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社会政治

当代阿拉伯文化发展滞后的背景及影响

黄民兴

内容提要 二战后，一系列因素阻碍了阿拉伯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主要的内部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发展迟缓；国家政策层面的问题；传统历史观的影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社会不同阶层之间严重的认识分歧。主要外部因素包括：二战后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世界奉行的政策；冷战结束后西方对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攻势；当代西方文化对阿拉伯世界的强力渗透；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阿拉伯世界的有识之士也开始采取行动。首先，主张阿拉伯世界努力加入全球化；其次，向世界宣传伊斯兰教的真谛，批驳极端分子和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的歪曲；再次，积极向世界宣传阿拉伯文化；最后，以文化行动反击西方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歪曲。

关键词 阿拉伯 文化 中东

阿拉伯人在中古时期曾经创造了世人难以企及的文化辉煌。中古时期过后，阿拉伯地区经受了长期的外族统治，文化创造力受到严重破坏，其影响延续至今。二战后，阿拉伯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确实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经历了重大的文化变迁，这表现在政治、法律、文学、艺术、教育、大众传媒、通俗文化、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涌现出像纳吉布·马哈福兹等一批文化巨星，以往比较落后的海湾国家出现了迅速追赶的势头。但是毋庸置疑，阿拉伯世界整体上在文化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正如笔者主编的《阿拉伯文化》中提到的成人识字率那样。2002年12月，路透社援引联合国发表的一份阿拉伯发展报告描绘了阿拉伯世界的文化现状：文盲率居高不下，而识字者中许多人只读宗教经书，很少涉猎其他作品。而且，文字作品严重短缺，市场的很大一部分仅由宗教书籍和创造性内容有限的教育出版物构成。社会上不太鼓励人们阅读，尤其是阅读小说。纳吉布·马哈福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0多年后，埃及仍然没有多少人读他的小说或其他阿拉伯小说。阿拉伯地区的媒体几乎不承认阿拉伯小说的存在。埃及电视节目中没有讨论文学的节目，也没有畅销书排行榜。这一事实反映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拉伯社会形成了一个不利于文学和艺术作品产出的环境，而审查制度使诸多书籍和电影只能在海外出版和放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有一系列因素阻碍了阿拉伯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其中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主要的内部因素有如下五点。

第一，社会经济发展迟缓。埃及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世纪初，埃及、土耳其和伊朗三个中东大国的人口、经济实力和对外经济联系大体相当，而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总督后，埃及的各项事业加速发展。1925年，埃及在外贸进口、汽车数量、水泥产量和学生人数等指标上均超过土耳其和伊朗，仅铁路长度落后土耳其。但到1972年石油涨价前，埃及仅在铁路长度、水泥产量、棉花产量和学生人数方面超过伊朗，而其他指标均大大落后土耳其和伊朗，如人均GNP仅有伊朗的50%、土耳其的65%，人均钢产量只有伊朗的50.8%、土耳其的54.5%。今天，同为非产油国的土耳其已跻身20国集团，而埃及无缘加入（当然，沙特是该集团成员），尽管后者也属于新兴经济体，是“新钻11国”成员。至于阿拉伯产油国，它们的经济增长固然较快，但其经济结构面临一系列问题。20世纪90年代，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增长率为世界最低，中东人均GDP的年增长率竟为-0.3%。阿拉伯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产业结构转变缓慢，文盲比例高，贫富分化严重，人口增长快，失业率高，经济国际化和集团化水平较低，原料在一些国家外贸出口中继续占据重要地位，吸收外资少，接受外援和财政赤字较多，信息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较低等。关于经济发展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存在争议，但在阿拉伯世界，经济发展滞后和社会矛盾丛生，无疑是极端势力兴起的重要背景。

