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家庭消费支出变化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关联

詹满色

台湾海洋大学应用经济研究所

胡名雯

淡江大学产业经济系

1 研究动机及目的

根据台湾能源年报的资料显示，若以部门分类，台湾能源的消费量自家庭部门产生的历年来呈现递增的趋势。以年消费量来看，在1983年大约为3446千公秉油当量（占总能源消费量的11.1%），上升至2013年的12280千公秉油当量（约占总能源消费量的10.7%）。此数值显示在近30年间台湾家庭单位年能源消费量，虽然占总能源消费量的比例变化不大，但量却增长了约3.56倍。家庭能源消费量的增加可能起因于台湾的家计单位消费更多的能源来追求更方便的生活形态，但也因而造成对整体环境健康的损害。

文献上以这类思维撰写出来的文章如Vringer和Blok研究荷兰的家户单位直接及间接的能源需求, Hayami等则应用日本的投入产出表并产出消费财的CO2排放表。Lenzen使用澳大利亚的投入产出表分析该国家庭消费所造成的环境账及二氧化碳排放量。Munksgaard等与Wier等和Shi-nozaki等则用同样的方法分别估算丹麦及日本家庭单位的环境账。Druckman和Jackson使用跨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探讨英国家庭消费支出与碳排量之关系，研究结果发现，1994～2004年的碳排量增加15%, 1990年初英国曾发生由煤炭转为使用天然气造成家庭支出与碳排量之间脱钩的现象，估计结果显示在支出分类间碳排量最高与最低的分类相差了64%，尤其在休闲娱乐方面占家庭碳排量超过1/4，结论为扩张性的家庭生活方式为碳排量增加的显著因子。2010年Washizu和Nakano的文章曾指出，日本在过去40年间家计单位的能源消耗增加了5.1倍，主要原因来自人们追求更方便的生活以及更舒适的居住环境，其使用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家庭消费行为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并探讨人们消耗能源的增加是否能带来相同幅度的效用增加，其结论指出家庭消费行为的改变对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当外食费价格下降，外食费的增加有助于碳排量减少而降低环境负担；当娱乐费价格下降，娱乐的增加致使碳排量增加而加重环境负担。

1997年，联合国成员国签署的《京都议定书》，其主要目的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以保证生态系统的平稳适应、食物的安全生产和经济的永续发展。过去为因应极端气候或因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造成的温室效应及气候暖化，各国均有减少碳排量的措施，如限制厂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量、对能源价格征收碳排税等，而厂商为实施减少碳排量而增加生产成本或使用的能源价格提升之下，造成一般家庭面临生活成本提高的问题，例如：食品价格及能源价格的上升造成食品费及水电费的支出增加，进而影响家庭的消费水平。碳排量减少的议题不仅为当代学者、厂商或各国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也是一般家庭消费无法忽略的问题。联合国也在2002年提出了“永续消费”（sustainable consumption）的观念，并量化家庭消费活动的环境负荷，因此，谈永续发展，除了一直被重视的永续生产外，永续消费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

由以上分析可知，家庭消费结构的改变可能影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多寡，基此，本研究将联结家庭环境账投入产出表产生的碳排量系数表的结果与家庭消费需求函数，以分析台湾家庭消费结构或价格的变化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本文的资料为台湾家庭收支调查历年原始资料，以AIDS需求模型估计各家庭消费品的价格及支出弹性，最后为估算当各消费品的价格产生变动时，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减变化的影响大小。

2 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资料来源为台湾行政主管部门所办的台湾地区家庭收支调查资料，使用1999年至2012年之家户资料源文件，去除消费资料遗漏者共171614笔资料，利用统计软件SAS 9.3将资料合并后进行分析。

台湾家庭收支调查之目的在于了解台湾各地区、各职业及所得阶层的家庭之收入支出状况，调查项目包括家庭户口组成、家庭设备及住宅概况、经常性收支（收入、非消费支出与消费支出），以作为学界研究所得、估计民间消费支出及作为编算消费者物价指数权数之依据，更是政府机关制定各项福利政策之依据。其消费支出分为食品饮料、烟酒槟榔、衣着鞋袜、住宅服务、家具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休闲、教育、餐厅旅馆及杂项消费等12类，本研究合并支出为：在家用餐、外食费、衣着类、家具、水电能源、居住类、交通通信、医疗、教育、娱乐及其他等项。

另外，由Deaton和Muellbauer利用支出函数推导出的需求函数，称为AIDS需求体系。

其中，价格指数为非线性，但Deaton和Muellbauer认为可以Stone价格指数代替，且根据Anderson和Blundell以概数函数值检定线性近似替代影响的结果甚微。

日本地处东亚，除与台湾位置相近之外，在经济、生活习惯上也有类似之处，本文引用Nakano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计算日本家庭消费行为与各项支出项目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经汇率转换后得到以每千元新台币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公斤）排放系数。并利用前述之价格及交叉弹性所计算的支出变动，乘上二氧化碳排放量系数即可得到价格变动所造成的碳排放量变动。

