纪念而举办文艺晚会,也是常用的纪念形式。如2016年10月19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永远的长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与首都3000多名群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回望长征的光辉岁月。艺术纪念通过艺术的方式强化了历史记忆,促进了艺术事业的发展和文化产业的繁荣。

五 符号纪念

历史记忆的保存需要借助符号、纪念设施,符号、纪念设施支撑历史记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纪念活动的过程中,修建纪念设施,制作纪念符号,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

1.修建纪念设施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力有限,物质短缺,资源紧张。为保证将有限的资源用于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于纪念建筑物的修建进行了严格控制。1950年,沈阳市人民政府提出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明确表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但对于其“修建开国纪念塔”之议,则认为“是可以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143页。1954年,中央通知各地杜绝滥修纪念碑、纪念馆等现象。1963年,国务院批转内务部《关于烈士纪念建筑物修建和管理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严格控制修建烈士纪念建筑物。1964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后修建纪念建筑物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强调:“今后,各地除非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准新建和扩建纪念个人的建筑物,包括纪念碑、纪念馆、纪念亭、纪念塑像,等等,更不准拨地建设烈士陵园,等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今后修建纪念建筑物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966)》第47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9页。1965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停建纪念建筑物的通知》再次申明:“关于战争中各次大战役的纪念馆,已建成的不再扩建,未建的一律不建,已下马的一律不再上马,这些未建和停建的纪念馆已经收集的文物,可以分别送交中央革命博物馆或军事博物馆处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停建纪念建筑物的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966)》第49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5页。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增强,为表达对纪念对象的尊敬、缅怀之情,在举行纪念的过程中,修建了纪念馆、纪念碑、纪念园。如纪念辛亥革命的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广州辛亥革命纪念馆,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南湖革命纪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西柏坡革命纪念馆、辽沈战役纪念馆等,纪念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等。为纪念中共领袖人物,或在其诞生地,或在其工作过的地方,修建了规模不等、各具特色的纪念馆。如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宁乡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仪陇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广安邓小平纪念馆等。为纪念毛泽东逝世,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了毛泽东纪念堂。纪念碑是纪念历史人物或事件常见的空间形式,如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淮海战役烈士纪念碑、平津战役胜利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抗美援朝纪念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等。2014年9月1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发出通知,公布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以保护抗战纪念设施和遗址,使历史记忆成为永恒。

2.制作纪念符号

适应纪念活动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制颁了各种图像符号。将纪念对象嵌入货币、邮票,或制作成像章、像片、画册,形成了系列图像符号。如在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发行了印有马克思和列宁像的纸币。在壹圆纸币的正中印有马克思头像,下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8个字呈弧形排列;壹串纸币的正中是列宁头像,上端“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字样呈弧形横排。

在举行纪念活动过程中,依据纪念对象特点,发行了各种纪念邮票。1949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发行了印有毛泽东头像的纪念邮票。1952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二周年之时,发行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二周年纪念”邮票。1953年5月20日,为纪念马克思诞生135周年,邮电部发行“马克思诞生一三五周年纪念”邮票,全套2枚。1957年8月10日,正值庆祝八一建军节之际,邮电部发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邮票。这套邮票由于采用少见的大型票幅和雕刻版印刷,立体感强,气势恢宏,真实地再现了人民军队从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东渡黄河抗击日寇到解放南京、推翻南京国民政府这段辉煌的战斗历程。原稿均是油画,以雕刻版印制后,别具一格。1961年建党40周年纪念时,邮电部发行全套5枚纪念邮票,图案内容分别为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南昌八一大楼、中央大礼堂(瑞金)、延安宝塔山、北京天安门;1971年建党50周年纪念时,邮电部又发行全套9枚纪念邮票,第一到第六枚的图案内容分别为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革命摇篮井冈山、遵义会议会址、革命圣地延安、首都天安门,第七至九枚为“奋勇前进”的连票。纪念符号具有独特的感召力和感染力,一经制颁,传播甚为广泛,影响至为深远,成为符号体系的组成部分。

此外,举办纪念展览、出版墙报壁报、散发纪念传单,也是纪念活动中运用甚广的形式。近年来,网上纪念开始流行,为举行纪念活动增添了新的载体。

各种纪念方式有其独特的功能,中国共产党在举行纪念活动时,往往会议纪念、文本纪念、行为纪念、艺术纪念、符号纪念同时并用,以求最佳纪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