第二，国家政策层面的问题。在一些阿拉伯国家，由于文化、政体、经济上的种种原因，政府对文化的发展限制较多，不利于文化的健康发展。另外，阿拉伯国家的民众普遍认为，一些国家的统治者不是把精力放在建设和发展国家、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而是放在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政权上。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明确的战略、法律、方针，民主、法制很不健全，文化生活不正常，国家对文化事业的关心、财政支持和规划十分有限。

第三，传统历史观的影响。现当代许多阿拉伯知识分子都意识到，阿拉伯文化具有明显的“尊古”特征。有人认为：“阿拉伯民族受过去的影响甚于世界上任何民族。在阿拉伯世界，过去的权威不仅表现为它是代表民族特性的基本准则，而且还以尚方宝剑的形式粗暴地强加于人……人们膜拜过去，把过去视为未来的最佳典范。”另有人以康德的名言“死人在坟墓里控制活人”来形容现代阿拉伯思想界的状况，指出“在阿拉伯伊斯兰思想领域，因袭前人的思想仍然排斥理性思维，仿效依然阻碍着创新，古旧依然在同现代搏斗”。总之，阿拉伯文化领域存在着某些“颂扬过去，鄙视现在，畏惧将来”的因素。而且，这种恋古、复古的保守思想在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六·五”战争挫败以后，在民众及知识界逐渐占据上风，直到今天仍影响很大。

第四，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在阿拉伯人的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就是伊斯兰教，它既是一种宗教，也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体系，它对广大穆斯林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世界穆斯林学者联盟主席尤苏夫·盖尔达维教授认为，“敬主爱人，追求和平，公正宽容，守正不偏，是伊斯兰哲学的基本价值观，也是伊斯兰文化的优良传统”。然而，不少阿拉伯人未能从整体上把握伊斯兰教的精髓，他们忽视了《古兰经》降示的历史、地理与文化背景，对其理解颇多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之处，并且还往往唯我独尊，对其他文化缺乏客观认识。这是导致他们产生偏激思想的重要原因。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新闻》的主编图尔基·阿尔叙戴利这样评论道：“我们的教育体系不培养人们对其他信仰的宽容心，更不用提对其他伊斯兰教派思想追随者的容忍了。这种做法需要有所改变。”

第五，社会不同阶层之间严重的认识分歧。对阿拉伯文化的态度，以及关于阿拉伯文化目前的状况、问题及其症结的认知，不同的阶层之间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表现在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和宗教精英、文化精英与宗教精英、文化精英与普通民众、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以及不同集团的内部。在个别情况下，这种分歧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并从认识分歧扩展到政治分歧和暴力冲突。事实上，这已经超出了文化多元化的范围，它不仅是文化分歧，同时也是阿拉伯国家社会经济矛盾、政治矛盾和国际形势在文化层面的反映。

阻碍阿拉伯文化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有如下四点。

第一，二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世界奉行的政策。从近代以来，阿拉伯地区有许多知识分子主张向西方学习，推进国家的现代化改革。尽管英法在一战后对奥斯曼帝国的西亚阿拉伯领地进行了殖民统治，但阿拉伯人仍然对美国抱有好感。然而，二战后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西方世界支持下的以色列的建立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出现，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激起了阿拉伯人日益强烈的不满，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后和平进程的停滞更加深了这种挫折感。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更将伊斯兰文明列为西方的主要敌人，随之而来的“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阿拉伯人对美国的敌视达到顶点。“9·11”事件一周年之际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对美国的憎恨，以及认为布什政府牺牲巴勒斯坦的利益而无保留地支持以色列的想法，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达到空前的程度。而且与地区以往的反美浪潮不同，目前的憎恨渗透社会各个层面，尤其是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这种憎恨情绪在客观上妨碍了人们冷静、理性地看待西方，导致不少民众怀疑乃至排斥西方的思想及价值观。而极端分子也用支持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大帽子来打击主张进行改革的少数开明人士。