3 资料分析

首先从消费者物价指数观察，1999～2012年各支出项目中，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幅度最大的为医疗类，年平均增长率为2.26%，其次为在家用餐，年平均增长率为2.12%，接着为水电能源，年平均增长率为2.01%，外食费、交通通信及衣着类也分别上涨1.36%、0.93%及0.76%，除了家具年平均增长率为－0.07%以外，其他支出项目的物价皆为上涨，总指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07%。由此可知，近10年来物价上涨部分主要来自食品类、水电能源、交通通信及衣着类。就消费份额而言，消费份额为增加的有外食费、水电能源、家具、交通通信及医疗等支出项目，减少的有在家用餐、衣着类、居住类、教育、娱乐及其他等支出项目。其中，在全体家庭消费份额增加最多的前三项依序为医疗3%、外食费2.76%及交通通信2.46%，减少最多的前三项依序为居住类2.77%、在家用餐2.06%及娱乐1.4%。

就消费支出来看，表1第一栏显示1999～2012年台湾家庭单位各消费财的平均消费支出，其中以居住类最多，平均约占家庭消费支出的21.8%，其次为在家用餐（15.6%），医疗（12.88%）及交通通信（12.51%）。

另外，就家庭消费支出的碳排量系数，如前述，由于台湾目前已知的相关研究及资料阙如，本文考虑台湾人的消费习惯与日本人相似，因此为补足这部分资料的遗缺，本文以Nakano（2005）日本的碳排量系数转换估算而得，即如表1第二栏碳排量系数显示每千元台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公斤数，其结果显示，平均而言，每千元消费支出中，以水电能源的碳排量最高，其次为交通通信，碳排量系数较低的为居住类及教育等。

最后利用1999～2012年各项消费支出与碳排量系数的关系，可估算台湾家庭单位各类消费财之年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如表1第三栏所示。结果显示台湾家庭单位年消费支出的平均碳排量为6079.15公斤，其中以水电能源及交通通信所占比例最高，两者合计占一半以上。在家用餐及外食费的碳排量约占总碳排量的19.22%。消费支出最高的居住类，其碳排量反而最低。

4 实证结果与结论

根据AIDS需求体系弹性估计结果显示，当食品价格上升时，家庭在家用餐次数会减少，而外食的消费量会增加。在衣着类、家具、水电能源及居住类等支出项目之估计弹性结果显示皆为正常品，透过弹性分析可以观察到：家庭消费支出增加时，用于水电能源消费的增加比例较低，其次为衣着类，再次为居住类，最高为家具。在价格变动部分，当价格上升时，消费减少之比例最高者为家具，其次为水电能源，再次为居住类，最低为衣着类。家庭消费支出增加时，家具类占增加的支出比例较高，但当家具价格上升时，其消费比例却下降最多；另外衣着类较不受支出增加与价格变动之影响。交通通信及教育的弹性结果则显示皆为正常财，即当家庭消费支出增加1%时，交通通信及教育的需求增加的比例大于1%，当价格上升1%时，对于交通通信及教育的需求略少于1%。医疗保健及娱乐部分，当家庭消费支出增加1%时，医疗保健及娱乐消费的增加略大于1%，当价格上升1%时，对医疗保健增加的需求略为增加，但是娱乐需求部分呈现增加，说明娱乐对于台湾家庭而言为奢侈品。最后其他支出项目（主要包含：个人用品、金融服务、婚生喜庆丧祭费及社会保障等消费支出）的弹性估计结果显示，当消费支出增加1%时，对其他项目的消费会增加16.6%，当价格上升1%时，其他项目的消费会减少1.84%。

整体而言，消费量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存在正向关系，消费量越大，二氧化碳排放量越高。但从消费经济理论得知，当预算固定时，消费产品间具有互补与替代的关系，且当一产品的价格提高时，其自身消费量下降，消费体系内之其他消费财若具有替代关系，则该替代产品的消费量将增加，互补产品的的消费量亦将下降。一增一减间，对整体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减则视产品间的交叉弹性而定。

表2为价格变动对各项消费支出费之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大小，整体而言，当所有11项消费品价格均上升10%时，与原来平均的总碳排量比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下降4.73%。我们针对表2中在家用餐、外食费及水电能源消费等价格变动与碳排量的关系的估算结果分析如下。

当在家用餐价格上涨时，碳排量增加量较多之前三项依序为在家用餐、娱乐及居住类，减少量较多之前三项则依序为交通通信、水电能源及医疗；显示出当在家用餐价格上升时，在家用餐、娱乐及居住类的支出增加，造成这三项的碳排放增加量较其他项目明显，而交通通信、水电能源及医疗的支出减少造成其碳排放量减少，整体上来看，在家用餐的价格上升所造成的净碳排量为负。

若当外食费价格上涨时，全体家庭碳排量增加的前三项依序为交通通信、水电能源及外食费，碳排量减少的前三项为娱乐、医疗及居住类；交通通信及外食费的碳排量增加主要来自支出的增加幅度大于其他项目，水电能源的部分主要为单位碳排量较高造成碳排量增加较多，娱乐、医疗及居住类的碳排量减少主要来自支出减少，尤其在居住类方面的支出减少最多，娱乐支出次之；整体而言，在外食费价格上升后造成净碳排量为增加的情形。

当水电能源价格上涨时，全体家庭碳排量增加的前三项依序为交通通信、外食费及医疗，碳排量减少的前三项为水电能源、在家用餐及教育；整体上来看，水电能源的价格上升所造成的净碳排量为负。

最后，以上分析仅以平均家庭的基准估算而得的结果，但由于不同特征家庭存在不同的家庭消费支出，如夫妻双人家庭与三代同堂家庭消费形态可能有差异，因此消费价格上涨引起的碳排量变化，对不同家庭之间将存在增减不一的现象，这部分也是值得分析的一部分。