第二，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攻势。在西方，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由西方政治家、学者和传媒共同构建的针对东方的西方强权语境，即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它主观武断地为世界给定了一个作为西方之“他者”的、被扭曲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形象。在电影界，美国阿拉伯问题专家杰克·夏欣在研究中发现，从1896到2000年拍摄的1000多部涉及阿拉伯题材的美国影片中，只有12部呈现出阿拉伯人正面、健康的形象，而其余影片中的阿拉伯人全部被描绘成“坏人”、“拜金主义者”或“超级恐怖分子”（取代了苏联的“邪恶势力”）。另外，一些当代阿拉伯文学作品在西方受到大力追捧，而这些主要集中在有争议的作家或遭查禁作品，后者描绘的是阿拉伯社会的愚昧落后、野蛮荒诞，从而反映了欧美文化市场对第三世界文学/文化进行选择性引进的单一性消费倾向。

在冷战结束以后，除了“文明冲突论”之外，美国学者福山还提出了所谓“历史终结论”。尽管这一理论针对的直接对象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但其所宣称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的观点，无疑表现出限定世界其他地区发展方向的意图。“9 ·11”事件之后，西方正式展开针对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攻势。有学者认为，西方在不断解构、碎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同，使中东穆斯林最终成为文化上的“流离失所”者。尤其在臆造“假想敌”的利益驱动下，西方媒体非但没有积极致力于不同文明间的沟通和了解，反而助长了无知和偏见，特别缺乏对异质文明及其信仰的体认与尊重，竭力歪曲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和平本质，甚至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渲染为暴政和暴力当道的恐怖泥潭。可以说，西方媒体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身份的解构与重建，既误导了国际社会对后者的身份认同，又干扰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自我定位；既挫伤了阿拉伯—伊斯兰民众心智的创造力，又进一步恶化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与国际社会沟通的交流渠道；既模糊了西方现代文明外围的民族文化身份，又加剧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内在的身份冲突，从而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身份面临严重危机。

第三，当代西方文化对阿拉伯世界的强力渗透。西方文化的渗透是全方位的，包括思想观念、艺术、通俗文化、服饰饮食等诸多方面。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推动阿拉伯地区文化变革方面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价值体系迥然有别的西方文化借助西方强势的政治、经济力量和国际关系架构，向近在咫尺的阿拉伯世界持续而大规模地传播，势必对当地的本土文化造成破坏性、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影响。例如，在民族电影业最为发达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好莱坞大片主宰了电影院，使本国电影难以立足。一些本土导演拍摄的影片曾在国际电影节放映并在欧洲公映，但它们在埃及的放映期却很短。同时，这一状况也有主观原因，当代阿拉伯著名思想家宰克·纳吉布·麦哈穆德认为，阿拉伯国家盲目引进西方文化，不考虑它是否适应本民族的特质和现实生活。他指出：“我们正面临考验，自20世纪80年代初，面对古老的阿拉伯文化和舶来的西方文化，我们就处在犹豫不定的状态中。”

第四，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国家主权的让渡日益明显，文化的相互影响不断加强，由此而来的负面作用也迅速显现。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落伍，使本地区的许多知识分子对全球化充满畏惧，对全球化的评价相当负面，从而对阿拉伯社会、文化与世界的交融产生疑问。他们认为，“阿拉伯世界的一切不平等现象，国家和民族的一切挫折和失败，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道德沦丧都是世俗化和西方思想、文化腐蚀的结果”。

从近代以来，阿拉伯人就一直在思考国家与民族、宗教的命运，在探索不同的救国救民之路。他们在政治上尝试了现代主义、改革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伊斯兰主义，在哲学上尝试了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存在主义，在文学艺术上尝试了西方现代派的种种流派，经历了成功、曲折和反复。可以说，当前阿拉伯世界面临的困难正是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必经的社会和文化阵痛的典型表现，是近代以来中东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矛盾的延续。

今天，面对变幻莫测的国内外形势，阿拉伯世界的有识之士再次开展辩论，并且政府和民间达成了一定共识，开始采取某种行动。首先，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阿拉伯世界必须在思想上进一步开放，加入而不是拒绝全球化。许多知识分子疾呼，观念与心态的落伍是社会落后的主要原因，现在该是深刻反思、革故鼎新的时候了，阿拉伯民族迫切需要在已有的思想文化土壤上，建设合理、健康、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文化。他们的呼吁虽远未形成全民共识，但已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2009年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的建成是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改革决心的体现，该校成为沙特第一所允许男女生同堂上课、就餐的大学，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主张向世界宣传伊斯兰教的真谛，批驳极端分子和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教的歪曲。在这方面，世界穆斯林学者联盟主席、卡塔尔大学尤苏夫·盖尔达维教授倡导的中间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后者正在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主流话语。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也积极参与中间主义的宣传，例如沙特阿拉伯近年来成立的苏尔坦王储基金会（设于沙特国王大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宣传中间主义。

再次，积极向世界宣传阿拉伯文化。2001年11月，举行了阿拉伯文化人的思想大会，会上探讨了国际局势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同西方文明的关系，与会者提出了许多建议，如在大学和学术机构投资设立基金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历史和现状，呼吁重视阿拉伯文化中心，支持阿拉伯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一些阿拉伯国家、主要是海湾国家积极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学的中东学术机构提供研究经费。此外，中阿合作论坛的建立也为扩大阿拉伯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促进双方交流创造了机会。

最后，以文化行动反击西方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歪曲，夺取话语权。这方面以半岛电视台最为突出，而阿拉伯世界的其他电视台也紧随其后。在伊拉克战争中，以半岛电视台为代表的12家阿拉伯卫星电视频道加入了与西方同行竞争的行列。它们以阿拉伯世界的视点报道战争，广受欢迎。其中，阿联酋的阿布扎比电视台大出风头，约有120家国际媒体播放了该台记者拍摄的空袭画面，许多西方大牌媒体如CNN、福克斯、BBC等也清一色采用了该台的画面，阿布扎比电视台由此一夜红遍世界。阿联酋的另一家媒体阿拉伯人电视台也在伊战报道中表现抢眼。2002年6月，在开罗召开的阿拉伯新闻部长委员会呼吁阿拉伯媒体集中力量，共同应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会议决定斥资2250万美元发起媒体大战，以抨击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并资助其在欧洲或美国建立一座阿拉伯人的“媒体观测站”，以及筹办阿拉伯各国公共和私营卫星电视频道的英语和希伯来语节目。

阿拉伯电影人也积极做出回应，他们拍摄自己的电影，努力向全世界展示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人真实的生活状态。在2004年第一届迪拜电影节中，展出的75部阿拉伯影片真实地折射出阿拉伯世界的现状——既有恐怖主义和战后的创伤，也有爱情、欢笑和对于社会解放的渴望。2006年，在曾被西方电影垄断的开罗电影节上，18部参展新作中有3部是埃及本国电影，同时，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家也有影片参展。同年，在贝鲁特电影节上，20多部描写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解放的故事片和纪录片横空出世，它们意味着阿拉伯电影第一次冲破了西方强大话语权力的束缚，将那些曾经被西方禁止讲述的历史事实，原汁原味地展现在观众面前。2006年，一部名为《天堂此时》的巴勒斯坦影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这一消息在西方电影界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影片编导哈尼·艾布·艾斯阿德虽然将镜头对准了巴勒斯坦人的“人体炸弹”，但影片叙事的重点则是对人性的思考，试图深刻挖掘“人体炸弹”背后作为个体所承受的痛苦与悲凉，从而阐明“恐怖主义”的根源。

因此，今天的阿拉伯文化人努力在困难中振作、思考、工作，致力满足社会和国家的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这一条道路艰难而漫长，但阿拉伯人的前途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已故著名叙利亚作家萨阿德拉·瓦努斯道出了这个苦难倔强民族之心声：“我们注定要怀有希望，今天的一切不可能是历史的终结。”

[责任编辑：李福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